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天堂寺是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历史悠久，在承载华锐文化和继承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对天堂寺的历史演变、寺院建筑及宗教节日等方面做了简要的介绍，试图分析该寺院对周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  天堂寺历史  建筑  宗教节日

【作  者】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2010级研究生。

天堂寺藏文全称为“mchod-rten-thang -bkra-shis-dar-rgyas-gling”，意为宝塔滩吉祥振兴洲，简称天堂寺“mchod-rten-thang ”，位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城西90公里处的天堂镇。“天祝”一词取天堂寺和祝贡寺的首字而得名，其藏语称“华锐”(dpav-ris)，意为英雄的部落或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祁连山(mdo-la-ring-mo)东端南北麓，历史上以乌鞘岭为南北界线，分属不同的郡县管辖。从狭义地域讲，华锐藏区即天祝藏族自治县西南方与青海互助县接壤的大通河北岸的区域。天堂寺是华锐藏区第一大寺院。

一、天堂寺的由来及演变

历史上，因特定的地理环境，“佛教在华锐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有两条路线。东汉至唐，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的路线主要是河西走廊，也就是丝绸之路，包括甘肃河西走道和南面的青海道，华锐地区恰恰处于这两条路线中间，影响巨大，仅河西走廊大规模的传播的北魏时期，在华锐范围和周边建立了很多佛教寺院，如：甘州的木塔寺、马蹄石窟寺、大佛寺、武威的天梯石石窟寺、大云寺、清应寺、鸠摩罗什寺等，但华锐地区传入藏传佛教的路线一般是西藏——青海——甘肃——华锐；西藏——四川——青海——华锐——凉州——内蒙——宁夏。”[①] 天堂寺的建成比拉卜楞寺还要早800年，其前身是唐宪宗（806～820）时期所建的苯教寺院称阳庄（雍仲寺）。藏文典籍《安多政教史》中记载：“往昔把吉勒河称为浩门河，将该地称作扎西堂（吉祥滩），在该滩的东南隅岸边有一眼‘头曲巴龙齐瓦德’泉水，泉眼被一条称作九头魔龙的毒龙盘踞，对人畜危害极大。这条毒龙具‘吉’之身形吃了许多人畜，所以叫做‘吉勒’。这条龙凶恶可怖，吉勒流域的人们很难生存。”[②]

到元代至正二十年（1360），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四世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杰（1340～1383）赴凉州（今甘肃武威）时，行至浩门河，在广大民众的请求下制伏了住在河边的一个残暴的龙魔，在扎西滩弘扬佛法，并在此处修建了108座佛塔，因而该地得了塔滩之名，从此把“头曲巴龙齐瓦”（毒水沸腾）改称“德什斯”（甘露）。11世纪中叶华锐地区被西夏占领，1227年，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就成了蒙古属地，蒙哥汗时噶玛拔希东来，他显示了三次超凡神通，逐渐得到蒙古人的崇信。“噶玛大师让雄多杰、若贝多杰、德雄夏巴等高僧大德，先后来到扎西滩，讲经传法，将苯教寺院改宗建成了噶举派寺院，遂得名‘却典堂’，意为宝塔滩”[③]。由此得知，若贝多杰作为噶玛噶举派的一代宗师，他在弘扬佛法教义、扩大个人影响力、取信于民的过程中，不可能虚张声势地建“镇龙塔”，而当地百姓也不可能将子虚乌有的“降龙”故事流传下来，不然他也战胜不了长期盛行当地的苯教，并取而代之。

明末，丹玛慈诚嘉措的几个亲传弟子和吉勒部中的几个修行者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个修行地。清顺治四年（1647），青海湟源东科寺的第四世东科·多居嘉措(stong-skor-mdo-rgyud-rgya-mtsho)活佛因天堂当地僧俗之邀扩建却典堂并建成大经堂，东科活佛成为却典堂寺主，从此却典堂寺院改宗建成格鲁派寺院。于是，人们牵强附会地称之为“朝天堂”，后来演变为天堂寺，沿用至今。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晋京途经该地，赐天堂寺名为“扎西达尔吉琅”。由此不难看出，天堂寺建寺1100多年中，崇奉苯教550年，崇奉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280年，后又改宗格鲁派至今360年。当时格鲁派传布到藏区各地，在人民中找到热烈的拥护者。可以看出任何新的思想或新的制度诞生都一样，格鲁派也不例外地表现出一种活动能力和一种宗教热忱，而这两者在其它教派中已经完全消失，这些教派只依靠追随他们的人们，凭借百年的传统，享受着诚信信奉的保护人的恩惠，他们保守落后，陶醉于自我满足之中。而格鲁派在宗喀巴及其弟子、再传弟子的弘扬下在藏区传播开来。因此许多其它派别的寺院改宗为格鲁派，天堂寺也是其中之一。因此，可以说一部天堂寺的历史就是一部安多藏区宗教史的缩影，换句话说，天堂寺在安多藏区宗教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9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天堂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寺院建筑

（一）历史上的寺院建筑

天堂寺历史上占地面积1000亩，建筑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其中有经堂佛殿13座：“大经堂、千佛殿、龙王殿、时轮学院，密宗殿、怙主殿、弥勒殿、释迦牟尼殿、地袛殿、文殊殿、护法殿、狮面佛母殿、吉祥天目宫。”[④] 1949年以前，活佛府邸（囊谦）19座，即“东科囊、玛齐囊、莫科囊、赛义囊、玛斯尔囊、阿万囊、嘉义囊、朵仓囊、高察（巴哈）囊、苍阿囊、德格囊、嘉吾囊、达隆囊、朵什囊、夏玛尔囊、堪布囊、绕布吉（华藏）囊、阎家囊、桑强囊。”[⑤] 僧人庄园300多个，僧舍4000多间。1958年的“反封建”运动扩大化，殃及宗教建筑和文物，寺院被大规模拆毁，只留下大经堂和赛义囊。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大经堂也被拆毁，保存在里面的经卷佛像法器无一幸免。赛义囊能保留下来是因为被征为办公用房，直到1980年天堂寺开放后才归还寺院。

（二）现状

1979年国家落实宗教政策，翌年9月31日政府正式批准，开放天堂寺。1980～1983年期间僧人们在赛义活佛府邸仅存的几间房子内作佛事活动。1983年在全寺僧人与当地信教群众的共同资助下，释迦牟尼殿(jo-khang)建成并开光，也拉开了天堂寺重建的序幕。第二年9月16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大师莅临天堂寺，并不顾辛劳为上万名信教群众摸顶赐福讲经。

1991年修建了龙王殿，耗资一万余元，建筑面积达50平方米。

1992年时轮学院(dus-vkhor-graw-tshang)竣工，次年11月5日举行隆重的开光典礼，它是在政府和僧俗群众的支持下由赛义活佛主持重建的。其建筑为三层的藏式佛殿，总耗资30万元，占地面积1382.25平方米，能同时容纳百名僧人诵经，佛殿内塑有像十余宗，藏有多部经卷，唐卡、法器等。

1998年6月建成了寺院的讲经院，耗资2万元。2000年修建了空行宫（密宗院），为框架结构，高约6米，投资20万元。

2002年建成了千佛殿(stong-sku-lha-khang)，它是天堂寺第六世多识·洛桑图丹琼排主持下，由甘肃省远东集团公司总经理窦俊金和甘肃省工商联副会长丁学诚捐赠300余万元，以及众多内地各界知名人士和善男信女的捐款等，于1998年4月动工修建的。千佛殿共五层，高27米，宽18.7米的大殿，第一层中间供奉着一尊高23米，宽9.52米，为己知目前世界上最高的木雕鎏金宗喀巴大佛，第五层供奉的是四臂观音，第四层供奉的是文殊菩萨，第三层供奉的是大力金刚手，第二层供奉的是宗喀巴大师像，每层各一千尊佛像。

天堂寺原文殊殿(kun-mkhyen-vjam-dbyangs-lha-khang)于20世纪30年代由华锐刚坚大格西为振兴本寺经学院而发心创建。殿址风水特殊，背靠号称智慧剑的山峰，锐利的剑峰指向云端，面对着南方，被认为是世界遍知文殊佛国，文殊在佛教中是智慧的象征。现在的文殊殿是由多识活佛于2003年开始主持修建的。文殊殿内供有文殊菩萨(vjam-pvai-dbyangs)、度母(sgrol-ma)、四臂观音(spyan-ras-gzigs)三尊佛像，殿内外绘制大型壁画15幅，并由多识活佛亲笔题写了殿名。2005年7月26日在拉卜楞寺罗桑坚措格西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

龙宗佛殿(klu-ma-dros-lha-khang)是完全按照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的建筑样式缩建而成，尊称小布达拉宫。一层供奉着藏王松赞干布(bod-rgyal-srong-btsan-sham-po)、吞弥桑布扎(thon-mi-sam-pao-Ta)、禄东赞(mgar-stong-btsan)三位吐蕃时期的赞普和名臣。二层是十八罗汉殿(gnas-brtan-bcau-drug)和观音殿，小布达拉宫的顶层是龙王殿(klu-rgyal-lha-khang)。进入佛殿中间供奉的是龙尊佛(klu-ma-dros)，左面是莲花生大师 (slob-dpon-pad-ma-vbyung-knas)，右面是狮子吼观音(seng-ge-nga-ro-spyan-ras-gzigs)，侧面是藏传佛教的金刚手(phayg-na-rdo-rje)，造型庄严肃穆。

大经堂(vdau-khang-chen-mo)最初由寺主东科活佛建成，1787年由三世土观活佛扩建。现如今的大经堂是2008年开始恢复重建的。上下共分为五层，整个大殿有立柱94根，通天柱12根，一层可容纳1000名僧人诵经。2010年7月28日天堂寺邀请八世土观活佛举行了大经堂开光法会。大经堂从建设主体上采取传统藏式碉房式建筑的土、木、石结构，外墙采用块石砌成。屋顶采用中国汉式建设的飞檐斗拱，钛金铜瓦，屋顶上装有卧鹿、宝瓶、藏式石墙平顶四角各安放法幢一座；主殿供奉高 11米释迦牟尼铜制鎏金佛，左侧供奉弥勒佛，右侧是文殊菩萨；大经堂内四周挂有大型唐卡30多幅，铜制鎏金佛像50多尊。

自1983年以来，天堂寺在寺院活佛、寺管会的带领下，多方筹备资金，在内地各界知名人士的资助以及僧俗群众的支持下，修建了释迦牟尼殿、时轮殿、千佛殿、空行宫、文殊殿、土袛殿、龙宗殿、小布达拉宫、大经堂、多识活佛囊谦、嘉义活佛囊谦、寺院广场佛塔、四和谐铜雕等。寺院内的绿化、水电以及道路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在其漫长的修复过程中，不仅仅恢复了华锐藏传佛教文化传承发展之地，还建造出了许许多多可供游客旅游观光的景点。尤其是在享誉着“天祝小江南”之称、风景优美的天堂镇修复了大量的佛寺、佛塔、殿堂，留下了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壁画、亚洲之最的木雕佛像等。这些殿堂、壁画以及独具特色的寺院建筑等，因此不仅成为了当地的旅游景点，也使得当地旅游业得到了重要的发展。由此可见天堂寺是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为促进当地僧俗群众的精神生活及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寺院的佛事活动及宗教节日

天堂寺历史上共有活佛19位，现在天堂寺有莫科佛(sngo-kho-tshang)、赛义佛(zur-zhi-tshang)、嘉义佛(rgya-yig-tshang)、多识佛(dor-zhi-tshang)等11个活佛传承系统。寺主是东科活佛现已传承14世，东科活佛在藏区共有11座属寺。莫科活佛在清朝乾隆时期担任过朝廷的大喇嘛，现任第五世莫科佛罗桑钦饶嘉措。天堂寺每年的法会最初是从农历正月祈愿大法会开始，主要有一下活动：

1.祈愿大法会(rgya-lovi-smon-lam)：由本寺活佛德格达才加措仓创建，正月初六起到正月十三每日诵经。

2.正月十四是金刚舞法会(acham)，并念诵护法经，举行大行驱邪、求福活动，金刚舞是表示修行者对修炼的体验，常人很难理解其深邃意境，现在也只当是一种宗教舞蹈观赏。

3.正月十五这一天是展佛节(gos-sku-bshams-pa)，俗称晒佛节。这一天，男女老幼身着节日盛装一大早来到寺院上香，煨桑，晌午时分在僧人仪仗队的引领下由僧官阿卡多杰和信教群众一起肩扛大佛从时轮经堂走出来，顺时针绕经堂一周向寺院东侧的晒佛台走去，远远望去像一条黄色的长龙。围观的群众争先恐后的向大佛献哈达，用头和手去触碰大佛表示对佛祖的崇敬之情；巨大的堆秀唐卡从展佛台上缓缓的放下，僧俗群众不约而同的排成长队给佛祖献哈达、磕长头，僧人们在展佛台前的广场上诵经。其真正含义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目睹到佛的慈祥和光彩，以此达到与佛结缘，心生善念的境界。这天晚上是酥油花灯会，酥油花是用纯牦牛酥油做成的藏传佛教的一种雕塑艺术，其表现内容题材多样，有佛经故事、佛像、花卉、人物等。

4.正月十六是转弥勒佛(byams-pa-gling-skor)，又称请弥勒佛绕寺活动，即将弥勒佛从时轮经堂请到经堂前的广场上，是为了让僧俗群众从不同的方向得到朝拜。让人们记住佛的功德，听佛的教诲，让人类过上无苦的安乐生活，传说在这个时候最难相处的虎与野牛也能和睦相处，表达了佛国的祥和景象。

5.农历三月十五是天堂寺的时轮法会(dus-akhor-chen-mo)，因种种原因，时轮学院建坛和法舞活动已经中断多年。只能以布画制作的坛城举行修供法会，现在天堂寺虽然不具备时轮学院的条件，但每年都有十几位僧人在做时轮金刚法会。

6.农历四月十五举行观音闭斋法会(smyung-gnas)。从十三日下午开始，参加观音闭斋法会的僧俗群众集中到一起吃素斋，十四日早上五点开始念诵修持观音仪规，中午用餐之后（下午只能喝一点茶），一直到十六日的早晨，僧侣和善男信女们不吃不喝，不能说话。观音闭斋仪规对饮食等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佛教中讲人的身、口、意、用饥饿、不语、不饮等苦行方式让僧侣和善男信女们亲身体验恶道中类似的磨难和痛苦，让参与者达到专一修行，速发菩提心的目的；近年来参加观音闭斋法会的信众有300多人，他们除了甘肃、青海附近的藏族、土族等僧俗群众以外，还有来自北京、兰州等地的信教群众。

7.农历五月初一至十三是供水法会(mchod-bshams)，此法会是由赛康仁波切因天堂寺的僧俗群众的祈愿而创建的，法会共13天。所有参加此法会的僧人，每人准备30个供水碗，每天做供十次，同时念药师经10遍，上师供、普贤行愿等经文。每年供水节开始时都会降雨，尤其是到了旱灾年当地群众都在期盼供水节的到来。

8.农历六月初十要举行胜乐金刚湖长净佛事活动(mtsho-bstod)。阿咪嘎照是华锐藏区甘肃天祝县著名的神山，主峰白疙瘩海拔4028米。山顶长年积雪、山石嶙峋，有胜乐金刚湖和吉祥天母湖两个圣湖。相传天堂寺玛琪活佛后半生专门在阿咪嘎照神山下的胜乐金刚湖边修行，获得很高的成就，因此天堂寺僧人在这一天对着胜乐金刚岩画念经，然后逆时针转湖一周，在胜乐金刚湖中投放宝瓶，每年五世莫科活佛专程从拉卜楞回来参加这次活动。

9.农历六月三十到七月初六在大经堂举行“大日如来供修大法会”，在此期间制作供奉坛城，初七开始全寺僧众念修大日如来仪规，至七月十三日举行大日如来火供，十四日按仪规将坛城沙请送到大通河做龙王供，大日如来坛城供修大法会以超度亡灵为主，当地群众尊称亡人会。据老人们说七月“大日如来”供修大法会与寺主东科索南坚措圆寂日有关，举行的法会，是寺院恢复后该寺的老僧人们，为以前圆寂却没有得到超度的亡灵进行超度而举行的法会。这个法会于1985年重新恢复，至今已经25年了。

10.农历八月初七至十四，天堂寺要举行胜乐金刚修供法会(bde-mchog-sgrub-mchod)。胜乐金刚是藏传佛教密宗修习观想的五大本尊之一，藏语称“德木巧”(bde-mchog)。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非常重视此本尊的观修，是修行无上瑜迦密的本尊之一。

11.农历九月初一至十五日，举行天降节祈愿大法会(lha-bbas-smon-lam-chen-mo)，其内容和正月祈愿大法会相同。

12.每年在天堂寺寺主东科活佛圆寂日、赛康活佛圆寂日的傍晚举行大型的露天供灯盛会，农历十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是宗喀巴大师圆寂日纪念大法会，每天念诵大日如来坛城自入法及众护法全供；宗喀巴大师圆寂日纪念大法会在全藏区各大藏传佛教寺院都在举行，在藏区统称为“燃灯节”。

由上可见，天堂寺每个月几乎都有法会和佛事活动等，每逢节日来临，广大的善男信女们便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人们心中崇尚的圣地欢庆宗教节日。前往天堂寺参加活动的信教群众及寺院僧人主要是华锐藏区的藏族、土族以及少部分本地或外地的其他民族。这些节日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已扩展成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共同欢度的节日，甚至发展为民间流行的节日，如晒佛节、供水节、燃灯节等等。当地人主持各种节日，吸引并邀请更多的旅游者参加到节日旅游活动中去，不仅仅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还为弘扬博大精深的藏族传统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

   四、天堂寺对周边的影响

天堂寺是甘肃华锐藏区中最大的一个寺院，现实社会中其他藏区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华锐——天祝在哪儿，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知道天堂寺，可想而知天堂寺的影响。一般来说寺院和僧人的功能反映了宗教的内涵，但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当宗教处的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改变时，寺院和僧人的角色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总之，宗教文化对信教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文化方面

在古代及近代藏族社会里，寺院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每一座寺院就相当于一所学校，其目的不仅是培养宗教人才，而且在当今社会中，寺院教育功能一直在向着世俗化、多样化发展。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并非培养了大批精通藏传佛教文化的僧人。藏传佛教寺院所推行的教育在进行宗教教育的同时, 客观上传播了历史、地理、文化、天文历算、医学、药学、语言、逻辑等方面的知识, 在藏族现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藏族社会培养和造就了大批的政治、文化方面的人才, 这些人才为藏族文化的传承与繁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章嘉·若贝多吉和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曾在此寺受启蒙教育。清朝乾隆时期的国师章嘉·若贝多吉是第三世章嘉呼图克图（1716-1786）。生前担任过雍正、乾隆朝国师，毕生致力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佛学造诣高深，是精通五明的佛学大师，深受乾隆帝尊崇。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生于1737年，1742年被认定为青海互助县佑宁寺二世土观活佛的转世，迎入佑宁寺坐床。年轻时他在该寺学习佛教，曾拜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为师。1763年因章嘉国师的举荐他被清高宗召请进京，在北京曾任掌印喇嘛、御前常侍祥师等职，颇受皇帝崇信，协助章嘉国师完成了《四体清文鉴》、《满文大藏经》的编纂和翻译工作，并负责雍和宫等寺庙的学经等日常事务。莫科阿旺勒谢尼生于1808年，享年70多岁，是天堂寺著名佛学大师和天文学家。其《天文原理》和《九曜运行轨道图》是他的杰出代表作。其声誉远播海外，有两名德国学者慕名前来求教的轶事。多识·洛桑图丹琼排，简称多识，笔名多识·东舟宁洛，1936年转世于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寺第六世多识活佛。多识教授现为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系雪域当代深孚众望的的藏学家、藏传佛教学者，他多年潜心从事藏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致力于藏传佛教的研究，出版专著、译著二十多部，其《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被誉为佛教哲学与藏传佛教较具权威、经典的读本之一。以上高僧大德都曾在天堂寺受启蒙教育。在寺院教育过程中, 经历代学僧的继承和发展, 为藏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天堂寺所在地是一个藏族、土族、汉族聚居的地方，也是多民族相互交流、文化融合的地区，在这里的多民族几乎是全民信教，因此天堂寺是当地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纽带，为继承和弘扬藏族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并促进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政治方面

藏族历史上佛教曾为政治服务，佛教的教义也曾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例如民间纠纷、民事及刑事案件的断案，当事的双方一定要请寺院高僧判决是非曲直，解决实际问题，又可谓“神判”。然而现实社会中的寺院虽然不再是政治中心，天堂寺中的部分僧人仍然通过政协或政府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并在化解当地村落内部和村落之间的矛盾，维系社会稳定和发展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寺院中的活佛、堪布等在社区中享有崇高威望，在解决草场纠纷、平息家族复仇、伤命偷盗案件的赔偿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三）经济方面

古代藏族历史上，寺院僧人的所需都是由王室提供，但后来的“七户养僧制”的规定和虔诚的信教群众，往往“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这些思想和行为客观上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的天堂镇由于天堂寺的存在和复兴，兴起了旅游业，每年有许多游客，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这里山清水秀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因而吸引了许多商贾、香客、游人纷至沓来。因此，天堂寺不仅增加了寺院的收入，还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扩建和修复寺院，并且也带动了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例如：当地居民在政府的支持下规划修建了农家乐，使当地旅游设施有所改善。增加了旅游精品土特产等经营者的收入，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生态环境方面

近代，三世嘉义·贡却嘉措活佛任天堂寺大法台时，因其在甘青藏区佛教界有较大的影响，青海省主席马麒曾与他结拜为兄，马步芳称嘉义活佛为“叔活佛”，在当时政界有较大的影响。三世嘉义活佛利用他与马麒、马步芳的特殊关系，保护北山森林，制止马步芳部下在天堂寺的附近开垦荒地，为保护地方权益和天堂寺曾做出过较大的贡献。由于当地百姓基本上是全民信教，僧俗群众每年都要举行祭山、河供等多个法会和宗教节日，因此当地的群众环保的意识格外浓厚。现在天堂乡的原始森林覆盖面积是全县最好的，土壤肥沃、水草丰茂、气候宜人被人称之为“天祝的小江南”。

总之，天祝位于一个藏、土、汉、回、蒙等多个民族杂居文化融合的边缘地区，位于天祝县境内的天堂寺，历史悠久，且作为天祝脏出啊按佛教的宗教文化载体和宗教活动中心，通过平时的宗教仪式和特定的宗教节日等来有效维护藏传佛教的宗教神圣性，为广大僧俗群众提供宗教上的各种服务，从而在宗教与藏区居民之间营造一种互动互利的关系或文化交流氛围，并在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等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藏传佛教寺院在宗教与信教群众之间的这种不可替代的纽带或桥梁作用不应忽略, 我们要重视寺院的宗教文化建设,使其更好地为藏区和谐社会发挥作。[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