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舍道事佛的真伪及时间的推定

作者：钱汝平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9日

内容提要：本文赞同赵以武先生关于梁武帝舍道事佛不在天监三年（504），而是在天监十八年（519）的说法，并提出了大量证据，补充了不少材料，更为全面的证成了赵先生的说法。

关键词： 梁武帝　舍道事佛　真伪　时间

作者钱汝平，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文献记载梁武帝舍道事佛的矛盾之点

梁天监年间（502-519），梁武帝萧衍改变了原来的天师道信仰，一心皈依佛教，这就是著名的“舍道事佛”事件。这应该是梁代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舍道事佛的时间，正史如《梁书》及《南史》均无记载。其最早的记录载在唐释道宣所撰的《广弘明集》卷四。卷内有一篇《舍事李老道法诏》，文内摘录有梁武帝颁发的诏、敕及其子萧纶所上之启，又夹杂有道宣所加的说明性文字，为考察方便起见，今将其全文引录如下：

梁高祖武皇帝，……旧事老子，宗尚符图，穷讨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运神笔，下诏舍道文曰：“维天监三年四月八日，梁国皇帝兰陵萧衍稽首和南，……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反，今舍旧翳，归凭正觉。……”

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四月十一日，又敕门下：“……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上启云：“臣纶……今启迷方，粗知归向，受菩萨大戒，戒节身心，舍老子之邪风，入法流之真教。……”

至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臣任孝恭宣敕云：“能改迷入正，可谓是……”[1]

这段记载就是说梁天监三年四月八日萧衍颁诏舍道事佛，与重云殿道俗二万人发菩提心，到四月十一日又敕公卿百官舍道入佛。到四月十八日，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赞扬萧纶率先响应之举。总之，开头“天监三年”四字统领下文，即下面的事均发生在天监三年。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首先，象梁武帝舍道事佛这样的政治大事，在正史如《梁书·武帝纪》和《南史·梁本纪》的天监三年中并没有记录，据《梁书·武帝纪》、《南史·梁本纪》的记载体例，凡是梁武帝有较为重要的佛事活动，均予记录，而天监三年舍道事佛这样重大的政治、宗教大事，两书却只字不提，此其疑一。其次，四月十七日上启率先响应萧衍号召舍道事佛的萧纶是梁武帝的第六子。《梁书·萧纶传》并未记载其具体生年，只记其梁大宝二年（551）被西魏将杨忠所害，时年三十三。若以此推算，则当生于天监十八年（519）。其实萧纶卒年三十三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因为《梁书》本传明确记载其天监十三年封卲陵郡王，生于天监十八年的萧纶怎么可能在天监十三年封王呢？岂不自相予盾。又萧绎为梁武帝第七子，《梁书·元帝纪》记其生于天监七年八月，岂有兄出生竟晚于弟者？因此钱大昕据萧绎、萧纶、萧纪同于天监十三年封王，推定萧纶生年当在天监六年或七年八月之前，是可信的。[2]那么萧纶卒时，当有四十四、五岁。萧纶生于天监六年或天监七年八月之前，已如上所述，那么天监三年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时，萧纶尚未出生，何来上启响应梁武帝的号召，舍道事佛呢？此其疑二。再次，文中提到中书舍人任孝恭宣敕。此人在《梁书·文学传下》有传，其传云：

外祖丘它，与高祖有旧，高祖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初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高祖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孝恭少从萧寺云法师读经论，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笃。[3]

萧寺即指佛寺，因萧衍崇佛，大造佛寺，故后世称佛寺为萧寺。此处指光宅寺，光宅寺是萧衍舍故宅兴造的。据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七《梁本纪上·高祖武皇帝》的记载，光宅寺置于天监六年八月。而云法师即指当时高僧释法云。据《续高僧传》卷六《释法云传》的记载，其于天监七年被梁武帝敕为光宅寺主，然则任孝恭从云法师读经论必在天监七年以后，因此天监三年他尚未释褐出仕，何能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口宣武帝旨意呢？又传中提及任氏最初被召入西省撰史。所谓撰史，是梁武帝想编撰一部由他领衔的《通史》，故命学士入西省具体撰写，当时吴均也在列。据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的考证，吴均撰史事在天监十二年，[4]然则任孝恭入西省撰史必在天监十二年之后。而其为中书通事舍人绝不可能在天监三年。

二、梁武帝不可能在天监三年舍道事佛

综合上述疑点，《广弘明集》记载的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材料是颇可怀疑的。因此，一些佛教史学者认为这些材料可能是古人作伪。[5]我们认为，梁武帝于天监三年舍道事佛是没有可能的。首先，可以从他的诗文中找到线索。梁武帝有一首《会三教诗》，此诗明显作于登基之后。当然这首诗写作的具体年月尚难考定。但现存萧纲、释智藏诗中有同题和作。据《梁书·简文帝纪》，萧纲生于天监二年十月，那么天监三年四月，他只一岁，如何能够与其父和诗？《梁书》本纪又载其天监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益宁雍梁南北秦沙七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可见在天监十七年（518）至普通元年（520）两年间萧纲处在京师近畿，极有可能与其父和诗，那时他也已十五、六岁，凭着萧纲六岁便属文、七岁有诗癖的写作才能，此时他写一首区区和诗，自然不在话下。至于释智藏的和诗，据《续高僧传》卷五本传记载，智藏卒于普通三年（522）。智藏的和诗收于《广弘明集》卷三十，诗下有小注云：“梁开善寺藏法师。”据《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记载，开善寺先以梁武帝女永定公主割私财造浮图五级于定林寺前冈独龙阜，天监十四年即塔前建开善寺，可知释智藏居开善寺至少亦当在天监十四年（515）至普通三年（522）之间，此时的梁武帝在五十五、六岁左右，恰好与其诗中所说的“晚年开释卷”的情形相符。

萧衍受佛教的影响可能开始于他在南齐为竟陵王西邸学士时，当时竟陵王萧子良崇信三宝，府主的宗教信仰可能会对萧衍产生一些影响。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云：

（梁）武帝原在竟陵王门下，自早与僧人有接触。其佛教之信仰与其在鸡笼山西邸，有重大之关系。……武帝弱年之所以奉道，当由家世之熏染，而中年之改奉佛，当由其在竟陵王门下与名僧及信佛之文人交游，而渐有改变也。武帝一热烈之佛教信徒也。[6]

汤氏将梁武帝信仰的转变与其“竟陵八友”之身份联系起来，确有见地。这从他在天监元年登基时选择四月初八这个佛诞日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但那时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天师道信徒，对佛教戒律似乎执行得并不严格。《南史·梁本纪上》：

（天监十六年）三月丙子，敕太医不得以生类为药，公家织官纹绵饰，并断仙人鸟兽之形，以为亵衣，裁剪有乖仁恕。于是祈告天地宗庙，以去杀之理，欲被之含识。郊庙牲牷，皆代以面，其山川诸祀则否。时以宗庙去牲，则为不复血食，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7]

从中可知，在天监十六年之前，梁武帝并不强调去杀，而去杀实乃佛家最基本的五戒之一。因此天监三年的梁武帝自然不可能会有舍道事佛之举。又其《断酒肉文》亦云：“弟子萧衍，虽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当先自为誓，以明本心。弟子萧衍，从今已去，至于道场，若饮酒放逸，起诸淫欲，欺诳妄语，鬫食众生，乃至饮于乳蜜，及以酥酪，愿一切有大力鬼神先当苦治萧衍身，然后将付地狱阎罗王，与种种苦，乃至众生皆成佛尽，弟子萧衍犹在阿鼻地狱。”据《南史·郭祖深传》，郭祖深上封事抨击梁武帝崇信佛教，有“陛下皇基兆运二十余载”及“僧尼皆令蔬食”之语，那么《断酒肉文》最早亦当作于普通四年（523）之后，而那时的梁武帝尚自称“虽在居家，不持禁戒”，登基二十余年的皇帝尚不持禁戒，又怎么会在天监三年就要舍道入佛了呢？此事之不可能者。

三、梁武帝舍道事佛约在天监十八年

关于梁武帝不可能在天监三年舍道事佛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间接的材料来证明。天监三年时的梁武帝仍然是个天师道信徒，这从他与道士陶弘景及邓郁的交往并命他们为其合丹的举动得到证明。唐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云：

天监三年，夜梦有人云，丹亦可得作。是夕，帝亦梦人云，有志无具，于何轻举，式歌汉武，帝久之方悟。登使舍人董陆告先生，想刀圭未就，三大丹有阙。宜及真人真心，无难言也。先生初难之，吾宁学少君邪？帝复以梦旨告焉。乃命弟子陆逸冲、潘渊文开积金岭东以为转炼之所，凿石通涧，水东流矣。[8]

《南史·隐逸下·陶弘景传》亦云：“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间。……天监中，献丹于武帝。”[9]陶氏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实是为梁武帝转炼金丹。由于陶氏合丹遭受多次失败，故梁武帝又命南岳道士邓郁为其合丹。《内传》引《登真隐诀》云：“（邓郁）宜都夷陵人。天监四年湘州刺史杨公则携下都，启闻，进见，权住蒋山，后敕给九转药具，令还山营合。”由此可见，天监四、五年，梁武帝尚醉心于服丹以求长生飞举之事，又何能在天监三年就颁诏舍道事佛呢？此又是梁武帝天监三年未能舍道事佛之又一佐证也。种种材料证据都证明梁武帝不可能在天监三年就下诏舍道事佛，那么我们能据此就定《广弘明集》中的记载是后人伪造的吗？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说梁武帝不可能在天监三年下诏舍道事佛，并不意味着他以后不会舍道事佛。根据梁武帝宗教信仰的发展脉络，他完全有可能在天监三年以后的某一年下诏舍道事佛。再看这些材料中提到的日期如“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七日”、“四月十八日”，似乎都确有根据。而“重云殿”亦实有其地，其地在华林园。又上启的萧衍之子萧纶的官职、爵位为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据《梁书·高祖三王·邵陵王萧纶传》，这些官职、爵位均曾为萧纶所担任。天监十三年，萧纶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户。普通七年，拜侍中。大同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诸军事、平西将军、郢州刺史，迁为安前将军、丹阳尹，虽然时间上可能不合，但这些官职、爵号确曾为萧纶所曾有，并不是张冠李戴。再来看四月十八日奉梁武帝命宣敕的中书舍人任孝恭，据《梁书·文学下·任孝恭传》，任氏确曾为中书舍人。传云：

外祖丘它，与高祖有旧，高祖闻其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初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通事舍人，敕遣制《建陵寺刹下铭》，又启撰高祖集《序文》，并富丽，自是专掌公家笔翰。孝恭为文敏速，受诏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辄称善，累赐金帛。[10]

从其传看来，中书通事舍人一职是他的最后官职，任期是比较长的。因为该传接下去就叙述太清二年侯景之乱时，任孝恭启求募兵抗侯景之事，那已是梁末之事。综合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广弘明集》的记载伪造的可能性比较小。问题可能出在“天监三年”这四个字上，或是后世传刻之误，或是后人故意改动。

凡是梁武帝举办或参与的比较重大的佛事话动，正史如《梁书》、《南史》均会有所记录。考《梁书·武帝纪》记梁武帝的佛事活动是从普通元年(527)三月舆驾幸同泰寺舍身开始的，而《南史·梁本纪》记梁武帝的佛事活动则始于天监十八年（519），比《梁书》记载要早八年。《南史》云天监十八年夏四月丁巳，帝于无碍殿受佛戒，赦罪人。考夏四月丁已，正好是四月八日，是佛诞日，正好与《广弘明集》记载 四月八日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相合。又《南史》云是年夏四月丁已，帝于无碍殿受佛戒，赦罪人。又《南史》云“受佛戒”，没有具体说明到底受的是何种佛戒。“受佛戒”其实受的是菩萨戒。《广弘明集》亦说“于时帝与道俗二万人，于重云殿阁上手书此文，发菩提心。”邵陵王萧纶上启亦云“受菩萨大戒”，可见梁武帝在下舍道事佛诏的同时接受了菩萨戒。因为只有受了菩萨戒，方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佛教徒。劳政武先生《佛教戒律学》说：“菩萨戒是无尽戒，即要起誓遵守到成佛为止的，来世无论多少世若未成佛便要守持下去。”[11]又《梁书》、《南史》所记的梁武帝佛事活动中，除这次在四月八日举行之外，其余的均不在四月八日。[12]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广弘明集》所说的“天监三年”，可能是“天监十八年”之误。

我们还有一则材料可以用来佐证我们的推测。《续高僧传》卷七《释慧约传》云：

至（天监）十八年已亥四月八日，天子发宏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暂屏衮服，恭受田衣，宣度净仪，曲尽诚肃，……大赦天下，率土同庆。[13]

这段记载除“天监十八年”与《广弘明集》所记“天监三年”不同之外，其月、日与内容均相合。《南史》云地点在“无碍殿”，《广弘明集》则记为“重云殿”，《释慧约传》则又记为“等觉殿”，这均是传闻异辞，无关宏旨，总之就在华林园内就是了，因为这些殿堂都设在华林园。至于参加人数，《广弘明集》记为“道俗二万人”，《释慧约传》记为“四万八千人”，这也只是模糊数字，当时不可能有精确的计算，总之，理解为参加的人数很多就可以了。梁武帝受菩萨戒在天监十八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续高僧传》卷七《释法云传》、卷五《释智藏传》均提到“天监末”、“天监将末”，梁武帝“躬受大戒”、“将受菩萨戒”的字样，而天监总共就只十八年，所以这些材料也间接佐证了梁武帝受菩萨戒之事的确在天监十八年四月八日。我们认为，虽然梁武帝信仰佛教可能早在竟陵王西邸时期已经形成了，但这有个认识的发展过程，天监三年他还没有达到舍道事佛的信仰程度。梁武帝真正崇佛是在下诏舍道事佛接受菩萨大戒之后，即天监十八年四月之后。这都有典籍可征。如《梁书·韦叡传》在叙韦叡天监十七年征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之后，在普通元年夏迁侍中、车骑将军之前，加了一段评语：“高祖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14]可见，史臣亦以为梁武帝崇信佛教是从天监末年之后才开始的。又《梁书·江革传》记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时，江革为魏人所执，后被送回，该传接着说：“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革因启乞受菩萨戒。”[15]元法僧降附在普通六年（525），梁朝佛教的兴盛大约就在此时，因此定梁武帝天监十八年舍道事佛还是合理的。又，《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萧统传》云：

（天监）十四年正月朔旦，帝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时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信三宝，遍览众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16]

在天监十四年和普通元年（520）之间插叙梁武帝大弘佛教之事，亦可证梁武帝天监十八年舍道事佛是大致可信的。又，《续高僧传》卷六《释法云传》也说“天监将末”，在梁武帝躬受菩萨戒之后，“王侯朝士，法俗倾都”，“皆望风奄附，启受戒法”。同书卷七《释慧约传》、卷一《释宝唱传》亦有类似之记载。综合上述论证，我们认为《广弘明集》梁武帝舍道事佛诏中的“天监三年”应是“天监十八年”之误。[17]如果我们的论证不误的话，那么这些记载中的一些疑问就可迎刃而解了。

首先，如果此事发生在天监十八年的话，萧纶当时年已十二、三岁，能作出上启响应父皇舍道事佛之举自属平常之事。即使此启不是他手撰，亦自有僚属为其捉刀，自然不在话下。而且据《梁书》本传，天监十八年他被征为信威将军，时在京师，自然能及早响应父皇的号召。至于天监十八年其为信威将军，与文中所题“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不符，则只能理解为后人以萧纶后来的官职署之了。

其次，任孝恭为中书舍人一事的疑问也可解决。《梁书·文学下·任孝恭传》记其被召入西省撰史，实为奉朝请，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俄兼中书舍人。上文我们提到任孝恭被召入西省撰史当在天监十二年以后，也就是说任氏初为奉朝请必在天监十二年之后，经过进直寿光省、为司文侍郎的任职过程，则其兼中书通事舍人在天监十八年亦在情理之中。

有一点还必须指出，我们虽然考定梁武帝舍道事佛在天监十八年四月，而不是《广弘明集》所记的天监三年四月，但如果说“十八”变成“三”是后世传刻之误的话，那么“十八”误成“三”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不排除后世之人故意将“十八”改成“三”的可能性。至于宋志磐《佛祖统记》卷五十四“梁武帝天监二年，率群臣士庶发菩提心，永弃道教”的记载，其中“天监二年”当是“三年”的传写之误，是承袭《广弘明集》“天监三年”的记载所导致，这也从一个侧面间接说明了《广弘明集》的记载至少在宋代已误为“天监三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