改革开放30年佛教进入新阶段
作者：周芳文 来源：《宗教周刊》 更新时间：2009年03月27日
改革开放30年佛教进入新阶段
——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
□ 周芳文/图
记者：由于种种原因，1949年后，我国宗教有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宗教事业逐渐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在这个时候召开，有何重大意义？
学诚：有人老拿我国宗教跟西方宗教比较，其实它们在历经的时间和发展道路上都完全不一样。西方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历史上都历经多次宗教改革，发展至今，可以说已与西方现代生活紧密相关，基本符合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但我国的宗教就不一样。我国现有宗教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与外来宗教的一种融合，发展时间短，环境变化多，这是我国宗教发展的最大特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宗教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世界佛教论坛的召开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对于中国宗教而言，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日益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落实的30年，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日益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的30年，是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日益得到全面保护的30年，同时也是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肯定、鼓励和支持的30年。因此这30年也是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心情舒畅、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作出应有贡献的30年。
记者：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是一步步完善和发展的，您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对宗教界的前行有何推动作用？
学诚：改革开放后，对于我们宗教界来说，有3件大事是值得我们庆贺的，3件大事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次都标志着党中央对我们宗教界的肯定和宗教事业的飞跃性认识。首先是上世纪80年代。1982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标志，它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党的宗教理论和宗教政策。
第二阶段则是上世纪90年代。1993年11月7日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把党的宗教政策概括为3句话：“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积极响应号召，纷纷从各自的宗教教义出发阐释爱国爱教、服务社会的宗教伦理主张。
第三阶段就是新世纪。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党的宗教理论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要求全党：“认真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这一决策是对“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内在继承和重大发展，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凝聚了包括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日益成熟的政治智慧。
记者：作为一个佛家弟子，您怎么理解中国佛教精神？
学诚：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上溯到三皇五帝，他们以德行感召天下，为民众建立福祉，可谓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源头。及至周文王、周武王遵行大道，周公辅以礼乐，开创了悠久的礼乐文明。之后璀璨的礼乐文化集大成于孔子，开演出广博深邃的仁爱学说。深厚的仁爱体验辅以“上善若水”的老子智慧，中华文化变得更加丰满。
佛教于东汉年间自印度正式传人我国，与本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之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康有为认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简明地概括了佛教的基本特点。佛教的智，可通达宇宙人生一切真相；佛教的善，可给予一切众生究竟安乐。由此可知，佛教自然是入世的宗教，否则何以度化众生，令之得智慧，令之得安乐？著名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朱光潜说：“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唐朝贤首大师在《华严经探玄记》中说：“初，大智离过，不住生死；次，大悲摄生，不住涅槃。”(卷第二)这是大乘菩萨以出世情怀做入世事业的心智境界。
同时，佛教倡导上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下济三途苦(地狱苦、饿鬼苦、畜生苦)，倡行慈悲不舍众生、智慧不拘一法，即所谓“普度众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慈善的精神和教义能与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任何民族的任何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相协调、相彰显，具有亘古常新的普世价值。
记者：中国佛教精神和中国佛教文化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中有何价值？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中有何体现？
学诚：佛教是一种以信仰为根本、以解脱为目的、以教育为中心、以文化为纽带的宗教。一方面，中国佛教文化的沟通与交流，给人类留下了伟大的文化遗产。佛教建筑、雕塑、铸造、绘画、音乐、印刷、戏剧、诗歌、小说等文化与艺术方面的创造，对中国文化影响既深且广。另一方面，中国佛教秉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根本精神，以慈悲、智慧、平等、圆融作为始终不变的主题，源远流长地影响着后世的人们。
宋儒张载提倡大心之说，在《西铭》中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整个人类都视为自己的同胞，把世界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说，大人者即“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宋明理学直接承继先秦儒学和西汉经学，构成了中华文明和谐哲学的新高度。
老子早就领悟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说一个认识了宇宙真理和生命智慧的个体或民族就必然会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会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会圆融周遍；圆融周遍才能合符自然；合符自然才算合于道，合于道才能久远广大，始终无有危险。
从容冷静地回顾和审视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佛教文化，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慈善精神和教义在新时代、新文化中仍然是适用的、有价值的。江泽民于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说过：“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吸取了我国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哲学、医学当中的不少优秀成分，可以研究和发掘其中的精华。”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中，将从主题 “和谐世界众缘和合”到论坛议题佛教的传播与民族性、佛教思想与企业的和谐发展、佛教与科学等方面进行交流，加上配套活动，如佛教文物、书画、工艺品、陶瓷、摄影等5个文化展览，可以说处处都体现着我国佛教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