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讲义》读后

作者：湛如 来源： 更新时间：2013年01月17日

　　本世纪以来，国内关于印度学的研究可谓代不乏人，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许地山先生、向达先生率先开印度学研究之先河，奠定了印度学在国内研究的基础。此后季羡林先生、金克木先生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硕果迭出。文革后，黄心川先生、巫白慧先生、蒋忠新先生、王邦维先生等人已成为国内印度学研究的中流砥柱。不难看出学术界对印度学研究的关注，而佛教界对印度学，特别是佛陀以前的印度文化讨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传印法师的《印度学讲义》的出版，可以说是印度学研究的又一可喜的收获。

　　众所周知，文革后佛教界的研究状况是在逐渐恢复中展开的。以佛学院为个体单位，承担了劫后复兴的人才培养之重任。佛学院的课程设置与讲授，往往很容易激发学生对某一专业选择的兴趣。《印度学讲义》是作者从事授课所编写的讲稿，在计算机尚未兴起的时代，用蜡纸刻板印制分发给学生。在没有正式进入书评之前，先对本书的编写背景做简单的介绍，以便增进读者对本书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传印法师长期主持中国佛学院院务与教学工作，身为佛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并处理繁杂的院务。接待海外来宾与国内友人，也是法师的工作之一。中国佛学院是佛教教育的重要窗口，对外交往无疑加强了教内合作与教外往来的直接渠道。同时，佛学院又是宗教的高等院校，日常宗教生活对庄严学生的道业，有着至关重要影响。因此无问寒暑迭迁、花开花落，传印法师同学生一起上殿过堂与羯磨说戒，无数学生从法师的行持谨严中激发了自己的宗教情怀。

　　教学是人材培养的核心环节，法师在相当一段时期担任印度佛教史、戒律学及净士学的课程讲授。为了备课研究，法师工作室的灯光至午夜不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日复一日地耕耘，年复一年的写作，令人不由地生起虔敬与庄严。这里的耕耘是奉献，这里的耕耘是清明，这里的耕耘更是一种朗照的超越，世俗的功利思想与这里无关，也是无缘。《印度学讲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完成的。笔者有幸聆听法师的讲课，望着案边往日的油印本讲稿，一种无法抹去的记忆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如今，《印度学讲义》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无疑是学界与教界的一件喜讯。笔者个人由于学术的机缘问学于北京大学，所从事的博士后课题方向以印度早期佛教为主，这种专业选择的潜在原因，应该说同传印法师在印度学方面的培育有着一定关系。再次于未名湖畔捧读尊作，每为心折。笔者认为本书有着以下三个方面特点。

　　第一，以年代学的方法，按历史时间的脉络论述古印度文化的进程。与一般的印度学著作不同，《印度学讲义》除了运用历史学常见的文献学方法之外，特别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清晰地从公元前3000—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河文化开始，一直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六派哲学，对佛陀时代以前的印度古代文明进行了绵密的考辨与整理。这种论述显然同前人的以流派为中心的方法是不同的。一些创见性的结论，在外学文献与内学资料的有机结合中，变得具体而又透彻。佛教史上内外史兼通的义学大德常见于史传，而今日则多乏其人。研究外学的目的，无疑是希望通过比较参照，对内学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

　　《印度学讲义》全书共分三篇，由十二章内容组成。首篇为印度概说，考索了印度的名称、地理与人文等状况。第二篇是佛陀以前的印度社会，从题目即可看出作者将本章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作者将印度的远古文化按时间次第分为印度河文化与雅利安人文化，这种划分方式是以远古文化的逐渐演进与发展为基础的。在讨论印度河文化时，分论了印度河文化的规模、文化成就、社会形态、文化年代、文化民族与印度河文化、宗教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二，将古代印度文明中某些理念与佛教对照研究。关于佛教的某些基本观念与印度古代文明的关系，在本书中有着比较性的阐释，应该说这种符合客观规律的论述，在沙门学者中是不多见的。这种研究为我们理解佛教创建的背景及佛教与印度传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可供参阅的信息。加之，作者以印度文明发展史为基本脉络，对漫长的印度文明进程的把握程度是令人钦佩的。也正是因为印度文化是在固有与外来的交融中发展的，所以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创建时，当时的印度思想界百家争鸣、异常活跃。因此，只有将佛教放在整个印度社会背景中去考察，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公允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印度古代文明的成就，为佛教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基础。佛教的一些早期思想无不有着其他宗教乃至其他学派的痕迹。

　　《印度学讲义》的作者在论述印度古代文明的进程时，时时扣紧文化的时间性与时代性，在论述与佛教思想有关的问题时，总会进行比较说明，这种做法恰恰揭示了本书撰写的主旨与目的，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一。正如作者自己指出：“佛教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印度诸派有所关联的，凡属合乎真理的思想，皆为佛教所接受”。(P263)如讨论印度河文化的宗教思想、习俗时，指出了雕塑遗品中一躯男像的服饰与比丘偏袒右肩的关系，还说明了葬法与佛教的关联。

　　在讨论雅利安人以牛为重时，作者指出：

　　此种观念影响及佛教，也是极其自然的。佛经往往以牛譬喻佛，如《涅?1经》卷四十说：“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佛亦如是，从佛出生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等。并将无上的佛乘之法比为“大白牛车”或“露地大白牛”等。(P37)。

　　在第三章古代婆罗门教的宇宙观的一节中，作者对缘起观这一问题进行了追索性的研究。佛教的因缘讲，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等。如对照《无有歌》看，其最初的“无明”，便可以理解为产生一切“现象界”迷妄的根源。其次，“行”即发动、造作，是由于“意欲”所结成的业。第三“识”，结生相续是第八阿赖耶识的功能，可与歌中所谓现象界的能见者，——现识相当。由此可见，十二因缘的无明、行、识等，完全可以与歌中所述的序列相一致。十二思想的成立，仿佛亦可由此溯其根源。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由于一向总也未被人们注意到的缘故吧!当与《大乘起信论》对照探讨时，会使吾人意外地感觉到，这首赞歌所述之意趣，仿佛是将吾人带到了追溯该论基本思想的渊源那去了。这大概不应当仅仅简单地看作是偶然的巧合吧!(P92—93)。

　　类似的将一些习惯地被认为是佛教的基本理念进行追溯研究，在本书还很多见。如“耮”字的讨论(P95—97)、“娑婆诃”的讨论(P97—98)及“劫波说”(P112—114)、“三衣法服”(P118—119)等。作者的这种追溯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揭示早期佛教与印度古代文明的各种渊源。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普及，佛教徒已经习惯地将“耮”与“娑婆诃”等字样全部接受，而这种考辨则澄清了一些基本的、而又不易被人了解的常识。第三，纲要性的讨论，突出问题点。
《印度学讲义》在论述问题时，往往章节分明，要点突出。如第三篇的六派哲学，在讨论弥曼沙派时，以前、后弥曼沙派的由来—本派的起源和成立—本派的经典—本派的思想—本派的论究法—本派与正理派、胜论派的关系等次第展开讨论，这种多级标题的处理方法，便于读者对某一问题的掌握。在讨论胜论派的极微说，极其简练地得出这种极微说在胜论派中的地位及其思想传承。如：

　　胜论派物质观的极微说为本派教理的一大特征，一提到极微令人觉得好象是胜论派的专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本派教典对极微并没有详确的说明，倒给人一种似是推想的感觉。果属自派创说，理应力为详尽之说。因此，汉托氏曾认为胜论派极微说系承自他派，且认为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承袭而来。吾人虽同意汉托氏的承自他派论点，然而不认为是佛教说一切有部来，而认为是由顺世派承袭而来。(P223)

　　这种深刻而又富有启发性的讨论，为读者进一步对极微说进行多元比较研究留下广阔的余地。六派哲学也是本书重点论述的问题，作者在对正理派进行讨论时，专论了因明与佛教。对佛教如何吸收正理派的思想，并于最后组建自己的伦理体系作了详尽的介绍。作者指出：“原始佛教时期，还不具备有组织的伦理思想。未几，正理派思想兴起，遂即为佛教所吸收，特别是包容恢廓的大乘佛教对因明尤为注重”。(P263)作者对佛教的因明学与正理派互相渗透的关系进行精辟地论述，突出佛教思想的包容性。

　　几年的时间很容易过去了，再次捧读法师的大作，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学生时代，聆听法师的教诲。法师《印度学讲义》一书的出版，对于我，对于很多人，都是一种鼓励，希望新生代的青年学子能步法师的后尘，常转法轮，永继慧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