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吉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义学大师，关于《法华经》的著述现存三十余卷。对于著作先后顺序有印顺法师和杨惠南先生的不同观点，本文通过原著阅读和文中相关信息的梳理，基本确定了现存吉藏《法华》著作的先后顺序，并指出印顺法师忽略《义疏》和《玄论》有相互引证的事实，以及《玄论》是作于长安，而非法师认为的江南。通过文本对比和时间估算，指出杨先生在文本关系上的误解。

【关键词】吉藏  《法华经》 印顺   引证

【作  者】中国佛学院2009级研究生。

一、     藏经版本

吉藏的二十七部著作中，有二十二部是不见于清《龙藏》以前的藏经和经籍目录。关于法华的五部著作，自然也不见其原貌。而这五部著作均载于日本编修的《大正藏》和《卍字续藏》中：

《法华义疏》十二卷，《大正藏》卷34,《卍字续藏》册42。

《法华玄论》十卷，《大正藏》卷34,《卍字续藏》册42。

《法华统略》六卷，《卍字续藏》册43。

《法华游意》一卷或二卷，《大正藏》卷34,《卍字续藏》册42。

《法华论疏》三卷，《大正藏》卷40，《卍字续藏》册74。

据《大正藏勘同录》载：

（1）《法华玄论》的底本是，日本天和三年（1683）刊，存宗教大学（无校本）。

（2）《法华游意》镰仓时代（1185—1333年）的写本，宝寿院藏（原本）。建长四年（1252年）圣宇刊仁和寺藏（校本）

（3）《法华义疏》永仁元年（1293）至三年（1295）僧素庆等刊，宝寿院藏（原本）。镰仓时代（1185—1333年）的写本，圣语藏本。（校本）元禄十二年（1699）刊，宗教大学藏（校本）。

（4）《法华经论疏》存《大正藏》第40册。药师寺藏（原本）。圣语藏，名写经第43号，存一卷、卷中（校本）。正德四年（1714）刊，正仓院御物圣语藏一切经目录(中载此书名）.[1]

吉藏的大部分著述早在“会昌法难”以后,就已湮没无闻。直至清末，由杨仁山居士从日本取回，但未及刊刻。后来由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刊刻,有《法华玄论》和《法华游意》二种。对于《法华玄论》的刊刻过程，跋文中说：

 

吉藏隋开皇时居会稽之嘉祥寺（夹注小字：仁寿初年召入京师）是为嘉祥大师。《续高僧传》称其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百余遍。并著玄疏盛流於世，盖在唐时，天台大师之《玄义》、《文句》犹未大显，学法华者多宗嘉祥。自唐季会昌之厄，诸宗典籍悉遭燬失。吴越忠懿王求天台宗教典於新罗，于是法华《玄义》、《文句》复归中土，而嘉祥章疏皆佚不传，盖千有余年。兹矣有清季年，石埭杨仁山居士，求古德遗著於日本，嘉祥法华疏见於彼国续藏者，为法华《玄论》十卷、《义疏》十二卷（夹注小字：今以经文合疏厘为三十卷）《游意》一卷、《统略》六卷、《论疏》三卷。杨居士尝欲刻之而未遑也。近岁同人创设北京刻经处，《法华义疏》已付手工。[2]

 

在《法华玄论》卷十有二则跋文，一则署名是庄蕴宽，一则是屈映光。上文是庄蕴宽所作。他将吉藏法华著作的流传、散佚、取回及刊刻过程大致勾勒出来。实际上，刊刻《法华玄论》的出资者是屈映光。[3]

屈映光的跋文中说：他因为母亲“潘太君”临终的遗诫而奉佛护法。他在民国十年经过上海，与丁桂樵、张云雷见面，深受他们精诚研道所感染。其后在北京遇到庄思缄和徐蔚如，提倡设刊北京刻经处。于是

 

广搜遗乘，大振玄风，真文秘藏，一时并显。因为《法华》“精诠奥谛……嘉祥大师所著法华论疏，盛行唐时，最为世所宗尚。会昌之厄，存本多毁……近世始从日本经藏转录还国于是千载遗文复归故土。今法华义疏已经同人集资付印。尚有玄论若干卷未可鑴行云云，映光获此缘会，欢喜鼓舞，亟承慈愿，力任剞劂，计值布金……中华民国十有一年五月吉日临海屈映光谨跋。[4]

这段刊刻因缘虽然无奇，但对于吉藏法华著作已无闻故土千有余年，能够再次流传于世，后人得以研习，则是千古功德。

另，刻经处为了消解人们对吉藏著作中，没有讨论天台家法华观点的疑虑时说：

又师以开皇十七年七月疏请天台智者大师讲《法华经》未赴，智者即於是年十一月入寂。方是时，灌顶笔受之文，未行於世。故嘉祥疏论，博采众说，而於天台家言，独付阙如，阅者愿无疑焉。北京刻经处识。”[5]

 

然而，吉藏著作中虽没见到对智者大师法华观点的介绍和批判，但也并非一无所闻。在《法华义疏》卷二，即列举“顗禅师”判法华会上的听众有四种，即“影响、发起、禀教、结缘”。

《法华游意》是在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刊刻完成，地点是天津刻经处。发起人是周言雍，他为了“先母丁夫人敬刻此经回向极乐国土，功德庄严”并“愿法界众生，咸获斯福”。但这个本子在卷末有脱文漏刻之处。《法华游意》天津刻经处本卷下，第二十三页背面，至“当别寻经目录也”下，无以下五十二字。对照《大正藏》第三十四册所载，补录如下：

然晋有前后。昔有江右名为西晋。此经犹居外国自从元王度江左称为东晋。至晋安帝义熙中此经始度。然此经度江将三百年矣。[6]

二、著作顺序

在吉藏的五部《法华》著作里，没有明确的写作时间。只能根据书中所提到的内容、大体时间段来排列先后顺序。

（一）刊刻者的猜测

最早核定吉藏法华著作时间是民国十二年，也就是北京刻经处刊刻《法华玄论》的版本中。北京刻经处刊刻的《法华玄论》于每卷经题下，署云“隋吴州会稽县嘉祥寺沙门吉藏撰”。但藏经中的署名是“胡吉藏撰”，并没有“隋吴州会稽县嘉祥寺沙门”字样。检索藏经中只有《国清百录》卷四《吉藏请智者大师讲法华经疏》中有云“吴州会稽县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7]。这一点在《玄论》第一卷之后的按文中得到证实：

师撰《法华游意》云：“昔在会稽撰法华宗旨。”又《统略》云：“昔在会稽，著此经玄文。”又《大乘玄论》（案：实为《净名玄论》卷四）云：“昔在江南著《法華玄論》云云。”据《高僧传》隋定百越，师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开皇末岁，召入慧日。隋以开皇九年灭陈，十年定闽越。师撰此论当在开皇十年之后，仁寿改元之前也。隋改东扬州曰吴州，治会稽县。（小字夹注：大业初改为越州，旋曰会稽郡）故师疏请天台智者大师讲《法华经》。自署曰：“吴州会稽县嘉祥寺吉藏稽首云云”今标撰人名号。依师自署之文，庶符撰论时处云。北京刻经处识。[8]

刊刻者们为了说明之所以冠名“隋吴州会稽县嘉祥寺沙门吉藏撰”，是根据《国清百录》吉藏自署地点而来，并假《续高僧传》为证。故而从他们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法华玄论》是作于江南的会稽。

中国佛学院图书馆藏民国刊刻的《法华游意》和《法华经论疏》[9]则是署名为“唐京师延兴寺沙门吉藏撰”。而藏经中的署名仅是“胡吉藏造”、“胡吉藏撰”。查此署名应是按《续高僧传》而来。《续高僧传》卷十一 云“唐京师延兴寺释吉藏传”[10]这样一来就把《法华游意》、《法华经论疏》的写作地点定为“京师延兴寺”，那么写作时间也即定在吉藏住延兴寺这一阶段。但据安澄《中论疏记》说，吉藏是在实际寺东方（房？）圆寂的。根据《续高僧传》的语意，吉藏住在“延兴寺”的时间应该不久，故而用“屈住”二字。所以不能简单的将《续高僧传》所列的寺名冠于吉藏著作的名题之下，以免混淆时间。

（二）印顺法师的看法

印顺法师的《吉藏大师的法华观》中，提出其四部著作的顺序是：《法华义疏》、《法华玄论》、《法华统略》、《法华游意》，印顺法师是根据书中内容来划分排列。论据是：《法华玄论》说：“大乘豪富，譬如长者；小乘鄙劣，如贫穷除粪之人。著文疏已明此义也”，据此可知《玄论》是在《义疏》[11]之后，并且作于江南。

其次是《统略》，如说：“二本所无，今文方有……二本虽明，今须重述。”如此“二本”自然是指《义疏》和《玄论》而言。《游意》与《统略》的先后，印顺法师则举了二个例子：

1、《玄论》对于芬陀利的解释，断为莲花的别称，（正开的莲花）不赞同是白莲花。但在《游意》中，双取二意说：“芬陀利，四色中是一色，三时中是一时。”这显见他对于《玄论》所说，有所修正、融通、新义。如出在《游意》以后，岂有不说？

2、《游意》中有十种三一，如开三显一，废三立一等；与《大乘玄论》相同。《大乘玄论》的撰述，在《法华玄论》以后，论中有明显的记载。察《统略》与《法华玄论》，都没有十种三一的名字，只有四种三一；据此推测，可知十种三一，在著述《统略》是还没有建立。[12]

 

但，印顺法师对他的推断也没有肯定说就是如此。

《大乘玄论》说“昔在江南，著《法华玄论》”《法华统略》也说“昔在会籍，著此经玄文”。考师住会稽（江南）嘉祥寺的时候，在隋克建康以后，到开皇末年。（590­—600）《义疏》在《玄论》前，这两书当在这时期内完成。《统略》与《游意》，依《统略》的“昔在会籍”“将三百遍”看来，可断定是开皇末年以后（600），弘扬《法华》最努力，住在慧日、日严时的作品。[13]

印顺法师认为，《玄论》和《义疏》都是在江南时所作。并推定《统略》的时间是在600年以后。

（三）日本学者的看法

橫超慧日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法华玄论》是其最初所著，依次是《义疏》、《游意》、《统略》。但没有列出他的排列理由，只是简单地说“《法华玄论》，法华经中关于吉藏之著述中最初者，总论诸问题之基本的书。……《法华统略》关于法华吉藏之著作中最后所作注释书，很多订正以前之自说”。[14]

（四）杨惠南的看法

杨惠南《吉藏》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则又不同于以上二师。他认为的顺序是应是，《玄论》、《义疏》、《统略》、《游意》。理由是：

1、吉藏曾居住在会稽七、八年（590—599），加上《统略》也说：“昔在会稽，著此经玄文，凡二十卷”。杨氏认为：虽然现存《玄论》没有二十卷，可能是因抄本不同，由此《玄论》应撰于会稽嘉祥寺，居著作顺序之首。

2、根据《统略》卷一“中居京兆，录其要用，裁为七轴”，认为“七轴”是根据《玄论》而裁成《义疏》，并说《义疏》应是吉藏住京兆日严寺时所作。

3、又据《游意》卷一上说：“昔有江右，名为西晋，此经犹居外国。自从元王度江左，称为东晋。至晋安帝义熙中，此经始度。然此经度江将三百年矣。”经所提供的时间分析，而推定《游意》“很可能是死前数月之遗作”。[15]

（五）本文的意见

关于核定吉藏法华著作的顺序，实在是一件复杂的事。原因是，就现存法华著作里，往往有相互引证之处。比如：

1、  《玄论》引《义疏》为证：

《玄论》卷五说：

问：说火宅旧云‘为中根声闻人说’。云何言‘为凡夫着五欲妙境界者’说耶？答：论意与从来亦不相违。火宅譬可含二义：一者、广明火宅众苦炽燃。以此引出诸子者，此为凡夫说也。若出宅以后，索车、赐车，赐车不虚等。此为声闻未解者说之。合而言之，说火宅令出凡夫地。唐捐三车，后等赐大车。令出二乘地。亦得一人始终具此二义，亦得为二人说此二譬。论但举其一故为凡。从来旧亦但为明其一，故为圣。早日著文疏已两兼之。可得双用也。[16]

按文中所提“早日著文疏已两兼之”。查找其他法华著作，只有《义疏》卷五中与此段内容是相对应的：

问：常有三界，则常有众苦。亦应常有火宅，常有火燃。何故前明火宅，后辨火灾耶？答。此譬可具通别二义。一者、通序。三界并皆转变，具受众灾。若尔既常有火宅，亦常有火灾。此二实是一时，但说成前后耳。前明舍宅，序其无常。后辨火灾，明具众苦。苦与无常，是物所患，故偏说之。二者、别譬。此会三根众生。昔日禀化，苦有暂息之义。佛既去世，还起烦恼。以烦恼故，受诸苦果。故前明火宅，后辨火起。又已受阴身之苦，譬如舍宅。新更起惑招苦，名为火起。后之一义，通二人也。问：何以知此譬具通别二义耶？答：列五百人，复明三十子。五百人，通譬五道众生。三十子，别明昔曾禀化也。所以具明通、别二种众生者，以具化二人故也。一者、别化中、下根人，令识三一权实。二者、通为一切众生，令知三界过患也。又此经令一切众生离凡夫地，复离二乘地。以说三界过患故，令物不贪三界，谓离凡夫地。后明诸子出门，求车不得，及等赐大车。令知二乘是空卷，一乘是真实，令离二乘地。以是因缘故，具化二人也。[17]

 

《玄论》中，问者的意思是“火宅譬”但应为“中根”的圣者说。怎么还为“著五欲妙境界”的凡夫说呢？吉藏的意思是：“火宅譬”是通为“凡圣”而说。并且已在“早日著文疏已两兼之”中解释过了。再看《义疏》卷五的内容，则对“两兼之”明白无误的解释清楚，所以“具化二人”非为“中根圣者”独说。这是《玄论》引《义疏》为证第一例。

 又，在《玄论》卷五，对于大小乘的对比中说道：

大乘豪贵，譬如长者。小乘鄙劣，如贫穷除粪之人，著义疏已明此义也。[18]

《玄论》中说“著义疏已明此义也”。查找《义疏》与之相对的文字，在《义疏》卷七中：

二乘见有烦恼可生，故修解灭之。即是生灭、断常，故为鄙贱，如除粪之人。菩萨了惑本自不生，今亦无灭，名无生灭观。故除无所除，非除粪人也。故《方便品》云：‘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19]

 

根据引文，可以明显看出《玄论》在解释“小乘人如除粪者”是简化了的，并且明白地说“著义疏已明此义也”。再看《义疏》的解释，正是《玄论》所指陈的内容。这是《玄论》引《义疏》为证的第二个例子。

2、  《义疏》引《玄论》为证

《义疏》卷三云：

问：若尔，何故云‘菩萨闻是法疑网皆已除’耶？答：下明菩萨疑者，玄意中已释此义。非是自执究竟，闻非究竟，是故生疑。但疑如来，昔何故說三，今何故说一？以菩萨疑与二乘疑异。[20]

    文中对“菩萨生疑”提出疑问。吉藏回答说，菩萨所疑的内容，已在《玄意》中解释过了。而且，菩萨的疑虑与二乘的疑虑有所不同。与此内容相对的文字，在《玄论》第六卷中，可以看到：

菩萨疑与二乘疑异。二乘昔谓究竟，今闻无究竟，是故以昔疑今，所以有索。菩萨不昔自谓究竟，今闻无究竟，是故生疑。所以菩萨无索也。但以始行之人，疑昔何故说三，今何故说一？今昔三一相违，故生疑耳。[21]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义疏》在“菩萨生疑”的内容中有意简化，并明确的说“玄意中已释此义”，他所说的“玄意”即是《玄论》第六卷的内容。此为《义疏》引《玄论》为证的第一例。

《义疏》卷八又说：

 

有人言：三界为三百，七住二乘为一百，八住以上复为一百。今谓义并不然，玄中具释。今正取三界为三百，二乘为二百，所以作此释者有义有文。[22]

吉藏举例有人解释《法华经》中“五百由旬”的观点：“三界”加上“七住二乘”、“八住以上”合为五百之数。对于所举例的观点，吉藏没有给予具体批评，只是提出“三界”“二乘”合为五百，并且说在“玄中具（体解）释”过了。于此内容相对的，在《玄论》中第八卷：

 

有人言：三界为三百，七住及二乘为四百，七地已上为五百。评曰：三界为三百，则如前判也。后二还以配地，过同于前。……次总评：上来诸释，皆非经意。所以然者，此经三周说权实，有法譬、有合譬。此五百由旬，亦有合譬。诸经师不观合譬文，不解合譬意。故引余处经意，以释此文，故皆僻谬也。[23]

 

在《玄论》卷八中，分析“五百由旬义”约有4500字，分别从“五百定义、譬意、恶道、至宝所、论多少”五个方面来论述“五百由旬”的问题，明显要比《义疏》中关于“五百由旬”的解释详细，且有吉藏对于旧说的具体分析和批判。此是《义疏》引《玄论》为证的第二例。

根据上面所列举的例证来看，吉藏在《玄论》和《义疏》之间有相互补充的情况，并且有更定的可能。考订《玄论》和《义疏》那个靠前，还要涉及《统略》的信息才能确定。

3、  《统略》的时间

在《统略》之初，吉藏对于《统略》的写作因缘做了说明：

 

昔在会稽，著此经玄文凡二十卷。中居京兆，录其要用，裁为七轴。但余少弘四论，末专习一乘。私众二讲，将三百遍。但斯经言约义富，更有异闻。撰录大宗，复为此三卷。叙其疏意，略有六焉。一、二本所无，今文方有。如四土之说，及七会之文。二、全癈旧通，用今新意。如合大车、及火宅之譬。三、新旧两用，可适时而说。如六序、及十方便之例。四、昔言隐昧，今则显明。如释妙四门索车七意。五、大宗乃一，而转势不同。二本虽明，今须重述。六、改旧分章，依今科约。如方便品六双之例也。[24]

 

根据上文，得到的信息是：吉藏对于《法华》的注疏有三个阶段的版本。即“昔在会稽”所撰的《玄文》二十卷本，后来居住“京兆”根据“二十卷”的本子，将紧要的内容“裁为七轴”本，后来因为“更有异闻，便撰录大宗”而又写了“三卷”本的《统略》。在《论疏》中，对这三种经疏，也有过记录：

余讲斯经文疏三种：一、用关河叡、朗旧宗；二、依龙树、提婆通经大意。三、采此论纲领，以释法华。但昔三出经疏，犹未解论文。今具释之，使经论焕然可领。[25]

《论疏》的写作顺序是在前三种经疏写完之后，才“今具释之”。至于《统略》的写作时间，其卷二云：“大业六年（610）三月一日，更释譬始终意”。[26]此时吉藏已奉召住在长安日严寺。这个时间与印顺法师的推断是符合的。那么《统略》所依据的“二本”无疑即是《义疏》和《玄论》。

《统略》卷一，释“改正为妙”时说：“竺法护称为《正法莲华》，罗什改正为妙，本疏已详。”这里所提示的内容，正是《玄论》第二卷所详释的，如云：

 

第三释名……什公改正为妙者，必应有深致，今当试论之。正以对邪受称，妙以形麁得名。以九十六术为邪，五乘之法为正，斯则正名劣也。五乘，虽正犹未妙极。唯有一乘最为无上，则妙名为胜。故改前翻，用后译也。颂曰：“是乘微妙清净第一”胜二乘也。“于诸世间为无有上”出人天乘也，故对彼粗乘以，佛乘为妙矣。[27]

 

以此来看《统略》所指的“本疏”是《玄论》，并且是“二本所无”之其中一本。另外“一本”即是《义疏》。所以本文推定《义疏》在《玄论》之前。有以下五点理由：

第一、依据《统略》所说，第一本经疏是二十卷；依据此本“裁为七轴”；复依二本，撰为三卷。查吉藏现存五种法华著作中，《义疏》十二卷（原文说为“撰玄文二十卷“，可能传抄时误为十二）文字最多，约29万字。其次是《玄论》十卷，约14万字。因此“裁为七轴”的数量，很可能是十卷本的《玄论》，绝不可能是三卷本的《统略》和一卷本的《游意》。

第二、《玄论》卷一说：“余流遁禹川，疏记零落。因于讲次，略撰所闻，目为评解。敢秤传训，盖是以备漏失正自坏之路耳。”[28] 此中“禹川”即会稽大禹墓。既然“流遁禹川”，就是说现在已离开“禹川”。但当时所写的关于《法华》的疏记已经零落。现在（在长安）因为要讲述《法华》，所以“略撰所闻”。此中“疏记”如果不是《义疏》，那么就不会是其他文本，就现有的法华著作没有再比《义疏》更早的了。

第三、《义疏》的更正。吉藏虽然将以前的“疏记零落”，但他在撰写《玄论》的时候，并不是无所凭据。所以出现《义疏》与《玄论》相互引证的情况。这一点，可以从《义疏》中，屡次出现的“长安”一词看出。据《义疏》卷四载“木樒者，形似白檀微有香气，长安亲见之。”[29]《义疏》卷七“商估价人者，商估，谓行商。坐估，谓卖物人也。价人，谓买物人也。此长安地，呼买为贾。不必依書典也。” [30]既然明显标出“长安亲见之”、“此长安地，呼买为贾”。可见，《义疏》于长安更定过。《义疏》既然是在江南所作，吉藏那时并未到过长安。出现“长安”字样，唯一的解释就是：吉藏后来更定过旧说。而吉藏解释《法华》的更定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在《统略》之初，就交代与旧本不同之处，“全废旧通，用今新意”、“昔言隐昧，今则显明”、“新旧两用，可适时而说”、“改旧分章，依今科约”；并且很真实、严谨的说他对法华的理解是不断透彻的。“余讲多遍，於此一句，时闇时明”、“余昔不观前后，依旧通文多谬”、“昔虽诵讲，常怢怢其言。”[31]

第四、考察《义疏》与《玄论》的体例。《义疏》是就经文逐句分析，把讨论的问题，蕴含其中，没有作特别突出的处理。《玄论》则是，以法华的基本问题为主的一篇论文。首先标出论题，再进行举例、分析，尤其是对所批判的对象案语明白。这一点符合吉藏第二次整理法华疏记 “录其要用” 的用意。

第五、《玄论》卷一中吉藏对《法华》的流传时间做了简单的计算：

 

然晋有前后，昔在江右名为西晋，得五十二年。此经犹在外国。自元王渡江左，称为东晋。至晋安帝义熙中，此经始度。然宋得六十年，齐得二十三年，梁得四十四年，合二百二十九年。从梁至今五十年将三百年矣。[32]

《玄论》的计算数目，前后表述有倒置的现象。“52＋60＋23＋44＋50=229”近三百年。按照吉藏的推算，南朝梁代的结束时间是557年，再加上“至今五十年”即是607年。《玄论》的写作时间大致可以定位在大业三年，607年左右，而杨惠南界定《玄论》的写作时间在597年之前[33] 的观点，在时间计算上明显有误。

依据以上五个理由，可以确定《义疏》早于《玄论》，并且《玄论》是作于长安不是江南。

关于《游意》的时间，本文同意杨惠南根据《游意》卷末提供的信息，判定《游意》是在吉藏圆寂前几个月所作的结论。

结论

根据上述文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吉藏的《法华》著作中《义疏》与《玄论》有相互引证的情况。这是因为《义疏》曾经“零落”过，在吉藏“录其要用”时，根据《义疏》出《玄论》，并且对《义疏》的某些说法，做过更定。其次是，吉藏因为“更有异闻”便根据《义疏》和《玄论》“撰录大宗”复为三卷本的《统略》，三疏已出，但仍未对他特别引用的《法华论》作注释，故而“今具释之，使经论焕然可领”，《论疏》居三疏之后。再根据此意而推定《游意》是吉藏现存《法华》著作所最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