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案释宝唱《比丘尼传》，洛阳竹林寺净捡为中国第一个比丘尼。虽然从戒本翻译情况来看，西晋竺法护时期或已有女性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尼，但综合考虑受戒特点、法脉师承、社会影响及文化交流等因素，净捡确立了中国比丘尼的合法地位，她当之无愧为中国第一个比丘尼。

【关键词】中国比丘尼  合法性  净捡

【作  者】唐嘉，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宋筱清，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

洛阳竹林寺的净捡，历来被认为是第一个从比丘处受具足戒的比丘尼。她于西晋建兴中（315），从沙门法始处听法；建武元年（317）前，从罽宾和上智山受十戒；升平元年（357），于泗水船上的戒坛从昙摩羯多受具足戒。净捡历时42年，66岁得授受具足戒。

一、“十戒”与“比丘尼五百戒”

晋建兴年间，法始对净捡说：

“外国人云，尼有五百戒，便应是异，当为问和上。”和尚云：“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但无和上，尼无所依止耳。”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未有尼师，共谘净捡，过于成德。 ^[1]

法始口中的“和上者，西域沙门智山也，住罽宾国，宽和有智思，雅习禅诵。晋永嘉末，来达中夏，分卫自资，语必弘道。时信浅薄，莫知祈禀。建武元年，还反罽宾。”^[2]此段话引出两个问题：其一、净捡从智山受的是哪十戒。其二、比丘尼所受的具足戒是否为五百。

文中“十戒”出现两次，意义不同。“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之“十戒”，指比丘尼在二部僧授具足戒时，比丘所授的戒。“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之“十戒”，笔者认为，指沙弥尼所受的“十戒”。首先，从时间上看，净捡从接触佛教到请智山授戒，只有两年时间，只能授沙弥尼戒。其次，从受具足戒的程序上看，必须要结戒坛和至少五位比丘僧参与并同意。关于沙弥尼“十戒”的内容，笔者整理如下：

表7-1  沙弥尼十戒条目比较表

以上“十戒”内容基本相同，笔者认为，是净捡从智山所受。

另外，关于比丘尼“五百戒”的说法，有多部佛教经典提及，如下所示：

由上表可知，唐朝以前，佛教内外对“五百戒”的提法较常见，直到释道宣指出：“尼总有三百四十八：第一篇有八，第二篇有十七，第三篇有二百八，第四篇有八，第五篇有一百及七灭诤，合有三百四十八戒，世人妄传五百戒者，非也。亦有经律尼戒五百，此但有总数，而无实名也。”[14]也就是说“五百戒”只是大约的提法，其实“尼戒总有三百四十一，世人妄传五百戒者，非也。虽有经云尼戒五百，此但有数而无实名。”[15]唐朝律师认为“五百戒”有数无条款，是世人妄传。

综之，唐朝以前翻译成中文的戒律译本中，没有对“五百戒”严格的限制。如果印度原本有五百戒，而未翻译具足的话，笔者认为，可以视为译者基于中国国情对印度戒律的第一次改革。

二、受戒的合法性考察

净捡受具足戒并非一帆风顺，晋咸康中（337-339）“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升平元年二月八日（357），洛阳请外国沙门昙摩羯多为立戒坛。晋沙门释道场，以《戒因缘经》为难，云其法不成。因浮舟于泗，捡等四人同坛止，从大僧以受具戒。” [16] 这段话的逻辑表明，升平二年，昙摩羯多于洛阳立戒坛，准备使用《僧祇尼羯磨》为比丘尼授具足戒，但被沙门释道场根据《戒因缘经》指出此次戒坛结戒不合法。于是戒坛被移往浮于泗水的船上，净捡等四人得从比丘处受具足戒。

笔者认为，这次授戒有三点应商榷之处：第一、《僧祇尼羯磨》及戒本是否时有。第二、以《戒因缘经》为难的可能性。其三、浮舟于泗实现船上授戒是否可行。其中，第一、二点讨论戒本合法性，第三点讨论船上受戒。笔者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戒本的合法性

就第一点而言，沙门僧建于月支国得《僧祇尼羯磨》及戒本，历代佛教经目所不录，仅见于《比丘尼传》。

就第二点来说，《历代三宝记》记录：“《鼻柰耶经》一十卷(或云《戒因缘经》，沙门昙景笔受)”为竺佛念建元元年（343）后在长安译出。[17]《大周刊定众经目录》：“《鼻柰耶律》一部十卷(一名《戒因缘经》)”为“后秦竺佛念等于长安译。出《长房录》”。[18]《开元释教录》：“《鼻奈耶律》十卷(一帙一名《戒因缘经》)”为“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于符秦代译”。[19]历代目录记载的《戒因缘经》兴宁三年（365）后才译出，大致时间处于符秦统治时期，时净捡已卒，不可能有比丘以此《戒因缘经》为据质疑戒坛的合法性。另一种可能性是，《戒因缘经》有另一版本，升平元年前已译出，但此经仅见于《比丘尼传》。

兼考升平二年前已译之戒律，有昙柯迦罗于“齐王芳嘉平二年（250）庚午，于洛阳白马寺出《僧祇戒心》且备朝夕，于是更集梵僧立羯磨受戒，东夏戒律始自乎此”。继《僧祇戒心》后，康僧铠“以嘉平四年壬申（252），于洛阳白马寺译《郁伽长者经》等三部”，并译“《四分杂羯磨一卷》(题云《昙无德律部杂羯磨》，以结戒场为首新附)”。另外，高贵乡公正元元年甲戌（254），沙门昙无谛（即昙谛）于洛阳白马寺译《昙无德羯磨》一部”，此部羯磨以结大界为首。[20] 以上三部律都属《四分律》[21]系统，并在洛阳译出。另有“《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二十一紙”、“《十诵律比丘尼戒本》二十六纸”为“前魏昙摩迦罗于许昌译”。[22]

案《开元释教录》，归于后汉失译的尚有“《受十善戒经》一卷”、“《沙弥尼戒经》一卷”、“《菩萨受戒法经》一卷”、“《受菩萨戒次第十法》一卷”、“《菩萨忏悔法》一卷”、“《比丘诸禁律经》一卷”、“《摩诃僧祇律比丘要集》一卷”、“《沙弥十戒经》一卷”、“《比丘尼十戒经》一卷”及“《沙弥威仪比丘尼十戒经》”等等。[23]

有关比丘尼的戒律，据《出三藏记集》记载，有“竺法护出《比丘尼戒》一卷，今阙；释僧纯出《比丘尼大戒》一卷；释法頴撰《十诵比丘尼戒本》一卷；觅历所传《大比丘尼戒》一卷，是疑经，今阙。”此“一经四人出”。[24]以此为依据，费长房认为，竺法护译有“《比丘尼戒》一卷 (《十诵》本或有经字，与昙摩持所出小异)”[25]。释智升录：竺法护译“《比丘尼戒》一卷(祐云《比丘尼戒经》，出《十诵律》，与昙摩持所出少异，初出见《僧祐录》”；“《比丘尼戒》一卷，(祐云《比丘尼戒经》，出《十诵律》，与昙摩持所出少异，初出见《僧祐录》”[26]。进一步归纳为：“《比丘尼戒》一卷(或云《比丘尼戒经》，出《十诵律》)”为“西晋三藏竺法护译(第一译)”； “《比丘尼大戒》一卷(亦云《十诵比丘尼戒》)”，为“苻秦西域沙门昙摩持共佛念等译(第二译)”；“《十诵比丘尼戒所出本末》一卷”，为“姚秦凉州沙门竺佛念译(第三译)”；“《长房录》云僧纯于拘夷国得梵本，佛念为译文，繁。后竺法汰删改正之，见《宝唱录》。今疑佛念译者与昙摩持同是《尼戒》，所出何异而别存之”。此《尼戒》“前后三译其本并阙” [27]。隋代佛经目录也记有“《比丘尼戒经》一卷，晋世竺法护译”；“《比丘尼大戒》一卷，晋世沙门昙摩持译”；此“二律同本异译。”[28]竺法护的译经地点，主要在长安。

    上文提到的觅历是西域僧人帛尸梨密多罗弟子。帛尸梨密多罗于“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 [29]他“善持呪术，所向皆验。初江东未有呪法，密译出《孔雀王经》明诸神呪。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晋咸康中卒。” [30]有“觅历所传《大比丘尼戒》一卷”，保存在《出三藏记集》“新集安公疑经录第二” 阙本中。[31]《众经目录》：“《比丘尼戒本》一卷，尸梨蜜弟子觅历所传。”[32]依以上记录，觅历所传《比丘尼戒》应在咸康年（342）左右，主要在南朝流传。

另外，僧纯所出之《比丘尼大戒》，出自《十诵律》，也叫“《十诵比丘尼戒所出本末经》一卷(僧纯于拘夷国[33]得本，佛念译[34]文烦后，竺法汰删改正之，见《宝唱录》) ”。 [35]僧纯之戒本，另有记录为“《教授比丘尼二岁坛文》一卷(或无尼字，僧纯于龟兹国得梵本来，佛念译语，慧常笔受。见《宝唱录》。” [36]此外，另有“《比丘尼大戒本》一卷”，“晋简文帝世（371），律师释慧常共昙摩持、竺佛念等，于长安译。录乃不载。所出部若讨应多是《十诵》戒本。”[37]据上文，笔者推论，此戒本系僧纯出本。再有，昙无兰太康六年（381）于杨都谢镇西寺集“《十诵比丘戒本》一卷，合僧纯、昙摩持、竺僧舒三家本以为此一卷，见宝唱录。”[38]综合考虑，笔者认为，长安地区和僧纯携归的尼戒属《十诵律》系统。

较有意思的是，僧纯本《十诵律尼戒本》与《戒因缘经》均为竺佛念所译。因为竺法护译《比丘尼戒》与僧纯本系同一原本异译，那么，《十诵律》尼戒系统流行于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的长安、洛阳等地。

关于净捡受戒所依戒本，五代时期释景霄又有一说：“检等四人，泛舟于泗，于法泰边，准《五分》。爱道初缘从一众，受大戒，仿大僧戒本，撰尼戒本。” [39]他倾向于依《五分戒本》受戒。笔者认为，《五分律》一系，乃法显于412年携归后才系统集译，净捡等比丘尼所受之尼戒本，应属《十诵律》系统，与说一切有部的势力和传教相应。

（二）船上受戒

   受具足戒，是正式成为比丘尼最为关键的一步，净捡在此时受到比丘的为难。各律分别列举一些不能授比丘尼具足戒的条例（即十三难或十遮），笔者据早期流行使用的戒律戒本，统计如下表：

表7-2禁止授与比丘尼戒情况条目比较表

    案上表，笔者认为，净捡受具足戒时所受之难，可能是“无和上尼”，但考虑到文中对“浮舟于泗”的强调，最合理的解释是影响了当时戒坛的僧众合和，使受戒程序不合法。浮舟于泗，为使受戒程序合法化。其中，泗是自然界中的水界，舟是船界，都属于受具足戒时结的小界。

关于结界，《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云：“若自然界，则四分：聚落、兰若、道行、水界”。“言水界者，此律所明船上作法，以有力人若水若沙掷所及处”。[44]“水界者，《五分》云：水中自然界者，若在水中行，众中有力人水洒及处。《善见》云：若掷水若散沙，已外比丘不妨，取水常流处，深浅皆得作自然。潮水不得，若船上布萨，应下矴，不得系着岸及水中树根，谓与陆地界相连，若水中石木树等悉是水界，谓离陆地者。” [45]对于结水界的合法性，各律所释存在差别：《善见律毘婆沙》指出“江界相者，若好王治化，五日一雨，此雨江水不得作界相。若四月日不雨，常流不断，水深二尺，得作界相。水界相者，若自然池水，得作界相。若通水入田，或堈盛水，悉不得作界相。” 或者说“掷水界者，是船界。”“若人言布施掷水界者，入掷水界内得。” [46]《佛说目连五百问戒律中轻重事经释》录“问：‘结界得通流水池水结否？’答：‘一切亭水尽得，分流不得，以不知齐畔故。’释：言僧结界近于水时，可得通于流水，池水结界否？佛言：一切亭止之水，尽皆得结。故白一羯磨云：‘佛言：若诸河间有桥梁者，得结界。异此便非故。若分潮流之水，通水入田，若王治化五日一雨，江水皆不得。是以不知齐畔故。’”[47]水界的合法性取决于水是否流动、水是否入田以及当时帝王的统治状况。但在江河水结水界时，在水上结船戒是合法的。

关于结小界的情形，《四分律》记载：

时有欲受戒者至界外，六群比丘往遮受戒。诸比丘以此因缘往白佛。佛言：“汝等善听，自今已去，不同意未出界，在界外疾疾一处，集结小界，作白二羯磨已授戒。”众中当差堪能羯磨者，如上作如是白：“大德僧听，僧集一处结小界，若僧时到僧忍听结小界。”白如是：“大德僧听，今此僧一处集结小界，谁诸长老忍僧一处集结小界者默然，谁不忍者说，僧已忍结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不同意者，在界外遮不成遮。”[48]

也就是说，如果能在界外结小界，小界中的僧人没有反对意见，结果即为合法。正如宋朝惟显引《五分律》录结小界授戒一事：“复有诸比丘，于界内作别众授戒，以是白佛。佛言：‘应出界外，白二羯磨作小界授戒。’”[49]一般来说，可立三种小界：“一、难事受戒小界，二、难事自恣小界，三、难事说戒小界。” [50]《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总结为“《萨婆多》云：尼结界者，唯得方一拘卢舍也，必有难缘，可用僧祇二由旬内，随意结取。二明戒场者，《律》云：以僧中数有四人，众起乃至二十人众起，令僧疲极，佛听结之，不言大小。《善见》云：戒场极小容二十一人，减则不听，余如后结。三明小界者，此并因难事，恐废法事，佛随前缘，故开结之，并无正量。随人坐处，即为界相，一为受戒开结小界。”[51]综之，佛陀时代结小界的起因是比丘受戒遇遮。其后，在佛教僧团发展中出现三种可结小界的状况：一、受戒时；二、自恣时；三、说戒时。净捡一例结小界正是为了受具足戒。

受戒合法性遭质疑而于船上受戒并非孤例，刘宋时期僧伽跋摩于南林寺立戒坛时，祇洹寺慧义就提出疑问：

至元嘉十一年，有僧伽跋摩者，时号三藏法师，与前三藏[52]同至杨都，为诸僧尼等，于南林寺坛重受具戒。……有慧义法师，禀性刚烈不耐諠黩，谓三藏曰：“大法东流，传道非一，先贤胜哲，共有常规，岂独改异，何穆众望？”答曰：“五部之异，自此常理，相与弃俗，本为弘法。法必可传，何忤众情。”又问曰：“夫戒非可见之色也，顷见重受戒者，或依旧腊次，或从后受为始，进退之间足致深疑。”答曰：“人有二种，故不一类。若年岁不满，胎月未充，则依今受为初。若先年已满，便入得戒之位，但疑先受，有中下心，理须更求增胜，而重受戒，即依本腊而永定也。”又问：“自誓不杀，身口已满，有何不尽，更重受耶？”答曰：“戒有九品，下为上因，至于求者，心有优劣。所托缘起，亦自不同，别受重发，有何障碍！五戒十戒，生亦各异，乃至道定律仪，并防身口，不同心业，有一无二也。如是云云。”又问：“三藏（求那跋摩）昔存之日，布萨僧事常在寺内，及论受戒，何为独出邑外等。咸是善法，何以异耶？”答：“诸部律制，互有通塞，唯受戒法重，不同余事。以余法不成，唯得小罪，罪可忏悔。夫绍隆佛种，用消信施，以戒为本，若不成就，非出家人。障累之源，断灭大法，故异余者。”于是慧义欣然无言。遂令弟子慧基等渡蔡州岸于船上受戒。[53]

登船受戒的慧基，是刘宋朝佛教界较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慧基“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谓基曰：汝当道王江东，不须久留京邑。” [54] 果然，元徽后，慧基“乃勅为僧主，掌任十城，盖东土僧正之始也。”[55]《大宋僧史略》亦云：“南朝慧基姓偶，钱塘人，依求那三藏于蔡州受戒。后化行越土，寻勅为僧主，掌任十城，东土僧主之始也。” [56]笔者认为，赞宁所录将“僧伽跋摩”误写为“求那跋摩”，因为兼考慧基齐建武三年（496）时85岁，元嘉八年（431）求那跋摩卒时尚不足满20，故应受戒于僧伽跋摩。

上段僧伽跋摩与慧基对话，行文讨论重受戒的可行性，反映持戒受戒依本守旧与依情变通间的对话[57]。文末交侍慧基于船上受戒一事，说明于船上受戒是结界中有僧不和合时，使界戒坛合法，受戒有效的方式。       

三、净捡何以是中国第一个比丘尼

前文考察了船上结界受戒的合法性，但净捡为何到泗水结界，仍存疑问。慧基登船受戒，就近于蔡州岸，而泗水离洛阳距离很远，净捡不就近而就远至泗水，实令笔者感到疑惑。

净捡籍属彭城，彭城与寿春、广陵同属今苏皖北部，位于沂、沭、泗诸水下游。泗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条水系，案《水经注》：“泗水出鲁卞县北山”，“自卞而会于洙水，西南流迳鲁县”，“洙泗二水交于鲁城东北十七里”，“泗水自城北南迳鲁城西南合沂水”。后泗水南下“南迳高平山，南迳高平县故城西”，“泗水又东迳郗鉴所筑城北又东迳湖陵城东南”，“泗水又左会萧梁水”，“又东过沛县”，“东北流迳定陶县南，又东迳山阳郡县” 而后东流。泗水“东南流迳广戚县故城南”，“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再“又东南迳淮阳城北”，“又东南迳魏阳城北”，“又东迳角城北”，“而东南流注于淮”。[58]所经之地众多。

泗水与中国文化传承关系密切。第一、案《汉书》：“周赧王卒，九鼎入于秦。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大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59]位于泗水沿岸的彭城是周朝之鼎最后出现之地。第二、“王隐《地道记》咸言葬孔子于鲁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60]泗水沿岸又是孔子的埋骨地。第三、《水注经》注言：“泗水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按）龙华园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61]泗水又连接了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佛教文化。所以，净捡浮舟于泗水受戒，有其特定文化意义。泗水沿岸即是净捡家乡，也是联系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纽带。

再就净捡受戒情况来看：首先，净捡的授戒师包括法始、罽宾比丘智山、外国比丘昙摩羯多。其中智山得到佛图澄的肯定，大有恨不相逢之感。其次，净捡与佛图澄有联系，从佛图澄受戒的比丘尼安令首师从净捡。安令首的同门道安、释僧朗、竺法汰等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尤为重要。释僧朗对东晋与五胡的帝王均有影响[62]，东晋孝武帝、符坚、慕容垂等都对僧朗表示敬意并给予供养。道安往西北影响襄阳、江陵、庐山一带中国佛教的发展，开创中国僧团管理模式，提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口号，使中国佛教在王权支持下顺利发展。竺法汰往东南，远行江东住瓦官寺，得到东晋简文帝推崇，对南朝佛教影响深远。

或正是考虑到法汰的师承与影响，唐朝僧人大觉谈到竺法汰为晋朝比丘尼受戒，为中土比丘尼第一次受戒时说：

亦约大僧一众，为尼受戒也，即是东晋之日。……汰法师即至江宁，仍依《五分》初缘，立大僧一众，为尼受戒。于时律本未至，未有尼戒本，汰法师因约附大僧戒本中，出尼戒本。时诸大德，咸所不许，云戒是佛制，自佛之外，声闻菩萨，皆不得制，汝今出之，应当是佛。后律本既至，果然符同，唯一二处少异，故知汰非凡器也。又详云：魏时尼众已受具竟，一如前说(云云)。又案《南山尼注戒心》序云：尼初一众受缘者，昔东晋简文帝太元中，金陵瓦官寺沙门竺法汰者，道安之同学也。生知敏亮，独擅时美，为律部未具，行仪难准。遂那约大僧诸戒，并依随律等经，撰尼戒本。在世传用，又以尼众数阙，本法无施，便同爱道缘制，但从僧受。于时化行江表，流统魏秦，斯则尼戒之初，本被于世。至晋江宁咸康中，有僧纯比丘者，发愤西游，远观中城，于拘夷那国得尼戒本，寄还渭滨，名德翻之，用为正轨。比汰所出，厥旨悬同。时人雅叹，益相推伏，初汰公开尼一众受戒，而无正法可凭。至宋元嘉之初，求那方始印定，比丘尼初受。[63]

考其说辞，则有疑惑。上文已录，僧纯本尼戒，后经竺法汰删定，但其律乃《十诵》系，非《五分》系。《五分律》系统传入中国，得力于东晋法显往西域取经之行[64]，法显回中土，412年于龙光寺译《五分律》，其时竺法汰已卒。

综之，虽就比丘尼戒本翻译情况分析，竺法护时代或已有女性从比丘处受比丘尼戒，但结合各项指标综合考虑，净捡当之无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丘尼。

（责任校对：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