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梵净山为闻名中外的“古佛道场”，在当前梵净山文化建设中，如何给梵净山佛教文化定位，如何解析其信仰结构，如何综合其信仰特征，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认为释迦、弥勒共主圣山，“二佛并世”，化导群生，是梵净山的“唯一”。梵净山是释迦教化之所，亦是弥勒应化之地。既是现在时，又是将来时，这里体现出佛法不一亦不二的精粹理念。在构建梵净山文化苑时就不仅只去打造“弥勒”文化，亦要眷顾“释迦”文化。使上苍赐与梵净山的这一独一无二的“双璧”瑰宝，在当前文化保护与经济建设中，真正起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作用，形成一个有别于其他名山大刹的信仰标识。

关键词：梵净山  二佛并世  信仰核心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梵净山为闻名中外的“古佛道场”，是连接黔湘渝鄂的武陵山脉之主峰，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区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处，总面积567平方公里。全境山势雄伟，层峦叠嶂；加之溪流纵横，飞瀑悬泻，塑造出千姿百态、峥嵘奇特的山岳地貌景观。佛法东传，此地更是文重法盛，甘霖普降，建有四大皇庵、四十八脚庵的庞大寺庙群，形成梵净山独特的信仰内涵与朝拜体系。古碑记载说：“所以立天地而不毁，冠古今而独隆者，无如四大名山。而不知此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天下众名岳之宗也！”[1]梵净山作为一座圣地佛山，可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相提并论，足见其地位之高。然而随着当前梵净山佛教文化研究与探讨的深入，特别是在开发、挖掘、利用、保护梵净山历史与人文资料的工作中，如何给梵净山佛教文化定位，如何解析其信仰结构，如何综合其信仰特征，就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本文将依此思路，作一探讨。

一、     梵天净土：梵净山佛教的肇始

梵净山，自古就是“黔之名山”。早在汉代，梵净山就已载于史籍，此后一直是武陵地区各民族朝拜的神山、圣山。梵净山的闻名其实并不完全是凭借于佛教，依“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古语，则应诠释为大自然造就了梵净山的奇异风光，而佛教文化为梵净山渲染了浓重的人文色彩，山以佛名，佛以山盛，使得梵净山既是灵山秀水，又是佛法重镇。

从目前现有资料来看，贵州地区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佛教传入不会太早。如杜臻序《黔南会灯录》说：“黔南远在天末，去中原万里，其民风朴素，山川险巇，声教几所勿及，即拈花一脉，自唐宋以迄胜国，是少闻焉。”[2]王路平先生在《唐宋元时代贵州佛教述论》一文以及其大作《贵州佛教史》中均有说明，在两晋时期，佛教已开始影响贵州的西部、东部和北部。他认为，早在西汉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就有一条由四川经贵州和云南到缅甸、印度的古道，称“蜀身毒道”。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即看到经印度输入的蜀布、邛竹杖，得知蜀地商人早已从川黔滇经缅甸到印度去贩卖丝绸品和邛竹杖等土特产。归告汉武帝，武帝才从内地广征士卒，至滇西保山、腾冲一带开辟博南道。这条道路经叶榆（今大理）、永平，过澜沧江至保山，经腾冲入缅甸而至印度。两晋之际，南方僧人即有从此道赴印求法者。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载：“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弶伽河而下，至密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亡没，村乃割属余人。现有三村入属鹿园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还其村封，令不绝也。’”[3]其时“牂牁”辖地为今贵州省大部及云南、广西的一部分，其郡治和都尉治均在今贵州境内。还有一些研究者指出贵州地区的佛教可能是从唐时正式进入的。“唐代中期，中央王朝因抗击南诏，朝廷招募一批北方大姓入黔定居。这些外籍移民有的信仰佛教，入黔定居后兴建寺庙。”[4]如桐梓金锭山寺建于唐贞观十六年（642年）前，是贵州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一座寺院。在北宋李昉等编辑的《太平广记》卷112引《牛肃记闻》中也提到被贬到黔地的牛腾曾大布释教，并置道场数处。这是史志关于佛教传入贵州的最早记载。当时与贵州有关的高僧有海通、通慧、义舟、普达等四人。王路平先生亦持此观点，认为唐宋时代中央政府设置的经制州多集中于黔北、黔东地区，中原汉族移民不断涌入，为佛教传入此地带来契机。加之这里与川湘水陆相通，得开放之先，为修建弘法基地带来无量便利。宋时贵州佛教开始向黔北、黔东地区纵深推进，加之当地少数民族头领也热衷奉佛兴寺，佛教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元代时更有印度僧人指空在黔西北弘法，将禅宗传入贵州。此时，“黔北、黔东还形成了金鼎山、中华山等佛教名山。”[5]贵州地区佛教的大规模展开，主要是从明代开始的。这是因为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设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正式成为行省，朝廷实行土流并治政策，卫所遍设，这为移民的大量迁入与佛教在更广泛范围内的传布提供了条件。在论及明代黔南佛教流传情况时，陈垣先生曾说：“明季黔南传灯之盛，固自有原因，一佛教复兴，二中原丧乱，二因缺一，不能成其盛。贵阳程春翔序曰：‘黔居边鄙，佛法罕闻。明末寇乱，四方禅侣咸避地乞食于其间。或著衣持钵，不坠家风；或挂板悬槌，洪宣法教。’”[6]佛教这一传播背景也为我们解析梵净山的信仰元素铺就了底色。

梵净山的佛教兴自于明代，虽然宋元之时环绕这一地区已有释教之影响，但真正大规模建寺当在明初。我们来参考一下王路平先生的考证，他说：“在明代以前，梵净山是一处荒山野岭。清光绪二十年有印江朗溪司（梵净山）举人时任遵义府训导的田宗润（字梅生，号慎修）回乡，应梵净山护国寺都司营署镇军吴月楼、幕客朱仲衡之邀参加梵净诗会，作《诗会集韵》，在是书序中云：‘此山开自明，迄今历年已久。明前此山荒烟蔓草，车马不通，缘其中密菁深林，豺狼当道。’田宗润作为乡绅，世代为梵净山子民，其于清代追溯前朝之事，当可信之。其所说梵净山开自明代，亦与史志记载不悖。”[7]可以说，梵净山作为佛教名山亮相于世人，应是在明季。

二、     二佛并世：梵净山佛教信仰核心

梵净山作为一座佛教名山，应如何给其定位呢？我们目前看到的基本是一个统一的定义：梵净山是全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是与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峨眉山普贤菩萨道扬、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九华山地藏菩萨道场齐名的中国佛教名山，也有人称其是中国佛教第五大名山。

梵净山何以成为弥勒菩萨的道场呢？我们看到目前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证说法有以下三点：一是文字史料记载，据《道院摩崖》记载，明朝以前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户部郎中李芝彦撰写《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文，碑高达2.9米，宽1.5米，共1394个字。碑文详尽描述梵净山的名胜风光与佛教沿革，内容十分丰富，是梵净山重要的文物。碑文中写道：“此黔中间之胜地有古佛道场，名曰梵净山者，则又是天下众名岳之宗也。”明朝万历皇帝之所以要下诏重建梵净山金顶正殿，是鉴于曾经兴盛一时的梵净山“古佛道场”，因长年战乱而日趋衰落破败，即碑文所言：“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足为万圣临銮。”碑文中把盛极之时的梵净山“古佛道场”比作“极乐天宫”。有研究者指出，“碑文中提出的‘古佛道场’概念，所指的就是‘弥勒道场’。”[8]还有人提出由碑文可知，明万历年间，梵净山已成为海内佛教名山，梵净山之为弥勒道场亦在其时。二是从古至今，梵顶之上一直有弥勒的金身塑像和种种有关弥勒显化的民间传说。这种传说虽然没有知识学的史实根据，但从宗教意义上说，却有其突出的象征价值与社会作用，并认为这种现象不独梵净山是这样，四大名山的道场缘起亦大致如此。且佐以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跋》中的话：“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9]由此认为梵净山作为佛教灵山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恰好就隐藏在这种无法核实的“相传”中。三是梵净山区域历史上多次起义和造反，都打着“弥勒降生”的旗号。如咸丰五年（1855）发生在梵净山区域的红号军起义，便是以“真主出世，弥勒降生”为号召，组织民众与官军对抗，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间。这说明“弥勒道场”之说，在梵净山地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更有学者认为梵净山“是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10]以上就是目前可见之说法。[11]

从现存典籍中确实没有直接印证此处为弥勒道场的记载。反而有研究者指出，在当地史籍中更多的是记载了辟支佛的遗迹，而少于弥勒的记载。如康熙《贵州通志·山川》载：“又有辟支佛遗迹。”乾隆《通志》、道光十五年《松桃厅志》、民国《铜仁府志·山川》皆有相同记载：“又相传有辟支佛遗迹。”明代喻政《登梵净山》诗：“回溯昆仑是本根，辟支复起小昆仑。但看上界三垣近，肯信中华五岳尊。”这又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呢！

其实回望当代佛教界名山圣水的构建平台，梵净山“是全国名山中唯一的弥勒菩萨道场”的说法是会遭到质疑的，在全国名山大刹中，号称弥勒道场的还有浙江奉化的岳林寺和雪窦寺。据《宋高僧传》等僧史载，唐末五代时，奉化有一个名为契此的奇僧，常以杖荷一布袋，自称：“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能预言人之吉凶，人皆莫测，咸以“布袋和尚”呼之。后梁贞明二年（916年）三月三日，寂于岳林寺，临终作偈云：“弥勒真弥勒，化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后人乃尊其为弥勒化身，并将他出家的岳林寺定为弥勒道场。太虚大师曾于1932年至1946年出任奉化雪窦寺方丈，曾有将布袋和尚经常出入的雪窦寺建成佛教名山弥勒道场的设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出版的《佛学辞典》也记有：“今有人倡议于全国四大名山外，增加雪窦弥勒道场为第五大名山。”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视察雪窦寺时亦有此议，并建议寺中增修一座弥勒殿。以突显五大名山弥勒道场的特色。如今奉化市全力塑造弥勒文化，建造弥勒文化景区，铸造通高56.74米的弥勒大佛，并于2008年11月8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光法会，台湾佛光山星云长老为雪窦山弥勒大佛题字“人间弥勒”。2010年7月16日，全球最大翡翠弥勒佛像在奉化雪窦寺举行落成开光法会。这尊翡翠弥勒佛像高1.22米，宽1.32米，厚0.6米，重达2.48吨。目前奉化市成立有弥勒文化研究会，出版刊物《人间弥勒》，并组织召开了两届弥勒文化研讨会。雪窦寺还建有“弥勒佛学院”，为弘扬弥勒文化培训骨干人材。

辽宁省鞍山市近年来也在着力打造弥勒文化，推出“千山弥勒大佛”。“天成弥勒”是一尊由整座山峰形成的天然弥勒坐佛。大佛位于千山南泉庵对面山峰上，佛身高70米。大佛脚下还发掘出明清两代的供器。1993年举行了大佛开光典礼，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笔题写了“千山弥勒大佛”，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法师题“天成弥勒道场”。2007年4月21日当地又成立了“千山弥勒文化研究会”，并召开了“千山弥勒文化研讨会”。

此外还有许多寺院也称为“弥勒道场”，如云南弥勒县锦屏山弥勒寺也在推进弥勒文化，并于 1999年12月在锦屏山的中心部位建成高19.99米的弥勒大佛。福建泰宁庆云寺目标也是“成为佛教弥勒文化的研究重镇，成为东南沿海的弥勒佛国、兜率净土”，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今天如果依然去争论梵净山是否为“弥勒道场”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其实“何处青山不道场”。我们看到梵净山已有许多创举在进行中，如赵朴初会长曾亲题“梵净山”山名；1998年以来，铜仁地区已成功举办多次旅游文化节，并举行了金顶弥勒道场开光大典；2004年9月召开“中国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2006年11月23日，时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学诚法师题写的“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在梵净山护国禅寺揭幕。2010年8月28日，全球最大金玉弥勒佛安坐梵净山，并举行了开光大典。这尊高5米、花费200多公斤黄金和数千颗珠宝钻石的金玉弥勒佛，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弥勒金佛，梵净山景区亦将形成山上有“金顶”、山下有“金殿”和“金佛”的世界一流的佛教文化胜地。

梵净山道场之争或质疑应是落锤定音了，如刘先和先生所说：“争者为众生，不争者为佛。”[12]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人在谈到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中“五方五佛”、“四大菩萨”的格局时曾精辟地指出：尽管佛的名称不一，如千佛、万佛之名，但佛佛道齐，事相上的差别，不碍理性上的平等一致。因此，中国佛教界在佛像供奉方面要注意把事相设施上的差别性和理论体系上的完整性结合贯通起来，要注意保持像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五方五佛这种信仰的体系，让这种信仰体系在广大信徒的心目中形成一种稳定的依托，这有助于信仰情感的落实，有助于整个教团在信仰上形成一种凝聚力。赵朴老号召中国佛教界从信仰体系的高度深入理解五方五佛和四大名山四大菩萨信仰的深刻意义，并保持这种信仰体系的格局。而如今这样的格局已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造佛”浪潮所淹没，如何建设当代佛教的信仰格局，应是佛教文化建设过程中慎重考虑的主题，总不能以为“发挥宗教界积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就是一味去修大庙，建大佛，建景区，收门票吧。

由此，我们回头反思梵净山的信仰体系时，本文以为就不仅仅是一个“弥勒道场”所能准确涵盖的。如今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之说源自明代民间传说的最直接证据，大多援引明万历间户部郎中李芝彦撰刻的《敕赐梵净山重建金顶序碑》，其中称“旧说者以弥勒、释迦二祖，分管世界，用金刀劈破红云顶，于是一山分为二山。”[13]左属释迦，右归弥勒，人们便称这条被劈破的裂缝为“金刀峡”，分别在“红云金顶”上修建了释迦、弥勒二殿。田宗润《金刀峡》诗云：“绝顶平分两梵官，巨灵妙手颇相同。倘非峡里金刀利，谁劈双峰对峙雄。”这里明确指出了梵净山乃是释迦、弥勒双圣供奉之地，非是单一的一圣供奉。这一佛教供奉现象也引起了当地学者的共鸣，如吴恩泽先生就写有这样的句子：“金刀劈峡，二佛导航，修行当下，圆满未来。”[14]本文以为这恰恰是梵净山佛教内涵最核心之处，亦即本文所强调的“二佛并世”现象，释迦、弥勒共主圣山，平分秋色。弥勒道场在全国可以寻找出许多处，但释迦、弥勒共主一山也许全国仅此一处，这才是梵净山的“唯一”。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在佛教史上，从来都是“一佛出世，千佛护持”，绝少有这样的共主名山现象。佛教传统称为“二佛不并世”，如《广弘明集》就记载说：“若夫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惟佛称为大圣，光有万亿天下。”[15]另有“若夫二佛不并于世，两日不共于天。”[16]已故印顺法师在其著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一书曾就此评述，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卷九，引《长阿含经》说：“过去未来今诸佛，一切我皆稽首礼。如是我今归命佛，亦如恭敬三世尊”。[17]这一经偈，暗示了释迦佛以外，还有现在佛。有无量世界，无量众生，就应该有同时出现于无量世界的佛。至于《多界经》说同时没有二佛，那是指这一佛土，不可能有二佛同时，并非其他佛土也没有。《多界经》也说：没有二轮王同时，也只是约一世界说而已。同时多佛说的兴起，于佛教界的思想可说焕然一新。无量世界有无量佛，现在那些因释尊入涅槃而感到无依的信者，可以生其他佛土去。菩萨修菩萨道，也可以往来其他世界，不再限定于这个世界了。多佛，就有多菩萨。一佛一世界，不是排外的，所以菩萨们如有神力，也就可以来往于十方世界。佛世界扩大到无限，引起佛菩萨们的相互交流。于是，十方世界的无数的佛与菩萨的名字，迅速传布出来，佛法就进入大乘佛法的时代。印顺法师的这一论述让我们明白了大乘佛教多佛信仰的缘起。

所谓“二佛不并化”，是指在一个世界中的某一段极漫长的时期内，唯有一位佛陀出现于世间并教化众生。如果说在一个世间有两尊或多尊佛陀出现，或者说在某一尊佛的教化时期有其它的佛陀出现，那是绝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透过这一信息将更加明晰梵净山“二圣”现象之价值与不凡意义，由早期所谓“辟支佛信仰”过渡到明时的“二佛并化”，这是佛教由声闻乘、缘觉乘向大乘佛教的演化轨迹展示；而二圣同居一山，共化众生，真的是佛教中国化在梵净山本土化的一个最好注解。

如此，我们在解读梵净山时就要认识到事相设施上的差别性和理论体系上的完整性的贯通意义。就梵净山二殿并列现象来说，梵净山的弥勒是佛的果位，而非菩萨果位，所以与四大名山四大菩萨道场相比附，是不属同一范畴的。释迦佛、弥勒佛共主名山，这是梵净山的宗教含义。梵净山是释迦教化之所，亦是弥勒应化之地。既是现在时，又是将来时，这里体现出佛法不一亦不二的精粹理念，所谓“佛佛道齐，宛尔东西；释迦弥勒，如印印泥。”[18]在构建梵净山文化苑时就不仅只去打造“弥勒”文化，亦要眷顾“释迦”文化。使上苍赐与梵净山这独一无二的“双璧”瑰宝，在当前文化保护与经济建设中，真正起到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的作用，形成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的信仰标识。有文章形象地写道：当登上金顶，必须先入释迦殿拜释迦佛，然后沿生死天桥过峡沟，进弥勒殿拜弥勒佛，这一先一后寓意教人立足现在，广施善行，必定会为未来增长福田，后代昌盛，福报无量。这登山过程，告示众生，过去、现在、未来全在自己脚下的行踪之中，全在众生本心之内。这步步佛法，这层层佛理，更显梵净山启迪智慧、观照人生的佛法本意。数百年来梵净山便以如此独有的朝拜方式牵引无数的游人香客，向众生展现佛法的大智大慧、大慈大悲。

三、僧俗共建：信仰铸就的梵净山

梵净山作为一座名山，千百年来寄托着本地百姓的宗教诉求，也承载了中国文化演进的使命，这里既是僧众参禅悟道的精神家园，也是他们度化众生的成就所在；既是皇室高层祈福佑民的治国之举，也是维护边地安定、化解民族隔阂的心灵之钥。

1.禅净双弘

梵净山寺塔林立，俨然已是中国西南地区之佛法重镇，其中因应中国佛教发展之源流，不仅有道观茅庵，还沿习有民间祭祀习俗，呈现了中国佛教的多元性与圆融性，三教合一是宋元之后中国文化之主流，而诸宗并弘、禅净双修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主线，从梵净山《敕赐碑》中“独红云顶为最奇，宜白莲社之茂建”的记载，也可以看到净土一脉于此建立弘法基地之证据。除较松散之莲社组织外，在佛教内部则有严格的宗系排列。如梵净山除净土、密宗之外，主要流传临济宗，这也符合中国佛教后期临济儿孙遍天下的趋势。明万历年间，受钦命到梵净山重开道场的妙玄，就曾师从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所以梵净山的重兴是历代祖师大德筚路蓝缕、辛苦经营的结果。

2.官民共建

梵净山佛教的复兴固然有佛教自身弘扬传道的感应，亦有官民外护的护持与供奉。研究表明梵净山佛教的兴盛，就与明王室及李太后有深厚的因缘。明季万历年间，梵净山两次重修，因惠沾皇恩，遂名震宇内，香火盛极一时。被认为是“盖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盛而日新。久已灵驰于两京，倾动于十三布政，劳旌于抚按，频顾于道府，诸侯莫不期以魂交黄帝而梦接安期。古来得道成真，又莫不于斯凝神，于斯蜕颖，他如仙迹所遗，标题所载，种种灿著，难以殚述。”[19]所谓古梵净山鼎而新焉。明张简臣的《登尖岩望梵净山》一诗予以赞叹：“梵净实为群龙祖，平地突起凌苍穹。自恨缘悭不一到，夜梦每与山灵通。却登尖岩日正午，烟霭散尽无微风。二百余里青难了，一峰秀插白云中。有似丈夫拔剑起，卑卑左右莫能从。群峰峪嵝纷罗列，俯视一一如儿童。浮生浪迹半天下，宇宙壮观无此雄。何时攀跻临绝顶，藐尔嵩华泰岱万千重。”清康乾时期，梵净山重新得到敕封，已有“五大皇庵”、“四十八脚庵”，崛起为西南佛教圣地，与峨眉、鸡足鼎立而三，威名远播，宇内奔趋，寺塔林立，僧众云集。清人还常将其与泰岱、匡庐并列。世人争相朝觐，遐迩咸至。徐言《梵净山记》云：“有明迄今数百年，朝谒者呼声振天，靡有止息……每朝山，旦暮香风飘渺，散满下界里许……三郡朝谒者岁如蚁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亦络绎不绝。”道光十七年（1837年）《松桃厅志》云：“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思南府续志》云：“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顶礼者不下万人。”可以看出，正是民众的朝山供奉点燃了梵净山千年不灭的香火。

佛法为因缘所生，兴兴灭灭，起起落落，梵净山亦有多次兴衰起伏，今天又逢国运昌盛，法事兴隆之际，乘时而进是共识，如何认识梵净山文化内涵却是一个焦点。佛教学者宋立道先生曾指出：“梵净山佛教的弱点在于有所混杂，渗入了一些地方宗教。如果谈及发展，应该有一个正本清源的过程。”学诚法师也指出：“梵净山佛教的历史，是一个从正统佛教、到民间佛教、再到正统佛教的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当前，梵净山彻彻底底是一个佛教道场，我们要基于这一点，立足佛教，弘扬佛法，促使佛教事业健康发展。”[20]这应看成当前建设梵净山文化的一个参考值，我们不仅需要去分辨与清理，更需要去包容与整合；既要看到当下的社会效益，更要着眼于正法明灯的长久。“信是边陲名胜地，东南一角好撑天。”相信梵净山的重兴一定是众心如城、有愿必成！

（责任校对：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