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京法师是梁朝著名的佛教大师，长期担任江陵长沙寺住持和荆州僧正。本文对宗承法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指出其属于玄高一系，为玄高门下玄畅门人，也有可能从学过法期和著名居士刘虬。法京门下有智远、慧暠、法泰、法敬等，都是当时名僧。此慧暠与后来三论宗人慧暠（547-633）相去甚远，并非一人。本文还对法京的生卒年进行了考证，指出他最有可能生于宋大明元年（457），卒于中大通四年（532），并由此说明《续高僧传》以其为后梁僧正是错误的。

【关键词】法京  宗系  玄畅  智远  刘之遴

【作  者】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法京法师是梁代著名的法师，他长期住锡江陵长沙寺，也是荆州佛教领袖，曾担任荆州僧正，然而对于其宗系师承知之不多，需要进行考察。

据《续高僧传》卷十六《后梁荆州长沙寺释法京传》：

释法京，姓孙，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将怀孕，梦入莲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将诞，又梦乘白师子，游戏虚空。京七岁出家，十三与同学智渊，咸升高座，说法无滞。寺内长少，俱梦圣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愿力生此，方为栋梁。”所以凡所投造，风从水渐，财利山积，福门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间，并京修造。僧众凑集，千有余人。长沙大寺，圣像所居，天下称最，东华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后梁二主闻便敬重，奉为僧正，纲纪遗法。晚抱危疾，诸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门法泰，梦像至于京房。净人远志，亲睹像从京房，返于大殿。尔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专注祈求，无往不应。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1]

如此僧传并未明言其师承宗系，甚至其生卒年也无法确定。只是知道他应该活到后梁时期（后梁大定元年即公元555年以后），故僧传以其为后梁僧正。然而即使这一唯一透露的信息，也大有问题。

据《广弘明集》卷二十四刘之遴《吊僧正京法师亡书》：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虚，山木颓坏。尊师大正，迁神净土。凡夫浅累，婴滞哀乐，承此凶讣，五内抽摧，哀恸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缠绵断绝，情在难居，奈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时，道荫四部；训导学徒，绍隆像法。年居僧首，行为人师；公私瞻敬，遐迩宗仰。若乃五时九部，流通解说，匹之前辈，联类往贤，虽什、肇、融、恒，林、安、生、远，岂能相尚！顿悟虽出自生公，弘宣后代，微言不绝，实赖夫子。重以爱语利益，穷四摄之弘致；檀忍智慧，备六度之该明，白黑归依，含识知庇；舟航愚冥，栋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潜运。何道长而世短，功被而身没！映乎大海，永坠须弥；照彼高山，长收朗日。往矣，奈何，当复奈何！

法师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迈，恒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倾殒；哀恸之至，当何可处？弟子纨绮游接，五十余年，未隆知顾，相期法侣，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来难知，现在长隔；眷言生平，永同万古。寻思惋怆，倍不自胜。未由喭执，申泄哀叹；谨裁白书，投笔哽猥。弟子刘之遴顿首和南。[2]

据《梁书》卷四十刘之遴传，刘之遴以太清二年（548）避侯景之乱还乡，未至便卒于夏口，年七十二，故应生于宋昇明元年（477）。其父刘虯（438-495）本南阳人，迁居江陵，精信释氏，礼佛长斋，为宋齐时期的著名居士，曾注《法华经》，并作《无量义经序》等，提倡顿悟之义，是当时非常有成就和影响的佛教理论家。

刘之遴有《吊僧正京法师书》，此京法师应当就是法京。一则法名一致，二则都在江陵弘法，三则同为僧正，因此当为一人。刘之遴既有吊书，就表明法京卒于其前，而刘之遴卒于太清二年（548）末，法京就不可能卒于此后，当然也没有可能成为后梁僧正。

刘之遴言其与法京法师自幼相交，“纨绮游接，五十余年，未隆知顾，相期法侣”，这一是表明二人有长达五十余年的交情，相知很深，二是表明二人年龄可能相差不大，故以“法侣”相期。此书理当作于刘之遴晚年。如此法京卒年，最晚在太清二年（548）八月以前，其生年最晚在宋元徽元年（473）。

然又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

高祖昔在荆陕，宿著恳诚。屡遣上迎，终无以致。中大通四年三月，遣白马寺僧琎，主书何思远，赍香花供养，具申丹款。夜即放光，似随使往；明旦承接，还复留碍。重谒请祈，方申从往。四众恋慕，送至江津，至二十三日，届于金陵。去都十八里，帝躬出迎。竟路放光，相续无绝。道俗欣庆，叹未曾有。[3]

长沙大寺为道安弟子昙翼所创，因有阿育王圣像而著名，规模宏大，代有名僧，号称东华第一。据前引，法京晚年病危之时阿育王圣像尚且在寺，故出入京房，使之病愈。然梁武帝于中大通四年（532）三月迎之入都，圣像离寺。如此法京入灭，最早似应在是年。既言其“不久卒寺”，可能与此事有关。圣像既为镇寺之宝，寺僧肯定不愿让其离开，但梁武帝竭诚供养，似乎无法拒绝，而且他早就“屡遣上迎，终无以致”，看来法京等已经多次拒绝圣像入都了，最后一次武帝下了很大的决心，并且带来了许多供养作为补偿，年迈的法京无力再阻止了。但法京肯定心中郁郁，恋慕不已，故很有可能于是年八月前入灭。若谓法京中大通四年（532）入灭，则其时刘之遴五十六岁，与“纨绮游接，五十余年”不违。

如此法京卒年，当在梁中大通四年（532）与太清二年（548）间，生年当在宋大明元年（457）与元徽元年（473）间。据理而言，中大通四年（532）已是极限，既然刘之遴称他与法京游接五十余年，自此年算起，其初与法京相从时只有五六岁，年龄已经足够小了。因此可以初步确定法京约生于宋大明元年（457），卒于中大通四年（532）。

法京有门人智远（495-571），据《续高僧传》卷十六《陈钟山开善寺释智远传》：

释智远，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陜服。幼而聪颖，早悟非常。居荆州长沙寺禅坊，为法京沙门之弟子也。卓然独立，靖记玄心。至于戒年，清洁逾厉，而慧业未深。遥想扬辇，遂负[袌-包+矢]沿波，达于建业。龙光僧绰，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专门受教。学逾一纪，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萧正立，务兼内外，兼弘孔释，造普明寺，请远居之，以伸供养之志也。有慧湛禅师，定品惟深，晚学宗领，遂具受秘法，谘质玄观。定水既澄，慧门宜敞，及研习大乘，洞其根叶。又历名山，养志弘道，与沙门道会，同集龙盘，夙昔素心，一期开决。因住开善，毕志山泉。城阙不窥，世华无涉；守静自怡，年老无舍。以陈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终于此寺禅坊，时年七十有七。遗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于独龙之山。新安寺沙门慧暠曰：“吾与伊人早同法门，久禀戒道。叹法桥之忽坏，痛宝舟之已沈。乃率庸才，仰传实德。”五兵尚书萧济，鸿才硕学，行洁名高，为之铭颂。[4]

智远早年便为法京弟子，可见二人年龄应当有一定的差距。智远居禅坊，备戒法，可见其宗风是戒定一体，禅律并重，这应当来自法京。智远受具之年以慧业未深，乃远赴京师，从学于龙光僧绰。这表明法京并非以经论慧业见长。

智远历事多师，除法京外，还从学于龙光僧绰、禅师慧湛，此外似乎还可能曾从法护（439-507）受学。据《续高僧传》卷五《梁杨都建元寺沙门释法护传》：

（法护）以天监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时新安寺智远，天保寺僧达，并以勤学有功。远幼怀清静，守志不竞。讲说大乘，好修福务。[5]

不过这个智远时代似乎比钟山智远要早，尽管后一智远也有新安寺慧暠为同门，似乎有可能曾住止新安，但法护卒时，钟山智远只有十三岁，好象还没离开法京。因为僧传说得比较清楚，智远是于戒年才思明慧业、远赴建业的，十三岁应该未到戒年。因此法护传中所附的新安智远应当另有其人。

法京门人除智远外，还应当包括慧暠。据前所引，慧暠自称其与智远“早同法门，久禀戒道”，可见他在早年便与智远为同学，并且所学为禅法戒律，而智远早期的老师就是法京，因此慧暠亦应为法京弟子。

据《续高僧传》卷十七《陈南岳衡山释慧思传》：

勅承灵应，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尝往瓦官，遇雨不湿，履泥不污。僧正慧暠与诸学徒，相逢于路。曰：“此神异人，如何至此？”举朝属目，道俗倾仰。[6]

慧思（515-577）于陈光大二年（568）来到陈境南岳，由于受到道士诬谤，称其为高齐奸细，是故陈宣帝派人查看，结果为虎所退，谤者暴亡，由于屡现灵应，宣帝乃招其入京。慧思至都，住止门人慧晓所居之栖玄寺，[7]又往弟子智顗所住之瓦官寺寻访，结果路遇僧正慧暠和门徒，见其遇雨不湿，履泥不污，于是慧暠称其为神异之僧，言之朝野，使得道俗敬仰。

慧思入京之时，当在陈天嘉五年（573）之初。[8]此时慧暠尚在，并且贵为僧正。此僧正未必是陈国大僧正，因为当时大僧正当为彭城宝琼（504-584）和建初宝琼（？-587），但他为当时年高德劭的长老大德则无疑问。

慧暠除了从学法京之外，还可能与智远一样，同为成实师。据《陈书》卷三十傅縡传，傅縡“笃信佛教，从兴皇寺惠朗法师，受三论，尽通其学。时有大心暠法师，著《无诤论》，以诋之。縡乃为《明道论》，用释其难。”此大心暠法师，应当就是慧暠。

传中引暠法师《无诤论》数段，其一曰：比有弘三论者，雷同诃诋，恣言罪状；历毁诸师，非斥众学，论中道而执偏心，语忘怀而竞独胜，方学数论，更为雠敌，雠敌既构，诤斗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业，罪业不止，岂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

其二曰：摄山大师诱进化导，则不如此，即习行于无诤者也。导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风已浇，竞胜之心，阿毁之曲，盛于兹矣。吾愿息诤以通道，让胜以忘德，何必排拂异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于《成实》，亦能不诤；若以偏著之心，说于《中论》，亦得有诤。固知诤与不诤，偏在一法。

其三曰：邪正得失，胜负是非，必生于心矣。非谓所说之法，而有定相论胜劣也。若异论是非，以偏著为失言，无是无非，消彼得失，以此论为胜妙者，他论所不及，此亦为失也。何者？凡心所破，岂无心于能破，则胜负之心不忘，宁不存胜者乎？斯则矜我为得，弃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诤。

其四曰：无诤之道，通于内外。子所言须诤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营末者也。今为子言之。何则？若依外典，寻书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质其心，行不言之教。当于此时，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各得其所，复有何诤乎？固知本来不诤，是物之真矣。

暠法师显然是站在成实师的立场上批评三论宗，谓其自摄山僧诠大师化往之后，排斥他宗，竞构是非，导致佛教界争论四起，故倡无诤之道。傅縡则站在三论宗的立场上对此进行尖锐的反击，虽然傅縡能言善辩，有三论家之风，却因好呈口舌而致祸。傅縡性格强硬，负才使气，陵悔人物，因此朝士多衔之，他最终因好强辩而得罪赐死。

值得注意的是，此慧暠法师不同于后来的三论宗人慧暠（547-633），三论宗慧暠住安州方等寺，为兴皇嫡传茅山大明之门人，其宗系时代均与新安慧暠有异，不应致混。

汤用彤先生指出：

虯有子之遴。之遴师后梁僧正法京。（《续传·习禅篇》有传）《广弘明集》载其《吊京法师亡书》有曰：

顿悟虽出自生公，弘宣后代，微言不绝，实赖夫子。

按之遴自言从京五十余年。则其父与京当为故交。而虯之主顿恐亦得之于京也。京乃禅师，驻锡江陵。其弟子智远、慧暠（二人《续传》俱有传）并于陈隋之际游建业、荆州。京恐系以般若学者（刘书比之于什肇融恒林安生远），而行定业。暠乃三论宗人，（系茅山明法师弟子）陶练中观禅法。（语出《续传》）而且楞伽禅师法冲曾从暠学。（《法冲传》）顿悟之义与禅宗人发生关系，据史书所记，于此微见其端矣。[9]

汤先生似未细考法京生卒，因袭僧传，故有此说。如果法京与刘虯（438-495）为故交，他就不可能为后梁僧正。如其果为后梁僧正，为二主所崇，则其卒年应在天保元年（562）后，至少也得在大定元年（555）后梁建立之后，如此其生年当在齐建元元年（480）后，刘虯卒时他只有十余岁，故交当然谈不上了，更不应有“虯之主顿得之于京”之说。

正是由于过于相信僧传，以法京为后梁时人，才有以安州方等寺慧暠为法京门人慧暠之误。安州慧暠生时，法京已然入灭，二人没有可能相见。新安慧暠与智远早同法门，年龄相若，其生年要早于方等慧暠数十年，根本没有可能为一人。

僧传为什么会产生以法京为后梁时人的误会呢？

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

太清二年，像大流汗。其年十一月，侯景乱阶。大宝三年贼平，长沙寺僧法敬等，迎像还江陵，复止本寺。后梁大定七年，像又流汗。明年二月中宗宣帝崩。[10]

如此在大宝三年（552）侯景平定之后瑞像又被长沙寺僧法敬等人迎回本寺，因为此时江陵实为元帝都城，地位非金陵可比，法敬才有机会将瑞像迎回寺中。此时住持长沙寺者为法敬。法敬既然住持长沙寺，其时上距法京卒时不过二十年，因此他很有可能为法京门人，在法京灭后继主寺务。

刘之遴吊书中有“法师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迈，恒在左右”之句，此法师当为法京门人中在本寺地位最高者，故刘之遴遗之以书。其人自幼便从学法京，服膺门下，一直到法京年迈，不离左右，看来是追随法京时间很长的嫡亲弟子，故得继掌寺任，处理法京丧事。此法师很可能就是法敬。

法敬与乃师法名音同，京与敬字偏旁形近，是故很可能后世将其事迹混为一谈。担任后梁僧正的应为法敬，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设法将镇寺之宝瑞像迎回，完成了其师未了的心愿。

法敬卒年不知，不过前引谓后梁大定七年（561）像又流汗，长沙瑞像颇有灵应，每至流汗，必有灾难，道宣以此为次年二月宣帝萧詧去世的征兆，其实也可以解释为是年法敬入灭的预示。

据《续高僧传》卷六《后梁荆大僧正释僧迁传》：

中兴荆邺，正位僧端。职任朞月，道风飙举。恂恂七众，不肃而成。昔晋氏始置僧司，迄兹四代，求之备业，罕有斯焉。……“等观”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面归依，时移三纪；拥经问道，十有三年。终识苦空，功由善导。况乎福田五世，师资两叶，仁既厚矣，义寔深焉。”遂刊碑坟陇，述德如左。[11]

僧迁（495-573）为灵曜道则门人，梁武帝曾请为家僧，也是一代名德。他在后梁建立后担任僧正，上任不久，便大扬道风，僧众齐肃。僧传称自晋代始置僧司以来，罕能有比，未免有些夸大。僧迁开始担任僧正的时间不详，但梁明帝之说暗露消息，其云归依僧迁，长达三纪，而“拥经问道”只是十有三年。明帝拥经问道的时间，应当就是僧迁担任后梁僧正之时，即自大定七年（561）至天保十二年（573）。

长沙大寺为江陵最大的寺院，故其住持多为荆州僧正。法敬可能也继其师法京任荆州僧正，后来又成为后梁大僧正。大定七年（561）瑞像流汗，法敬入灭，故大僧正一职由僧迁担任。

法京门人法泰亦为长沙寺僧，其事迹不详。这个法泰是不是后来的真谛（499-569）门人法泰，难下定论，如果当时法泰还比较年轻，他有可能在法京入灭后来到建康，也有可能活到陈末。

法敬之后传承不明。长沙瑞像曾于天保十五年（576）被明帝延入宫中，后移入仁寿宫。“开皇七年，长沙寺僧法藉等，复迎还寺。”[12]可见隋开皇七年（587）长沙寺的住持当为法藉，他有可能为法敬门人。其后传承不详。

法京的思想不明，僧传但言其修造寺宇，福业极大。刘书也是客套之言居多。汤先生指出几个方面，一是其乃禅师，此说有据，弟子智远亦好禅业，并从之于长沙禅坊。二是恐系以般若学者而修定业，此说值得推敲，所谓刘书比之于罗什、僧肇、道融、道恒，道林、道安、道生、慧远，不足为据，因为八人皆为上代名僧，故以取比，并非只是般若学者，将道生、慧远说成般若学者更不合适。三谓法京主顿悟，并且刘虯主顿亦出于京，此说亦有可论，刘虯长法京将二十岁，知名宋齐，其倡顿悟之说时，法京尚幼，据其情理，应是法京从学于刘虯更加合适。

法京之主顿，虽未有明据，但也很有可能。刘书云“顿悟虽出自生公，弘宣后代，微言不绝，实赖夫子”，此“夫子”也有可能指乃父刘虯。或许法京亦主顿，其门人慧暠后住新安寺，而此寺曾为主顿一派的大本营，生公弟子道猷便住新安，为镇寺法主。[13]

法京虽然或从刘虯受学经论，但其禅法当另有传授。长沙寺本为禅窟，据《出三藏記集》卷十四，昙摩蜜多（356-442）号大禅师，曾“以宋元嘉元年，展转至蜀。俄而出峡，停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馆。”[14]《名僧传抄》称其于宋永初三年（422）“始至江陵，住长沙寺。”[15]

据《出三藏记集》卷二：

《念佛三昧经》六卷(宋大明六年译出，或云《菩萨念佛三昧经》)

《破魔陀罗尼经》一卷(或云《无量门破魔陀罗尼经》，大明六年译出)

右二部，凡七卷。宋孝武帝时，西域沙门功德直至荆州，沙门释玄畅请于禅房译出。[16]

如此宋大明年间，玄畅（416-484）正在荆州。又据《高僧传》卷八本传：

自尔迁憩荆州，止长沙寺。时沙门功德直出《念佛三昧经》等，畅刊正文字，辞旨婉切。又舒手出香，掌中流水，莫之测也。迄宋之季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17]

玄畅两次住锡长沙寺，第一次是自宋大明中到宋末，近二十年，第二次时间较短，大概是从齐建元元年（479）至永明元年（483）。 

法京七岁出家，时在大明七年（463），而长沙寺住持正为玄畅。其十三岁便与同学智渊皆升高座，说法无滞，其时在泰始五年（469），玄畅依然在寺。因此玄畅应为法京最早的师父。玄畅乃玄高门人，为南方最负盛名的禅师，颇有神异。法京禅学当出自玄畅。

玄畅第二次住锡长沙寺虽然时间不长，但他从蜀中带来的弟子法期则长住并终老此寺。据《高僧传》卷十一：

释法期，姓向，蜀郡陴人。早丧二亲，事兄如父。十四出家，从智猛谘受禅业，与灵期寺法林共习禅观，猛所谙知，皆已证得。后遇玄畅，复从进业。及畅下江陵，期亦随从。十住观门，所得已九，有师子奋迅三昧，唯此未尽。畅叹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一子，特有禅分。”后卒于长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尸，体更香洁。[18]

法期既于十四岁出家，从智猛受业，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智猛“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七日，于钟山定林寺造传。”[19]又据上书卷二，“宋文帝时，沙门释智猛游西域还，以元嘉中于西凉州译出《泥洹经》一部，至十四年，赍还京都。”[20]如此智猛在蜀时间很短，当年便已离开赴京。假如法期于元嘉十四年（437）从其学禅，其时他至少已经十四岁了，则其生年最晚在元嘉元年（424），其卒年最晚为永明三年（485）。考虑到他应在玄畅后入灭，这个时间应当就是比较确定的生卒年了。

玄畅第二次离开长沙寺后，法期（约424-约485）可能继主寺务。他在长沙寺共居止六年左右（479-485），玄畅离开后又经两三年才入灭。此时法京已经近三十岁，成为有名的法师了。

如此法京的师承应当清楚了，他早年师从玄畅，也可能曾受教于法期。法京还师从刘虯，明顿悟之学。玄畅学问广博，精于《华严》，又擅三论，洞明经律，深入禅要，博涉世典，为当时罕见的全才。刘虯注《法华》，讲《大品》，弘《无量义》，为当时居士之中的翘楚。法京的学问趋向不明，其十三岁便能讲经，想来也是一个天才人物。

在南北朝时期，江陵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重要的佛教中心，拥有阿育王圣像的长沙大寺则是江陵最重要和最大的寺院，其住持多有担任荆州僧正者。法京及其门人长期在此住持，对于荆州佛教乃至整个中国的佛教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法系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校对：妙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