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嘉兴藏》是中华大藏经诸种版本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也是留存下来的最早由民间力量组织刻印的方册本大藏经。紫柏大师在《嘉兴藏》的发起组织、善款筹募、版式设计、场所选择等方面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是《嘉兴藏》刻印工程中的总设计师与精神导师。

【关键词】紫柏大师  大藏经  嘉兴藏  方册藏  刻印   

【作  者】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师。

作为佛法存在的文本形式，藏经既是历代祖师大德修行证悟的结果，又是弘扬正法，延续慧命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历史上，藏经刻印历来为教内外僧众与官府所重视，因为它不仅是佛法住世的重要表现，更是复兴正法，拒斥邪道的必备要素。

汉文大藏经是兼收汉地大小乘佛教典籍的丛书，有手写与刻印之别，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多为卷轴装帧的手写本。北宋开宝（968-975）年间，我国第一部木版雕印大藏经《开宝藏》问世，之后，刻印本成为藏经文本的主要形式。

藏经刻印有官刻与私刻两种。由政府组织牵头刻印的藏经因为资金、人员充足，场所固定，技术规范，一直是藏经刻印运动的主体。但也易受政局变动影响，经卷选择往往投宫廷所好，良莠莫辨。私刻藏经多由寺院僧众与民间善信发起承印，虽然存在有刻印周期长，前后质量难得一贯之弊，但当佛教发展较快，官府刻经滞后或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时，民间刻印藏经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一、 明代《大藏经》的刻印

（一）《洪武南藏》

明初定都南京，在此期间刻印的藏经称为《南藏》，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刻印的藏经称作《北藏》。史载，《南藏》先后两次刻印。其中，《洪武南藏》为南本大藏的祖本，亦称《初刻南藏》。[①]

洪武五年（1372），官府征召佛教大德、居士学者于金陵蒋山寺校理藏经，并于同年开刻，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刊成，版存金陵天禧寺。此即《洪武南藏》，全藏点校严谨，刻工精良，共678函，收入藏经1600余部，7000余卷，绝大部分翻刻自宋、元《碛砂藏》，千字文号始“天”终“鱼”，分装678函。永乐六年（1408），因遭祝融之灾，板片多为火毁，因该藏存世仅十年，故传世印本极为珍贵。1934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曾发现一部，为仅存之全帙，现存于四川省图书馆。

（二）《永乐南藏》

相对于《洪武南藏》而言，又名《再刻南藏》、《南藏》。洪武本版片被焚后，官府召集教内外大德重新刊刻藏经，约成于永乐十年（1419）。全藏千字文函号始“天”终“石”，共636函，收入藏经1610部，6331卷。版片收藏于南京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供各寺院请印，平均每年约刷印20藏，故世传印本较多。今国内各大寺院尚藏有全帙若干部。该藏虽系根据《洪武南藏》重刻，但书写和镂刻都不及《洪武南藏》工整。

（三）《永乐北藏》

又名《北藏》，因刊于北京，故名。明成祖永乐八年（1410）敕令雕印。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历二十载，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始毕其功，全称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亦称《正统藏》。全藏636函，千字文编次自“天”至“石”，收入藏经1615部，6361卷，也曾大量刷印分赐全国各大寺院。明万历十二年（1584）又续刻各宗著述36种，41函，410卷，并入该藏，（函号为“钜”至“史”)。

以上三种，为明代三部官刻大藏经，民间刻藏也有三次（《嘉兴藏》刻印延续至清）：

（四）《武林方册大藏经》

简称《武林藏》，永乐末年刊刻于杭州，据称为我国第一部线装本佛教大藏经，即方册本藏经。紫柏弟子密藏道开在《募刻大藏文》一文中说：“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平，盖圣人弘法之愿，唯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风德，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今宇内所，惟南北两藏。”[②]从密藏的说法推断，《武林藏》刊刻时间不仅晚于《初刻南藏》，也晚于《永乐北藏》。《武林藏》的装帧形式为线装方册本，而非传统的梵筴经折本。不过，《武林藏》版本在道开在世时已无所闻，在《嘉兴藏》的众多发愿文中，只有道开言及此藏。这说明此藏普及不广，在晚明已少人知晓。[③]

所谓“方册”藏，即线装本大藏。

（五）蜀藩《大藏经》

此藏鲜有人提及，据清光绪《井研志》卷三云：“其寺初名崇教……，旧庋全藏经一部，残帙零落，鼠伤虫啮，无复完本。惟颁经原始序略尚存，云：‘刻于成化，庋藏井研天王寺，蜀藩刻本。正德中，天王寺废，乃改庋此’”。时至今日，已无片纸留存了。[④]

（六）《嘉兴藏》[⑤]（下详）

二 紫柏大师与《嘉兴藏》之刻印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楞严寺藏》、《方册藏》、《万历藏》，日本人称作《支那藏》或《明藏》，通称《嘉兴藏》。

明中叶后佛教式微已极，宗风不振，名师罕闻，然隆（庆）万（历）以后，龙象辈出，狮弦重响，爆发出短暂的复兴热潮，印光大师说：

明季垂中，诸宗悉衰。万历以来，勃然蔚兴。贤首则莲池、雪浪，大振圆宗。天台则幽溪、蕅益，力宏观道。禅宗幻有下有四人，而天童、盘山，法遍天下；洞下则寿昌、博山，代有高人。律宗则慧云中心，实为优波；见月继踵，原是迦叶。而妙峰、紫柏、莲池、憨山、蕅益，尤为出类拔萃，末法所不多见，虽不及唐宋盛时，亦可谓佛日重辉矣。[⑥]

佛教的迅猛发展带动了藏经刻印之风的兴起。万历十四年（1586），秉承神宗及其生母慈圣皇太后的懿旨，《永乐北藏》在增加了41函中土大德的著述后，被再次颁印。在《万历十四年九月初一日谕华严寺敕》中，神宗说：“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兹者圣母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命工刊印续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通行颁布本寺。尔等务须庄严持诵，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等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⑦]此次颁印首先勒颁十五部散施天下名山。最初四部，施于四边境寺院，即东海崂山、南海普陀山、西蜀峨眉山、北边芦牙山。藏经的刻印与颁赐是晚明佛教复兴的必然结果与重要标志，但官刻藏经印量小，请购不易，一般信众难得一睹，且因经板频繁刷印，磨损严重，所印藏经错讹斑驳，不堪卒读，刻印一部质精价廉的藏经成为必然。

《嘉兴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一）在《嘉兴藏》刻印缘起中，紫柏大师是最重要的推手

紫柏大师在思想上鼓唱文字禅，创刻藏经是应有之意；在实践上以弘法利生为己务，领导藏经刻印也是应有之举。他说自己“虽宗门种草，若论见地，未始不以教乘为据证”，[⑧]所以，对某些禅僧疏狂简傲之风，盲修暗证之弊，他痛加呵斥，对藏经在禅修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说：“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须假钻燧而烟始生。然烟虽非火，乃火之前茅也。如钻燧不休，火必继烟而至矣，火则木尽成灰。嗟乎！木始由土而生，终还于土，此理势然也。众生佛性，木中火性也，诸佛教典，钻燧之具也。具有而不得其人，则火终不发。火发而木然，众生因佛教典，熏发观照之火。”[⑨]在紫柏看来，藏经具有钻燧“取火”之功效，可熏发众生本有佛性，欲成佛道，自应从研读经书开始。

另一方面，紫柏还强调，佛教经典还具有如儒家经论同样的移风易俗，摄化人心的社会功用，这对世风日下的晚明社会尤其必要。他说：

大觉示生，顺机缘而应质；圣人制诰，愍同体以垂慈。大梦雷霆，幽霄日月，揭万古之昏盖，活群灵之慧根。半字满字，宛转剖本有之光；大身小身，方便现圆通之相。道高则声闻自远，义备则圆照无亏。理不乖事，开凡圣之正因；色不异空，杜魔外之邪见。滋多生之净种，破五使之疑情。曰深曰浅，总就路以还家；若见若闻，俱立地而成佛。是以补天地之玄化，广君亲之至仁，挽回薄俗之风，启迪高明之习，舍乎大藏，别觅真乘，何啻饥寒，弃捐梁纩。[⑩]

紫柏远承慧远沙门“协契皇极，在宥生民”之论，指出藏经不仅可赞天地之化育，广君亲之至仁，还能惠及六亲，泽被天下，“挽回薄俗之风，启迪高明之习”，所以，广印经论，顺天应人。

藏经刻印工程宏大，必须调动各种善缘参与其中，这既是扩大佛教影响的必然要求，更是筹募善款的重要途径。在古代，由教内外高僧大德撰写发愿文，说明刻藏的性质与功德，是最常见的推介形式。在《嘉兴藏》诸多刻印发愿文中，紫柏《刻藏缘起》一文对刻印缘由阐述得最全面，其中云：

嘉隆间，袁汾湖以大法垂秋，僧曹无远虑，不思宋元之世，大藏经板，海内不下二十余副。自明已来，南都藏板，印造者多，已模糊不甚清白矣，且岁久腐朽。燕京板虽完壮，字画清白显朗，以在禁中，印造苟非奏请，不敢擅便。又世故无常，治乱岂可逆定？不若易梵筴为方册，则印造之者，价不高而书不重。价不高，则易印造；书不重，则易广布。纵经世乱，必焚毁不尽，使法宝常存，慧命坚固。譬夫广种薄收，虽遭饥馑，不至饿死。时法本禅人，实闻此言，但本公自顾力弱，不能图之，然此志耿耿在肝膈间，无须臾敢忘者也。

至于万历七年，予来自嵩少，挂锡清风泾上，去大云寺不甚远。寺有云谷老宿，乃空门白眉也。时本公为云谷侍者，予访云谷于大云，复值本公在焉。既而谈及刻藏之举，以为非三万金未能完此，众生以财为命，岂易乞哉？大都常人之情，有伤其命，虽父母、兄弟妻子之间，有不悦者。以世外之人，乞人性命，谁愿之哉？予曰：“小子何不见大若是乎？但恐办心不真，真则何虑无成？……老汉虽不敏，敢为刻藏之旗鼓。”

……于是法本辈，化弱为强，转狭为广，视刻藏之举，若壮士屈伸臂耳，了无难色，然犹未举行也。及密藏开公，问法于老汉，因而嘱以刻藏之事。开公曰：“易梵筴为方册，则不尊重，无乃不可乎？”予破之曰：“金玉尊重，则不可以资生；米麦虽不如金玉之尊重，然可以养生。使梵筴虽尊重，而不解其意，则尊之何益？使方册虽不尊重，以价轻易造，流之必普，千普万普之中，岂无一二人解其义趣者乎？我又闻之，我法如涂毒鼓，于众人中击之发声，无论有心无心，闻之者，命根皆断。若然者，不惟尊重供养者有大功德，即毁之、谤之之徒，终必获益。……故尊重与轻贱，乃翻手覆手耳。老汉是愿一切众生轻贱佛法，堕地狱中，因地狱苦发菩提心。若然者，易梵筴为方册，则广长舌相，犹殊胜万万倍矣，子何不智若此乎？”于是道开闻予言，泣涕俱下，跪而发誓曰：“谨奉和尚命，若有人舍三万金，刻此藏板者，道开愿以头目脑髓，供养是人，自今而后，藏板不完，开心不死。”由是观之，则法本、道开、不才老汉及现前一切刻藏施主，皆袁汾湖之化身也。[⑪]

从这篇简短的发愿文中，可以了解诸多有关《嘉兴藏》初期刻印的重要信息：

1．《嘉兴藏》刻印的最初提议者为袁黄

袁黄（1535－1609），字坤仪，号了凡，江苏吴江人，与紫柏同乡。他博学多才，出入三教，尝从阳明弟子王畿受学，又从云谷法会（1500－1579）禅师学禅，与当时文艺界名流如汤显祖、三袁多所来往。他信佛虔诚，护法情切，在教内颇受称许，所著善书《了凡四训》影响深远，颇得民间推崇。

按照紫柏此文所述，刻印藏经的想法酝酿于嘉隆间，即1565－1566年间，最初原因在于当时南都（南京）的经板多次刷印，损坏严重，所印经文已“不甚清白”，而北藏板（燕京板）深藏大内，难以一见，请印不易；另外，梵筴本印造成本高，难以普及，所以袁黄才有刻经之议。“法本”即幻余（亦作幻予）法本法师，其时从云谷参禅，与袁黄相识。后者虽然赞同袁黄想法，但自感人微言轻，难度极大，“不能图之”。

关于《嘉兴藏》最初提议的时间，袁黄《刻藏发愿文》中也有交待，其中云：

万历癸酉，余偕幻余禅师习静于武塘塔院。……因与幻余私议，谓释迦虽往，法藏犹存，特以梵筴重大，流传未广，诚得易以书板梓而行之，使处处流通，人人诵习，孰邪孰正，人自能辨之，而正法将大振矣。逾十季癸未，达观大师寄迹于汾湖之敝庐，余复与商榷，谓利益甚大。又明年甲申，遇密藏师兄于嘉禾之楞严，相与筹画，颇有次第。即命余草募缘文，而请益于吾师五台先生。厥后具区、洞观、健参、宇泰诸兄弟，相竭力谋之，事遂大集。余则株守渠阳，不得与奔走。己丑秋，幻余夹卷至官舍，索余愿文书于首，……弟子袁黄百拜谨书。[⑫]

袁黄的《刻藏发愿文》写于万历十七年（1589），时任宝坻知县。但最初倡议时间与紫柏所说稍有差异。袁黄确认是在万历癸酉年（万历元年，1573年）与法本议以刻藏事，比紫柏所说的嘉隆间迟了几年。而在万历十七年法本的《幻余大师发愿文》中，袁黄之说得到进一步证实：

万历癸酉，自金陵参云谷和尚，归锡武塘并构禅室于本所，受业兰若中，朝夕禅诵。时，项东源、袁了凡两居士日遇我，为法喜游。……一日了凡居士与本矢言，欲将梵典翻为方册，俾家传人诵。[⑬]

综合上述诸说，《嘉兴藏》刻印首倡时间应在万历癸酉年，即1573年。

2．《嘉兴藏》由提议到转化为行动，紫柏起到了关键作用

袁黄虽然有刻印藏经的动议，但万历初年，他羁迷世网，奔波仕途，并无精力从事这一浩大工程。直到万历十七年，他才应幻余之邀，撰《刻藏发愿文》。应该说，袁黄具体参与《嘉兴藏》刻印事务不多，这或与他在万历十七年后赴朝参战有关。万历二十一年，因李如松的诬陷，袁黄被革职，[⑭]后隐居故乡，对《嘉兴藏》刻印也失去兴趣。

紫柏一贯重视经教的作用，袁黄等人的想法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遂鼓励法本等人敢为人先，知难而上，且坚定地表示自己“敢为刻藏之旗鼓”。紫柏此时已是丛林中公认的后起之秀，身边拥有大批信众。由他发起、组织藏经刻印事宜，不仅使法本等人克服了畏难情绪，增加了刻藏信心，而且很快得到了社会响应。憨山《达观大师塔铭》说：“（紫柏）念大藏卷帙重多，遐方僻陬，有终不闻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为流通，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即有谤者，罪当自代。遂倡缘，时与太宰光祖陆公，司成冯公梦祯，廷尉同亨曾公，冏卿汝稷瞿公等议，各各驩然，愿赞佐，命弟子密藏开公董其事。以万历己丑，创刻于五台。”[⑮]这些居士学者追随紫柏不仅因为信仰上的原因，也是紫柏弘法忘身气质感召的结果。如憨山《紫柏老人集序》中所言：“（紫柏）虽未踞华座，竖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无论宰官居士，望影归心，见形折节者，不可亿计。”[⑯]

不过，刻藏工程千头万绪，此时尚未付诸实施。

3．《嘉兴藏》版式易梵筴[⑰]为方册，紫柏起了决定作用

万历八年，袁黄至嘉禾楞严寺，密藏道开其时负责此寺，二人筹画刻藏事宜，颇有次第。不过，道开认为易梵筴为方册，有失佛经尊严，有所顾虑。紫柏闻知道开的顾虑后，就开导他说，经藏的功用在于化民导俗，利益众生，梵筴本版式在印制、运输与储存上既费资金与物力，又难得保证质量，且印造昂贵，请购不易，反不利弘扬佛法，济世利民。道开闻听紫柏教诲，打消了疑虑，坚定了刻印方册藏的信念。在《募刻大藏文》中，他说：

       圣人弘法之愿，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厌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德风，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今宇内所，惟南北两藏。北藏既在法宫，请施非易，南藏虽行诸郡，印造犹艰。……顾武林之刻，既以久而毁，则更梓之，谋逮于今为急。……仍易梵帙以从方册，所费既约，其行必普，是体紫宸之仁心，而续如来之慧命也。[⑱]

如前文所言，《武林藏》是中国最早的方册本藏经，道开认为它“所费既约，其行必普”，对其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并发出“自今而后，藏板不完，开心不死”的誓言。作为紫柏的上首弟子，道开全副身心投入到藏经刻印事业中。由于紫柏的支持与鼓唱，江浙宰官居士纷纷响应，藏经刻印团体逐渐形成。

在居士们的发愿文中，对方册版式均表示理解与支持，由于发愿文由道开督促撰述，所以有些愿文误将道开当作易梵筴为方册的发起者了。如管志道（1536-1608，字登之，号东溟）《刻大藏植因疏》中云：“藏经之议易方筴也，肇自密藏开上人，裁于大司空陆公光祖，太史冯公梦祯，而余以加赞焉。”[⑲]紫柏甚为器重的俗家弟子于玉立也说：“佛典雅以梵筴，传及国朝，惟南北二藏，法穷于所，不能普。幻于（余）、密藏二师，慨然悲之，愿广以方册，聿以续慧命。”[⑳]而更多的是对方册藏版式在普及佛法与节约经费方面的作用表达赞许之意。如冯梦祯《刻大藏缘起》云：“念梵筴烦重，愿易为方册，可省简帙十之七，而印造装潢之费不过四十余金，即穷乡下邑，山陬海隅之人，可以酬终年不见之叹，岂不幸甚？”[21]徐琰也说：“以为方册则千两百册，可尽梵筴七千卷之全文，约省笺素不啻六之五。建者省资价，运者省任载，藏者省笥箧。事既简便，易于营立，则不蕲而自广。”[22]

（二）在善款筹募方式与刻印场所的选择上，紫柏起了决定作用

印造大藏，需要巨额资金，晚明经济凋敝，善款筹募是最大问题。从历史上看，私刻藏经费用多以社会筹集、民间捐献为主，如果情况允许，寺院可以从自己的积蓄中调拨资金予以补充。然而，晚明寺院经济困难，维持正常生存已属不易，遑论支出。《嘉兴藏》募刻资金从一开始就锁定在社会募化上。

募化资金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走上层路线”，向某些豪绅大贾发出倡议，希望他们捐助善款，如果顺利，所需资金可很快完成，但这种募捐方式也有影响面窄，弘法面不宽的缺陷；另一种方式是“走群众路线”，广泛发动各界信众参与捐资，以滚雪球方式扩大外援，此为“广募”，缺点是周期长，费时费力。于玉立主张速战速决，认同前者，而紫柏却赞同后者。他认为广募之法虽有其弊，却比较稳妥，不仅可以扩大善款筹募渠道，以利长期刻印，还能广交善缘，集资过程即是弘法过程。紫柏的主张因更切合实际，被众人采纳。于玉立说：

方二师（指密藏道开、幻余法本—引者注）起愿时，余固筹之。念众生苦恼弗复可忍，而沾濡法润，永熄苦轮，得早一刹那为快。然冯虚责实，盖难为功，普于为缘，则又晚也。遂愿盟诸吴中法侣，为倾资亟其成。间以请之吾达观师，师咈为叹。谓：“是最胜佛事，尔何得以格量心当之。夫一毛之施，一饭之供，终不坏灭，况以资财振法鼓，则两施圆收。故于是而或一滴、一尘、一愿、一力，微而至于一赞叹。又不然，以至于无心而闻，有意而谤，即一大藏教，未畅波澜，而众生八识田业已大有是事，奈何以无边因作狭劣想乎？”则定策广募。呜呼！玉立主张速成，吾师主张广募，是果同耶？别耶？善信之士怜余所以速成之心，感激于吾师所以广募之愿，将必有怆焉而悲，烈焉而奋，不入思维而真心自劝者。[23]

于元凯《密藏禅师遗稿序》中，曾提到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孝定李太后）也有捐资刻藏之愿，却为紫柏婉拒：“万历丙戌，师弟同入京师，慈圣皇太后知有刻藏之举，欲发帑金命刻。尊者谓：‘宜令率土沾恩，师愿以一身人任事’。遂撰文广募，随立条规。”[24]李太后笃信佛教，《明史•孝定李太后传》说她“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鉅万，帝亦助施无算”。应该说，由她资助藏经刻印，善款“瓶颈”将大大缓解，但这与紫柏“广募”之法相违，故被婉拒。

“广募”法涉及面广，头绪繁杂，实施起来绝非易事。密藏道开说：“得侍达观老师兼晤冯开之（指冯梦祯，字开之—引者注）居士辈，则老师暨居士业已先发是愿，即共订盟从事，遑遑三载，莫得其绪。丙戌春，走长安筹之。傅金沙居士[25]辈反复思究。审知善建事者必先植本，本植则枝干卉叶自然丛成，乃定以善信十人，岁各捐资为唱缘，又一人则各劝三人为助缘。”[26]从万历甲申（1584）道开与袁黄会晤达成藏经刻印事宜到丙戌（1586）的三年中，道开频繁奔波于各地，但所获甚微，直到万历十四年在长安与傅光宅之会，才确定具体的善款募化模式。按照道开“分之既易为施、易为劝，而合之则其赀甚裕，又其功为有继”的计划，确定由十位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善信”为核心，他们发愿每年捐出一定资金供刻经之用，称为“唱缘”，然后，每人再分头劝募三人捐募，作为“助缘”。每一位“唱缘”与“助缘”各捐出百金，这样合起来共有一千金的资金供藏经刻印之用。万历十五年，十位“善信”[27]聚会燕京“龙华道场”，共同盟誓，资金筹募至此初步完成。应该说，这种方式与紫柏的最初设想是完全一致。

不过，在“天时”、“人和”具备后，“地利”，即藏经刻印地点的选择上颇费周折。据乐晋缘起文所言，万历十一到十二年间（1583-1584），道开遍访江浙诸地，寻找合适的刻经之处，当时天目、双径、栖霞诸大道场的僧众均愿提供场所。但行事一向干净利索的紫柏一直犹豫不决。万历十三到十四年间，紫柏带道开、法本等弟子来到五台山，决定在文殊像前问卜刻经之所，结果三探三得清凉，至此，前后四年的寻觅终于有了着落。

当然，选择五台为刻经之地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五台山为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在教内外信众心目中甚具影响力，每年来此朝拜的善信络绎不绝，在此地刻经可藉此广结善缘，扩大藏经的社会影响；同时，文殊为智慧的象征，藏经的刻印也是一种智慧的宣传与普及，于此刻经可“假文殊所临之地，以绍文殊所传之心；沿文殊所承之法，以化文殊所愍之众。正印昭如云汉，则十方归依；曩圣护以威灵，则崇朝圆满。公开之意，盖出于斯。”[28]

选择五台山刻印藏经还与五台山高僧无边法师捐赠妙德庵有关。无边法师，《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有传，俗姓曹，代州人。《无边传》云：

（无边）稚龄志慕出家。……韬光晦迹，人莫窥其崖涘。久之，徒侣奔凑，争为结庵，即今五台之大博庵。万历戊子，密藏、幻予二上人，入台卜居，藏方册藏经。师闻曰：“僧庵乃十方当住，今之人悉私之，吾素以为耻。今幸际此胜因，吾尽将此庵及所有，施之藏公。使方册大藏，早行阎浮提一日，是吾法轮一日转也。”于是，悉召山中耆旧为证，且立约云：“徒属以一盂一箸自私者，即摈出。”藏公初尚犹豫，未敢承，既见师意恳至，因听焉。[29]

无边法师圆寂后，紫柏曾写诗凭吊，表达对他的敬重之情：“纷纷桃李锁寒云，桂折秋风不忍闻。莫使余香飘涧底，暗随流水出前村。”[30]

（三）在早期藏经刻印过程中，紫柏起了核心作用

经过长期的准备与筹划，万历十七年，[31]方册藏在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正式刻印。第一位施资人是与紫柏关系密切的“巡抚山西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首刻第一部经也是紫柏甚为推崇的华严居士学者李通玄120卷的《华严经合论》。其后有40卷本与80卷本的《华严经》，以及《国清百录》、《禅林宝训》、《八识规矩颂》等典籍的刻印。这些典籍均为紫柏所推重，或许就是紫柏亲自选定的。

五台山时期的藏经刻印因为组织严密，场所稳定，参与人员热情高，刻印质量好于后期。从万历十七年到万历二十年，共刻藏经40余种550余卷，后因气候等原因决定南迁。

五台山亦名清凉山，[32]冬季时间长，气候寒冷，而《嘉兴藏》刻印的主持者、捐资人、刻工多来自南方，当地的气候给刻经工作造成很大困难。冯梦祯《议复化城缘引》云：“刻经之缘始于清凉之妙德庵，地寒而峻，远役南匠，转输工力，倍费功半，不得已而有径山之迁。”[33]五台山“冰雪积年，恐侵及板”，而南方温暖，“山不为峻，易于上下，剞劂供给事事方便”，且江浙地区生活相对富裕“北地缘簿而费倍”，“江南善信颇发肯心，而北地则罕有应之者”，筹集资金较易。此外，还有一个隐患在于，其时北方政局动乱，民变蜂起，“秦晋燕赵尤为近辅”，对刻经场所的安全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所以，才有南迁的必要。

至于南迁为何要选择径山，应该与紫柏的态度有关。径山在天目山东北峰，因以小径通于天目山而得名。唐代牛头宗之道钦（法钦）禅师于此山结庵，学者辐辏。大历四年（769），唐代宗赐“国一禅师”之号，并于其庵址建“径山寺”。其后，历代名僧如圜悟克勤、大慧宗杲、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等临济龙象均于此山住锡弘法，被视作天下丛林之冠。紫柏对道钦、大慧等禅师推崇备至，并有《登径山歌》、《登天目径山作》等诗文，称赞此山“天所作，地所藏，待人而兴名始扬。钦师一受龙神施，深湫涨为行道场。……大慧老，慈悲好，白云却许红裙扫。游人若怪烟花迷，敢保先生未闻道。”[34]紫柏圆寂后，也是归葬于径山。

此外，参与刻藏的居士大多为江浙居士，径山离余杭不远，交通方便，选择此山刻印藏经也有诸多便利之处。

《嘉兴藏》刻印南迁后先在径山主寺兴圣万寿禅寺进行，后移至寂照庵。寂照庵本是追随紫柏参禅的众善信修葺供养紫柏的一座寺院，此时改作刻经场所。寂照庵刻经时期方册藏刻印进度较快，质量也相对稳定。“寂照庵时期基本完成了大乘佛教经典的雕造，并在中国佛教著述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这样说，经过这一时期的努力，基本奠定了方册大藏的基础。”[35]

但寂照庵刻印也非一帆风顺。据憨山《达观大师塔铭》云：“复移于径山寂照庵，工既行，开公以病隐去。其事仍属奇，协弟子幻予本公。本寻化，复请澹居铠公终其役。”[36]应该说，在方册藏的前期刻印过程中，紫柏、密藏道开、幻余法本是整个运动的枢纽，而密藏道开更是功不可没。

道开号密蔵，字得心，南昌人，是紫柏弘法事业中的最得力助手，在楞严寺兴复与藏经刻印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沉稳谨慎、办事周密，深得紫柏信任。道开与晚明居士学者冯梦祯、于玉立、袁黄为教外挚友，交情甚笃，因为有如此良好人缘，在善款筹募与协调组织上道开才能左右逢源，很好完成了紫柏交付的重任。

寂照庵时期的刻经工作先由道开负责，法本作为道开副手，协助其事。紫柏因弘法需要而周旋于各地，但不时通过以书对藏经刻印做出指导，道开遇到困难也及时通报紫柏，请求帮助解决。紫柏在给道开的信中谆谆教诲，呵护之情溢于言表。在一封给道开的信中，他说：“径山诸僧远来不易，须委屈成就，凡一应事体，当与幻予、幻居议之，可通者但凭汝决之，无须老汉介意。”[37]刻藏事务千头万绪，道开积劳成疾，身体每况愈下。紫柏闻知后，深为挂虑，多次要求道开注意保养身体。然而，就在寂照庵刻经最紧张时期，道开突然不辞而别。

道开隐去后，其弟子念云兴勤，“行逾万里，期越三季”，“绳桥鸟道，无险不经；终南、峨嵋、匡庐、衡岳无幽不历”，[38]但终无所获，道开离开藏经刻印成为历史之谜。

道开离开后，幻余法本接任其职，但法本不久亦离世，刻藏事业再次面临转折关口。最初在五台山承担刻藏任务的如奇寒灰再次承担藏经刻印的大任，但两位刻藏中坚的先后故去，使如奇深感压力。在此关键时期，作为刻藏精神领袖的紫柏给他以巨大鼓励。在给如奇的一封信中，紫柏说：“法本乃使亡者魂宁耳。大抵藏事，汝不必虑，此佛慧命，众生宝筏，于震旦所系重矣。自有昔乘本愿轮者森然，宜俟久矣。岂待老汉薄福之人为萦念耳。虽然，彼乘愿轮者若不得老汉些些粥饭气，终是无源。”[39]

万历二十九年（1601），念云兴勤访师无获后，回到径山，正式主持方册藏刻印事宜，此后藏经刻印再次转入正轨，而念云主持刻经之事又是按紫柏之意促成的。紫柏俗家弟子缪仲淳在万历二十九年所书《念云兴勤上人接管寂照刻场缘起实记》中云：

 ……藏公匿迹远引，幻予师代总其事，无何亦复迁化。后之权兹役者相继迭迁，轨则不一，虽云因果无差，终于事功有误。本师（指紫柏—引者注）念藏公与幻予师勤劳在昔，而其法嗣勤上人，夙禀忠实，志存法门，特作偈表信。咐嘱南来，专理刻场诸务。[40]

由此可知，在紫柏在世时，至少有四任法师全权主持过刻藏经事宜，而他们均由紫柏指定。念云兴勤主持刻场十余年，为《嘉兴藏》的刻印做出了杰出贡献，万历三十八年（1610）因任吴江接待寺监院之职，离开径山。而在此之前，紫柏已经坐化京师。

继念云之后，主持刻经的是紫柏关门弟子澹居法铠（1561-1621），法铠俗名赵我闻，江阴人。据憨山《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云：“癸巳，游皖城，达观禅师过江上，公往参未面，门外作礼，再谒乃见，求度未许。师登马祖庵，公偕阮公自华至。是夜师梦披白铠人侍其侧，及公至，著白衣恳求剃度。师许之，因命今名，薙发授具戒，时年三十有三。”[41]

在藏经刻印初期，法铠可能一直在外云游参访，并未参与其事。万历三十二年（1604），紫柏归葬径山后，他曾与缪仲淳等人谋移紫柏遗体于文殊台，但不久又远游。万历三十八年，念云兴勤不再担任刻藏主持，应径山僧众之邀，法铠回径山负责刻藏事宜。[42]法铠主持刻经期间的一件重要事件就是接受冯梦祯建议，将经板由寂照庵迁至化城寺。不过，紫柏生前即有此愿望。万历三十年左右，紫柏滞留京师期间，冯梦祯尝规劝他南归，紫柏回信说：“古人读书，便立志作圣贤，今人只要作官。吾曹亦然，古人出家，志在作佛祖，今者惟为利欲耳。贫道迟回长安，念头颇不同。然旧识皆劝我早离北，虽是好心为我，实未知我。……即先生官到此，世味亦只如此，倘不以本分为急务，计亦左矣。……径山化城，宜委曲恢复，为完藏道场，勿悮。”[43]应该说，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紫柏仍在为藏经刻印谋划出路。圆寂的前一年（1602），在给弟子于润甫的信中，他对藏经刻印充满信心：

要于三宝中，弃身舍命护法。……但此念力，能始而终之，则本郎（指幻予法本—引者注）与开郎（指密藏道开—引者注），虽死生有先后，而其心事亦了矣。刻藏事体，终有荷之者，勿虑。[44]

紫柏此时为搭救为民请命的南康太守吴宝秀而滞留京师，随时都有牢狱之灾。憨山《达观大师塔铭》云：

始，司成冯公具区（指冯梦祯—引者注）意复化城为贮板所，未克。初，桐城吴公用先为仪曹郎，参师入室，从容及刻藏事。师遽曰：“君与此法有大因缘。”师化后，吴公出长浙藩，用冯司成初议，修复化城，为径山下院，藏贮经板，且蠲俸散刻藏数百卷。固吴公信力，亦师预谶云。[45]

吴用先，字体中，曾任蓟辽总督，随紫柏参禅，被取法名“始光”，二人多有交往，紫柏曾鼓励他以刻印大藏为己任，认为这是弘扬文字禅的最佳途径：“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音闻即文字三昧也。此三昧，又名文字般若，又名缘因佛性。如刻藏之举，正所谓缘因佛性耳。盖众生所习无常，以缘因众生性熏之，则众生知见发现；以缘因佛性熏之，则佛知见发现。能熏如风，所熏如谷。此娑婆世界，非以文字三昧鼓舞佛法，法安可行？”[46]吴用先也说自己“从紫柏尊者游逾二十载，所承钳锤锥札罔所不至，通身热汗不知透出几番矣。末后以流通佛法付嘱不佞，唯唯徼天之幸，承乏越中，即悉心殚力，求刻藏之役。”[47]他对紫柏教诲心存感激，所以能够不负紫柏重托，不仅助捐善款，而且“修复化城，为径山下院，藏贮经板。”

澹居法铠圆寂于天启辛酉年（1621）。憨山说他“继志述事，光前绝后，斯为达师末后弟子、无忝的骨者也。”[48]对其一生跟随紫柏弘法护教给予高度评价。法铠之后，藏经刻印仍时续时断进行，但迭经事变，进度缓慢。据紫柏五世法嗣解印于顺治十六年（1659）所撰《密藏禅师遗稿后跋》中所云：“念翁有徒也，今我香庵叔也，……香叔有徒焉，乃明一兄也。明兄蚤厌世途，长卧而逝。明兄有徒焉，今吾按指颖侄是也。惟其杰出缁伦，注心道法，慨祖宗之公案未完，收辑密祖遗言，广布担愿，了完全藏，不谓第六世而有斯人，愿来绳绳而无尽。”[49]

此外，还有一位叫白法性琮[50]的僧人对《嘉兴藏》刻印起了重要作用。钱谦益《嘉兴营泉寺白法长老塔表》云：“长老讳性琮，信州上饶郑氏子。……师为人清古质直，慈悲乐易，不立门庭，……蒇紫柏、藏公宿缘，续佛慧命，不惜脑髓。”[51]关于此人对嘉兴藏的贡献，憨山弟子福征云：

自癸亥岁，延江西宗派，白法琮公，住持楞严，稍有就绪。而化城僧清隐，复于丙寅丁卯间，捏造变乱之说。赖白公操履方正，经理精详，不避嫌怨，终难动摇。迄今二十余年，功在楞严，门殿像设，香积种种，圆就不小。而其莫大斡旋，尤在流迩方册，长开人天眼目。九疑李先生，称白公为紫柏肖子，密藏干弟，不虚也。即乙酉闰六月，兵燹大乱时，白公坐镇经坊，锋刃榜掠，劫之数四，屹然不动。直以头目髓脑，捍卫竺干坟典，得完璧如平时，佛力、法力、僧力，于兹大现奇特。今白公虽自楞严，而营泉，而漏泽，而东塔，扙笠所到，靡不鼎新整饬。[52]

《嘉兴藏》刻印基本由紫柏僧团及其追随者完成。除其法友憨山给予资助、指导外，云栖僧团未见参与。[53]晚明四大师中，智旭出世最晚，但最推崇紫柏的藏经刻印壮举。他甚至将紫柏、密藏、性琮比作孔子、颜回、孟子：“紫柏之以流通大藏为急务，诚不异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之苦心也；密师契之，犹孔门之有颜子也；翁（指白法性琮—引者注）继其任而扩充永远之，犹孟子也。其功伟矣！”[54]

方册藏的刻印至白法性琮仍没能完成，然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性琮之后，一位本属汉月法藏（1573-1635）系的僧人利根有感紫柏弘法忘身之举，毅然投入藏经刻印大业中。陈垣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云：“方册藏第一次之完成，实成于黔僧利根庆。”[55]

利根，字继庆，汉月法藏系弟子，贵州赤水卫（今毕节赤水河）人。据《颛愚衡[56]语录》七《刻方册藏经目录序》云：

神庙初年，紫柏老人见南北二藏版，印造艰难，立意转梵筴为方册。……自癸卯至壬午，将四十年，事犹未竟。已刻者不及归山，未刻者懈不速完。突有利根上座，贵竹赤水人也，颖悟卓然，……慨紫柏老人未竟因缘，为佛祖慧命所系，不觉泣泪流涕，矫首叹曰：“大丈夫出世一番，不作大丈夫事，则不如鱼鸟矣。紫柏老人未尽之愿，乃吾未尽之愿，奋力精进。”坚誓曰：“不竟此事，愿此身碎为微尘。”立誓已，策杖遍讨径山、嘉兴、吴江、金坛诸处。……先之云间，商之徐、李、黄诸大檀越，欣然就事。已刻者十之八九，未刻者十之一二，不期半载可完。欣闻新主登元，大兴善事，上疏请旨，催四方已刻之版，同归径山，复请御制序，以光方册藏经之首。嗟哉！紫柏老人为此一事，海内奔驰三十载，所有当尽未尽之谋，利上座一一尽之，是紫柏老人与利上座可谓首尾一贯也。首尾之体本一，首尾只用不二，说利上座是紫柏老人再来可也；说与紫柏老人同是地涌之俦，来尽佛法未尽之缘亦可也。[57]

毫无疑问，虽然紫柏没能亲见《嘉兴藏》刻印工程的最终完成，但其弘法护教、勇猛无畏的流风遗范一直是弟子辈们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动力。无论是亲炙法席的嗣法弟子，还是从未谋面的法嗣，抑或与他并无师承关系的僧人利根，他们都能在中逢乱世，海内扰攘的困境下锲而不舍，披肝沥胆，以完成紫柏伟愿为己任，彰显了紫柏大师崇高的人格魅力。

自万历十年发愿，万历十七年创刻，到清康熙十六年（1677）正藏完成，《嘉兴藏》历时近一个世纪之久，其间遭遇的挫折与困难诚非当初筹划者所能预料的。钱谦益说：

大藏之改梵夹为方册，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开公始也，海内钜公长者主议倡导者，则有若陆庄简公光祖、陈庄靖公瓒、东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冯公梦祯。紫柏法眷誓愿次助者，常熟缪布衣希雍、金坛于比部玉立、暨丹阳贺氏，添江周氏、沈氏。刻场初卜清凉、后移双径。既而恢复化城，订约化城贮板、楞严发经者，中丞用先吴也。藏师遁迹，紫柏示亦化，六十年来，物变错愕，而经藏一灯，相传未息。[58]

虽然饱经磨难，坎坷不断，但这一惠益丛林与中国思想的伟大工程最终得以利根完成。

关于《嘉兴藏》在弘扬佛法上起到的作用，福征有如此评价：“达师为法忘身之事非一，而创刻方册，视圜中罹难因缘，尤为可大可久。惟此方册，广法运，便参学，随人随地，悉可流通。否则，梵本庄严，帙繁价重，通僧不通俗，遐方善信，虽闻佛名号，难见法宝只字矣。自达师开辟胜因，传播簿海内外，天上天下，佛法中人，无不闻知。”[59]

《嘉兴藏》为宋元明清官私版《大藏经》中收录典籍最多（尤其是中国佛教著述）的一部藏经。全藏总计三百四十三函，收经二千零九十部（据《嘉兴藏》目录，一说实际有二千零九十三部），约一万卷（一说七千三百三十四卷）。其结构为：

1﹒《正藏》：以《永乐北藏》为底本，《永乐南藏》和宋、元版藏经为校本刊刻。二百十函，一千六百五十四部，始《大般若经》，终《佛祖统纪》。

2﹒《续藏》：为新编入藏的中国佛教撰著。九十函，二百三十七部，始《华严经会本大钞》，终《法华受手》（有的传本作《指月录》）。

3﹒《又续藏》：为新续的中国佛教撰著。四十三函，一百九十九部，始《楞严经定解》，终《天一悦禅师语录》。在《续藏》、《又续藏》收录的典籍中，既有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律宗、净土宗、禅宗等各宗的章疏论著，也有史传，其中禅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禅籍中又以禅宗语录数量最多（大约有二百七十种左右）。“中国佛教的331种著述仅依存于《嘉兴藏》而得以传世，其史料价值之珍贵可见一斑。”[60]

康熙十六年（1677）以后，《嘉兴藏》又有续雕。据雍正元年（1723）刊印的刻本目录记载，其中《续藏》从九十函增至九十五函，《又续藏》从四十三函增至四十七函，连同《正藏》的二百一十函，总计为三百五十二函（各函的内容也略有变化），约一万二千六百十卷。  《嘉兴藏》尚未刻完之时，福建高僧隐元隆琦于顺治十一年（1654）东渡日本，随身携带《嘉兴藏》一部，当非全藏。日僧铁眼道光于宽文九年（1669）依此开刻《黄檗藏》，版式文字全同，经板至今存于宇治黄檗山万福寺。因此，《嘉兴藏》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也写下了重要篇章。

对于《嘉兴藏》在弘扬佛法上的伟大贡献，近人更是多所赞颂。杨文会在评论《嘉兴藏》的价值时说：“明紫柏尊者以方册代梵筴，阅者便之。”[61]受此影响，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均采用《嘉兴藏》的方册装印形式。陈垣也说：“盖自方册藏兴，省梵筴全文之半，建者运者，贮者阅者，均称简便，于时请藏之风极炽。吾粤函可大师之遣戍沈阳也，亦为请藏。”[62]

钱谦益认为，紫柏等僧众之所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积年累月，耗尽心血，从事于藏经刻印，其意义有四：1﹒报佛恩，2﹒拯末法，3﹒挽劫运，4﹒知时节，[63]而现代的思想家们更注重它在保存古代文化上的重要史料价值。[64]它的《正藏》收录了明南北两藏的教内著述，而《续藏》与《又续藏》又收录了南北两藏没有搜集者。后两藏汇集了明清两代各宗灯录、语录、世谱、杂著等，其中很多为其它典籍不见载者。

在现存的我国历代各种版本的大藏经中，只有《嘉兴藏》是线装方册本，其版本价值独一无二。《嘉兴藏》的正藏，收藏佛典品种最多，藏书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被认为是汉传佛教最完整的一部典籍。近年来，经过多方努力，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十五”重大项目的《嘉兴藏》重辑与影印工作已于2008年完成。由紫柏大师等诸多高僧历尽磨难塑造的这座民族文化丰碑必将在今天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责任校对：妙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