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疆古称西域，由于地处欧亚交接之处，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各种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亚洲基督教）文化传播必经之地。佛教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就已传入塔里木盆地。盆地南缘的于阗（和田）地区是古代著名的大乘佛教中心，北部的龟兹（今库车）地区是小乘佛教（一切有部）的圣地。不论龟兹出身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Jumarajiva）抑或来自于阗的法师实叉难陀（Shikchananda）都对中国内地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公元8、9世纪突厥、回鹘（古代维吾尔）人迁居西域地区后，在当地居民的影响下，不久也皈依了佛教。伊斯兰教虽在公元10世纪传入以喀什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但只是在公元15、16世纪时才在全疆居于统治地位。下面简述这方面的情况。

一、古代龟兹、焉耆语佛典

近代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为古代龟兹-焉耆语文献的发现和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库车和吐鲁番、焉耆等地发现用一种婆罗谜(Brahmi)字体(或称婆罗米字体中亚斜体)写成的大量写本残卷。开始时，人们既不懂这种语言，也不知道如何称呼它。德国人劳依曼(E．Leumann)先称之为喀什噶尔语(Kaschgarisch)，后改称为第一种语言(Sprache I)。这种不恰当的名称后来都放弃不用了。1907年德人缪勒(F．W．K．Müller)在一篇题作《新疆未知语言考》的论文中根据一回鹘文佛经跋文(内中说，此经某某从印度语制为Twxry语，某某又从Twxry语译为突厥语)，把这种语言定名为吐火罗语。这里，他认为回鹘文跋文中说的Twxry(Toghri)语就是史籍中常见的吐火罗人(中古时期住地在今阿富汗北部一带)的语言。同时有的学者(如俄人钢和泰[Stael-Holstein]和挪威人斯坦·寇瑙[Sten Konow])则认为吐火罗一名应用来称古和阗塞语。在这期间，两位德国语言学家西格和西格林(E．Sieg ，W．Siegling)进一步研究了这种语言的文献，他们在其1908年发表的《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论文中指出，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Kantum语组，并区分为两种很不同的方言，他们称之为甲、乙两种方言(A与B)。

    1913年法国学者烈维(S．Levi)发表了《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一文，有力地证明这种语言在7世纪时为库车一带的通用语(当地发现的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木简上见有属于唐代的当地王名Swarnatepe，即《唐书·龟兹传》中的苏伐叠)。据此证明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应称为龟兹(库车古名)语。而所谓甲种吐火罗语应称为古代焉耆-高昌语。

但一些德国学者仍然认为吐火罗语一名可能是正确的。

    用古代龟兹语、焉耆高昌语写成的佛教文献，主要有《法句经》(Dharmapada)(古代龟兹语称Udanavarga)及其注释《一百五十赞歌》(Satapaanca-satikastotra)、《入阿毗达磨论注》（Abhidharmavatara-prakarna）、《佛赞》（Buddhastotra），以及与佛教有关的剧本、故事、譬喻等。

    用古代龟兹、焉耆—高昌语写作的作家，除著名的鸠摩罗什外，尚有焉耆人圣月  (Aryacandra)、高昌人鸠摩罗佛提(Kumarabudhi)、库车人木叉麴多(Moksagupta)、勿提羼鱼

(Utpaitsirauwne)等。

二、古代和田－塞语佛教文献

近代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古学上另一的重大发现为古代和田语文的发现和解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和田及其周围地区以及敦煌千佛洞等地发现用一种古代婆罗米文(或称婆罗米文中亚直体)写成的大量写本残卷，是一种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语言。开始时，人们既不懂这种语言，也不知如何称呼它，德人劳依曼(Leumann)开始时称它为“第二种语言”  (Sprache II)，稍后又改称为北亚利安语(Nordarisch)。因他认为这种语言构成亚利安(即印度一伊朗)语中的第三支(除印度和伊朗语外)。劳氏关于这种语言所占地位的观点虽然是错误的，所谓北亚利安一名也早已为人们所抛弃，但是他首先解读了这种语言。

    实际上这种语言为一种东伊朗语，它在结构上具有更多的古代伊朗语的特点。因在词汇方面有许多印度语借词，所以使得初看起来不像伊朗语。

    1914年挪威的斯坦·寇瑙(Stan Konow)发表题为《和田语研究》 (Khotan Studies，刊于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论文，证明了这种语言为古代和田地区当地居民的语

言。由于它是一种古代塞(Saka)语，所以也称之为和田一塞语，以示区别于其他塞语。

    现存古代和田一塞语文献多属3至11世纪初。参看贝利(H．W．Bailey)文，载《英国王家学会会刊》  (JRAS)，1972年第二期，103页。在语言方面存在方言(或时代上的)差别，据近些年来的研究，巴楚的塞语与和田塞语有很大的差别，代表一种较古的语言发展阶段

（ 但巴楚塞语使用北方古代龟兹、焉耆语的文字，即婆罗米字体中亚斜体。在文化上属于古代龟兹一焉耆文化圈）。

此外和田塞语本身又分为古代和田塞语和晚期和田塞语两个阶段，其间差别变化很大。目前尚不见喀什塞语文献的发现。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唐代喀什地区居民的语言也应为一种塞语。

    目前刊布的古代和田塞语文献日益增多，内容有佛经、医学文献及世俗文书等。参看贝利(H．W．Bailey)，恩默瑞克(R．Emmerick)等人刊布的文书及译注。佛经有《金光明经》

(Suvarnaprabhasa-sutra)、《僧伽吒经》(Samghata-sutra)、《佛本生赞》  (Jataka-stava)、  《普贤行愿经》  (Bhadracaryadecana-sutra)、  《金刚经》  (Vajracchedika-sutra)、  《无量寿经》(Aparimitayus-sutra)、《大般若经》(Maha-prajbaparamita-sutra)、《妙门经》  (Sumukha-sutra)、  《观自在菩萨赞》(Avalokitecvara-stotra)、  《法华经》  (Saddharmapundarika-sutra)等；医学文献有著名的《Siddhasara》等。现存藏文的《于阗国史》等，有的学者认为应是译自古代和阗语(原文已不传)。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些用古代和阗语写成的原作诗歌。例如一位古代和阗诗人歌颂春天的诗(原写本现存苏联列宁格勒，编

号为E21)，一位当时嫁到甘肃沙州的和阗王Shanira的女儿写给其父母的怀念家乡的诗（见贝利的《和田文献》，第四卷，导言，第13节，原写本现存法国巴黎，编号为P2027），以及其他一些抒情诗。

    用古代和田语写作的作家有实叉难陀(ciksananda)、提婆般若(Devaprajba)、尉迟尸罗(Vedyecila)等人。后者用诗歌体创作的《佛本生赞》长达六百多行，尤为珍贵。

    关于和阗一塞语文献及研究情况，详见恩默瑞克撰《和田语文献指南》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Studia Philologica Bhuddhica，东京灵友会刊，1979)。关于敦煌卷子中和田文书转写及译注情况，详见德莱斯登(J．Dresden)《和田文书草目》 (载Acta Iranica，XII，莱顿，1977) 。

三、突厥与佛教

现在新疆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都是伊斯兰教徒。但他们接受伊斯兰教是9、10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大部分为佛教徒。这是19世纪末开始西域探险后才弄明白的事实。

突厥人原住阿尔泰山一带，崇拜天地、自然和祖先，为游牧民族。关于突厥人何时何地开始与佛教接触的问题不十分清楚。据汉文史料，佛教传入突厥是来自中国，不是直接传自西方。突厥在蒙古草原确立其霸权地位是相当于中国本土的北魏-北周时代。建立北魏的拓跋族，其语言无疑属阿尔泰语系，其语言似含有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要素。我们虽知北魏王朝是热心的佛教徒，但此时佛教是否已传入突厥，则史籍无记载。

之后，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北周（559-581）和建都于鄴的北齐（550-577）两国，佛教都广为流行。北周武帝时入朝为后的突厥阿史那皇后曾出家为尼。又在此之前，北周太祖文帝宇文泰曾让人为突厥人在长安建寺。

突厥自土门可汗以来，与中国的关系逐渐密切。木杆可汗时已有数千突厥人居于长安。上述突厥寺的建立表示了宇文泰对木杆之友谊。但木杆可汗是否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则不得而知。到了其弟佗钵可汗时，就有了关于突厥与佛教发生关系的明确记载。当佗钵在位时，有佛僧惠琳从齐被掠入突厥。惠琳劝可汗改宗佛教，以造福国民。佗钵可汗接受惠琳之言，信奉了佛教，建一寺，并遣人去齐求大乘经典。北齐接受佗钵的请求，让刘世清翻译涅槃经为突厥语，送给突厥可汗。

从以上事实可知如下重大事情：到6世纪末，突厥语已用于书写上。古突厥语“书写”一词biti- 来自汉语“笔”。但现在没有表明有用笔书写6世纪古突厥语的证据。其次，一个大问题是齐译涅槃经为突厥语时，所用为何种文字。是汉字、如尼文字抑或粟特文字? 德国著名突厥学家冯·加班认为不是汉字，如尼文的可能性也很小。最可能为粟特文字或多少已适应突厥语的回鹘文字。但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尚谈不出什么确定的东西。

佗钵时代又一与佛教有关系的事件是：犍陀罗僧人阇那崛多住在长安，当北周毁佛时（575年）西归。于是与僧侣多人一起经甘州通过突厥境内。这时佗钵请他留下。结果阇那崛多留住十数年，协助翻译了宝暹等人从印度携回的佛经。581年隋文帝即位，国家渐趋统一。585年齐僧归国，闍那崛多再回长安。1956年在蒙古布古特（Bugut）地方发现的粟特文碑文。碑文说佗钵（Taspar）可汗“愿建一大的、新的僧团”。碑的另一面刻有婆罗米字和梵语，有人认为可能出自闍那崛多的手笔。

另一方面，西突厥也较早接触了佛教。公元565年后西突厥领有中亚粟特地区、阿富汗北部和印度西北部。由于其所属地区自古就是佛教盛行的地方，所以他们受到佛教的影响，以至接受佛教是很自然的事。统治加湿米罗（Kashmir）和犍陀罗的突厥小可汗之妻，即可敦和王子叶里特勤曾在那里建有佛教寺院。汉族僧人悟空在759-764年经过上述二地时，也曾看到630年左右建立的佛寺。

属于突厥族之一的回鹘（Uighur/古代维吾尔）人原游牧在东突厥的北方。629年向唐朝朝贡的回鹘统治者名曰菩萨。不清楚此菩萨一名是名字还是称号，但这点显示他或回鹘人已具有佛教的倾向。744年回鹘灭东突厥，获得蒙古草原的统治权。之后不久，回鹘牟羽可汗接受摩尼教为国教。建于820年左右的哈喇巴勒哈逊碑，在谈到牟羽可汗信奉摩尼教的同时，还谈到其祖先曾皈依过佛教的事。

845年回鹘汗国灭亡。回鹘人逃散，一支到了甘肃。甘肃，特别是甘州和沙州位于中国本土的最西部，为贸易的中继地，那里混住各种民族。除汉族外，尚住有塞人、粟特人、突厥人、藏人、印度人和其它民族。而甘、沙州由于藏族出身的统治者和汉族僧侣、信徒之努力，佛教盛行，有许多大的寺院。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也在这种佛教气氛中逐渐佛教化了。敦煌出土的如尼文回鹘语文献，与其说出自当地，勿宁说是从外地带来的。斯文·赫定在居延海曾发现较后期的回鹘文佛典，其中一部分为属于12世纪的小乘经典。俄人在甘肃酒泉地区发现了写于1687年的《金光明经》。至今甘肃的黄维吾尔（Yughur/ Sarigh Uighur）人，即裕固族，仍为佛教徒。敦煌千佛洞也出土了一些回鹘文佛经。

另一支大的回鹘集团移住新疆高昌和龟兹（今库车）。我们知道，在塔里木盆地北边这些地方，自古就住有操印欧语的民族，并从公元1世纪左右佛教就在当地盛行。早在大量回鹘人迁入前，他们就不得不与草原游牧民打交道。回鹘人迁入后，逐渐开始了当地突厥回鹘化的进程，从而改变了原居民的文化。反过来，原居民也在人种、语言等方面也给予回鹘人以相当的影响。

高昌是古代回鹘人的佛教中心。初唐时代，此地住有“吐火罗”人、汉族人、粟特人等。6世纪以来汉族人建立的高昌国虽大体独立，但从属于附近的铁勒/突厥。由于唐朝势力的扩大，640年（贞观十四年）并入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回鹘人早在760年前就曾在高昌确立其势力。845年以后，回鹘人成为高昌的统治者，接受了古代高昌国的文化传统。为此，许多回鹘人逐渐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由于土鲁番地区考古学的发现，这些都比较清楚了。

高昌比较古老的壁画具有“吐火罗”风格，画中的骑士穿紧身上衣和窄的背心，铭文多为“吐火罗语”。回鹘风格的壁画明显属于后期，多带有回鹘文铭文，供养人的名字和称号也为回鹘语。从中我们知道施主为绿洲富裕的上层回鹘人。

应比回鹘人更早住在那里的粟特人，在土鲁番没有留下什么佛教文献，这可能因为他们是基督教徒或摩尼教徒之故。定居在高昌的回鹘人在佛教方面的导师最初应是龟兹、于阗僧侣。之后，汉族僧人取代了他们。回鹘人有了自己的用回鹘语写成的文献。表明这点的为回鹘文佛教文献中的“吐火罗语”、和田语和汉语借词。藏语对回鹘佛教术语的影响很小。只有 yirtincü（俗世）、suburghan（墓地）等少数词语。现存回鹘文佛典多译自“吐火罗语”和汉语。只有少数几种译自藏语（如《金广明经》序文、《圣君王教经》等）。经过几代突厥学家的努力，现已有七、八十种回鹘佛教文献被诠释、刊布出来。它们是维吾尔族的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1] 。

                                                               （责任校对：可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