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涅槃学派是传承、研习《大般涅槃经》而形成的一个学系。北朝的涅槃学派，继承了北凉昙无谶的思想传统，夹杂着地论学派，以昙延、净影慧远、法总为代表，通过“涅槃众主”的地位与影响，对隋唐佛教非常具有影响力。隋末唐初的涅槃学派，一方面继承梁末陈初的余势，在金陵、襄阳、江陵、江都、苏州、彭城各地继续发展，出现了慧隆、慧哲、慧璿、智聚、惠祥、昙瑎、慧弼、慧頵、慧乘等诸师，夹杂着三论学派、天台宗一起发展。特别是慧乘，北上长安，受到净影慧远的赞叹。

【关键词】涅槃学  隋唐  地论学派 摄论学派

【作  者】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涅槃学派是传承、研习《大般涅槃经》而形成的一个学系，其研习、弘传《大般涅槃经》的学者称为“涅槃师”，从北凉至隋末唐初，一直兴盛不衰。涅槃学派的传承，自从道生研究六卷《泥洹经》而首倡“阐提有佛性”，此后顿悟、渐悟等思想此起彼伏，成为南北朝、隋唐时期非常盛行的学派。而且，南北朝的佛教学者学无常师，通常精通各种经论，虽然有些涅槃师专以《涅槃经》为研习的中心，但是亦兼通《成实论》、《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因此，涅槃学派是一种以《涅槃经》为中心的交叉传承，在时间限度在公元五世纪中期至八世纪中期，共三百年的历史。涅槃师的丰富思想，成为南北朝佛教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是隋唐佛教宗派成立的前奏。同时，随着隋唐宗派的成立，八大宗派各自以自宗经论为中心，但皆未将《涅槃经》作为所依经论，从而使《涅槃经》的讲习趋于衰落。

在北凉时代，昙无谶及其弟子弘扬《涅槃经》；北凉灭后，北凉佛教随着北魏的移民政策，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之前，河西僧团的势力或许继续传承。“灭佛”之后，文成帝即位复兴佛教，集中于建塔、开窟，佛教教理研究呈现出暂时的衰落。但是，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北朝佛教义学得到很大的发展。于是，北朝涅槃学派的发展，伴随着成实学派彭城系、地论学派以及南岳慧思等，枝繁叶盛。

一、僧妙、昙延一系的涅槃师

僧妙[①]，河东蒲坂人。持戒精严，修习苦行，通览诸典籍，性格谦虚。后来，住蒲乡常念寺（即后来的仁寿寺），聚徒说法，得到周太祖的敬信。大统年间（535-551），西域献上佛舍利，敕于寺中供养，多诸奇瑞。僧妙以讲解《涅槃经》为恒业，“叙略纲致，久学者深会其源；分剖文句，皆临机约截遍遍皆异。”可见，僧妙对《涅槃经》的领悟非常深刻。但是，昙延常说“今所说者传受先师”，“先师”是谁？无从知晓。昙延继承了他的法脉，成为北朝最重要的涅槃学传承。

昙延[②]（516-588），俗姓王，是蒲州桑泉（山西临晋）人。自幼受到儒家教学的影响，十六岁，在蒲乡常念寺听僧妙讲《涅槃经》，于是舍俗出家。在青年求学时代，便出言不凡，常说：“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足为心神之游玩也。”受具足戒后，听《华严经》、《大智度论》、《十地经》、《地持论》、《佛性论》、《究竟一乘宝性论》等。当时的佛教中心是在邺都，布施浩岳推测昙延在地论学派的系统里学习，如法上（495-580）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而且各撰注疏，并著有《佛性论》二卷；如僧范（476-555）将注疏转变成论，对《涅槃经》亦非常有造诣。[③]昙延想修习禅定，于是开始自己的著述生涯。《续高僧传·昙延传》说：

超略前导，统津准的。自顾影而言曰：与尔沉沦日久，飘泊何归？今可挟道潜形，精思出要。遂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谓中朝山是也。[④]

昙延在经论的理解上，已经超越了前人；但是，他仍然想探索经典的奥义，于是隐居于太行山的百梯山，修习禅思。百梯山，又称方山、盐道山、檀道山，在虞乡西南七里。清代《山西通志》引用《水经注》说：“路出北巘，势多悬绝，来去者咸援萝藤崟，寻葛降深。于东则连木乃陟，百梯方降，岩侧縻锁之迹，乃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⑤]

当时，在百梯山有薛居士，“学总玄儒，多所该览”，可见当时百梯山是隐修之地。薛氏是当时河东汾阴名族，昙延入寂后的吊文即是出自薛道衡之手。当时，薛居士以“方圆动静”为题，昙延则以“方如方等城，圆如智慧日，动则识波浪，静类涅槃室”回答，这是分别以《华严经》、《楞伽经》、《涅槃经》的思想作答，体现了北朝佛教思想的核心。莫高窟五代第108窟甬道顶部绘有此故事，画面榜题明确：“此是百梯山昙延法师隐处。”

昙延继承僧妙的《涅槃经》研究，吸收当时北齐的佛学成果，在百梯山著成《涅槃经疏》十五卷。《续高僧传·僧妙传》的末后说：“有学士昙延承著《宗本》，更广其致”，《宗本》或许是《涅槃经疏》的序论。《昙延传》详细记载了昙延的著述经过，昙延在著《涅槃经疏》时，梦中曾与乘白马的白服人议论，于是判定“此必马鸣大士，授我义端，执鬃知其宗旨”，于是撰疏说偈：“归命如来藏，不可思议法。”《涅槃经疏》著成后，又在仁寿寺舍利塔前烧香发誓，于是又感得《涅槃经疏》卷轴发光，塔中舍利放光，于是佛教界皆知此注疏。这种瑞相与感应的记载，无非表现了昙延《涅槃经疏》的神圣。周太祖宇文泰知道后，便敕昙延讲述他的《涅槃经疏》，当时佛教界评价极高：“所著文疏，详之于世。时诸英达佥议，用比远公所制：远乃文句惬当，世实罕加；而标举宏纲，通镜长骛，则延过之久矣。”这是将昙延与净影慧远所著的《涅槃经疏》相比，前者显出重视纲领、论议的特点。依《僧妙传》所说的《宗本》和《昙延传》所说“标举宏纲”，或许昙延的《涅槃经疏》具有论典的特点，即受到北朝变疏为论学风的影响。

宇文泰对西魏、北周佛教有非常大的贡献，他拥护佛法，吸收北齐佛教与南朝佛教，整合、汇集当时的佛教思想，撰成《一百二十法门》和《菩萨藏众经要》。宇文泰对昙延非常钦敬，亲自供养、奉请昙延讲经。宇文泰邀请昙延入朝，共商治国大事。但昙延性好恬静，不干时政。周太祖因为太行山百梯寺离京都太远，拜访咨询，路途艰险，随后就在中朝山西岭，选择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了一处寺院，赐名为“云居寺”，寺院的开支由国库承担。云居寺在隋代仁寿年间（601-604）改名为“栖岩寺”。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南壁东侧，以全景式连环画描绘了昙延的生平故事，共四组画面，其中上层两组画面，表现的就是这一故事。

昙延属于佛教的高僧形象，具有一定的灵异宣传力，在隋唐时期便已经在全国流传，所以才会在敦煌出现昙延的史迹画。昙延虽然在北方，但是对南朝佛学应该有许多接触的机会，因为当时的北周与陈朝频繁来往。依道宣的记载，昙延当时与周弘正(496-574)交往颇多，而周弘正则对佛学非常有造诣，《陈书·周弘正传》说：“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释典，虽硕学名僧，莫不清质疑滞。”[⑥]周弘正与宝琼、智聚素有交往，梁元帝著《金楼子》，曾经说：“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⑦]周弘正的著作有《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周弘正集》二十卷，可见周弘正对玄学有非常高的造诣。依《陈书·周弘正传》的记载，永定元年（557）陈霸先受禅代梁，周弘正为太子詹事。天嘉元年（560），陈文帝陈蒨继位，授以侍中、国子祭酒，派他西行与北周修好。天嘉三年（562），安成王陈顼（陈蒨的母弟）由周使杜杲护送南归，周弘正为接迎使，授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领慈训太仆。在北周与陈朝的往来中，杜杲是重要的使者。依《周书·杜杲传》，在陈文帝时代，杜杲护护陈顼；在陈宣帝时代，两次到金陵，最后一次是建德初年（572）。[⑧]所以，昙延与周弘正的见面时间，应该是天嘉元年至三年（560-562），而不是《昙延传》所说的“建德中”，因为周弘正在建德年间（572-578）已经是晚年，不可能出使到北周。另外，《昙延传》记载“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推荐昙延与周弘正对论，宇文宇在魏恭帝时代，封为中山公；而天嘉元年直周武成二年，宇文护一直为晋国公。所以，《昙延传》的时间以及人物与正史的记载皆有出入。

昙延以高超的辩才引义开关，摧枯拉朽，使周弘正顶礼膜拜，心悦诚服。于是，在昙延座下归依受戒，而且抄录昙延的著作《义门》，临摹其画像，回到金陵后，供养尊称“昙延菩萨”。于是，昙延被授为昭玄大统。周武帝从天和四年（569）开始，曾经连续举办八次的三教论争，终于在建德三年（574）颁发禁断佛道二教的毁佛诏令。于是，昙延便再次隐居于太行山。大象二年（580），武帝殁，周宣帝即位，颁赐复佛的诏敕，建造陟岵寺，设置菩萨僧。昙延不屑为菩萨僧而隐栖山林。

昙延的第三次人生高潮是隋文帝时代。昙延听到隋文帝当政，便剃发、穿法服，以出家人的形象出现在隋文帝面前。文帝“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又久仰昙延大名，急需高僧辅佐。于是，昙延受到隋文帝的尊崇，于开皇二年（582）被敕任为隋朝第一任昭玄统[⑨]，并以“帝师”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迅速复兴佛教的措施，并全面主持发展佛教意识形态，其主要内容有：一、奏请度僧；二、周废伽蓝，并请兴复；三、建立经像；四、翻译佛经；五、为文帝受菩萨戒；六、亢旱祈雨等等。由于需要昙延主持实施佛教教化，推行佛教意识形态，杨坚尊昙延为“师”、为“父”，“用敦弟子之仪”。由于与文帝的密切关系，昙延在朝野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隋迁都之初，文帝就敕地广恩坊，“立延法师众”。开皇四年（584），昙延建造延兴寺，而且改中朝山的云居寺为栖岩寺。开皇八年（588）八月十三日，昙延终于所住。昙延死后，文帝“敕王公以下，并往临吊。并罢朝三日，赠物五百段，设千僧斋”。昙延的著作有《涅槃经疏》十五卷、《宝性论疏》、《胜鬘经疏》、《仁王经疏》等。但是，前面所提到的《宗本》、《义门》是什么？则难以知晓。其弟子有童真、洪义、通幽、觉朗、道逊、玄琬、法常等，蔚然成为一系。

童真[⑩]（543-613），河东蒲阪人，俗姓李。师事昙延，受具足戒后，“归宗律句，晚涉经论，通明大小，尤善《涅槃》”，可见童真对《涅槃经》有很深的造诣。童真随昙延住在延兴寺，讲经说法。开皇十二年（592），奉召住大兴善寺，参与译经。开皇十六年（596）召为涅槃众主。大业初年，造大禅定道场，敕为道场主。仁寿元年（601），敕送舍利于终南山仙游寺。童真“以《涅槃》本务，常事弘奖，言令之设，多附斯文”，继承了昙延的弘法事业。大业九年（613）示寂，世寿七十一。

通幽[11]（548-605），河东蒲阪人，俗姓赵。弱冠出家，师事昙延。周武灭佛时，避难于金陵。通幽严持戒律，修习禅定，“戒定两藏，总萃胸襟”。延兴寺初建时，通幽亲自监工。大业元年（605）卒于延兴寺，世寿五十七。

觉朗[12]，亦是河东人，住大兴善寺，精通《四分律》和《涅槃经》。仁寿四年（604），敕送舍利于绛州觉成寺。大业末年（617），敕为大禅定寺道场主，后来卒于此寺。

慧海[13]（550-606），山西虞乡人，俗姓张。少年时代涉猎儒学，十四岁时，在昙延座下出家。十八岁讲《涅槃经》，尤其对于《涅槃经》中的五行、十德、二净、三点，非常有造诣。受具足戒后，“屏迹山林，专崇禅业”，隐居在伏犊山。北周灭佛时，避难于陈地，“采听《摄论》，研穷至趣”。当时，《摄大乘论》北上的弘传者是昙迁，慧海或许即在昙迁门下听闻《摄论》。隋城安公主于长安为慧海建造静法寺，兼弘戒、定、慧三学，学徒如云。道宣记载慧海的特点，“末爱重定行，不好讲说，缄默自修，唯道是务；而无恃声望，不言加饰”，可见慧海注重于涅槃学派的实践，即专心于定行，于是显现诸奇瑞感应。慧海曾造塔于定州恒岳寺、熊州十善寺。大业二年（606），卒于静法寺，世寿五十七。

慧诞[14]，从学于昙延，精研《涅槃经》及《摄大乘论》，住长安延兴寺，开席讲说。仁寿（601-604）年中奉敕于杭州天竺寺建塔，住灵隐山。后返延兴寺，讲授义学。贞观（627-649）初年示寂，世寿七十余。《大般涅槃经集解》中亦有“慧诞”的注解，坂本幸男认为此即是延兴寺的慧诞。[15]但是，《大般涅槃经集解》是梁代的作品，故与《续高僧传》中的“慧诞”年代不相符合。

道逊[16]（556-630[17]），山西虞乡人，俗姓张，与慧海同乡。博通群籍，尤精于《涅槃经》及《摄大乘论》。与其弟道谦皆为昙延之弟子，后随昙延到处弘法，在三晋地方非常有影响力。住于蒲州仁寿寺，接化学人。本性仁让，器度宏大。贞观四年（630）[18]冬，众请讲说《涅槃经》，道逊感悟死期将至，固辞。同年十二月示寂，世寿七十五。道逊有弟子海顺、静琳等。

道洪[19]（574-649？），河东（山西）人，俗姓尹。开皇六年（586），十三岁在昙延座下出家，博通内外典籍，尤其致力于《涅槃经》的研究，而且继承昙延的讲席，经常覆述《涅槃经》。所以，道洪是昙延晚年的学生。从净愿学习《十地经论》，傍通诸经论。后奉隋炀帝之诏，入大禅定道场。唐贞观年间（627-649），为律藏寺上座，且住大总持寺。贞观十四年（640），应宝昌寺的邀请，讲说《涅槃经》。玄奘始译经之时，即参与译场，担任“证义”之职。后受召入住大慈恩寺。贞观末年（649）示寂，世寿七十六[20]。道洪的一生总共讲《涅槃经》八十七遍，可见是继承了昙延的遗风。

玄琬[21]（562-636），祖籍弘农华州（今陕西华县），后移居雍州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俗姓杨。十五岁出家,礼昙延为师。受具足戒后，从洪遵学《四分律》三年。后又回来随昙延专门研究《涅槃》，深得奥旨，“涅槃真体，捃掇新异，妙写幽微”。继又从昙迁习《摄论》、《法华》、《大集》、《楞伽》、《胜鬘》、《地论》、《中》、《百》论等。昙延在世时，发愿塑造丈六释迦像，像未造完便圆寂；玄琬继承其师遗志，于仁寿二年（602），在延兴寺依模而塑像。复造经四藏，备尽庄严。唐贞观初年，奉诏为皇后、太子、诸王等授菩萨戒。当时，朝廷特为师建普光寺。后来，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书写藏经；于是，在延兴寺造藏经。玄琬又鉴于北周灭法以来，传度法本文理相乖背，于是聚集义学沙门仇勘校正。此外，玄琬曾上书太子，劝行行慈、减杀、顺气、奉斋等四事。帝闻其说，特于贞观九年（635）下诏，三月至岁暮之际禁断杀生。贞观十年（636），示寂于延兴寺，世寿七十五。帝敕赐葬具，为唐朝沙门敕葬的嚆矢。著有《佛教后代国王赏罚三宝法》、《安养苍生论》、《三德论》等。但是，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载玄琬著作有九部十二卷,其中除《三德论》相同外,其余八种为《入道方便门》二卷、《镜喻论》一卷、《无碍缘起》一卷、《十种读经仪》一卷、《无尽藏仪》一卷、《发戒缘起》二卷、《法界图》一卷、《礼佛仪式》二卷。[22]

法常[23]（567-645），是昙延晚年的弟子。南阳白水（位于河南）人，俗姓张。少年游学儒家，厌其喧杂，于是立愿出家，奉戒自守。十九岁在昙延座下披剃，学不逾年，即能宣讲《涅槃经》，受到昙延的专心教导。二十二岁时，随昙迁初闻《摄大乘论》，尔后的五年时间，即深研其理，并博考《华严经》、《成实论》、《毗昙》、《地论》等的异同。尝应齐王杨暕的邀请，为众开讲。隋大业初年，奉敕住于长安大禅定寺。贞观年间（627-649），参与译场之译经，担任“证义”之职。太宗造普光寺，召他居住，并下敕令为太子受菩萨戒。贞观九年（635），奉敕为皇后授菩萨戒，兼任空观寺的上座，常讲《华严》、《成实》、《毗昙》、《摄论》、《十地》等经论，学者数千，四方风从。新罗王子金慈藏亦弃王位，远来受菩萨戒。贞观十九年（645）示寂，世寿七十九。著有《摄大乘论义疏》八卷、《观无量寿经疏》一卷，及《涅槃经》、《维摩经》、《胜鬘经》等疏十余种行世。道宣概括法常的思想转折点：“初常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于《摄论》。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恒欲披讲，未之欣悟。遂依众请，专弘此论。”所以，法常在年轻时代弘讲《涅槃经》，而后来则专弘《摄论》，这是昙延的弟子群在隋朝一大转向。

普明[24]，蒲州安邑（山西）人，俗姓卫。十三岁出家，事外兄道逊法师，并为延兴寺童真的弟子，可见他是昙延的第二代弟子。曾周游讲习，住无定所，但精进修学，精通经论。十八岁即能讲说《胜鬘经》、《大乘起信论》。受具足戒后，便专研《涅槃经》、《四分律》、《摄大乘论》。大业六年（610），奉召入大禅定道场，居住十八年，声望、地位颇高。武德元年（618），住于蒲州仁寿寺弘道，讲说《涅槃经》八十余次，《摄论》、《胜鬘经》等则难以记数。普明每日诵戒本一遍、《金刚般若经》二十遍，六时礼忏，回向净土。并造刻檀像数十龛。八十六岁时示寂，弟子有义淹等。

依道宣的记载，可以看出北朝涅槃学派是以昙延为核心，而且以延兴寺为弘点中心；其次，重视严持戒律和禅定的修行，充分表现了北方涅槃学派重视实践的特点；再次，昙延对《涅槃经》的注释是一种概括性的特点，或许即是变疏为论的特点，这与南朝重视文句的解释不同；最后，昙延的弟子群皆非常重视《摄大乘论》的学习。[25]

二、法总、玄会一系的涅槃师

北朝另外的一些涅槃师有法常、僧安等，主要是法总一系，法总后来成为隋代的“涅槃众主”。

法常[26]，是北齐时代的高僧。在彰邺地区非常有名，讲说《涅槃经》，并且传授禅法。齐主尊崇为国师，后隐山林。

僧安[27]，持戒精严，修禅讲经。北齐文宣王时代，住在王屋山，聚徒讲《涅槃经》。

法总[28]，并州太原人，俗姓段。少年时代，便以诵《涅槃经》为业。通熟《涅槃经》后，“志在文言，未遑听涉，十余年中，初不替废”。后来，听《涅槃经》的玄义，便能开讲。开皇年中（581-600）敕召为“涅槃众主”，居于海觉寺，时常敷讲《涅槃经》。仁寿初年（601），送舍利于隋州智门寺；仁寿四年（604），送舍利于辽州下生寺。大业年间（605-618），卒于海觉寺，世寿七十岁。弟子有行等、玄会，皆以《涅槃经》闻名。

圆通[29]，少年出家，住在邺都大庄严寺，研习讽诵《涅槃经》。北齐武平四年（573），在讲《涅槃经》时，遇一客僧，亦非常精通《涅槃经》。圆通于是“以经中深要及先德积迷未曾解者”讨教于客僧，客僧于是“亦同其所引，更为章句，判释冷然，雅有其致”。可见，客僧对《涅槃经》的造诣超过圆通。

慧最[30]，瀛州人。于邺城听习《涅槃经》，听后即讲，同席诸学者皆赞叹。北周灭佛时，避难于南方。隋代时，住光明寺。仁寿年间（601-604），敕送舍利于荆州大兴国寺；后又送舍利于吉州发蒙寺。

僧顺[31]，贝州（河北清河）人。研习《涅槃经》，通晓经义。开皇年间（581-600），住长安玄法寺，敕送舍利于宋州。后卒于津梁寺，世寿八十余。

慧海[32]（541-609），清河武城人，俗姓张。幼年出家，师事邺都广国寺冏法师，受学《涅槃经》、《楞伽经》等，能代师覆讲。后又从青州大业寺道猷学习大乘论等。北周大象二年（580）南渡，居江都安乐寺，修茸伽蓝，修净土观法。时有齐州僧道诠赍来无量寿佛的画像，于是礼忏苦修，发愿往生。隋大业五年（609）示寂，世寿六十九。慧海一生讲《涅槃经》三十遍，讲《法华经》五十遍。弟子有慧昉等。

玄会[33]（582-640），京兆樊川（陕西长安）人，俗姓席，字怀默。十二岁投海觉寺出家，为法总的弟子。每列其讲席，专学《涅槃经》，法总推举为覆述。道宣记载玄会的学风：

所以盘节拘致，由来拥虑者，皆剖决通释，泠然可见。时大赏之，以为涅槃之後胤也。因尔改前旧章，更新户牖；穿凿之功，难与仇抗，造《涅槃义章》四卷。义源文本，时文释抄，部各四卷。自延远辍斤之后，作者祖述前言，惟会一人，独称孤拔。[34]

玄会对涅槃学的贡献在于，对以前的思想进行创新，著《涅槃义章》四卷。当时佛教界只是祖述昙延、慧远的注解，惟有玄会能够有所创新。武德初年，昙献造慈悲寺，玄会为寺主，接引后学，受到法总、辩相、道岳等人的称赞。玄会的一生，讲《涅槃经》四十遍。贞观八年（634），奉敕迁弘福寺，辄废讲事，专修净业，造阿弥陀佛像。贞观十四（640）年五月，示寂于慈悲寺，世寿五十九。

三、地论学派的《涅槃经》研究

地论学派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中心，但是兼弘《华严经》、《涅槃经》。地论师对《涅槃经》的研究，促进了《涅槃经》在北朝的展开。

昙无最[35]，生卒年不详。武安（河南省）人，俗姓董。少年出家，常诵经论，研究律典，又博览玄儒，为时人所推重。初于邯郸崇尊寺讲戒律，徒众千余人。后奉敕驻锡洛阳融觉寺，讲《涅槃》、《华严》诸经。天竺沙门菩提流支极其敬重昙无最，称赞他为“东土菩萨”，并将他所著的《大乘义章》译成梵文，传至西土。正光元年（520），与道士姜斌对论佛道年次之先后、老子《开天经》之真伪等事，而论破姜斌，为北方佛道二教对论之滥觞。后不知所终。

僧范[36]（476-555），二十九岁时，闻讲《涅槃经》，则“开悟神府，理思兼通”。于是，投邺城僧始座下出家，初学《涅槃经》，“顿尽其致”。可见，僧始是北魏时代弘讲《涅槃经》的大师。

道凭[37]（488-559），是慧光的弟子代表者，出家后学习《涅槃经》。七年后，欲讲《涅槃经》，但是自思“文一释异，情理难资，恐兼虚课，谤法诚重”，可见道凭是重视《涅槃经》的实践层面。

法上[38]（495-580），应众邀请，讲《涅槃经》，并著《涅槃经疏》。

慧顺[39]（487-558？），“初听《涅槃》，略无遗义”。

灵询[40]（482-550？），学《成实论》与《涅槃经》。

道慎[41]（515-579？），随法上学习《涅槃经》。

慧光门下弟子群是在接触慧光之前学习《涅槃经》，可见北魏时代《涅槃经》非常盛行。但是，从法上开始，尤其是净影慧远的弟子更倾向于《涅槃经》。净影慧远（523-592），作为地论学派南道系的集大成人物，汤用彤则以慧远为“地论而兼涅槃之学者”[42]。慧远对《涅槃经》极其重视，《续高僧传·慧远传》说：

本住清化，祖习《涅槃》。寺众百余，领徒者三十，并大唐之称首也。……又自说云：初作《涅槃疏》讫，未敢依讲，发愿乞相……觉后思曰：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广开敷之。[43]

慧远在高齐时所住的高都清华寺即是具有涅槃义学传统的寺院。他在作《涅槃经疏》时，态度非常慎重。

而且，慧远的弟子[44]多半是以《涅槃经》为主，慧远亦可以称为“涅槃师”。[45]将他的弟子所学或精通的经论，列表如下：

在慧远的十八名弟子中，皆研习、弘扬《涅槃经》，而仅有八人习《十地经论》。所以，慧远生前之最为当世所重，当是《涅槃经》义学，而游其门者，多精通此经。慧远虽然属于地论学派系统之人物，但是他却最重《涅槃经》，对后世的影响也以此经义理的传授为最巨。[46]尤其是善胄[47]（550-620），出家时便研习《涅槃经》，后来依止慧远，住净影寺。慧远圆寂后，受敕为该寺“涅槃众主”。净影慧远撰《涅槃经疏》，善胄加以修改，得到慧远的认可。传记中提到，慧远将《涅槃经》分为五分，最后为“阇维分”；善胄改为七分，第七分为“结化归宗分”。但是，后世相传善胄则因改疏而感风疾。可见，当时慧远《大涅槃经义记》的影响力。

隋大业至唐贞观年间，净影慧远的弟子多住净影寺和大兴善寺，而且并弘《涅槃经》、《地论》、《摄论》，表现了隋唐时代学派佛教的夹杂性，亦是学派佛教的衰落时期。灵润[48]示寂于贞观末年，是比较明显的例子。灵润十三岁学习《涅槃经》，深通妙旨。后来，常讲《涅槃经》七十余遍，而且造经义疏，道宣说：“《涅槃》正义，惟此一人”。这预示着涅槃学派在唐初的衰败。

四、摄论学派的《涅槃经》研究

摄论学派在真谛之后，由昙迁、靖嵩、道尼三人北上传播，以彭城、长安为中心，开宗弘法，于是蔚成一系。从思想上说，《涅槃经》与摄论学派思想具有很深的渊源。真谛译《佛性论》中，探讨了涅槃思想；《本有今无偈论》则是世亲解释《涅槃经》中的本有今无偈颂。道宣对隋代诸学派的状况分析说：“当时诸部，虽复具扬，而《涅槃》、《摄论》最为繁富。”[49]因为，隋朝初年，地论学派中习《摄论》增多，于是首先呈现出衰颓的情形，于是涅槃学派、摄论学派仍然兴旺盛行。

智敫[50]（？-601），于太建十一年（579）遇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慧哿是在北周灭佛时，避难于陈地。智敫于是请求讲说《涅槃论》，只得“序分”、“种性分”前十三章的玄义。慧哿后来回到豫章鹤岭山，智敫于是与玑法师一起前往，于是又说第三分。慧哿因病无法传授，太建十四年（582），遇栖玄寺晓禅师，赐送昙林解《涅槃疏释经后分》，但是“文兼论意而不整足”。智敫后来便讲十三章玄义，近二十遍。开皇十二年（592），因战乱而文疏尽毁。

昙迁的弟子群，大部份皆由昙迁、净影慧远的门下转学《摄论》，则原为涅槃师。

道尼的门下，道杰、神照皆通《涅槃经》。

靖嵩的门下，法护常讲《涅槃经》，道因亦通《涅槃经》。

明略[51]（572-638），是道岳的弟弟，“特善《涅槃》”，在京洛地区非常有名。

五、学系不明的涅槃师

僧含[52]，籍贯、生卒年均不详。幼而好学，笃志经史、天文、算术。长大后，精通佛理，究明《毗昙》，尤其善解《大涅槃经》，常常讲说不辍。元嘉七年（430），新兴太守陶仲祖敬佩他的风范，建立灵味寺，请师居之。后西游历阳，弘赞正法，江左道俗响附如林。当时，任城彭丞著《无三世论》，僧含于是作《神不灭论》以对抗，又著《圣智圆鉴论》、《无生论》、《法身论》、《业报论》及《法华宗论》等，皆传于世。其后不久，南游九江，大阐经法。琅琊颜竣，时任南中郎记室参军，镇守浔阳，与僧含十分友善。后预知时至而终，依《续高僧传·畺良耶舍传》，僧含请畺良耶舍译出《药王药上观经》和《无量寿观经》，僧含任笔受。[53]

超进[54]，本姓颛顼氏，长安人，幼小志向佛学，学习大小乘诸经论。因为超进在刘宋元徽年中（473-477），九十四岁圆寂。所以，超进“年在未立而振誉关中”，可能是受到鸠摩罗什的影响。凤翔六年（418），赫连勃勃乘东晋退兵，攻取长安，作为南都，在灞上（今陕西蓝田）称帝。这时，超进东下，避难于建康，于姑苏弘扬佛法。平昌孟顗迎接至会稽，住锡于山阴灵嘉寺，受到当地僧尼及信徒的尊重。宋明帝于泰始年中（465-471）征召超进到京城讲《大法鼓经》，不久他又回到会稽。《高僧传·超进传》说：

以大涅槃是穷理之教，每留思踟蹰，累加讲说。凡结斋会者，无不必请；若值他许，则为移日。后年衰脚疾，不堪外赴，并送食于房，以希冥益。进为性笃好经典，看寻苦至，及年老失明，犹使弟子唱《涅槃经》，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55]

可以看出，超进不仅钻研穷究《涅槃经》的思想，宣讲经义；而且，诵《涅槃经》作为日常的行持。所以，他是以《涅槃经》作为思想与实践核心的涅槃师。

慧定，《高僧传·道温传》附传，慧定“善《涅槃》及《毗昙》，亦数当元匠”，住于中兴寺，应该与道温（397-465）同时。[56]

慧豫（433-489）[57]，黄龙人。住在建康灵根寺，遍访众师，精进苦行。诵《大涅槃经》、《法华经》、《十地经》，修习禅法，精通五门禅。齐永明七年（489），世寿五十七。

僧籥，《高僧传·梵敏传》[58]中有附记，上党人，擅长《涅槃经》，为张畅所重。《名僧传抄》题有“宋彭城晋山寺僧籥”[59]，可知僧籥住彭城晋山寺。

法令[60]（438-506），俗姓董，少年出家，住在定林上寺。通达诸经论，善《涅槃经》、《大小品》，尤其精通《法华经》、《阿毗昙心论》，辩才无碍，言约旨远，驰名于京都。法令爱好修禅，足不下山三十三年。天监五年（506）卒，世寿六十九。

僧迁[61]（435-513），吴郡人，俗姓严。师事钟山灵曜道则法师。参访诸讲肆，辩才无辩。招提寺慧琰讲《成实论·禅品》时，僧迁曾经问难于他，慧琰即改变自己的旧义，更新文词章句。梁武帝奉为家僧，演述梁武帝自制的《胜鬘经义疏》，皇储尚书令何敬容邀请道俗四众议论。后任荆州大僧正。讲《涅槃经》、《大品经》等各数十遍，而且著述义疏，流传于后世。天监十二年（513），卒于大宝精舍，世寿七十九。

道琳[62]（447-519），会稽山阴人，善《涅槃经》、《法华经》，常诵《净名经》。受到吴国张绪的礼遇，后来住富阳县泉林寺。梁代初年，住齐熙寺，天监十八年（519）卒，世寿七十三。

慧皎（497-554）[63]，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西）人，俗姓不详。博通内外学，对于经律尤有研究。住会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绍兴市）。每当春夏则讲说弘法，秋冬则专心著述。他还曾住过宏普寺（在会稽），有丰富的藏书，当时有名的藏书家梁元帝萧绎任江州刺史时（540-547），曾到他那里来“搜聚篇翰”。慧皎著有《涅槃经义疏》十卷、《梵网经疏》。他最大的贡献是综合了前人有关高僧的传记，创造性地加以分类和编辑，成为《高僧传》十四卷，卷帙精审，义例明确，条理清晰，文采斐然，为佛教史籍中的名著。

道宣对慧皎的记载非常简单，现行本《高僧传》末，有僧果的题记：

法师学通内外善讲经律，著《涅槃疏》十卷、《梵网戒》等义疏，并为世轨。又著此《高僧传》十三卷。梁末承圣二年太岁癸酉避侯景难，来至湓城，少时讲说。甲戌年二月舍化，时年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经始葬庐山禅阁寺墓，龙光寺僧果同避难在山，遇见时事，聊记之云尔。[64]

题记是后人所附入，详细记载了慧皎的晚年生活。慧皎在梁末承圣二年（553）避侯景难，迁地湓城（今江西省九江市），不废讲说。次年（554）二月逝世，世寿五十八。江州僧正慧恭为之经营，葬于庐山禅阁寺墓。

慧皎的《涅槃经义疏》已佚，而慧皎的涅槃思想依《高僧传》卷八末的论曰可知：

始自鹿苑，以四谛为言初；终至鹄林，以三点为圆极。其间散说流文，数过八亿。象驮负而弗穷，龙宫溢而未尽。将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则废指，得兔则忘蹄。经云：依义莫依语，此之谓也。而滞教者，谓至道极于篇章，存形者谓法身定于丈六。故须穷达幽旨，妙得言外，四辩庄严，为人广说，示教利喜，其在法师乎。[65]

慧皎以《阿含经》的四谛为一代时教之初，以《涅槃经》的三点圆极为一代时教之末，可知仍然继承了涅槃学派的“五时判教”。

宝相[66]，雍州长安人，俗姓马。十九岁出家，住长安罗汉寺，专门听习《摄大乘论》。修习禅定，专读《涅槃经》一千八十遍。

道积[67]，四川人，住益州福成寺，诵《涅槃经》为业；洪远、僧恩，亦是读诵《涅槃经》。

六、结 语

涅槃学派在北方、南方各有不同的渊源，各有所宗与不同。如《高僧传·僧宗传》记载：

先是北土法师昙准闻宗特善《涅槃》，乃南游观听。既南北情异，思不相参，准乃别更讲说，多为北士所师。[68]

昙准的涅槃学传统来自北土，他听到僧宗讲《涅槃经》后，发现南北涅槃学的不同。因为，南朝的涅槃学是依鸠摩罗什所传的大乘般若学解释《涅槃经》，而北地学者重视《涅槃经》中的大乘戒律部分，这是从实践修道的立场。因为，北朝的涅槃学派主要来自河西僧团的传统，昙无谶曾经传译《菩萨地持经》，而且道进受菩萨戒，这种菩萨戒与《涅槃经》的结合，成为北朝涅槃学派的学风。所以，南方的涅槃学派重视《涅槃经》的理论部分，即是“扶常”；而北方的涅槃学派重视修道部分，即是“谈律”，二者各有所宗。[69]

北朝的涅槃学派，继承了北凉昙无谶的思想传统，夹杂着地论学派，以昙延、净影慧远、法总为代表，通过“涅槃众主”的地位与影响，对隋唐佛教非常具有影响力。

隋末唐初的涅槃学派，一方面继承梁末陈初的余势，在金陵、襄阳、江陵、江都、苏州、彭城各地继续发展，出现了慧隆、慧哲、慧璿、智聚、惠祥、昙瑎、慧弼、慧頵、慧乘等诸师，融合三论学派、天台宗一起发展。特别是慧乘，北上长安，受到净影慧远的赞叹。隋代的涅槃学派主要是渊自北朝，有三大系——昙延、净影慧远、法总，隋代的三位“涅槃众主”皆源于他们，另一方面这三大系皆融汇着摄论学派、地论学派。

（责任校对：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