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吉藏与天台宗的关系点上有“吉藏借义记、并就学于灌顶”的说法，这个说法被史家作为定说见于史著，且有越传越夸张之嫌。根据笔者的考察，其中存在师资传承、文记无存、时间差误、史家失察、宗旨不同等五个方面的疑点。

【关键词】吉藏  灌顶  法朗  智顗  法华经

【作  者】中国佛学院09级研究生。

在《续高僧传》卷十九《灌顶传》中记载这样一段话：“有吉藏法师，兴皇入室。嘉祥结肆，独擅浙东。闻称心道胜，意之未许。求借义记，寻阅浅深。乃知体解心醉，有所从矣。因废讲散众，投足天台。餐禀法华，发誓弘演。”[1]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浙东弘法的吉藏大师（549—623），听到称心精舍的灌顶法师（561—632）在讲《法华经》，不以为然。后来跟灌顶借取《义记》，仔细研读，并心意折服。因此，便散去徒众，投足天台山，跟灌顶学习《法华》，并且发誓弘扬《法华经》。这段文字后来被《弘赞法华传》卷三，《天台九祖传》卷一，《法华经三大部补注》卷五所引用。宋代天台宗僧志磐《佛祖统纪》卷七更加强调吉藏“先曾疏解《法华》，闻章安之道，废讲散众，投足请业，深悔前作之妄。”[2]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宗派优劣的色彩。

至于《僧传》所记载的这段内容，研究隋唐佛教史的有些学者，没有提出质疑的疑点；即使有，也未给出具体分析的说法。[3]如：杨惠南《吉藏》第46页脚注部分说“吉藏到底有没有阅读过智顗或其弟子辈的作品，我人不得而知。”华方田《吉藏评传》在198页列吉藏年表：公元596年，吉藏借阅灌顶《义记》，说：“此说尚有争议”。董群《中国三论宗通史》第214页，论及此事，说：“这有宗门之争的意味于其中，吉藏投灌顶门下习《法华》似不可能，但吉藏受天台宗影响重视《法华经》则是可能的。”关于史料记载的这件事，由于资料的缺乏不能以有无的价值来判断，然而可以根据记载进行史实分析。

这件事的起源跟《法华经》有关系，如上面所引文字可证。吉藏一生致力于般若、三论的弘扬，被后世尊为三论宗的真正创立者。他也是历史上著作宏富的僧人之一，所著作品计有四十四部百余卷，现存二十七部、散佚十七部。[4]就其著作当中关于法华经的有八部。

存五：

《法华经玄论》十卷《大正藏》卷34《续藏》册42

《法华经游意》一卷或二卷《大正藏》卷34《续藏》册42

《法华义疏》十二卷《大正藏》卷34《续藏》册42

《法华统略》六卷《续藏》册43

《法华论疏》三卷《大正藏》卷40《续藏》册74

佚三：

《法华新撰疏》六卷

《法华玄谈》一卷

《法华经科文》一卷

这八部关于《法华经》的著作总数近四十卷，可以说占吉藏著作四分之一的分量。关于吉藏为什么会格外重视《法华经》的原因，根据笔者的考察，除了《法华经》“总历群籍，二千余轴，受持盛者，无出此经”“京师欣尚，妙重法华”以外，还有《法华经》中关于佛性、一乘、三乘的判教问题实是当时佛教思潮的主要话题。这种判教风格从南北朝一直持续到唐朝中后期，在这过程基本确立了几家的判教形式和地位。而依据《法华经》为自家主张判教思想证明的就有天台、华严，当然还有三论，这是佛教义学发展历史形势的必然。然而吉藏重视《法华经》笔者认为不只是受到天台一家的直接影响。[5]就算《仁王般若经疏》中吉藏引用过天台的“五章”或“五重各说”，然而吉藏的五重内容在“判教”部分并没有按照天台所说的“藏通别圆”进行判释。[6] 那么，吉藏重视《法华》应有其师承关系，正如他一向秉持的“学问之体，要需依师承习”一样。

第一、重视《法华》有其师承。

根据《僧传》记载，吉藏跟他的师兄弟道庄、智锴、真观等都在法朗座下学习过《法华经》，并且真观跟随法朗学习之初就以《法华经》问摩诃衍义。法朗称赞真观的机问说：“吾出讲八年，无一问至此。”可见法朗法师有讲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法华经》。另外，师叔慧勇法师亦讲《法华经》“数部不记”。以此看来早期的三论祖师对于《法华经》是足够重视的，而对于吉藏直接的师承关系，应是他重视《法华经》的先决因素。

《僧传》中说：吉藏“闻称心道胜，意之未许。求借义记，寻阅浅深。乃知体解心醉，有所从矣。因废讲散众，投足天台。餐禀法华，发誓弘演。”这段话是疑点最多。

第二、求借义记不能成立。

所谓“义记”应是跟《法华经》有关的笔记或讲义。灌顶没有关于《法华经》的专门著作，那么这个“义记”就是跟他的老师智顗（538—597）有关。智顗所说被灌顶整理成书的《法华经》只有《法华文句》和《法华玄义》二种。此前灌顶曾在祯明元年（587）金陵光宅寺听智者讲过《法华经》，并说整理成书，即后来的《法华文句》。但在《法华文句》的开卷，灌顶就说：“余二十七岁于金陵听受，六十九岁于丹丘添削”。按《僧传》载灌顶圆寂于贞观六年（632），世寿七十二。他六十九岁“添削”笔记，写成《法华文句》时，正是贞观三年，这时吉藏早已去世。如果说当时借的是《法华玄义》则更不可能，《法华玄义》是智者开皇十三年到十四（594）年在湖北玉泉寺时讲，灌顶亦听受在侧，并于后来整理成书。  

关于灌顶596年在称心精舍讲《法华经》的时间《僧传》并没有给出准确的说法，而是说“开皇十一年（591）晋王作镇扬州，陪从智者戾丘+千沟。居禅众寺，为法上将。……东旋止于台岳，晚出称心精舍开讲法华。”有些学者认为时间是在开皇十六年（596），这时正是吉藏在会稽嘉祥寺领众说法的时候。而此时（595）智顗受杨广之邀，住金陵撰写《净名疏》，又于在第二年（596）春天返回天台山。灌顶在开皇十七年（597）灌顶接掌湖北荆州玉泉寺。据《弘赞法华传》说，智顗于597年冬在石城（浙江新昌）病时，灌顶“瞻侍晓夕，艰劬尽心”。593到597五年之间，灌顶一直都在忙于在老师的身边听习、掌管寺庙、为老师的圆寂而奔波于浙江和湖北之间，而常住会稽讲经，并产生影响，并使当时的义学大师吉藏的关注和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第三、废讲散众，投足天台不能成立。

假若灌顶596年在称心精舍讲经，则与《国清百录》记载吉藏邀请智顗讲经的事件在地点上相互矛盾。《僧传》上说吉藏因为阅读灌顶的《法华》笔记以后就“体解心醉”因此“因废讲散众，投足天台”。

吉藏在嘉祥寺的活动时间是590到599年之间，按照《国清百录》的内容排序上吉藏写信给而智顗的事件在最后面，时间是在智顗圆寂之前不久。智顗597年在石城寺圆寂。596曾年回到天台山，而这时说吉藏596年因阅《讲义》而“投足天台”则在地点上相矛盾。如果吉藏596年就在天台山，又何必写信邀请。

另外，“废讲散众”则更不可能。《僧传》卷十四中记载，吉藏的弟子智凯（？—646），幼年时就听吉藏讲解《法华经》连续六年，因而发心出家，十三岁就复述吉藏所讲过的经论。并且跟随吉藏住在嘉祥寺，一直到吉藏599年去长安之后，他才离开吉藏，住在静林寺“聚徒常讲”。如果“废讲散众”，怎么会有《国清百录》里吉藏具疏“百余人”的殷勤祈请智顗讲经呢？如果是“投足天台”那么，吉藏又将身在何地而请智顗不赴？所以从地点上就存在很大疑点。[7]

第四、《僧传》作者所记渠道问题。

道宣法师（596—667）著《续高僧传》的时间是665年之前。他在自序中说写作此书：“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仇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可见，《僧传》的大部分内容是他听人传说来的。而按照记载，吉藏借灌顶的《义记》是在596年，这一年道宣刚好出生。道宣十六岁在长安日严寺出家，武德四年（621）依智首律师学律，道宣住长安崇义寺。武德七年（624）入住终南山白泉寺。道宣落发的时候吉藏正在长安，并一直到623年在吉藏在实际寺圆寂。然而道宣在《吉藏传》中并没有提及借灌顶《义记》的事，也没有像《国清百录》中记载吉藏与智顗交往并邀其讲经的事。如果吉藏对智顗师徒的学说真的“体解心醉”，并且向《佛祖统记》所说“废讲散众，投足请业，深悔前作之妄。”那么对于吉藏来说，不能不说是宗派宗旨和学术风格的一个重大转变。然而，吉藏写于596年以后的《三论玄义》、《胜鬘宝窟》、《净名玄论》、《三论疏》等重要的著作，并没有见到受天台思想影响的明显痕迹。[8]那么，关于吉藏借《义记》以及后来一系列动作都恐怕是听来的内容。

第五、吉藏与天台的瓜葛。

为了说明吉藏与天台的瓜葛，有必要交代一下以吉藏为代表的三论与天台在同一历史时期的状况。

1、从南朝到初唐，三论的宗派形势渐行渐壮。最开始与《成实》一较优略，后来《成实》式微，三论成为南方佛教最有影响力的学派。然而，天台由慧文、慧思在北方的努力，也崭露端倪。智顗作为天台的第三代主将，为了发展也来到南方的义学重镇——金陵。他虽然学问和行持都很卓越，但是学派形成、影响势力方面则是包括他弟子在内几代人的事。而三论一直根植于南方，如僧诠门下的“诠公四友”，“直辔一乘，横行出世”。法朗座下有罗云等十三位弟子，分布于长江上、下游乃至浙江、关中等地。[9]法朗曾对真观说过：“吾大乘经论，略已宏通。而燕赵齐秦，引领翘足。专学虽多，兼该者寡。”兹后，599年吉藏与师兄法澄、道庄、智炬敕住长安日严寺。而南方则是 “号为象王哲”的 慧哲，领学士三百余人。慧感、慧颐于江之左右通化，各领门侣，众出数百。此时吉藏和智炬等人都是“敷化南北，声振一时”的佛门领袖，因而敕住皇家道场。汤用彤说唐初的三论之学已“广被南北，犹称大宗”。又根据《隋唐佛教宗派研究》，在该书的分期中，吉藏处于第一期，第一期宗派的影响力三论宗与律宗并齐，而天台宗则势在三论之下。[10]

2、日本·珍海的《三论玄疏文义要》卷一中，写吉藏的《净名疏》卷一提到自己在天台时曾请教智顗有关四教的道理。《净名疏》一云：

智者释净名经，明四教义（具如智者净名玄义第一卷之所述也）吉藏昔在天台，曾谘此义。……又《仁王疏》，首依天台智者。开五门，故知用之。有人云：《净名疏》此文专非嘉祥之笔。必是末学浪加，不可用之。又子注指智者《净名玄义》，然彼章安，承天台制之，应在嘉祥后。又有一本无此文。故知，此文者，后人加欤。[11]

珍海说：吉藏的《净名疏》中，所提到吉藏曾看过智顗的《净名疏》并且请教过关于四教的问题。然而，智顗的《净名疏》是灌顶在其过世之后才整理出现的。据此，珍海认为吉藏《净名疏》的这段话是后人“浪加”上去的。除此，珍海说吉藏还有一个版本的《净名疏》是没有这段话的。可见吉藏被与智顗父子学习的事也绝非是《僧传》当中的一件。

3、吉藏对天台的态度。天台智顗大师在世时以禅法见重，他和慧思与三论早期祖师有过一些交往，也都是以禅法为媒介。[12]在过往的记载当中，反映在天台的资料里三论宗总是处于被压抑的角色。至于《僧传》的记载则较为平和，但仍有失察之过。智顗年龄稍长于吉藏，他先吉藏圆寂二十五年。倘若吉藏见到灌顶整理的智顗著作，那么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当然，我们今天只能通过三论的学术风格和宗派特旨来推测。.刘常净居士《三论玄义记》中说：“（灌顶）写成《法华文句》时，正是贞观三年，这时嘉祥早已去世，其他各宗更晚。假使天台贤首教义为嘉祥所见，很可能被列在“呵大执”中。嘉祥著作中曾有弹“六相”斥“五时”的批判，当时虽不是指的天台贤首，但此义早为嘉祥所呵。”[13]杨惠南也持此态度：“如果吉藏知道智顗的四教判而有机会表达他自己的看法时，他会针对四教判提出批评吗？答案是：虽然很难确定，但偏向於负面的批评是比较合理的。”[14]同样，珍海也说：“又大师（吉藏）於大乘不定阶级；四教之义专定大乘浅深，故知不用，明也。”[15]

据上可知，吉藏注重《法华经》的主要内因，是有其师承关系的，并且是时代思潮的必然，并非是受到智顗为代表的天台宗僧的影响。由此引生的吉藏与天台在《法华经》上的承习关系，《僧传》的记载明显有失察之过。从吉藏和灌顶在596至599年间的活动地点和内容来看，不大可能发生“废讲散众，投足天台”的事。另外，根据吉藏弟子智凯的行履也足以证明那件事是夸张的讹传。从传说听来的事迹作为写作依据，是道宣撰写《僧传》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为《僧传》出现记载讹误也埋下了存疑的可能性。其记载的“吉藏就学于灌顶”这件事内容到了宋代天台宗《佛祖统记》，更显得尤为夸张。考察初唐时期三论与天台的宗派实力和影响的优劣，我们发现三论正处于义学的顶尖地位。这引来天台的借故假誉，提高自宗地位、扩大影响也是可能的，这一点在三论与天台宗僧交往中可以证明。至于吉藏与天台宗的关系，历史上就有一些瓜葛。在《国清百录》中记载他曾邀请智顗讲经的三封书信，以及一篇疏文。就本文论题为主，没有论及相关内容。然而，假设吉藏见到天台的判教说，会是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引用了刘常净和杨惠南以及珍海的观点，这是吉藏究竟能否就学于灌顶师徒的根本所在。当然，要想给这一历史公案做一较为确当的定论，还需要有更多的史料证明。以及从三论和天台的宗派思想，学术特点，宗旨立场进行义理方面的深入研究，才能从根本上予以最终判定。但《僧传》中记载吉藏就学于灌顶的事，是存在很多疑点，这是可以确定的。

（责任校对：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