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轼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在他身上，儒、释、道三家思想很好地交融统一，进则儒教先行，退则投身佛老。学界对苏轼的禅佛交游极其诗文研究众多，但鲜少论及苏轼出川之前的少年时期禅佛因缘。本文从蜀地地域禅佛因缘与苏轼家庭禅佛因缘入手，试析述苏轼少年时期的禅佛因缘，以期通过了解苏轼与佛教结缘的初期阶段，更好地对他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进行总体把握。

【关键词】苏轼 禅佛因缘 蜀地

【作  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与书画家之一。他的一生，多姿多彩又波澜壮阔，他精通诗、词、文、赋、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并在这些艺术门类中皆有突出贡献，为后世留下了无比丰硕的成果。

苏轼可以称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通读苏轼诗文，可以发现其博采众家思想之长，从而使得他在人生态度上达到了超脱旷达的境界，在处世方式上做到“独善”与“兼济”的统一。纵观苏轼一生，开放包容一直是他的人生态度，他吸收了儒释道三种不同的哲学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建造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可以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对后世文人的人格追求和道德建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的哲学观和人生理想，是苏轼研究中争论最多的问题。长期以来，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文学家褚人获在《坚瓠集》中谈到这一现象，写出“大苏死后忙不撤，三教九流都扯拽”一句。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见解：第一，认为苏轼为一代之大儒，道、佛思想对其的影响应居次要地位，这种观点至今依旧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第二，认为苏轼在政治上以儒家为指导，在生活上则多取禅宗态度，持此派观点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林语堂，他在《苏东坡传》里曾明确地说:“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位瑜咖修行者，佛教徒……”1；第三，认为儒、道、佛随岁月更迭和仕宦浮沉，在苏轼的思想中交替产生作用，不同时期此消彼长，各领风骚。总的来说，学界普遍认同释、道两家思想对苏东坡起到较大的影响。

纵观整个中国文化史，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学界普遍认为佛教对苏轼的哲学观和文艺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更偏重于对苏轼出川之后的禅佛交游研究，对苏轼少年时期的佛教因缘则一笔带过，鲜少论述。但苏轼自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7年）出生在四川眉州，一直到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与弟弟苏辙随父苏洵进京赶考，其间十九年的时间一直呆在故乡四川。一个人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教化往往会穷极一生，只有完全了解佛教对苏轼年少时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对他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进行总体研究。

苏轼是北宋中期人，其生于仁宗朝景佑三年，卒于徽宗朝建中靖国元年，期间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和徽宗等五朝皇帝。虽然道教在神宗朝被立为国教，势压佛教一头，但在此期间佛教也得到了适当的发展。总的来说，北宋的统治者既崇道又尚佛，“隋、唐、北宋的封建统治者，对待儒、释、道的基本政策都是‘三教’并用，故使三家在此时期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三家发展史上的新时期”2。北宋上接后周，但佛教政策与后周相比大为不同。后周周世宗提倡儒教，以佛教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不事生产已构成国家财政上的负荷为理由，制定了一系列限制佛教发展的政策：不允许私度僧尼；不允许“奴婢、奸人、细作、恶逆徒党、山林亡命、未获贼徒、负罪潜窜人等”出家；不允许再建任何寺庙等等。在这一系列的限制佛教发展的动作之后，世宗朝共废除寺院30336所.3

于是佛教一时衰败。自北宋开国，宋太祖扭转了后周对佛教的严格限制政策，以一种略为宽松的态度来对待佛教，允许佛教适度发展。宋太祖普度童行八千人，至太宗朝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太宗更是一次普度童行十七万余人。虽然总体来说太祖、太宗朝对佛教还是制定了一些限制性的政策，比如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诏，要求“各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被停废者，勿复再置”，从而继承了北周灭佛的成果并无意再扩建寺院。太祖虽普度童行八千人，但童行要通过严格的考试且被限定了数量，禁止超额度人。可见太祖、太宗虽无废佛之举，但依然认识到对佛院、信徒等不能毫无节制地任其发展，从而对佛教做出种种限制。但相比后周，佛教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行至真宗朝，宋真宗著《崇释论》指出佛家经典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于是设想借助佛力达到劝恶扬善的目的，到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僧尼共有四十七万余人，寺院近四万所，这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小数字，佛教在真宗朝已逐步地迈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苏轼在嘉佑元年与弟弟苏辙随父苏洵进京赶考前，一直呆在故乡四川。这一阶段对苏轼而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故乡苦读诗书研习经典奠定了他深厚的学养基础，与自然的亲近更是赋予了他无穷的创造性与艺术性，苏轼对佛教的亲近感在此阶段也初步形成。

苏轼家族有很深的佛教因缘。他在《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中回忆父亲苏洵与母亲程夫人，曾说“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祟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止，而志则无尽。”三宝是佛教用语，意为佛、法、僧，苏轼说父母“崇信三宝”，意为父母都是佛教徒。但若结合父亲苏洵的整体经历与所存诗文来看，很难说他是一个佛教徒，或者说很难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苏洵曾写过自己的崇道事迹：“洵自少豪放，尝于天圣庚午（公元1030年）重九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洵尚无嗣，每旦露香以告，逮数年乃得轼，又得辙，性皆嗜书。乃知真人急于接物，而无碍之言不吾诬也。故识其本末，使异时子孙求读书种者，于此加敬焉”4张仙是眉州人，《眉山县志》中加注：“张仙，指唐眉山人张远霄，曾师事陆修静，后居邛崃崇真观，观中有石刻像，相传有求嗣者，祷之则应。”在后来的传说中，张仙又称送子张仙，是道教传说中能赐人子嗣的神仙。因此可知苏洵亦拜道教神仙。但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家族却有极深厚的佛教因缘，其人可称得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苏轼母亲程夫人的娘家与佛教结缘很深。程夫人的父亲，即苏轼的外祖父与佛教有一段奇缘，苏轼在《十八大阿罗汉颂有跋》中曾记录过：

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

外祖父程公少年时游学京师，回四川的时候遭遇蜀乱，钱财耗尽，被困在旅社不能归家。得蒙十六位僧人钱财相助，赖以归家。后四处寻访僧人不得，视十六僧为阿罗汉，从此在家供养佛像。受父亲的影响，程夫人也笃信佛教，亦在家供养佛像，“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由此推测，程夫人之所以崇信佛教，是受到父亲的影响，而她嫁入苏家后依旧“崇信三宝”、“爱作佛事”，耳濡目染中，年幼的苏轼也自然会受到影响。宋僧惠洪着《冷斋夜话》，《梦迎五祖戒禅师》一文言苏轼幼年的佛教因缘：

……坡曰：“轼年八九岁事，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欣然而眇一目。”云庵惊曰：“戒，陕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东坡复以书抵云庵，其略曰：“戒法师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砺，使还旧规，不胜幸甚。”自是常衣衲衣。5

学界普遍认为《冷斋夜话》多有假托，多夸诞，因此文中所录东坡语不能视其为真，何况作者惠洪本是僧人，自然要竭尽全力使苏轼与佛教牵扯上一些因缘。此文固然不能全当真，但惠洪之所以会写程夫人怀苏轼之时，如何梦见五祖高徒，而后生苏轼，苏轼八九岁后又梦见自己前世乃僧人云云，必是深知苏轼家中有此宗教氛围，母亲程夫人是佛教徒。故虽是穿凿附会，但确有行此假说的客观条件。

母亲的信仰往往会影响孩子，何况程夫人也绝非一般的古代家庭妇女可比。苏洵在苏轼十岁左右四方游学，正是程夫人担起了教育苏轼的责任，《东坡先生本传》：“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弟弟苏辙亦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回忆少年事，云：

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问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6

此文是苏轼去世后，弟弟苏辙为兄长所写的墓志铭，里面记录的事情自然真实不虚。从文中可得知两点，一是程夫人文化程度颇高，可读《东汉史》这样的正史；二是程夫人虽为一介女子，却有大丈夫气。范滂是东汉官员，为人清廉，正直不阿，后因党锢之祸与李膺、杜密等人死于狱中。拜别其母时，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7范母因重气节而被后世称赞，而程夫人愿做滂母，足见其轻死生重忠义，有英雄气概。程夫人并未以权高位显者作为榜样教育苏轼，而是为范滂这样一个耿直清廉、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悲剧英雄“慨然太息”，并表示自己“能为滂母”。苏辙写此文时已是六十二岁高龄，但回忆少年时母亲对兄长的教导却还能记忆犹新，可见母亲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程夫人信仰佛教，苏轼便也随之被动地习染佛禅、接受佛禅。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得就是年少时和苏辙一起读书的情况。从此诗来看，苏轼少年时不仅是每日研读儒家经典，还辅以道经与佛经，但读释迦文的具体心得体会如何，苏轼并未提及，大约他也自觉只是“旁资”而已。与其说幼年时读到的佛经或家里供养的佛像让他印象深刻，倒不如说是他七岁时所见到的眉山老尼，几十年后仍让他感觉历历在目，并填一阙《洞仙歌》：
　　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独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耳。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度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此词填于元丰五年黄州任内，此词历来争议很大，前人评论褒贬不一，但毫无疑问《洞仙歌》是契合苏轼彼时心境的作品。苏轼在词前写一段序言，记录自己七岁时见朱姓眉山老尼的事情，虽然此时已是四十年后，但回忆往昔却依然历历在目。眉山老尼“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虽是简单一句话，却有许多隐含的文化线索可寻。眉州属于蜀地，相比中原，蜀地无疑有其独特的文化。唐代陆求《成都记序》中评说蜀地“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或许正因为天险阻断战事、人民生活富庶、文化繁荣，且经过唐五代大批外乡人因避战乱奔蜀以求平安，于是长此以往蜀人的基因里多了些淡泊名利与不求仕取，这也正与佛教精神相契合。

相比道教，佛教进入四川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据佛教现存遗迹来看，乐山柿子湾和麻浩崖墓中的石刻佛像，为四川现存最早的佛像，具体成像时间有争议，一说为东汉末期，一说为蜀汉时期。而真正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入四川的时期是大致是前秦，“释涉公，本蜀人也，预言多验。道化至长安，时天大旱，坚命师祈雨，咒龙钵中，其雨沛然，恪加敬事。师不食五谷，日行五百里……”涉公是第一个有史料记载的入川的僧人。在东晋孝武帝朝佛教地位在四川有了较大的提高，时任益州刺史的毛遽任命僧恭为蜀郡“僧正”，僧恭是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位僧官。此后东晋十六国时期有史记载的在四川的高僧还有昙翼、慧持、范材、法绪等，他们将经授徒，有自己的受众群。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兴盛发展的时期，四川也不例外。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即说明了南朝崇佛之盛，此期间在四川任上的统治者也多受大环境影响，大多提倡信奉佛教，此间我国佛教各个重要流派都传入四川，四川佛教蓬勃发展。也就是在此期间，四川开始大规模地镌崖造佛像。

隋唐年间四川佛教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隋朝蜀王杨秀居蜀二十余年，其间弘扬佛法，吸纳高僧来蜀，传播弘扬各种佛法。隋炀帝时，在东都洛阳建立四大道场，广召天下名僧，最负盛名的当属慧景、敬脱、道基、宝暹四位大师。隋末战乱不休，慧景、道基、宝暹等三位赴蜀避难，亦将佛家高妙义理带入四川。唐朝即建便尊道家为国教，但与此同时佛教也在继续发展，佛教的各路派别先后兴起，理论体系较为完善，蜀地佛教以宣扬禅宗思想为特点。四川在唐朝中期，出了几位举世闻名的高僧大德：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唐五代时期，中原战火纷飞，前蜀主王建在四川建立蜀国，十分安定繁荣，引来许多高僧入川。后蜀国的孟氏父子也沿袭了前蜀主王建的崇佛传统，对高僧大德格外礼遇。苏轼的少年时光都在蜀地度过，蜀地的崇佛气氛自然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他，所以他许多年后还能记得起七岁时遇到的眉山老尼，在《洞仙歌》里营造出一个非人间的仙境。

《洞仙歌》创作于苏轼黄州任内。在这一时期，苏轼在诗文中塑造了许多幽人的形象以此自喻，此词中的花蕊夫人亦是一位幽人，苏轼的序言乃是“以此序自晦耳”，“或谓东坡托花蕊夫人以自解耳，不可不知也”。不仅序言中写到佛山老尼，词中也表现出了的一种超脱的禅境。

可以说，苏轼幼年时的佛家因缘大致是赖以对地域、佛教因缘的耳濡目染，在他成年后的诗文中鲜少记录少年时对佛教的种种直接观感。但少年时与佛教的亲近奠定了他日后研习佛经之举。少年时的经历也让他在人生挫折时期投身佛老之学，在禅宗哲学的关照下进行品格塑造与人生模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