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洞山家书”为契入点，对佛教孝亲工作进行反思，认为中国大陆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存在需要调整、完善的地方，并提出“精神物质齐到位，个人团体共担当”等建议。

【关键词】洞山家书  佛教孝亲  僧人福利

【作  者】中国佛学院法师。

只要我们提倡“人生”或“人间佛教”，只要佛教想在世间更好地弘扬，就必须积极面对，乃至妥善处理孝亲问题。

孝，在中国本土文化里上升到“天之经，地之义”的特别高度。佛教也格外强调报答父母深恩厚德，甚至尊为众恩之首，不仅古印度佛教高度宣扬，中国佛教更是大力标榜、积极推动，相关经论及感人事例不胜枚举。然而从古至今，在尽孝方面，佛教却屡遭世人质疑和抨击。除去文化观念的差异，世人狭隘错误的认识，以及某些人恶意曲解、排斥之外，佛教自身难道就没有需要反省并加以调整、完善、随缘变通的地方吗？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更好地去完成呢？对此，笔者以《洞山辞亲书》及《娘回书》为契入点，提出某些看法，不当之处，请善知识斧正。

一、         感人至深的“洞山家书”——母慈子孝缘何充满无奈

唐代洞山良价禅师（807——869），俗姓俞，会稽诸暨（今浙江绍兴一带）人，幼年曾在家乡寺院学习，后谒婺州（今浙江金华一带）马祖弟子灵默禅师剃发为僧，云游参访南泉普愿禅师、沩山灵祐禅师、云岩昙晟禅师等诸大善知识，得到多方指点，雕琢，在修证佛法而苦苦求索的行脚途中，偶观自已映现在水中的倒影而灵光独耀，打破疑团，悟明生命真谛，法喜充满之余作偈曰：“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在，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恁么会，方得契如如。”[①]自此进入新的人生境界。后来良价禅师以洞山（在今江西省境内）为主要道场，开法传禅，度人无数，被尊为中国禅宗曹洞宗开创者，法脉传延至今，乃响誉古今中外的大宗师。洞山禅法备受称扬，后人多有整理、研究阐述，而其涉及孝亲主题的家书，很有意义，却没有得到更多关注。笔者最早从杨曾文先生《唐五代禅宗史》的介绍中了解到此一资料，身为出家人的切身感受加上对现代弘法环境的考量，让我觉得有必要对此说点什么。

现存《洞山辞亲书》两封及《娘回书》一封，见于《大正藏》卷47所载18世纪日本玄契所编《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的附录；另见于宋·子升、如佑编《禅门诸祖师偈颂》卷四（见卍续藏一一六册）。三封家书篇幅短小，共几百字，但意味深长，特别珍贵。它们是否完整地反映良价禅师对孝亲的认识与做法，由于缺乏其它资料，我们不好定论，在此仅就家书自身来介绍、分析和议论。

诚如忽滑谷快天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中所说：“价励精参玄之状，并慈母浓厚爱情，如见目前。著者读《洞山录》至此，每无不觉泫然泪下。”[②]的确，《洞山辞亲书》及《娘回书》“读来十分感人”[③]，纵然木石心肠，恐怕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吧！

其中，《辞北堂书》应是洞山离开家乡正式剃发为僧时所写。在信中，他深情地感念父母生养自已的深恩，但认为无常迅速，生命脆弱，轮回路险，“若把世赂供资，终难报答；作血食侍养，安得久长。故《孝经》云：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不孝也！”[④]在他看来，即使从世间法上尽心尽力地孝敬、侍奉左右而做到极致，最终也只能是“相牵沈没，永入轮回”。他坚信，真正“欲报罔极深恩，莫若出家功德”，因为它能够“截（原文“载”）生死之爱河，越烦恼之苦海”，超凡入圣，解脱轮回，永脱沉沦，不仅能够更为究竟圆满地报答今生有血缘关系的慈亲，甚至其殊胜功德还能够“报千生之父母，答万劫之慈亲，三有四恩，无不报矣。故经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为此，洞山禅师表明自已坚定不移地出家学佛修道的决心：“良价舍今世之身命，誓不还家；将永劫之根尘，顿明般若”，为成正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恳请父母能够理解他的一片心愿，以更为达观的态度“心开喜舍，意莫攀缘，学净饭之国王，效摩耶之圣后”，即以释迦牟尼佛的父母为榜样，成就自已的儿子。再说，今天的离别，乃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只要善自把握、努力，那么“他时异日，”定能“佛会相逢。”最后，洞山禅师再一次恳求慈亲理解体谅，他们的孩子绝非无情之人，绝非不顾念亲人，绝非不想更好地孝养、敬奉父母，而是“此日今时，且相离别……盖时不待人。故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时度此身。伏冀尊怀，莫相寄忆。”

花开花落，时光迅忽，出家十年之后，洞山禅师又写了《后寄北堂书》，信中简明扼要地报告了自已十年来在修道路上百城烟水云游参学的刻苦情形，告慰母亲，她的孩子并没有浪费光阴，虚掷生命，并再一次伸明自已“收心慕道，摄意归空”的不易心志，也再一次劝慰母亲：“休怀离别之情，莫作倚门之望”，可随缘度春秋，不要徒增烦恼，更何况令人欣慰的是家里“阿兄勤行孝顺”，“ 小弟竭力奉承”，他们皆以“王祥卧冰”“孟宗哭笋”的孝子典范为榜样尽心尽力地行孝。最后，洞山禅师勉励自已的同时也安慰、开导母亲：“夫人居世上，修己行孝，以合天心；僧在（原文为“有”）空门，慕道参禅而报慈德”，无论出家在家，只要尽到自已的本份，都能够报答父母的深恩，希望母亲对自已休怀怅望，权当这个儿子“譬如死了譬如无”，尽量放下一分世间的痴情执着，让自已活得更为轻松自在些。

《娘回书》里，洞山母亲回顾了生养他的艰辛：自从怀孕开始，便虔诚地祈“祷神佛，愿生男儿”，经过十月怀胎的辛苦，艰难地生产，命如悬丝，但总算“得遂愿心”，喜得贵子。自从他呱呱坠地降临人间，父母便如珠似宝般地疼爱着，仔细呵护、悉心照顾，“粪秽不嫌於臭恶，乳哺不倦於辛勤”，其辛劳不一而足。稍为长大些，则力所能及地给予良好的教育，热切地盼望孩子能够脱颖而出，能够有所出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之爱孩子，牵肠挂肚，平日里，“或暂逾时不归，便作倚门之望”，没想到现在不仅“来书坚要出家，”而且“誓不还乡”，如此巨大的落差，让血肉情深的慈亲如何面对？如何承受？更何况现如今“父亡母老，兄薄弟寒，吾何依赖？”老伴的去世，身边其他孩子的贫困，以及自已的年迈等现实困难让其晚境显得更加孤单凄怜、缺乏保障，不由得悲从中来，尽情地哭诉：“子有抛娘之意，娘无舍子之心。一自汝住他方，日夜常洒悲泪。苦哉，苦哉！”但是，无比深沉的母爱，让洞山母亲为孩子的离俗出家，永不回头而老泪纵横，悲伤痛哭。同时，也正因为无比深厚的母爱，让她在巨大的痛苦与万般无奈之下，最终仍然表示了相应的随顺、理解，之后也不忘给予最殷切的期盼和极为严厉的鞭策：“今既誓不还乡，即得从汝志。不敢望汝如王祥卧冰、丁兰刻木，但如目莲尊者，度我下脱沉（原文“沈”）沦，上登佛果。如其不然，幽谴有在，切宜体悉。”“王祥卧冰、丁兰刻木”是中国二十四孝里感人的世间孝子榜样；目莲救母则是佛教僧人孝亲的典范。

洞山家书虽然简短，但其中情感与理智的交织，世间亲情的深深眷恋与出世间修行理想执着追求的矛盾，佛教伦理与世间伦理的相通与错位，母爱的宽厚还有生活压力的现实困难等等，其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到：母慈子孝，同时又充满着无奈。

二、相关思考——亟待完善的佛教孝亲工作

洞山家书让人感叹，感慨之余，我们不禁想问，佛教孝亲观难道就是如此吗？抑或有更为圆满的孝亲观？其中有些什么难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怎样看待“洞山家书”对孝方面的认识与处理方法？当代佛教在孝亲上是否照样存在着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对佛教孝亲先作更多的了解，再进一步地认识和解决问题。

（一）    孝亲是佛教的一贯精神

1、经典的教导

佛教并非受中国本土孝文化的影响才开始亦步亦趋讲孝亲，实际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正道普利天下为已任的古印度佛教本来就特别强调尽心尽力报答父母深恩厚德，经典的教导非常多，譬如：

《佛说菩萨睒子经》，这是佛的“本生谈”，讲述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前生至孝的典范事例。故事中，睒子不仅因孝行而感化了国王，甚至死而复生，皆大欢喜。本经最后画龙点睛地总结说：

使我疾成无上正真之道，决皆是我父母育养慈恩。从死得生，感动天龙鬼神，父母恩重，孝子所致；今得为佛并度国人，皆由孝顺之德。佛告阿难，汝广为一切人民说之，人有父母，不可不孝；道不可不学，济神离苦，后得无为，皆由慈孝，学道所致。[⑤]

《盂兰盆经》，被称为佛教的“孝经”，记述了佛大弟子目犍连尊者救度亡母的感人事迹[⑥]，至今中国汉传佛教每年七月十五（农历）特别隆重的孝亲节“盂兰盆会”，即依此而来，它甚至还被改编成戏剧传唱世间，教育天下。

《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根本依据经典之一，将孝养父母作为往生净土的条件，说：“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⑦]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二先从功德大小的悬殊对比中来强调行孝曰：

父母恩者……若我住世於一劫中说不能尽。我今为汝宣说少分：假使有人为福德故，恭敬供养一百净行大婆罗门，一百五通诸大神仙，一百善友，安置七宝上妙堂内，以百千种上妙珍膳，垂诸璎珞众宝衣服，栴檀沈香立诸房舍，百宝庄严床卧敷具，疗治众病百种汤药，一心供养满百千劫，不如一念住孝顺心，以微少物色养悲母，随所供侍，比前功德百千万分不可校量。[⑧]

并指出，即便“经於一劫，每日三时割自身肉以养父母。”也“未能报一日之恩。”说人生在世，父母不在名为贫穷，父母在堂即是最大的财富，若能“勤加修习孝养父母，若人供佛，福等无异。”将孝亲与供佛相提并论甚至列为四恩之首。经中开示报众生恩的圣言也值得一提，佛认为：

众生恩者，即无始来，一切众生轮转五道，经百千劫，於多生中互为父母，以互为父母故，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女人即是悲母。昔生生中有大恩故，犹如现在父母之恩等无差别。[⑨]

《善生经》中，佛教导善生童子曰：“子当以五事奉敬供养父母。云何为五？一者增益财物；二者备办众事；三者所欲则奉；四者自恣不违；五者所有私物尽以奉上。”[⑩]

《孝子经》历述父母对子女的深恩，紧接着佛教导弟子们：“子之养亲，甘露百味以恣其口，天乐众音以娱其耳，名衣上服光耀其身，两肩荷负周流四海，讫子年命以赛养恩。”如此尽心尽力，仍然“未为孝矣。”还应该进一步努力引导双亲归信三宝，合于正道，去恶为善，积功累德，不断提升生命层次乃至死后往生善处特别是净土，如此才可以说是较好地尽孝。[11]

此外《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梵网经》、《地藏经》、《华严经》、《杂宝藏经》等，都有教诫人们报恩行孝的内容，在此不再一一罗列。总之，在众多经典中，佛苦口婆心叮咛又叮咛地再三郑重告诫弟子们，父母之恩比山重、比海深，为人子女者，即便全力以赴地行孝，也不能报答于万一，孝亲就如同供佛，若不孝，则罪过无边，还善巧地开示了行孝的具体做法，其中包括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供奉承事，包含了世出世间的内容。

2、中国高僧的弘扬

由于中国本土文化重孝道，上至皇帝为首的上层阶级，下至广大普通平民百姓，都以行孝作为至高的道德标准（至少口号上如此），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受本土文化的影响、刺激，历代高僧大德纷纷加入到弘扬佛教孝亲的行列中，他们或者努力挖掘整理、发挥宣扬古印度佛教中本来就相当丰富的报恩行孝内涵；或者积极回应教外的批评而加以善巧的辨解、阐释及适当的调整、融合会通，譬如：汉魏·牟子，三国·康僧会，东晋·孙绰、慧远，南朝·刘勰，唐·法琳、道世、道宣、善导、宗密，宋·契嵩、延寿，元·普度，明·莲池、智旭、李贽，近代印光、太虚等都有相应的努力与贡献。其中又以契嵩禅师所撰《孝论》，是汉地佛教孝亲理论的代表作，以〈明孝章〉、〈孝本章〉、〈原孝章〉、〈评孝章〉、〈必孝章〉、〈广孝章〉、〈戒孝章〉、〈孝出章〉、〈德报章〉、〈孝略章〉、〈孝行章〉和〈终孝章〉十二章，较全面地整理论述了世出间孝亲观的同异，肯定世间孝的价值之外，更阐明了佛教孝亲的圆满殊胜，指出：“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认为佛教之孝“其至且大”，能对世间之孝“广之”、“神之”。[12]

3、中国高僧孝亲典范

也有不少高僧，以其自身非同一般的孝行感动时人并流芳后世，譬如：

（1）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先妥善安置老母生活之后再离家一心求法修行。不仅终成正果，为人天眼目，辉映古今，巍巍功德足慰慈亲。其晚年更蒙当朝皇帝恩赐，亲往故宅主持国恩寺修建事宜以报答父母深恩。六祖生平也语重心长地教导弟子们“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将高超的禅法与世间敦伦尽份融为一体，明告世人：学佛禅修，就必须孝亲！[13]

（2）近现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为超荐亡母，曾发心从浙江普陀山起香，三步一拜朝礼山西五台山，历经三年，饱受艰辛，途中遭遇饥寒交迫的困境煎熬乃至病重难支几至命悬一线等困难考验，仍然不改初心，勇往直前。又在浙江阿育王寺带病燃指供佛，祈求以如此难行能行的种种苦行功德达成报孝慈亲的佛子心愿，最终瑞相现前。[14]

（3）来果禅师以其孝心带来的大无畏勇气，割已肝为药替父疗病，药到病除，显现出不不可思议之功效。[15]

不仅如此，汉地佛教还努力将孝亲贯穿到丛林日常生活中，在各种法事里，通常都兼有报恩父母的内容，故《释氏要览·恩孝》曰：“凡释氏，晨暮祝香礼佛，乃至作一毫善事，皆回向四恩三有者，盖是广大心报恩申孝之至也。”[16]

4、小结

总的来说，佛教高度赞叹父母之恩，将父母恩等同佛恩，甚至列为众恩之首。强调报恩行孝，并将它做为往生净土的条件，也当成行为规范的“戒”来要求，苦口婆心教诫学佛者乃至希望一切世间人都能够以赤子之心感恩父母，敦伦尽份报恩慈亲，不仅要求尽心尽力供奉物质所需，生活起居上加以细致入微的照顾承事，而且精神上讲求诚敬、恭顺，进而要求积极引导父母提升精神层次和生命质量，譬如归信佛教、去恶为善、求生净土圆成佛道等等，从而兼融了世出世间法。在努力敬奉报恩的前提下，也讲究智慧善巧，而非盲目地、毫无原则性地一味顺从。除了孝敬今生父母之外，还扩而展之，从三世轮回观念上，将天下人也当成父母亲友般来加以善待、尊重与恭敬，此对净化世间、和谐社会、建设人间乐土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与儒家孝道观有同有异，据社会学者研究认为，本土文化的孝道，其思想渊源与上古社会的宗教信仰、祭祀活动有关；与父权家庭、宗法社会有关，孝亲表现为顺从父权的“孝顺”；包括对现世父母的“事孝”、 祭祀先祖的“享孝”、追祭亡父母的“追孝”等内容；并与忠君观相联，孝亲表现为遵从宗法等级制的“孝忠”。[17]

今天来看，平心而论，佛教孝亲观与本土孝道观相比，在世间法的具体建立上也许某些方面不如儒家孝道观细致周到，但从境界上却显得更为博大圆融、更讲究理性与智慧。所以，佛教固然应该秉持“一切善法皆是佛法”的理念适当地融摄本土孝文化中合理善美的成份，但正信的佛教不应该因此而和稀泥般地将两者简单混为一谈。[18]

（二）问题所在

由于佛教是外来文化特别是属于宗教文化，加上某些具体内涵以及具体做法上的差异，所以虽然与中国本土文化一样特别强调报恩行孝，但从古至今总受到某些社会人士的质疑、抨击和讥嫌，有时甚至非常激烈，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此之中，最主要而且尖锐的，就是出家僧人对父母的行孝问题。譬如，杨曾文先生《唐五代禅宗史》提到：

南宋圭堂居士的《新编佛法大明录》论儒、释、道三教一致，但将儒家纲常名教置于主导地位，曾对良价的《辞亲书》提出严厉批评，在卷二引述《维摩诘经》的‘父母不听，不得出家’之文后，说：‘孝者百行之源，其源不正，余未足多道。如彼洞山《辞亲书》，刻恩无天，读之毛竖。’我们从这一事例中再次看到佛儒二家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别。[19]

确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立足点不同，看法自然也有差异。不过，做为佛教徒，我们不苟同圭堂居士观点的同时，也需要静心细思，扪心自问地反省，看看自已是否可以做得更好、更周到些。

如上所述，佛教重视孝亲，其内容涵盖了世出世间孝，兼顾了生前与死后，富有人情味的同时也非常注重理性，以血缘为本又扩展至普天下之人，可以说，在家佛教徒若能依教奉行，显然能够比一般世间孝道做得更加合理到位，更加出色圆满。但是，对于辞亲出家的僧人来讲，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第一，   不能更多地承事身边，照料左右，对此是否能够更好地妥善解决？

第二，   观念上的引导，以及精神上的回报是否到位？

第三，更为现实的问题是，能否合理地照顾其物质生活所需，使父母有一个更为安稳无忧的晚年？

洞山家书让人难受之处，其中就有突出的两点：一是如同永别般地“誓不还家”、“譬如死了譬如无”，这对于血肉情深凡夫俗子的慈亲来讲是何等的痛苦？二是“兄薄弟寒”导致慈亲生活的现实困难，这更是尖锐的问题。从家书看，在观念的引导上，洞山禅师出家后精进用功并最终取得非凡成就光照千古，也可以告慰慈亲，这方面确实为后学树立了榜样。传统上，汉地传统主流佛教也都以此做为僧人尽孝的重点所在，主张出家修道的本身就具有报答父母深恩的殊胜功德——即出世间孝，洞山禅师在家书中所秉持的正是这种理念；而在第一、第三个问题上，也许洞山禅师与亲人之间自有因缘，其处理方法我们普通凡夫不好妄加臆测，但从古至今，这种决绝式的做法并非个例，这大概与强调出世离俗的佛教僧团整体教肓氛围有关。笔者认为，于情依理，我们有必要做出新的调整、变通、完善及宣扬。

（三）新的构想——精神物质齐到位，个人团体共担当

当代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年轻一辈多为独生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成为比较广泛而又严峻的社会问题，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保险等相关英明政策，但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目前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与落实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对大部分人，特别是对广大农村人来讲，医疗、养老保障成为一个大问题。如果当代中国佛教没能从精神与物质两面对僧人父母加以更加到位的考虑，那么年轻出家更属不易，即使已经出家者，对父母的赡养责任压力也会显得特别大。如果简单地取法洞山禅师，完全置之不顾，笔者认为并不合适。出家有出家的职责，自然不应该局限在小家庭中，但也没必要那么决绝，没必要那么冷漠。向道的坚定，出世间的解脱，与适当地关心亲人，特别是有养肓深恩的父母，两者并没有水火不容般的矛盾。实际上，当年世尊成道后即回家探望父母，以佛法引导度化亲人，还特意上升忉利天为亡母摩耶夫人说法[20]；晚年的释尊，为挽救家国亲人免受外侮，甚至不顾年迈体衰，顶着如火的烈日，端坐路边枯树之下，意图劝阻进攻祖国的琉璃王大军，当琉璃王劝他坐到树荫之下时，一句让暴君也为之感动的“亲族之荫，胜外人也”，[21]又何曾不是其格外深沉的孝亲之心的有力写照？在《阿含经》中，世尊明告天下人，佛法兼顾来世乐，更重视现世乐，今天，对于奉行世出世间中道圆融无碍、高扬人生或人间佛教旗帜的当代大陆佛教来说，特别重视佛教对今生的受用，那么僧人孝亲，更应该有积极的善巧方便。

对此，笔者认为必须“精神物质齐到位，个人团体共担当”，才能使佛教一向所宣扬的世出世间圆融孝亲观具有更为丰满而且实实在在的时代内涵。

1、僧人的孝亲职责

先从个人来讲，孝亲应该成为僧人基本素质教育之一。

应鼓励、鞭策僧人以佛为最高仰止，以历代高僧大德为楷模，精进修行，无负初心，以此功德报答父母之恩，不要得过且过，虚掷光阴，浪费生命（传统汉地主流佛教通常多从这方面谈僧人的尽孝）；还应该教育僧人，出家人固然不要迷恋俗家，但也应该适当地与父母保持联系，从精神上安慰、引导慈亲。这一点，较之古代，今日交通非常便利，适时地探望父母容易得多，何况通讯发达，即便远隔千里万里，电话问候也几乎可以随时做到，甚至条件更好的通过电脑还可以视频对话如同促膝谈心，如同围绕身边。在此之中，可以报告自已的修行情况，与父母分享自已的法喜，并有意识地引导父母信佛学佛，今生得受用，命终归净土。

另外，佛教常讲，法轮未转，食轮先转，此理也适用于孝亲上，我们需要吃饭，父母也只是凡人，不是仅靠精神上的美妙供养就能够活命，必要时，僧人也应该从物质上给父母以相应的合理照顾。

这并非笔者师心自用妄作主张，而是有佛的圣言量作为根据。《增一阿含》卷十一·一一号经曰：

比丘，有人以父著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万岁，衣被、饭食、床蓐卧具、病瘦医药，即於肩上放於屎溺，犹不能得报恩。比丘当知，父母恩重，抱之、育之，随时将护，不失时节。得见日月，以此方便，知此恩难报。是故诸比丘，当供养父母，常当孝顺，不失时节。如是诸比丘，当作是学。[22]

如果认为还不够明确，那么律典也有相应的事例和清楚的指示。《五分律》卷二十记载：

时毕陵伽婆蹉父母贫穷，欲以衣供养而不敢，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於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23]

对汉地佛教影响深远的《盂兰盆经》，其中佛大弟子之一的目健连尊者以钵盂盛饭往饷其母的做法，也传达了此意，只是大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细节。

实际上，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宋代契嵩禅师，在其《孝论》中，正是针对僧人出家后对父母所持错误的决绝态度与偏差做法，已有相应的论述纠正，如〈明孝章〉曰：

二三子祝发方事於吾道，逮其父母命之，以佛子辞而不往。吾尝语之曰：“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24]

又〈必孝章〉曰：

谓我出家专道，则吾岂敢也。是岂见出家之心乎？夫出家者，将以道而溥善也。溥善而不善其父母，岂曰道耶（原文：“邪”）？不唯不见其心，抑亦孤於圣人之法也。经谓，父母与一生补处菩萨等，故当承事供养。故律教其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父母之正信者可恣与之；其无信者可稍与之，有所训也矣。[25]

他独树一帜地特别指出：僧人应该适时地探望父母，而不是从此与父母断绝关系般地永不回头。而且僧人不仅应该从精神上回报父母，必要时，也应该适当地从物质上孝养父母。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少数高僧非常规的做法也可以参考。《祖堂集》载，唐·永嘉玄觉曾与其姐姐共住一寺，侍奉老母[26]；又《佛祖统纪》载，宋·宗赜禅师将母亲安置方丈室中，引导她学佛念佛求生净土[27]。

可惜，大概由于汉地佛教不重《阿含》和《五分律》，加上出家毕竟不应该过多地沉溺于世俗之中，所以至少目前为止，此类教诫及其意义并没有得到更多的注意、更多明确的宣扬以及有效地落实。

当然，对此也应该把握一定的分寸，故此，佛在《毗尼母经》卷二也提出相关的要求：“若父母贫苦，应先授三归、五戒、十善，然後施与。若不贫，虽受三归五戒，不中施与。”[28]如此则更为妥当周全。

2、  团体的孝亲努力

僧人应该积极孝亲，但个人的力量往往是单薄的。上面提到的玄觉及宗赜两位著名的禅师，在孝亲上，他们可谓从物质上与精神上都给予照料，世出世间孝都做到了，但从记载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出家人的特殊身份，加上教内外大众在观念上缺乏更好的引导，所以永嘉的做法得不到更多的理解，反而饱受人们的诽谤与讥嫌；至于宗赜禅师，他身为一寺之主，有能力将母亲接来身边颐养天年，以尽孝心，而广大普通僧人又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居上位者，由于拥有最大的佛教资源，孝亲、养老、医疗、学修资粮等等许多问题对他们来讲根本不成问题，真正为此而困扰的，主要就是广大普通出家僧众，他们待遇低，自身学修所需资源都非常乏少，有的自身医疗、养老乃至现前寻找比较合适的常住地方都没有保障，又有多少能力去赡养父母，尽到天职呢！《盂兰盆经》目连救母，不仅体现了佛子一片至孝之心，更告诉我们，此事需要仰赖僧团巨大的能量得以成就[29]。对此，当代台湾佛光山的某些做法，依笔者浅见，至少从目前来讲恐怕是最适应时代情况也是最值得称道和最值得借鉴学习的，星云大师说：

逢到徒众父母生日时，佛光山常住都会备办一份礼物，让他们带回俗家祝贺。因为孝顺父母是儿女的职责，即使出家也一样可以孝顺父母。……我为徒众的父母举办“佛光亲属会”，把他们当成佛门的“亲家”，他们把人儿女交给佛教，我则以天下人的父母为父母。我不但为让徒众尽孝道而举办“佛光亲属会”，邀请俗家父母上山联谊，甚至为了使普天之下为人子女者，能在这一天过个有意义的生日，佛光山所有别分院，都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报恩祈福法会”，让当月过寿的信徒及其亲友，能够在庄严的共修法会中，诵经回向双亲，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30]

佛光山门下弟子父母，年老无依者或喜欢共修者，也可以酌情到道场来常住，力所能及地做义工并养老送终，如此僧人父母不仅养老无忧，而且精神上也能得到很好地照顾和引导。除此之外，佛光山尽心培养来山出家者，并有一系列较为公平民主合理的学修福利制度，这本身对其父母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故此笔者以为，今天大陆佛教界的孝亲，也不应该仅仅靠僧人个人的努力，更应该从制度上加以新的考虑，从团体上来积极介入、勇于承担、慈悲关怀，建议有二： 

第一，为出家僧人的父母赡养问题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心。譬如根据实际情况制订相关要求，酌情资助其买保险；或设立相应的养老机构，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还可以利用浴佛节、盂兰盆节等特别节日，特意为天下僧人父母在生者祈福消灾、已故者超荐往生，并适当地考虑组织僧人父母（乃至其他亲友）到名山大刹观光联谊，熏陶佛法等。

第二，切实提高广大普通僧人的福利待遇。对发心学修上进者提供更多鼓励和实质性的支持，让父母对孩子的人生选择感到放心，感到安慰甚至以之为荣，这也是孝亲工作之一！

（1）居上位者应责无旁待地主动秉承祖训，以身作则带好头，积极营造更为健康良好的道风，让出家者以寺院为家，安心道场，精进修行，在德才两方面日新月异不断上进。相反，若将道场变成名利场，将普通僧众当成打工仔，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耽误大众法身慧命，耽误人家的孩子，那真是罪过无边！

（2）设立奖学金，为外出求学者（包括读书和禅修等）提供实际资助，给上进者创造更多机会、更多助缘，成就他们的道业。这一点，杭州灵隐寺已走在前面（如向中国佛学院提供相关支持），令人赞叹。

（3）做好僧人的医疗、养老保险工作。古代佛教丛林，设有专门机构，精选最佳专人负责老弱病残者的生活起居，给予最细心入微的照料，如此温馨关怀的优良传统，当代大陆佛教并没有继承下来。当然，生活于新时代，我们有时也没必要全盘机械照搬古代的形式，现今党和政府英明推动的保险政策，社会各行各业积极响应，视为理所当然，佛教界也不妨与时俱进，接受此一新的、为人称道赞叹的善巧形式。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目前大陆佛教既没有传统的保障制度，对新政策的响应也非常滞后。窃以为，就算法务繁忙，对如此重要的实际问题，也应该更为及时地安排落实，不应该长期搁置，因循过日。

也许有人会说，出家人要辞亲割爱、要安贫乐道、要解脱生死，生死都不怕，还那么在乎福利问题干什么？笔者认为，说此话者，其身份地位、其佛法见地都不值一哂！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信众能接受吗？笔者认为，以正理教化、引导社会大众，本来就是僧团的天职！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面最大的困难便是出家人数多，所需资金是一个现实问题。笔者认为，佛教很没钱也很有钱！

说佛教没钱，确实，每当涉及广大普通僧人的基本福利（包括僧教育工作）时，似乎总拿不出钱来。

然而佛教也很有钱，试看成天所谓的升座、开光、建大寺造大佛像、各式各类大小不等的研讨会、论坛活动等等，动轨耗资百万千万乃至上亿人民币，如果加以统计，绝对非常可观，绝对让人惊叹！并非说它们毫无意义，它们看起来当然很热闹、很美，也有一定的宣传之功，也有某些人获利，只是其实质意义相对于表面的风光特别是巨大的投入来说是否少了些？

当代大陆佛教多少有些怪异，涉及广大普通僧众的福利投入时，很困难！众多花里花哨的项目，则比赛似地糜费巨资，出手阔绰，非常大方，极其铺张，很有钱！笔者浅见认为，只要把所耗巨资稍为匀出一点来做孝亲事业，恐怕就已经绰绰有余了！如今，福建省的福鼎佛教已为当地僧人买了保险，众所周知，当地佛教经济状况并不好，却能够走在前面，这不是有力地说明了什么吗？

三、结束语

身为佛子，当做佛事。孝亲，就是重要的佛事之一。不负如来者，必是孝亲者。而切实地做好孝亲佛事，既需要理论上的整理完善，观念上的宣扬教化，也需要制度上的钢性保障；需要个人的承担，更需要团体的力量，如此孝心才能得以更好地增长，孝行才能得以更好地广大并落到实处。古语有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报恩行孝需要及时，让僧人父母在有生之年便得到实质性的温馨关怀，而不要仅仅停留在大而空的理论和口号上，更不要将美好的愿望仅仅寄托于来生或他方净土，不要将担子全交给阿弥陀佛！如其不然，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从何去体现？我们说报恩父母，进而以天下人为父母，高唱普度众生，利济天下，那么在具体行动上，为什么很多时候对于今生有血缘关系，有着养育深恩的父母反而加以冷处理、加以忽略淡忘呢？佛教讲慈悲，积极做慈善事业，那么除了对社会慈善之外，是否也应该讲讲对内部佛子的慈善呢？

最后，衷心祈望佛教界正视问题，在对社会讲孝亲、尽慈善的同时，请别忘了对广大普通僧人讲慈善，对其父母尽孝心。洞山家书让人感动而心痛，希望今天僧人的家书，只让人感动，而不再令人心痛！

（责任校对：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