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僧与高僧——“高僧”名称的来源和具体意义

作者：曙祥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9日

内容提要：佛教从汉代传入中国，直至南北朝时的梁代，人们一直习惯用“名僧”这个词来称呼重视修持、品德高尚、学识优长的僧人。这一点，通过梁代宝唱所著的《名僧传》的书名就可以看出。但是同时代的慧皎不提倡以“名”作为立传的标准，认为名僧未必有真实的修养和学问，而有真才实学的人，未必能知名当世。于是在重作僧传时，定名为《高僧传》，以“高”字代“名”，提出了“高僧”的标准。“高僧”这一名称，即来源于此，通用至今。根据《高僧传》我们可以看出，高僧们不管是出名或不出名，都有“高”的地方，有名者亦非徒具虚名。“高僧”这一名称的具体意义是：高僧们的“高”，高在学问、修证、品德、行为和弘法技艺上，我们可以简称为学高、修高、德高、行高和艺高，无论是哪类“高僧”，其“高”，不是“高”在对佛法的修证上，就是“高”在为佛法的弘扬与流传所做的贡献上。

关键词：名僧　高僧　《名僧传》　《高僧传》　名称　来源　意义

作者曙祥法师，中国佛学院2007级研究生。

一、序　言

“高僧”这个词，中国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经常用到或碰到。在汉传佛教众多佛教徒的心目中，一位“高僧”，就是一面旗帜，就是一个榜样，可以作为自己景仰的对象，可以成为自己精神的导师。而许多中国人也知道，历史上如玄奘、鉴真等出家人属于“高僧”；人们在谈到精通佛理、修行高深的出家人时，往往用“高僧”这个词来表达对其的尊敬。那么，“高僧”这个词，具体的意义是什么？怎么会在历史上出现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搞清楚这些，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使用“高僧”这个概念。因此，本文根据相关的文献，对“高僧”这个概念进行了考察。

二、《名僧传》与《高僧传》

——“高僧”名称的来源

中国的佛教，自从汉朝传入以后，到了南北朝时的梁代，已经非常地兴盛。佛教传到中土并在中土兴盛，得归功于众多具备献身精神的高僧。从汉朝到梁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出家人，他们以自己的信仰、智慧和行为，或专门修行，或翻译经典，或宣扬佛法。中国向来有为杰出人物立传的传统，此时，人们对这些优秀佛教人物，自然而然地就会用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传记文体，来纪念他们修行或发展佛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为后来的僧人和信众树立榜样，这就是后世各种僧传产生的原因。

在梁朝以前，关于僧人的传记，已经出现了很多。但是，这些传记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记载的内容都不全面，有的仅记述某一位僧人，有仅记述某一类僧人，有的仅记述某一个地区的僧人[1]。虽然这些僧传记载的内容比较个别、分散、不广泛，但是综观佛教史实，后来那些优秀而重要的僧传，都是在这些僧传以后产生的。可见，这些僧传开了风气之先，为后来优秀僧传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后来那些内容全面的僧传，正是在这些僧传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到了梁代的天监年间（502－519），终于有一部优秀的综合性质的僧人传记《名僧传》产生了。《名僧传》突破了以前诸僧传的局限性，所收录僧人的范围是综合全面的，从空间上来说遍及全国范围，从时间上来说从佛教传入以后直到作者的时代，从内容上来说包括了各类僧人。

《名僧传》，梁朝宝唱撰，已轶失。日本笠置寺的僧人宗性曾于日本的文历二年（1235），将该书的目录、部分传文抄成1卷，称之为《名僧传抄》，保留了《名僧传》的一部分内容，今收于《卍续藏》第77册[2]。《名僧传》的基本成书年代，在梁朝天监十三年（514）[3]。完全刊定的年代，应该是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据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卷3记载，天监“十八(勅沙门宝唱撰名僧传三十一卷)[4]”。《名僧传》的正文有30卷，加上最末一卷的“序录”，共31卷[5]，收录后汉至南齐时期的中外僧人共425人，分为七个科目：一、法师：卷1－卷17；二、律师：卷18；三、禅师：卷19－卷20；四、神力：卷21；五、苦节：卷22－卷28；六、导师：卷29；七、经师：卷30。宝唱撰写《名僧传》，是受其老师僧佑的影响。这一点，据唐朝道宣《续高僧传》所记载《名僧传》的序文可以看出：“窃以外典鸿文布在方册，九品六艺尺寸罔遗，而沙门净行独亡纪述，玄宗敏德名绝终古，拥叹长怀靡兹永岁。律师释僧佑，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文广不载。”[6]另外，从现存的《名僧传抄》里，也能看出宝唱引用了老师僧佑《出三藏记集》的内容。可见，为了让诸沙门的“净行”得到记载而流传后世，其老师僧佑在《出三藏记集》中已经着手进行了这项工作，而宝唱则在其师的著作及历代史料的基础上，让僧佑的工作得到了继续和发展。

《名僧传》这部作品，其价值和诸多优点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体例驳杂，不够谨严；着录的僧人过于广泛，不免有滥收之处；加上偏重文辞的修饰，自然要影响作品的真实性；也有一人两见的”，[7]所以《名僧传》撰成仅仅几年后，就有了一部《高僧传》出现于世。

《高僧传》，梁朝慧皎撰，共有14卷，收录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梁朝天监十八年453年间共257位中外高僧的传记，附见274人。全书分为十科：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慧皎撰写本书为僧人作传，主要是为了区别“名僧”，突出一个“高”字。按常理来进，人们的目光往往容易被享有大名的僧人所吸引。在当时的许多名僧里，确实也有许多人是具仪范、重实行的。当时，人们也许总是习惯用“名僧”这个词来称呼有德行、有学问的僧人，犹如世间的“名师”、“名将”、“名臣”、“名匠”、“名家”等称谓。所以，宝唱才会将自己所撰的僧传称《名僧传》，这也是合理的。但是佛教传到南北朝时，僧人的队伍庞大，各种僧人传记很多，其中名不符实者为数不少，而有些注重个人实修，品德、行为高尚的人却不一定为人所知。这一点，可以通过《高僧传》的记载看出，在《高僧传》的序录里，慧皎说到：

凡十科所叙，皆散在众记，今止删聚一处，故述而无作，俾夫披览于一本之内可兼诸要。其有繁辞虚赞或德不及称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贤异，止为十三卷，并序录合十四轴，号曰《高僧传》。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8]

慧皎通过对“众记”的详细考察，深刻发现了“高而不名”和“名而不高”的问题，所以对宝唱所著的《名僧传》这个“名”字不太满意，不提倡以“名”作为立传的标准，于是在重作僧传时，以“高”字代之，提出了“高僧”的标准。他认为名僧未必有真实的修养和学问；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又每每不肯随俗俯仰，未必能知名当世。“高僧”这上名称，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并且一直流传使用至今。而在称呼上习惯以“高”代“名”，可以说也成为了佛教的一个特色。

三、 “名僧”与“高僧”之辨

——“高僧”的具体意义

慧皎在《高僧传》里提出了“名而不高”和“高而不名”的说法。当然，在慧皎以前的名僧里，也有不少人是“既名又高”的。那么具体来讲，什么样的人是“名而不高”？什么样的人是“高而不名”？什么样的人是“既名又高”？

（一）“名而不高”者

我们现在根据《名僧传抄》的目录可以看出，《名僧传》收录的425位僧人中，共有87位不为《高僧传》所载：卷6的飞龙山僧光、昙从，卷7的僧詅，卷10的昙恒、法整、僧行，卷11的惠超，卷14的道施、昙无达、道景、惠庄，15的惠因，卷16的谢寺僧度、道爱、昙渊，卷17的惠智、中兴寺僧念、弘苑、长乐寺僧周、惠原、僧修、昙通、僧显，卷18的道远，卷19的跋摩瞿沙、智山、摩腾掘帝，卷20的道韶、道恭、僧谘、惠全、智寅、道忠、昙智、法隐、惠晖，卷21的納衣、南海罗浮山沙门，卷22的惠永、僧开、僧兰、僧隆、惠坚、僧全、僧嵩，卷23的支昙嶷、支法干、僧秀、惠简、道固、僧弘，卷24的弘济、僧业、法纻、弘愿，卷25的普施、法恒、玄敦、惠标、智玄、僧懿、惠宏、道毗、惠辨、惠忠、法训、法纤、惠志、惠演、仙窟寺法惠，卷27的惠护、僧锺、僧杨、道静、道矫、昙副，卷28的僧律、法智、净开、僧运、僧智、法翼、智爱、灵曜寺法意、僧瞿，卷29的僧憙，卷30的僧琮。

《高僧传》对这些人物没有收录的原因，当是如慧皎在传中所说：“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但是，根据其它文献记载，在这85人中有些人品德也是高超的，如卷10的昙恒，这也说明《高僧传》对高僧与名僧的区别并不是完全精确，也有疏漏之处。

《名僧传抄》保存了一些《名僧传》中人物的传记。《名僧传抄》中所记载而《高僧传》没有收入的人物，有僧行、道韶、纳衣、道矫、昙副、法祥（法祥，当是属于卷28的附见）。《名僧传》里的这六位名僧，“名”在何处？根据《名僧传抄》的原文，我们可以看出。

僧行：

和上讳僧行，……和上同学僧悝，擅名东夏，与和上影响惠基，共弘至教。悝山阴人，体度弘泰，风味宕远。基每曰：“能光益风化，唯行、悝而已”。和上以人间諠动，乃移住法华寺，自非法事。足不下山。永明中，上虞县城山寺，是蔡兴宗所立，年岁稍久，风范雕丧，既阙总领，请和上镇正，乃拂衣就之。于是阐扬法教，开示诱施，齐齐乌众等化之……[9]

僧行之所以名，名在“阐扬法教，开示诱施”。

道韶：

……少出家，勤道业，读诵大乘，披览戒律，备学诸禅。头陀为事业，披服弊衣，或冢间而坐。年过知命，操节愈明。每至独处山林，单行兽窟，遍入诸门，历观生死。甞夜坐树下，忽雷电霹礰，折树甫枝，猛虎群号，转石奔落。韶端然不动，禅嘿无异。明村人献供，问路泥深浅，村人云：“不雨久”，方悟鬼神所为焉。其日中晡，又见索甲弥山，舟旗竟野。俄而有人来问韶曰：“沙门何故夺仆所住？”韶答曰：“本来相就，欲以道变俗，谓君是善神，共求胜果，不虞见恠”。神有恧焉。韶刚正质直，少长一槩。独处山间，三十余载，时遇恶魔，多类此也。后于房中坐禅，举身皆冷，唯心下微温。眷属皆悲，谓已迁灭。经四日乃起，问其故。自说见阎罗王投其手，觉身便冷，谓韶曰：“君今来此，当案行地狱，指示罪人。此皆不信正法，造三恶业。君命尚延，可教化人间”。韶曰：“世间有佛经，善教犹不遵修，况我常人言岂生信？”阎罗王曰：“当为君现证，令人信也。”因投右臂，牵使长八寸，而左手如故。及起右臂，果长。于是精勤有倍恒日，劝导道俗，讲说经戒。每中食，輙得舍利，诸有起塔者，皆给与之。自尔以后，气力康胜……释智绍昔至抱罕，亲见臂有短长(云云)。[10]

道韶之所以名，名在鬼神感应之事。

纳衣：

……多服纳衣，或时麻衣，而寒暑不易，故世以服为之号，故曰“纳衣”，或曰“麻衣”。身首疮痒，不甚洗浴。晋义凞中，常在广陵白土椂，讴唱引葃，以自欣畅。得直随以布施。昼游夜伏，莫知其栖息之处。运力终日，食不加口，靡有知其之所将饵……海行里外萧然都尽，不以姓名乡居语人，时世莫有知者。后人海行，于孤洲上，遇一沙门，求寄书与史宗，云其在白椂，披着纳衣道人是也。仍量书船中，同侣欲取看之，而书着船不肯脱。及至白土，歘然风起，飞书就宗，宗接而将去。人益异之，竞来敬事。拂衣南游，憩于永兴县龙山大寺。常过鱼梁，鱼人将获，行有屠脍，纳衣意甚悯然，乃入上流浴群鱼散走。其潜样物类皆如此。为人清达，不悦荣华，性用深点，雅怀利益。善谈玄儒，洞真实相。会稽谢劭魏迈之等，皆笃论渊博，并从其师受……[11]

纳衣之所以名，名在言行举止与众不同。

道矫：

道矫，高陆人也。性清约，蔬食禅诵。住龙花寺，专当寺任，恪居客众。元嘉十六年，磬率衣资，开诱闻业。与建康民朱舛孙，共起佛殿三间，并诸花幡。造夹苎弥勒佛倚像一躯，高一丈六尺，神仪端俨，开发信悟。春秋九十三，二十六年卒(云云)。[12]

道矫之所以名，名在建寺造弥勒佛像之事。

昙副：

……憩安乐寺。宿植其因，产业丰积。虽蕴金盈遗，不以累心，行慈悲，知止足，常内怀矝伤，以济物为务。为沙门宝志所敬，常言“此人五法城之侣也”，每记之云：君当生兜率懃慈氏。符其本愿，会其夙心，乃舍赀财，造《法花》、《无量寿》、《弥勒》、《四天王》、《遗教》，及《贤劫千佛名》、《僧尼戒本》，各一千部。作布萨筹十万枚，传布遐方，流化殊域，开畅微远，竭财弘教，尽思幽深，应门到广。戒行精峻，唯至唯勤，乃通梦想。有人语之曰：若兜率之业已辨，无所复虑也。又梦弥勒佛手摩其顶，天香幡气神龙现体。一二年中灵应想袭……。[13]

昙副之所以名，名在“竭财弘教”愿生兜率之事。

法祥：

释法祥，精进有志节。以元嘉九年。立弥勒精舍(云云)。[14]

法祥的记载甚为简单，但也可以看出，法祥之所以名，名在“精进”与“立弥勒精舍”之事。

《高僧传》为什么没有将以上这六位僧人收入呢？根据以上《名僧传抄》原文的记载，可以窥见大概。《高僧传》的体例严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对于收录的僧人自有其标准。像道韶的鬼神感应之事、纳衣的言行举止与众不同、昙副的“竭财弘教”愿生兜率之事，与十科的标准是不太切合的。而僧行的“阐扬法教，开示诱施”或许可以划入“义解”科中，道矫和法祥的建寺造弥勒佛像之事或许可以划入“兴福”科中，但毕竟事迹不详，言之过简，不够严谨。所以，这六位僧人虽“名”，却不宜列入“高”中。正体现了慧皎对人物收录的标准：“其有繁辞虚赞或德不及称者，一皆省略”。

（二）“既名又高”与“高而不名”者

——“高僧”的具体意义

按照慧皎《高僧传》的观点，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名僧传》中338位被收入《高僧传》中的僧人，多数可以视作“既名又高”者，而在《高僧传》中收入而《名僧传》中没有被收入的，则基本上可以视作“高而不名”者。也就是说，《高僧传》一书中，包括了两类高僧：“名而不高”者和“高而不名”者。但是，不管是哪一类，都属于高僧。这些高僧，究竟“高”在何处，即“高僧”这一名称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就是本文下面要探讨的内容。

《高僧传》全书分为译经、义解、神异等十科（类）：一、译经科（一至三卷）——记载了许多在翻译佛典上有贡献之僧；二、义解科（四至八卷）——记载了许多善于研究、讲说经论之僧；三、神异科（九、十卷）——记载具有神通之僧；四、习禅科（第十一卷）——记载专修禅定之僧；五、明律科（第十一卷）——记载研究、实践戒律之僧；六、亡身科（第十二卷）——记载委弃形骸，轻身殉道之僧；七、诵经科（第十二卷）——记载讽诵经典，歌咏法言之僧；八、兴福科（第十三卷）——记载起寺、建塔、造像，广修福业之僧；九、经师科（第十三卷）——记载善于“转读”长行（即用一定的音调诵咏佛经里的长行），或善于“呗赞”偈颂（即用一定的曲律歌唱佛经里的偈颂）之僧；十、唱导科（第十三卷）——记载在斋集时，序因缘、引璧喻，以宣讲佛理之僧。

十科的排列次第，是有其道理的：1.佛教流传，实由于印度和西域大师们的东来及中国高僧的西去，这里面包括各宗各派的大师和翻译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居首要地位，所以译经列为第一。2.经典的弘扬，学说的传播，教义的解释，使佛教的道理能为广大信徒所接受，则有赖于法师的讲说和注释，使佛教的道理能为广大信徒所接受，则有赖于法师的讲说和注释，所以义解列为第二。3.神通，使强梁的人得到感化，回心向善，不嗜杀人，所以神异列为第三。4.安心禅寂，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门，由此而得到智慧、得神通，所以习禅列为第四。5.坚持律法，戒行清洁，是出家之士道德高尚的表现，所以明律列为第五。6.轻身殉道，委弃形骸，以启发大众檀施之心，所以亡身列为第六。7.吟讽经典，歌诵法言，以为音乐，所以诵经列为第七。8.建筑塔寺，造金石像，以示信仰之诚，所以兴福列为第八。9.在天竺很重视赞呗的歌咏，梵调传来此土，不少擅长转读的人，所以经师列为第九。10.在斋集时，升座说法，引譬喻，叙因缘，以浅显之辞，申奥妙之理，所以唱导列为第十。

通过《高僧传》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十科里的人物，虽然因德业不同，各有重点，但是中心都贯穿着“高”字的标准。高僧们正是因为有真才实学、真修实证或能够真干实行，才获得了人们的尊敬。高僧们不管是出名或不出名，都有“高”的地方，绝非徒具虚名。高僧们的“高”，高在学问、修证、品德、行为和弘法技艺上，我们可以简称为学高、修高、德高、行高和艺高，无论是哪类“高僧”，其“高”，不是“高”在对佛法的修证上，就是“高”在为佛法的弘扬与流传所做的贡献上，这就是“高僧”这一名称的具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