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第一部分概述了佛教在古代新疆和回鹘人中的传播、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及现存主要回鹘文佛教文献。第二部分研究、刊布了现存北京的一叶回鹘文《大白莲社经》。

【关键词】新疆佛教  回鹘文  佛典  大白莲社经

【作  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历史上回鹘（古代维吾尔）族曾信仰佛教达千年之久，并把大量佛教文献翻译成回鹘语。当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后，佛教及其文献才在维吾尔地区逐渐消失、湮灭。只是由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塔里木盆地（特别是土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的结果，才有多种宗教内容的新疆古代语文（包括回鹘语文）文献出土（德国前新疆考古队领导人冯·勒柯克von Le Coq 说是17种语言，24种文字）。仅就佛教内容的回鹘文献而言，其内容的多样性和语言的表现力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且不谈各处千佛洞保存的壁画、雕塑等艺术品）。所有这些都表明，在维吾尔族信仰佛教时期，其文化的发展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古代维吾尔佛教文献是维吾尔和其他操突厥语民族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下面根据本人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回鹘文佛教文献作一概括介绍，并附带刊布几页保存在北京的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

一、         佛教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传布

佛教产生于印度。公元前三世纪，当孔雀王朝（Maurya Dynasty）时代，在国王阿育（Ashoka）王在位时，举行了第三次佛教会议（结集）。之后，佛教开始从恒河流域传到西北印度的加湿弥罗（Kacmira）、犍陀罗（Gandhara）地区。在犍陀罗（此地在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纪元前356－323]东征后曾为希腊人所统治），佛教思想与希腊艺术相结合，于是产生了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当贵霜（Kushan）王朝时（约公元前105年——公元后2世纪）佛教在今阿富汗和中亚南部十分盛行。在迦尼色迦（Kanishka）王时期，举行了著名的第四次佛教会议。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塔里木盆地的问题，我们尚无确切的材料来说明。一般地说，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应早于传入我国内地。任继愈教授认为佛教传入内地是在公元后一世纪60-70年代[1]。为此，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应在此之前，即在公元以前。根据藏文《于阗（和田）国授记》一书的记载，佛教似早在公元前186-172年间已传入和田地区。

和田自古以来就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著名佛教中心。汉文史籍记载，公元5世纪前许多汉族僧人曾去“西域”求经，而实际上只到达和田，在那里他们通常都能得到所要寻找的佛经。中国佛教史上一些著名的佛教大师也来自和田地区，如：实叉难陀（Ciksananda）、疆良耶舍（Kqlaya1as）等人。此外，某些著名的佛教典籍甚至是在和田地区编撰成的，如享有盛誉的《华严经》（Avata/saka-s[tra）。生活在4-5世纪的汉族著名佛教大师法显在去印度取经的路上，曾在和田停留数月。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庆祝佛教节日的活动，并目睹了当时和田地区佛教昌盛的情况。他在《佛国记》一书中这样写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僧众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国主安堵法显等于僧伽兰（sa/ghqrqm）（寺院之意）。僧伽兰名瞿摩帝（Gomati），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其国中十四大僧伽兰，不数小者……”[2]。

至于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北缘另一佛教中心——龟兹（今库车）的问题，德国汉堡大学的刘茂才教授认为早在公元前109年，佛教已传入龟兹地区[3]。他的根据是汉文《梁书》卷40中的一段记载：“（柳）之遴好古爱奇……献古器四种于东宫（按指后来的梁武帝）……其第三种，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龟兹国献’”。而澡罐则为佛僧用具，汉文有时译作“军持”，来自梵文kuzfika。我们知道，公元8-9世纪前，古代库车居民讲印欧语系中的一种“吐火罗语B”（kentum）方言（古代焉耆居民则讲“吐火罗语 A”方言[4]。古代龟兹国的经济和文化也很繁荣发达。例如唐代著名高僧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这样写道：“（屈支——按即龟兹/库车）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柰、桃、杏……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自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伽兰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小乘教说一切有(Sarvastivadin)部”[5]。

土鲁番（古称车师、高昌）地区自古以来也是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公元840年当建国于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被黠嘎斯（今柯尔克孜）人灭亡后，一部分回鹘人（15部）西迁土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王国（约850-1250年）。土鲁番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东西交通的要道上，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所重镇。从公元前2世纪起，该地就已是一块具有发达农业和文化的繁荣绿洲。这里最古的居民（车师人[6]）使用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A种方言。从当地发现有公元8世纪以前的突厥语写本来看，在回鹘人迁移到土鲁番地区以前，当地似已有突厥人住在那里（特别是在西突厥汗国时代）。大批回鹘人的到来加速了当地的突厥化（也即维吾尔化）的进程。此外，当地还住有许多汉族人和粟特人（即所谓的胡人）。回鹘人迁入后发生了不同民族的融合过程。由于回鹘人和其它操突厥语的部族不论在人口数量上抑或在政治上都占有优势，当地原居民逐渐被突厥化，回鹘语战胜当地原居民的语言，成为该地区的通行语言。但原居民也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论在人种、文化上抑或在语言上都给前者以很大的影响[7]。在当地原居民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的农业和城市生活，并创造出光辉一时的高昌回鹘文明。

我们知道，在蒙古回鹘汗国时期，762年摩尼教曾被回鹘统治阶级尊为国教[8]。回鹘西迁土鲁番地区后，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对摩尼教的信仰。大约在10-11世纪期间，在当地原居民信仰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皈依佛教并开始翻译佛教经典[9]。当佛教节日时，在寺院附近举行各种活动，如讲经，演唱佛教故事和戏剧等。这些都为近代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的壁画、写本（有些带有插图）和其它物品所证明。公元982年，宋朝使臣王延德曾访问过高昌王国。他的《使高昌记》一书是了解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之一。书中生动记述了回鹘高昌王国的情况。他这样写道：其都城高昌不降雨雪，天气十分炎热……住房多涂白粉……引天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田地，使用水车。地产五谷，但无荞麦。贵人多食马肉，其它居民则常食羊肉和禽肉。演奏音乐时多用琵琶、箜篌。出产貂皮、棉花和绣文花蕊布。俗好骑射，喜爱游赏。出游时必带乐器。当地有佛教寺院五十余所。寺内藏有大藏经等佛教著作。王延德一行在别失巴里（高昌王的夏都）谒见了回鹘王，并向王后、太子赠送了礼物，出席了宴会，观看了戏剧。第二天继续参观游览。城中多楼台卉木，居民皮肤白皙，面貌端正。当地工艺水平很高，善治金银铁器及攻玉……[10]。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早在10世纪左右，高昌就有戏剧演出。当地出土的一些戏剧残卷（如《弥勒会见记》等）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此外，现存的许多佛教寺窟（如柏则克里克、吐峪沟、克孜尔、库木图拉等）和壁画以及许多古代龟兹、焉耆语和回鹘语佛教文献的出土也都证明当时佛教在该地区繁荣昌盛的情况。不仅回鹘贵族，甚至普通百姓都竞相捐资修建寺院，制作佛像、壁画或抄写经文。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一种功德（回鹘文称buyan），并能把其转让给其它有关的人[11]。所有这些都表明回鹘人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随同土鲁番地区的伊斯兰化，佛教约于15世纪左右在当地消失。早在公元8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就占领了布哈拉（Bukhara）和萨马尔罕（Samarkand），从而在河中地（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约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阿拉伯文称Mawarannahr）得到了立足之地。公元751年唐朝和大食（阿拉伯）军队在塔拉斯（Talas）进行决战。唐军战败，从而为伊斯兰教进入塔里木盆地打开了大门。10世纪时，以喀什为中心的喀喇汗朝皈依伊斯兰教。11世纪时，经过百年抗拒后，和田被迫接受伊斯兰教。但在北方，喀喇汗朝遇到了顽强的抵抗。那时，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王国的南部边界是库车，东南达到且末。高昌阿尔斯兰（Arslan意为狮子）对喀喇汗朝的扩张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为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直到13世纪），伊斯兰教势力不能越过库车一线。根据米尔扎·海达尔（Mirza Haidar）作于16世纪的《拉史德史》（Tarih-i Rashidi）的记载，只是当东察哈台汗克孜尔和卓汗（Qizir Hoja Khan）（在位时间约为1389-1399年）对土鲁番地区进行多次圣战后，当地回鹘人才被迫接受伊斯兰教[12]。

不论汉文史料和伊斯兰史籍都证明，迟至15世纪下半期，土鲁番人民中仍信仰佛教。如明朝（1368-1644）使臣陈诚在其《西域番国志》一书中写道：吐尔番城，信佛教……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另外，中亚穆斯林史家哈菲兹·阿卜鲁（Hafiz Abru）在其《史选》一书中也谈到当铁木尔之子沙鲁赫（Shahruh）的使节团从北京回国，经过土鲁番时（1420年），其成员看到当地居民仍有佛教徒。

二、回鹘文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科学界不知道有维吾尔佛教文献存在。大多数人认为维吾尔人民从古以来就信仰伊斯兰教。

早在1890年，英国上尉包威尔（Bower）因追缉逃犯来到库车。他偶然从一居民手中买到写有婆罗米字母的桦树皮写本。之后，该写本送到印度加尔各达（Calcutta）。经过著名东方学家霍尔恩（R. Hoernle）教授的鉴定，该写本为属于公元4世纪的梵文古书。这就一下子引起轰动。1892年法国学者杜特罗依· 德·兰（Dutreuil de Rhines）在和田巴扎尔（市集）上也买到一桦树皮写本。这一写本在欧洲引起更大的轰动。1897年在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家大会上，法国梵文学家色纳（Senart）作了关于此本的专门报告。他确定该写本为属于公元2世纪的《法句经》（Dharmapada）（佛教诗集），文字是佉卢文（Kharosthi），语言为古代印度西北俗语（Prakrit）。

这些偶然出土的发现品促使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组织和派遣考查队去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发掘。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出以克来门茨（D. A. Klementz）为首的考查队去土鲁番。克来门茨考查队在高昌古城进行了发掘，获得不少古物（包括第一批出土的回鹘文献）。1900-1901，1906-1908，1913-1916英国派出以斯坦因（A. Stein）（原为匈牙利人）为首的考察队去新疆和敦煌，获得更多的古物。特别是在其第二、第三次考查期间他从敦煌取走了多达万件的各种古代语文写本（其中也包括突厥如尼文、摩尼文、回鹘文等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他在土鲁番也进行了发掘工作。

俄国和英国的成果刺激德国人急忙组织和装备了考古队去土鲁番。从1902到1907年和从1913到1914年，德国先后派出以格伦威得尔（A. Grünwedel）和勒寇克（Le Coq）为首的四次考查队来新疆。前三次他们主要是在土鲁番工作。第四次则在库车。在前三次考查期间，他们几乎考查发掘了土鲁番地区的所有重要的遗址，包括古城高昌以及胜金口（Sengim）、木头沟（Murtuq）、柏则克里克（Bezeklik）、土峪沟（Toyuq）等地。他们获得了大量各种古代语文的写本、绘画、雕塑和其它古物。他们从鲁番、库车等地石窟中切割下许多壁画，运到柏林后再重新拼装起来，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出[13]。在古代回鹘文献（用各种文字写成）方面，以德国获得的最多。现柏林科学院土鲁番学研究中心收藏的回鹘文献编号已超过5位数。

法国政府也派出了以伯希和（P. Pelliot）为首的考古队去塔里木盆地。他们主要是在巴楚（Maralbeshi）和库车工作。在敦煌等地伯希和也获得了大量的汉文、藏文、古代龟兹文和回鹘文写本。

当日本京都西本愿寺主持大谷光瑞（1996-1948）在伦敦从报纸上看到斯坦因在南疆地区考古所获成果时，引发他想了解佛教从印度经新疆传往中国和日本的愿望。于是他组织了三次考查队去塔里木盆地搜寻古物（1902-1904，1908-1909，1910-1914）。

1927-1935年由瑞典和中国两国组成的中瑞西北考查团，在新疆工作期间收集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文物。参加中瑞考查队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对新疆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也发现和购得了回鹘文文献，如现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玄奘传》就是由他携回北京的。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到1975年，新疆博物馆先后在土鲁番等地进行了多次发掘，也有不少收获。

至于对于回鹘文佛教写本的研究，早在1899年德裔俄国著名突厥学家拉德洛夫（W. Radloff ）就在克列门茨的《1898年俄国皇家科学院土鲁番考查队报告》（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an St. Petersburg in Jare 1898 ausgeru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一书中，发表了第一批回鹘文佛教文献。从1908年开始，德国东方学家缪勒（F. W. K. Müller）在柏林先后发表了划时代的四卷《回鹘文献研究》（Uigurica）(I:1908, II:1910, III, 1922, IV:1931)。另一位德国著名的突厥学家邦格(W. Bang)和他的女弟子冯·加班（von Gabain，汉文名字叫葛玛丽）一起出版了六卷本题作《突厥语土鲁番文献》（Türkische Turfan-Texte）的回鹘文献研究（I:1929, II:1929, III:1930, IV:1930, V:1931, VI:1934）。拉赫马提（Rahmati）[14]参加了第六卷的研究工作。1937年他单独发表了同书的第七卷。1935年和1938年冯·加班在德国科学院通报(SPAW)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关于回鹘文《玄奘传》的论文。1910年和1911年拉德洛夫分别刊布了回鹘文《十方平安经》（Tišastvustik）和《观世音菩萨》（Kuan-ši-im Pusar）（即法华经第二十五品）。从1913到1917年拉德洛夫又和他的学生马洛夫（S. E. Malov）一起刊布了后者于20世纪初在我国甘肃省酒泉裕固族地区获得的重要回鹘文献《金光明经》（Altun Yaruq）。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发表这一文献时，不是用影印的方法刊布原文，而是按照他们的读法用新铸造的回鹘文铅字重新排版。1928年在拉德洛夫死后，马洛夫出版了他的遗著《回鹘文文献》（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内中包含一些回鹘文佛教文献，但主要为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1914年法国伯希和研究刊布了他本人从敦煌得到的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按此故事在上世纪70年代又为美裔法国学者哈米勒屯（James Hamilton）所重新研究刊布）。1915年日本著名的中亚史家羽田亨研究刊布了大谷考查队携回的《八阳神咒经》，并在192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śabha2yat]kqtattvqrtha-nama）（为斯坦因在敦煌所得）研究的重要论文。

二战后经过一个时期的消沉后，从5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又恢复了对回鹘文献的研究工作。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到冯·加班的贡献。她在1957年出版了保存在梅因茨（Mainz）的《弥勒会见记》部分，为大型、华丽的影印本，并附有一册研究报告。1961年她又以同样的办法影印出版了保存在东柏林的该写本的另一部分（也附有一册研究报告）。从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前东德科学院开始刊布题名为《柏林土鲁番文献》（Berliner Turfantexte）的专门研究土鲁番出土文献的丛书。迄今已出版了20多大册。这里要指出柏林科学院茨木（Peter Zieme）教授在研究回鹘文献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从6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已研究刊布了10余大册关于回鹘文献研究的专著和百余篇论文。其它德国的突厥学家如Röhborn, Scharlipp,Ehlers, Laut 等也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法国，在总名为《伯希和考查丛书》（Mission Paul Pelliot）的标题下，已出版刊布了10余册有关塔里木盆地古代艺术、考古和语言文献的专著。1971年哈米勒屯作为博士论文重新研究刊布了《善恶两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在他作为国家博士论文发表的另一专著《9-10世纪敦煌回鹘文献》（Manuscripts ouigurs du IX^e -X^e siecle de Touen-Houang，1986，2卷）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回鹘佛教文献。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出版的有关回鹘文佛教文献应提到下列几种：1951年马洛夫在其《古代突厥文献选读》（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一书中，重新研究刊布了《金光明经》中的两个故事（即舍身饲虎故事、张居道故事）。1991年土古舍娃（L. Yu. Tugusheva ）研究刊布了保存在俄国的回鹘文《玄奘传》部分。

在日本，我们要首先提到京都大学庄垣内正弘教授的三卷本专著《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1991-1993）。1998他和土古舍娃、藤代节一起出版了《十业道譬喻鬘》(Daśakarmapathqvadana-mqlq)一书。庄垣内尚发表有其他有关回鹘文献的论文。龙谷大学的百济康义研究发表了若干关于回鹘佛教文献的专著和论文。小田寿典教授是专门研究《八阳神咒经》的专家。1985年森安孝夫研究发表了一件用藏文字母书写的回鹘佛教文献。梅村坦教授主要从事于回鹘历史和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

拉赫马提·阿拉特教授从1933年移居土耳其后，主要从事于维吾尔伊斯兰早期作品的研究（如《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等）。对回鹘佛教文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1965年发表的《古代突厥诗歌》（Eski Türk Şiiri）一书。书中有他从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品中挑选、研究、翻译的许多押头韵的佛教诗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恰哈台（S. Çagatay）教授1945年发表了前述《金光明经》中的两个故事。1974年作为《柏林土鲁番文献研究》第三卷，特兹江（S. Tezcan）刊布了一重要回鹘文献《因萨狄经》（Das Uigurische Insadi-Sutra）（此经迄今突厥学家们尚未能同定出它相当于大藏经中的何种经典，也不知     Insadi一字读法是否正确以及意义为何。书中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摩尼教的责难引人注目）。1975年他因撰写《玄奘传第十卷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大学的土耳其裔突厥学家西·特肯（Şinasi Tekin）出版了两部关于回鹘文献的专著：《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Nom Bitig）和《元代回鹘佛教文献》。1994年土耳其青年学者喀雅（C. Kaya）出版了《金光明经》（导论、原文、索引）。另外，巴鲁秋（S. Barutçu）教授和奥勒马孜（M. Ölmez）教授也对回鹘文佛教文献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一般说来，土耳其学者对鄂尔浑古代突厥碑铭更感兴趣，所以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较多。

我国在回鹘文文献研究方面起步较晚。1951年冯家昇教授发表了关于《玄奘传》（北京部分）的研究报告，题作《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1955年发表了《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考古学报，9期）；1962年在《文物》月刊（7、8期）上发表了《1959年哈密新发现的回鹘文佛经》等论文。本文作者早在1962年就在前面提到的冯文中发表了一叶两面《弥勒会见记》的转写和翻译。就在这一年的前后，笔者完成了整个《会见记》哈密本的拉丁字母转写和部分汉文译文的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突厥学家们只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才得以重新开始中断了10年的研究工作。1979年以来，笔者先后发表如下关于回鹘文文献的论文和专著：《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一、二（分别刊于《民族语文》，1979，4期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民族语文分册，1980），《圣救度佛母21种礼赞经残卷研究》（载哈佛大学突厥学报，1979，3期），《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第二品研究》（同上刊物，1980，4期），《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1，1期），《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文史，12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一、二、三，分别刊于民族语文，1986，3期；世界宗教研究，1986，3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2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残卷研究》一、二（刊于民族语文，1987，1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4期），以及关于《金光明经》研究的论文二篇。与德国同行合作，用德文出版了两部专著，即《弥勒会见记》前五品的研究（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1988，2卷 ）和《回鹘文佛教启示录研究》（Eine Buddhistische Apokalypse，1998）。此外，还合作刊布了《弥勒会见记》第10、11、13、14、15、16品（分别刊于德国《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德国）突厥学研究》(Materialia Turcica)等刊物上）以及关于《十业道譬喻鬘》残卷研究的论文[15]。笔者的维吾尔族学生卡哈尔（Kahar Barat）、斯拉皮尔（Israpil Yusup）等中青年学者也在回鹘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喜人的成绩，前者1992年发表了《玄奘传》第三卷的研究，1993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成功地通过了《玄奘传》第九卷研究的博士论文；后者和克由木·霍加（Qeyum Hoja）一起出版了关于《弥勒会见记》前五品研究的专著。此外，张铁山近几年发表了若干篇关于回鹘文《阿含经》残卷的论文；牛汝极和法国的哈米勒屯一起发表了榆林千佛洞中的回鹘文题跋文研究和其它论文。

三、回鹘文主要佛教文献

像信仰佛教的其它民族一样，回鹘佛教文献由三部分组成，即经（Sutra）（佛的话）、律（Vinaya）（戒律）、论（Abhidharma）（注释）。这三部分文献总称之为三藏经或大藏经（Tripitaka）（佛教三部经藏之意）。像信仰佛教的其它民族一样，我相信历史上回鹘人也曾拥有自己的大藏经。美国佛教学者W. E. Soothill 和L. Hodous 在《中国佛教术语字典》（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页367 中说“公元1294年，全部大藏经曾被译为回鹘语”，不知何所本。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土奇（G.Tucci）在其一部关于西藏的书（西藏画卷？）中说，当上个世纪40年代，他曾在萨迦寺（日喀则地区）见到一部完整的回鹘文大藏经。西·特肯在他的近著《古代突厥人的文字、书籍、用纸……》（Eski Türklerde Yazı, Kağıt, Kitap...1993, p.47 ）一书中，引用了1974年土奇写给他的一封信，说道：“1940年当我在西藏时，我在翻阅萨迦寺图书馆目录时，曾看到‘回鹘语大藏经一套’的字样。当我询问这套书在何处时，寺中一负责僧人答道：‘因为我们这里无人能读懂这些书，为了保护这些经卷，我们把它们送到山顶上专门建立的一石头房子中保护起来’。由于时间不够，我没有亲自去查看。所以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书。”[16]

回鹘佛教文献包括大、小乘作品。一般说来，回鹘佛教可分为两个时期：1）9-12世纪（属于这个时期的文献有《弥勒会见记》、《十业道譬喻鬘》、伦敦本《八阳神咒经》等），2）13-14世纪（现存大多数文献属于这一时期）。这一分期相当于劳特（P. Laut）的：1）前古典时期文献，2）古典时期（参见其博士论文：《早期突厥佛教及其文献》，1986）。

回鹘佛教文献有三大来源。早期多译自当地的古代语言如“吐火罗语”B 方言和“吐火罗语”A 方言，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之后，许多回鹘文献是译自汉文，如《金光明经》、《八阳经》等。元代时（1279-1368）一些文献译自藏语，如《胜军王问经》等。只有少数文献译自梵文。

劳特在其前引书中，提出所谓的“粟特论”。他认为突厥（回鹘）人是通过粟特人接受佛教的，并且最早的突厥（回鹘）佛经是译自粟特语。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迄今尚无证明这一点的材料。至于回鹘文献中一些粟特语术语，那是因为回鹘人在接受佛教前，曾信仰摩尼教并从粟特语翻译了摩尼教著作。当他们皈依佛教后，就使用已有的摩尼教词语来翻译佛教术语（如上述“梵天”、“帝释”等词）。此外，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直接译自粟特语的回鹘佛教文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在其《突厥佛教的起源与古突厥语佛典的出现》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7]。

像在中国内地一样，在土鲁番地区盛行对弥勒的崇拜和净土宗（即对阿弥陀佛的崇拜）。

在古代维吾尔人信仰佛教的时期，曾涌现出许多著名的佛教学者和翻译家，如：智护（Prajnarakshit）、祥古萨里（Šingqu Säli）（即胜光法师）、安藏（Atzang）、阿鲁浑萨里（Arghun Säli）、迦鲁纳答斯（Karunadas）、必兰纳室里（Prajnaśri）、巙巙（Kiki）、奇苏雅（Čisuya）、启心奴（Čisim Tu）、桑噶奴（Sangga Tu）等。

回鹘文佛教文献一般写在纸上，有时也写在木头或雕刻在石头上。写在或印在纸上文献的形制通常有下列几种型式：1）梵夹式（pustaka），即把纸裁成宽约40厘米，高约20厘米大小，两边或一边有穿绳用的小窟窿，首尾两端用木板夹住捆起。2）卷子形式，这是古代汉族书籍的传统形式，也为回鹘人所采用。即把一定尺寸的纸张粘成长卷，在卷尾固定一卷轴，以方便打开和卷起。3）折叠式，也是借自内地，即像手风琴那样折起。这种书式多用于木刻本文献。4）普通书册形式。

回鹘文佛教文献使用的文字主要为回鹘文（来源于晚期粟特文）。但也有少数写本使用婆罗米文（Brahmi）（一种源自印度、后被古代塔里木居民广泛使用的文字）、藏文、粟特文和汉字。

回鹘文后来被蒙古族用来书写蒙古语变成蒙古文。满文又来自蒙古文。有年代可考的最晚回鹘文写本属于17世纪，即清朝康熙26年（1687年）（上述马洛夫在甘肃裕固族地区所获《金光明经》）。（未完待续）

（责任校对：可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