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目录学中的地位佛教目录学一点也不逊色于儒家与道教。而《出三藏记集》在佛教目录中，地位非常显赫，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是了解中国佛教目录学最佳的代表作。《出三藏记集》所提供很多珍贵史料，是研究梁以前的佛教他的价值任何书籍无法取代。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佛教目录，及《出三藏记集》本文就《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及《出三藏记集》略作介绍。

【关键词】目录学  三藏  僧祐  道安  刘勰

【作  者】中国佛学院法师。

佛教目录学，是一门研究佛教非常基础的学科。换一句话说，是研究佛教乃至佛教史的指南针。因此，佛教目录学对研习佛学来说非常基础。陈垣先生说：“中国佛教史集，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窥碍难通之史迹。”[1]陈先生认为，在佛教的史集里面，与列朝列代史事保持非常的密切关系，如果不加以参考，是很难了解读懂中国历史之史迹及史实，对研究中国历史者来说提供的宝贵丰富的资料。姚名达先生认为：“正统派（儒学）之目录学家既自局于四部之范围，坚据异端，高自标置。而佛道之徒亦别立门目，不复寄人篱下，抄集结藏，着录成目，其造诣转有胜于正统派者。”[2]姚先生认为中国佛教的目录学（包括道家）与儒家的目录学有后来者居上之感。梁启超先生特提出佛教的目录学比正统派（儒学）的目录学还要方法科学得多，总结出几条来说明。有优胜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一曰历史观念发达甚发达；二曰辨别真伪及严；三曰比较甚审；四曰搜采遗逸甚勤；五曰分类极复杂而周备。[3]由此可见，佛教的目录学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出三藏记集》在佛教的目录学中，重中之重。陈垣先生在其《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评价说：“祐以前经目有多种，今所存着以此目录为最早。”[4]认为僧祐以前有佛教有很多的目录学，但现存最在的佛教目录学，当数以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因此，对佛教目录学乃至普通目录学的研究来说，了解《出三藏记集》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主要对僧祐在经录——《出三藏记集》的成就加以介绍。

一、     僧祐的生平简介

僧祐的生平传记的资料主要是依《出三藏记集》卷九、卷十二、《历代三宝纪》卷十一、《梁高僧传》卷十一、卷十二、《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卷五<智藏传>、卷六<明彻传>。

僧祐（445－518）为梁齐佛教史上的高僧。江苏江宁人，俗姓俞。幼年到建初寺拜佛，善根开发，欢喜踊跃，不肯回家。经父母允许皈依僧范，十四岁时，依定林寺法献出家。

二十岁受具足戒，后随法颖律师研究律学。未久，应齐竟陵王潇子良之请，开讲戒律，听众达七八百人。齐永明中（483—493），奉齐武帝之命入吴，检阅五众律仪。并讲《十诵律》，更审察受戒之法。名望非常大，敬仰他的很多，大家都蜂拥供养他。这些供养僧祐并没有个人享受，而是把所得信施之供养全部捐献给定林、建初等寺为修缮之用。经常举行无遮大会、舍身斋等，并造立经藏，搜校经典，开诸佛寺收藏佛教文献之先河，使佛教的文献没有遗缺，都是僧祐的功勋。

僧祐并通晓画像之规矩，光宅、摄山建造大佛，剡县之石佛等，皆依准其仪则。梁武帝非常信赖他，关于佛教内部事情，都是请僧祐审决；祐晚年犯脚疾，梁武帝开许他架车进入内殿，给在六宫生活的人授戒说法。

当时有名望僧人如开善寺智藏、法音慧廊等高僧，都是非常崇敬他的道德，对他执弟子礼。而王公贵臣如梁临川王潇宏、南平王潇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妃丁氏等，也是非常崇敬他的持戒严谨，都是以他为自己的亲教师。梁天监十七年（518）于建初寺示寂，世寿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正度为之树碑，刘勰撰文。他的弟子中宝唱、智藏、慧廓、明彻、刘勰等，都是当时之俊杰，有著作留世。

僧祐在律学成就外，在中国佛教史总结以下五点成就与贡献。一、造立经藏之始，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二、撰制经录，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建立经藏，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实为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并增补而成。三、佛教文史著述，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四、佛教工艺的业绩，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等记载和文献甚多；可见他对于佛教艺术的兴趣和修养甚深，曾被当时朝野缁素人士所一致推崇。五、教学的风范，僧祐当时以律学与文史著述驰誉江表。而他所化导门下，于律部有成就以外，也以经论文史为先，成绩斐然。

二、     《出三藏记集》的撰述缘起及资料来源

（一）继承编撰目录学的传统，及撰述缘起

中国目录学之发展非常早。《诗》、《书》之序，就是目录学之萌芽。[5]《隋志》说：“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就，向轧别一录，论其旨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6]是说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书，而撰的《七略》、《别录》，论其旨归，辨其讹谬，使目录学体裁开始完备。可以看出，中国有文史的传统，治目录学之时间非常早，也非常发达。撰述目录学，是中国古代人的优良传统，治学的一种方式及重要的工具的基础学科。这些都可以认为僧祐编撰《出三藏记集》的远因，及社会文化大背景。

中国佛典的翻译，自后汉末安世高、支娄迦谶创始以来，历代译籍积累日多，学者整理编录，因而有佛经目录的编制。如有专记个人译经的，如：晋竺法护《众经录》；有通记汉魏晋各代译经的，如：晋聂道真的《众经录》。最初的完备经录为道安所作的《综理众经目录》（又略称《安录》），同时有《支敏度录》，稍后有《竺道祖录》、《众经别录》、《王宗录》、道慧《宋齐录》等（这些录早已遗佚）。《安录》标明各代之译经，搜集各地失译之典籍，成为佛教目录学划时代的著作，为佛教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这些都可以看作为僧祐佛教目录学的撰作的近因。佛教在中土也是特别重视文史，致使佛教界的高僧居士对目录学的重视，各朝各代的高僧居士撰述目录学成为一种风气。

《安录》对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有直接的影响。僧祐对《安录》评价非常之高，同时很多是直接引用《安录》的内容，及借鉴《安录》的编撰科学方法。如在《出三藏记集序》中说：

    昔安法师以鸿才渊鉴，爰撰经录，订正闻见，炳然区分。自兹以来，妙典间出。皆是大乘宝海，时竞讲习，而年代人名，莫有铨贯，岁月逾迈，本源将没。后生疑惑，奚所取明。[7]

    僧祐认为道安法师的才华出众，及具有非常高的辨别真伪能力。《安录》订正当时的错误的听闻，非常明白的把他们区分开来。但是从道安以后，佛教的译经事业非常的发达，出现很多。都是大乘无上的法宝，但是讲习的人，没有把译经的年代和译人贯穿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就失去解译经的源头了，后人难以辨认了。为了后人不再生出疑惑，一一析明告诉大家。可以说道安的经录直接影响僧祐撰写《出三藏记集》缘起，在其基础之上，“牵课羸志，沿波讨源，缀其所闻，名曰《出三藏记集》”。[8]这就是他撰写《出三藏记集》的基本动机。在《安录》的基础上，吸收佛教以前的编撰经录的经验，撰写现存留世最在的一部佛教目录学——《出三藏记集》。以做到：

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铨则年代之目不坠，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并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若人代有据，则表为司南；声传未详，则文归盖阙。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有证者既标，则无源者自显。[9]

    僧祐在《安录》的直接影响之下，第一、继承道安依时代记录译经之人、所译之经、各地所失之译经、疑经和注经类型的方法。其次、又增加了不同译本的异译经、多卷本的失译经、抄经、伪经等目录，并分别注明其存佚。对翻译、传记方面保存很多原始史料而外。另外、它还为后来经录的编纂开辟了许多门路，如有名的法经《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本书分类方法。集佛教经录之大成的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皆不出本书的范围。

僧祐对于一切经论都曾作过鉴定，甄别它的异同和真伪，判明译者和翻译的地点时间，这些对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是今天研究佛教古代历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基础专业的著作。

（二）吸收甄别前人之成果，博采众佛教史籍之资料

僧祐在撰写《出三藏记集》中，引用有各家的佛经目录，有众经的序言和题记，法显、智猛的游记，有采访收集到的新资料。姚名达依据《梁书》卷十五认为，《出三藏记集》的作者是刘勰。如其结论说：“由此可知僧祐经藏早成于齐世，编定其目录者乃勰也。”[10]但是刘勰为僧祐收养，受教于僧祐。也许在编撰目录过程中，乃至其它僧祐的著作里，刘勰有参与是有非常大的可能，但是作者没有可能是刘勰。因为僧祐是一位持戒严谨之人，而把刘勰的功德归为己有，依戒律来讲犯根本戒之一盗戒，僧祐的戒德人品不至于会这样。但不能反对有刘勰的功劳。而《出三藏记集》中很多都是僧祐亲自所采访的资料，所以姚名达的论点是很难成立的。或者《梁书》这个史料上，本身就存在的问题，因此学界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的论证和推敲。

根据《出三藏记集》的内容来了解此书的基本资料来源。一、《古录》，《道宣录》卷十认为：“古经录一卷，右寻诸旧录，多称为古录，则是秦时释利防等所齐经录,佚”[11]二、《旧录》，道宣认为：“右捡，似是前汉刘向挍书天阁，往往多见佛经。斯即往古藏经录，谓孔壁所藏，或秦政焚书人中所藏者。”[12]三、《护公录》，道宣认为：“西晋沙门竺法护《众经录》一卷 ，右依捡是晋武帝长安青门外大寺沙门也，翻经极广，因出其录。”四、《安公录》，本书卷五有引《新集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的作者为释道安，如书中说：“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已来，迄今晋康宁二年，近二百载，值残出残遇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13]道宣认为：“前秦沙门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一卷，右依捡：东晋孝武太元中，前秦沙门也。自前诸录，但列经名品，位大小。区别人代，盖无所纪，后生追寻，莫测由绪。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世，铨品新旧，定其制作，众经有据，自此而明。在后群录，资而增广。是知命世嘉运，睿哲卓兴，可不镜诸。”[14]五、《别录》，道宣认为：“东晋沙门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右依捡：晋成帝豫章山沙门也。其人总挍古今群经，故撰都录，敏度又撰《别录》一部。”[15]六、《王宗经录》，道宣认为：“前齐沙门释《王宗录》二卷，右依捡：齐武帝时沙门也，所出此录，见《梁三藏集记》”[16]七、《法显传》，《出三藏记集》卷二作<佛游天竺>，在十五卷中法显法师传，基本采用此传。八、《游外国传》，等资料。由此可以看出，僧祐所作的《出三藏记集》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而完善，使中佛教目录学发展达到新的一座高峰。

本书完成的年代，基本在齐建武年间完成。《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等都是持此说，年代应是建武至齐明帝年号，为公元494至497年。

三、《出三藏记集》的基本内容

本书编纂的用意，重在对于三藏翻译‘沿波讨源’，所以将全集分为四个部分：(1)〈撰缘记〉，(2)〈诠名录〉，(3)〈总经序〉，(4)〈述列传〉。这些如僧祐的自序说：“缘记撰，则原始之本克昭；名录诠，则年代之目不墬；经序总，则胜集之时足征；列传述，则伊人之风可见。”[17]四方面合起来看，对翻译的原委才说得完全。四部分的内容，大要如下：

一、〈撰缘记〉一卷，记经典的结集和翻译的来源。首先引《智论》、《十诵律》，及《菩萨处胎经》文叙述三藏结集的缘起及经过和八藏的名称，其次论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最后列举新旧译（以鸠摩罗什翻译的前后区分）重要名相的不同，一共五篇。

二、〈诠名录〉四卷（自第二卷至第五卷），是全书的正宗部分。从汉至梁六代四百多年间，译出和撰集的一切典籍，不管有无译人名氏，一一搜罗归纳为十四录。因对所依据的道安旧录有所增订，一律称为‘新集’。内容是1、〈经论录〉，2、〈异出经录〉，3、〈安公古异经录〉，4、〈安公失译经录〉，5、〈安公凉土异经录〉，6、〈安公关中异经录〉，7、〈律分五部记录〉，8、〈律分十八部记录〉，9、〈律来汉地四部叙录〉，10、〈续撰失译杂经录〉，11、抄经录〉，12、〈安公疑经录〉，13、〈疑经伪撰杂录〉，14、〈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末附录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及慧睿造〈喻疑〉。在十四录中，标题安公的，基本上保存了道安旧录的原样撰述，而加以补订。其余也都是按照《安录》的规模加以扩大。

集中所补订《安录》的七录内容是：

1、〈经论录〉。以译人年代为次，《安录》自后汉安世高至西晋末法立，共着录十七家（其中误以竺法护和昙摩罗刹为二人，所以实际只十六家），二四六部，四五九卷。僧祐对这些译本，都参照其它经录，注出异同并补缺，又标明当时有本或缺本。另外于法立以前补出张鶱等七人，法立以后补出卫士度等五十五人，译撰各书连前总共四五０部，一八六七卷。（这与《历代三宝纪》及现刊本实际的数目均有出入）

2、〈古异经录〉（《安录》原来编在篇末，今移前）。大都是从大部中单篇译出，没有译者名字，为古代的遗文。共九十二部，九十二卷。僧祐也注出余录异同和存缺。

3、〈失异经录〉。一般不详译者姓名的，这一类经《安录》原列有一三一种，但经名简略，未列卷数。僧祐均加以整理，注出异名、出据、存缺，并从《安录》注经末移来十一种，十二卷，厘定为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4、〈凉土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凉土的，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

5、〈关中异经录〉。失译经存在于关中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6、〈疑经录〉。鉴定为伪托的经典，共二十六部，三十卷。以上三录，僧祐都加注异同具缺。

7、〈注经录〉。道安自己所注释群经的，共二十一种，三十五卷。僧祐又补入杂着经录等五种六卷。

其次，僧祐扩充了〈异经录〉的编制而续成〈异出经（即异译本）录〉和〈抄经（即别生经）录〉，又续撰〈失译杂经录〉、〈疑经伪撰杂录〉，另外又将列入〈经论录〉里的律藏译书本源，别为律分五部记等三录。

以上十四录共收经目二一六二部，四三二八卷（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五所总计）。比《安录》增加了一千五百余部，三千三百余卷。但所搜罗到的写本和参考的经录，侧重南方。因地区的限制，不免有遗漏，这是参考它的记载时应该预先注意到的。

三、〈总经序〉共七卷（自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可分两类：前六卷是抄录一些经律论的前序与后记，自〈四十二章经序〉起至〈千佛名号序〉止，共一一０篇，为〈序集录〉；后一卷录陆澄《法论目录》、竟陵王〈法集录序〉及僧祐自撰各书目录序，共十篇为〈杂录〉（十篇中僧祐自撰者占八篇），序文以外备载篇目，现在根据篇目即可略知那些著述的内容。这一种体裁，创见于此书，价值极大，无异是一种佛藏提要，而且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近世严可均辑《全南北朝文》，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释家类〉，均采用本书这一类的材料。

四、〈述列传〉，叙述历代译家和义解僧人的生平事略共三卷（自十三卷到十五卷）。亦分两类：前二卷主要着录外国人如安世高等为一类，共二十二人；后一卷中国僧人法祖等为一类共十人（附见者尚有多人）。这是现存最古的僧传，其史料多被宝唱《名僧传》、慧皎《高僧传》所依用。慧皎以后，各代僧传的叙述方法，大致因袭本书，而略变其体例。

四、《出三藏记集》的特色及成就

《出三藏记集》撰述历时之久，用功之深，才保存下这一本旷世之杰作。若其根据道安的《安录》既甚简单，而各个版本的佛教目录又紊乱不统一。致使僧祐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悉更删整，标定卷部，使名实有分，寻览无惑，”[18]其目的和发心都是可赞可叹，值得的学习和效法的。    

《出三藏记集》的特色，不在上述的“录”的部分，而是是“录”的前面的“记”与“录”后面的“序”和“传”。如前面开头的《集三藏录记》、《十诵律五百罗汉出三藏记》、《菩萨处胎出入藏记》，都是叙述佛经结集的经过，可以和汉代刘歆的《辑略》相比美，来叙述学术源流。其次，如《胡汉译经文字音义同异记》、《前后出经异记》，来解释译文的异同。录后一部分则专抄出经论的序文及后记。一部分则是僧祐特撰之高僧列传，具有刘向《别录》的特点。但是僧祐的经序、列传，远比刘向的题解、小传还要详细。刘向的《别录》把编目、题解、列传夹杂与各录中，而僧祐的录把他们分开，让人容易了解。分为三个方面，或者列出书目、或者保存其原序、或者撰述其详细的传记，没有夹杂起来。

本书的优点，除在翻译方面、传记方面保存很多原始史料而外，它还为后来经录的编纂开辟了许多门路，如有名的法经《众经目录》，分一译、异译、失译、别生、疑惑、伪妄等六类，几乎全采本书分类方法。即后来集佛教经录之大成的智昇所撰《开元释教录》，分《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略繁重录》、《拾遗补缺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等七类，亦皆不出本书的范围。至于作者对于一切经论都曾作过鉴定，甄别它的异同和真伪，判明译者和翻译的地点时间，这些对学术研究的贡献都是很大的。

不过本书也不是毫无缺点的，如后来《法经录》所指出：“大小雷同，三藏杂糅，抄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19]至于智昇《开元录》说它以法护与昙摩罗刹为两人，新旧译名对照不尽符合等，则不过是小疵而已。智昇批评为三点：一、过尊道安，并存齐录，致自紊其列；二、所创体例多而不密，新而不严；三、考证功夫尤未见精到。

不管怎么说，本书在佛教的目录学当中，作为现存的第一本目录。而本书有这么大的成就，巍然独存，不愧是佛教史上一座永远的丰碑，是佛教目录学及在所有目录学当中是一朵奇葩，为佛教史学的研究留下丰富宝贵的资料。后人通过本书，可以领略到古代中国佛教的各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