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裕的生平与著作

作者：圣凯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9日

内容提要：灵裕是地论学派南道系的重要人物，本文利用《大法师行记》等碑刻文献，结合僧传的记载，详细考察了灵裕的生平与著作。

关键词：灵裕　生平　大法师行记

作者圣凯法师，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

地论学派是以弘扬《十地经论》为中心，兼习《华严经》、《涅槃经》等，以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所译经论为主，经过慧光、道宠等人的弘扬，从而形成南北二道。由于地论师大都兼传戒律，担任僧官，在当时北方佛教界具有重大的影响。在地论学派南道系中，道凭-灵裕一系是非常重要的，对后来华严宗、天台宗影响很大。

道凭（488-559），俗姓韩，平恩（山东丘县）人。十二岁出家，研习《维摩经》、《涅槃经》、《成实论》等，复入少林寺修禅。后从慧光律师受学《四分律》，随侍十年。辞别慧光后，从事于讲说《十地经论》、《涅槃经》、《华严经》、《四分律》等。

道凭为了能够专心禅修，曾在河南安阳灵泉寺东侧开凿“大留圣窟”。现存大留圣窟，为方形平顶窟，壁面和窟顶无雕饰，窟中三尊圆雕坐佛像，中尊为卢舍那佛，左、右分别为阿弥陀佛和弥勒佛。窟口上方原有“大留圣窟，魏武定四年（546）岁在丙寅四月八日，道凭法师造”题刻。[①]

道凭辩才无碍，洞会经论深意，被比喻为佛陀十大弟子之一——“舍利弗”。当时，京师人士都惊叹说：“凭师法相，上公文句，一代希宝”。可见，道凭的才学能与法上相提并论。道凭虽然擅长讲说，但是“心缘口授，杜于文相”，因此可能没有从事撰述。[②]北齐天保十年（559）示寂于邺城西南宝山寺（即灵泉寺），世寿七十二。灵泉寺旧址还有一对单层方形北齐石塔，塔辟圆形拱门。塔侧刻“大齐河清二年（563）三月十七日，宝山寺大论师凭法师烧身塔”铭记，由此可知为道凭烧身塔。

有关灵裕传的重要资料，有如下三种：

一、《大法师行记》，弟子海云集，贞观六年（632）八月建；

二、道宣撰《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续高僧传》卷九）；

三、释德殊撰《相州天禧镇宝山灵泉寺传法高僧灵裕法师传》，绍圣元年（1094）十二月。

灵裕的弟子海云，事迹未详，宝山灵泉寺保存有贞观二十年四月八日造《报应寺故大海云法师灰身塔》。《大法师行记》是研究灵裕乃至地论学派的重要资料，可惜碑文磨灭不清，《全唐文》亦有收录。德殊是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游宝山，见玄林塔像及道凭石窟，感慨没有灵裕塔，于是集众力在寺院的东南隅建塔设像，刻碑明示由来。

同时，由于宝山灵泉寺石窟研究的推进，为探讨灵裕的生平与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21年11月29日，常盘大定抵达宝山灵泉寺，展开为期三天的调查工作，为宝山灵泉寺研究的嚆矢。[③]1938年，常盘大定提出灵裕的思想可能和三阶教有关的看法，是大住圣窟研究上的一大突破。1981年，牧田谛亮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宝山石刻拓片，研究了灵裕的生平与开凿大住圣窟的意义。[④] 在中国方面，我国建筑史权威刘敦桢在抗战前调查了宝山灵泉寺石窟，并发表调查记录。[⑤]1983至1984年，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组织了灵泉寺考古勘察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清理工作，并发表宝山灵泉寺石窟的简报。[⑥]丁明夷进行宝山灵泉寺石窟造像题材的研究。[⑦]1991年，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又出版《宝山灵泉寺》一书，选刊安阳地区的石窟造像、摩崖石刻塔林、碑铭题记等图片四百余帧。[⑧]1997年，大内文雄依宝山灵泉寺的塔铭，揭示了隋唐时代宝山灵泉寺的状态。[⑨]1998年，李玉珉探讨了大住圣窟配置布局的思想基础、石窟功能以及其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等方面。[⑩]2004年，高玉春依《续高僧传·灵裕传》考察了灵裕的生平与思想，以及灵裕弘法的地位和刚正品格。[11]大住圣窟丰富的资料和研究报告、成果，充分反映了学界对灵裕的重视。　

一、灵裕的生平

灵裕（518-605），俗姓赵，定州钜鹿曲阳（今河北曲阳）人。幼年宿具善根，学习儒家典籍。十五岁时，父亡，服丧毕。十八岁时（535）[12]，前往赵郡（今河北赵县）应觉寺，投僧明、昙宝二禅师座下出家。应觉寺早在北魏时期就已创建，沈涛《常山贞石志》卷四著录唐开耀二年（682）所立《大唐开业寺李公之碑》提供了该寺的渊源。碑云：

开业寺者，后魏黄门侍郎，使持节卫大将军陕州刺史，都督冀、定、瀛、相、殷五州诸军事，尚书令，固安伯李公舍山第之所立也。其地则前临漳水，金凤骋光而振义；却负常山，玉马腾姿而绝影。东瞻峻堞，宛若香城；西据崇岩，依然雪岭。盖全赵之胜地焉。公讳裔，字徽伯，赵郡元氏人也。……先是有沙门僧明、昙宝等，并不知何许人。属魏氏之迁都，随孝文而戾止，……睹此愿力，共谋经始，……于彼延昌之末锡其偃角之名，孝昌年际改为隐觉。自魏历齐，僧徒弥广……[13]

同书还记载碑阴上截为刻像，下为题名：“沙门昙朗供养，沙门昙宝供养，置寺沙门僧明供养，建伽蓝主陕州刺史司徒公李徽伯，息徐州刺史北海郡子旦，息豪州刺史兵部尚书子雄，玄孙行本州录参军崇悊……”等。可知，李氏家族一门崇佛。此寺是在元氏故城之西，封龙山[14]东麓或是邻近的山地上。偃角、隐角、应觉，都是同音。《续高僧传·灵裕传》说灵裕 “默往赵郡应觉寺，投明、宝二禅师而出家焉”。[15]灵裕于535年，在应觉寺出家，其师即是僧明[16]、昙宝。

起初师令诵经，灵裕发愿：“我今将学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当穷旨，终无处中下之流；暨于儒释两教，遍须通晓也。”[17]《大法师行记》说：“吾当学问于阎浮提中，作最大法师，若囗不尔囗囗囗……”可见，灵裕具有大志愿与坚定的意志力。

二十岁时（537），灵裕欲前往邺都，向《十地经论》研究权威、四分律宗的开祖慧光参学。《大法师行记》说：“二十有一，南游邺京”，可能是指真正到达邺都的时间。二十一岁（538）时，依《魏故昭玄沙门大统墓志铭》，慧光是在元象元年岁次戊午三月庚申朔十四日癸酉（即公元538年3月14日）圆寂，灵裕到达邺都时，慧光刚好去世七日。于是，转投慧光的弟子道凭（487-559）为师，听《十地经论》与《菩萨地持论》。道宣说：“荏苒法席，终于三年”，依《大法师行记》，灵裕在受戒后，曾回邺都，从道凭继续学习。二十二岁（539）时，灵裕离开道凭，前往定州受具足戒。因为僧明、昙宝二师不肯为灵裕本师，因此无法进入戒场。当时定州刺史侯景（503-553）知灵裕道行，奏请准许受戒。侯景在二十岁时，在尔朱荣而任定州刺史大行台，尔朱荣灭亡后，入仕东魏，被高欢提为河南大行台。

灵裕在受戒后，《大法师行记》记载：“还向定州而受具戒，受已，连翩复返上京”，可见仍然回到邺都，继续学业。二十六岁时（543），《大法师行记》记载：“季廿六，从隐律师也”，灵裕南游漳滏（河南临漳县），在昙隐门下学律。当时，昙隐住邺东大衍寺，年六十三在邺城大觉寺入寂。昙隐是道覆的弟子，精通律部，师事慧光，被称为“光部之大弟子”。定州刺史侯景尊崇昙隐，为其造寺。昙隐晚年回到漳滨（河南临漳县，漳水），侯景为其建大衍寺，昙隐努力阐扬佛教，为“通律持律，时惟一人而已”。灵裕在昙隐门下学习《四分律》，笔记整理师说，于是后来便有《四分律疏》五卷行世。

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546），灵裕二十九岁时，辞别昙隐，回到邺都，仍然在道凭座下研究《十地经论》。是年道凭五十九岁，四月八日，道凭创建宝山寺窟。这时，灵裕开始自己的撰述生涯。道宣说：“自年三十，即存著述”，最初的著作即是《十地经论疏》四卷[18]。但是，灵裕同时在邺都继续学习大小乘经论，从安、游、荣学习《杂心论》，《大法师行记》说：“荣论师听《杂阿毗昙》四有余遍，两遍既周，私抄”，即著《毗昙论抄》；而且就嵩（即慧嵩）、林二师学习《成实论》，著《成实论抄》。而且，灵裕在邺都就教于道凭座下时，亦就学于昭玄大统法上，当时“法上势覆群英，学者望风”，但灵裕“伏节专贞，卓然不偶伦类”，因此法上非常敬佩他。而且，在邺都旁涉儒学，覆述儒家典籍，可见灵裕的学问之广博。

《大法师行记》记载，天保元年（550），灵裕在邺都讲《十地经论》。北齐文宣帝的皇后身染疾患，发愿讲述《华严经》，昭玄诸统一致举荐灵裕为法主。灵裕讲经“穿凿新异”，“意在纲领，不在章句”，于是被号为“裕菩萨”，由此可知当时灵裕的影响力。

道凭创建宝山寺后，灵裕应该经常住在宝山寺。道凭在北齐天保十年（559）三月七日，卒于宝山寺。而现存灵裕《华严文义记》残本卷六题记云：“天保十年沙门灵裕在宝山寺集记 鸾供养”[19] ，可见灵裕在此期间，除了追思其师外，从事《华严文义记》的撰述。于是，宝山寺成为灵裕弘法、禅修的重要寺院。河清二年（563）三月十七日，道凭法师烧身塔的建造，应该是在灵裕的主持下进行。河清三年（564），灵裕四十七岁，范阳卢氏请灵裕前往讲经，“常溢千人，听徒嘉庆，前后重叠”，可谓盛况空前，《大法师行记》亦记载此事。后来，灵裕仍然回到邺都。

“周武灭佛”时，灵裕潜形遁世，头扎麻带，如丧考妣；带领同道聚居村落，昼谈俗书，夜论佛理，而且撰述种种著作。隋代佛法初兴，开皇三年（583），相州刺史樊叔略开创弘讲会，延请诸僧说法，灵裕前往，不负重望。樊叔略推举他为都统，灵裕坚辞不往。开皇十年（590），灵裕在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灵通寺讲经。隋文帝下诏，令灵裕入京。于是，步行入长安，住兴善寺。隋文帝召集众僧，欲授国统之位。灵裕上表请归相州，左仆射高颖、右仆射苏威等诸大臣皆有意让灵裕当国统，于是上书隋文帝，隋文帝下敕三次邀请，灵裕都坚辞不遂。于是，隋文帝赠送厚礼等，以助修建宝山寺，而且赐额为“灵泉寺”。在长安期间，灵裕曾入净影寺，众僧布萨诵戒，慧远没有出席而仅委托其他比丘陈说（即“说欲”）。于是，灵裕高声指责，可见灵裕秉性刚直，持戒谨严。

开皇十一年（591）春天，灵裕回到宝山寺。后来，灵裕又住相州演空寺。隋文帝在仁寿年间，下诏敕送舍利，而且于诸州起塔。所以，灵裕在寒陵山营造九级浮图，仁寿四年（604），造到四层，灵裕预知生命垂危，于是加快工程进度。大业元年（605）正月二十二日，卒于相州演空寺，世寿八十八岁。殡于宝山灵泉寺侧，弟子为他在宝山起造灰身塔，塔侧有贞观六年（632）弟子海云所写的《大法师行记》。

二、修建大住圣窟

道凭创建宝山寺，天保十年（559）卒于此寺，灵裕亦时常住在此寺，可见灵裕与宝山寺渊源深厚。灵裕扩充、重修宝山寺的机缘，在于得到东安王娄睿的支持。关于娄睿（？-570）的生平，《北齐书》卷四十八、《北史》卷五十四收有《娄睿传》，较为简略。1979年，在在山西省太原市娄睿墓中出土《齐故假黄钺右丞相东安娄王墓之铭》，则详细说明了娄睿个人的身世、生平事迹等。[20]

娄睿（？-570），鲜卑人，本姓匹娄，简改称娄，墓志说他是“太安狄那汗殊里”人。从《北齐书·武成纪》，《娄睿传》及出土墓志来看，他的姑母娄昭君是高欢的嫡妻，他即为北齐武明皇太后的内侄。自随高欢“信都起义”，先为帐内都督，曾平定叛乱，收复炽关，为北齐建立军功，皇建元年（560），封为南青州东安郡王，先后封司空、司徒、太尉，天统二年（566）封为大司马统领全军，三年（567）为太傅、太师，兼录并省尚书事、并省尚书令，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重臣。在东魏、北齐之世，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但是，娄睿以外戚而贵幸，也有纵情声色、家敛无厌、滥杀无辜等劣迹，《北齐书·娄睿传》记载：“睿在豫境，留停百余日，侵削官私，专行非法，坐免官”[21]，娄睿仍被赫免，而且以军功进大司马一位。鲜卑贵族与汉世大族的夺权斗争，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22]天统四年（568）十二月，武成帝（高湛）崩。但是，娄睿的晚年在夺权斗争中，显得没落。于是，归信灵裕，倾自身实力修建宝山寺。《续高僧传·灵裕传》说：

齐安东王娄睿致敬诸僧，次至裕前，不觉怖而流汗，退问知其异度，即奉为戒师。宝山一寺，裕之经始，睿为施主，倾撒金贝。[23]

灵裕得到娄睿的支持，从而扩充了宝山寺的规模。建德六年（577），灵裕六十岁，北齐王朝灭亡，同时在北齐境内继续实施“灭佛”政策。《大法师行记》说：“三宝顿坏残，僧惊窜逃，趣无于时……”[24]，宝山寺在这期间可能亦毁坏荒废。

开皇三年（583），灵裕得到当时相州刺史樊叔略的外护。灵裕回到宝山寺，开始再次重修寺院。开皇九年（589），灵裕复于寺西侧创凿大住圣窟一所。窟作方形平面，覆斗形窟顶，窟由东、西、北三壁各凿一大型圆拱龛，龛中雕卢舍那佛、弥勒佛和阿弥陀佛，龛侧雕三十五佛和七佛。窟门外东侧镌刻灵裕造窟记：

大隋开皇九年乙酉岁，敬造窟用功一千六百廿四，像世尊用工九百：卢舍那世尊一龛、阿弥陀世尊一龛、弥勒世尊一龛、三十五佛世尊三十五龛、七佛世尊七龛、傅法圣大法师廿四人。[25]

窟门两侧浮雕那罗延神王和迦毗罗神王各一尊，窟内前壁东侧线刻“世尊去世传法圣师”二十四祖形像，始于大迦叶，终于师于比丘。
　　此外，窟内外石壁还刊刻佛经多部，计有窟内前壁西侧《大集经·月藏分》和《摩诃摩耶经》，窟外窟门西侧《大集经·月藏分·法灭尽品》、《胜鬘经》、《法华经·分别功德品》、 《法华经·如来寿量品》、《二十五佛名经》、《三十五佛名经》、《五十三佛名经》、《无常偈》等。大住圣窟的上述布局与内容，为研究灵裕思想及北朝晚期的佛教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道宣《续高僧传·灵裕传》记载：

又营诸福业，寺宇灵仪。后于宝山造石窟一所，名为金刚性力住持那罗延窟。而别镌法灭之阳，山幽林疏，言切事彰。每春游山之僧，皆往寻其文理，读者莫不歔叹而持操矣。[26]　

灵裕生当齐隋之世，亲睹北周武帝“灭佛”事件的教训，故著书论《灭法记》，凿窟“镌法灭之相”，刻经刊《大集经·月藏分·法灭尽品》，正是时势使然。这一时期兴建的石窟佛寺，镌刻经像以备“法灭”，是佛教“末法”思想真实具体的反映。

三、灵裕的著作

灵裕著述繁多，涉猎广博，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赞叹灵裕：“轨师德量，善守律仪，慧解钩深，见闻弘博，兼内外学，为道俗师。性爱传灯，情好著述，可谓笃识高行沙门。”[27]《大法师行记》按年龄排列著作，惜磨灭不清，所以依《续高僧传·灵裕传》，结合有关记载，考察其著作。

灵裕在三十岁即著《十地经论疏》四卷；依《大法师行记》，灵裕在三十一岁以后撰《胜鬘经疏》一卷、《菩萨戒本》一卷；天保十年（559）撰《华严文义并旨归》合九卷（即道宣所说《华严疏及旨归》）。四十三岁至四十七岁，有《央掘魔罗经疏》一卷、《无量寿经疏》[28]、《温室经疏》一卷、《遗教经论疏》一卷、《众经宗要》、《信三宝论》一卷、《食榖鸡卵成杀有罪论》（即道宣所说《榖卵成杀论》），这些是在《大法师行记》明确记载的书名。

四十七岁以后，因“周武帝灭佛”事件的关连，著《十怨十志颂》十首、《齐亡消日颂》二十七首、《触事申情颂》、《集灭法记》一卷、《集老经》一卷、《集庄记》一卷、《集五兆书》一卷、《华严注》一卷、《集申情书》一卷、《齐世三宝记》等。这些著作涉及到灵裕的末法思想。

六十六岁以后，撰有《四分戒本》一卷、《金刚般若论疏》一卷、《集破寺报应记》等著作。

七十四岁，应隋文帝之召，入住长安大兴善寺，辞却“国统”而归宝山寺。至入寂期间，撰述《佛法东行译经法师记》、《集上首御众法》一卷、《集寒陵山浮 图 记？》等。

除此以外，《续高僧传·灵裕传》著录有《地持论疏》、《维摩经疏》、《般若经疏》各两卷，《涅槃经疏》六卷、《大集经疏》八卷、《四分律疏》五卷、《大乘义章》四卷，《仁王般若经疏》、《毗尼母经疏》、《往生论疏》、《弥勒上生经疏》、《弥勒下生经疏》、《成实论抄》，《毗昙论抄》、《大智度论抄》各五卷，《圣迹记》二卷、《译经体式》、《受菩萨戒法》、《戒本首尾注》，《华严经》等其他经论序，《大小同异论》、《舍利弗目犍连传御众法》，《安民论》、《陶神论》各十卷，《劝信释宗论》、《医决符禁法文》、《断水虫序》、《光师弟子十德记》、《僧制寺诰》，《孝经义记》、《三行四去颂》及其他诗评并杂集等五十余卷。

另外，《历代三宝记》卷十五、《大唐内典录》卷十载有《灵裕法师译经录》一卷[29]，但是，灵裕本人则未见译经的有关记载。在《历代三宝记》卷六，在解释《放光般若经》的译者问题时，引用《法上录》、《灵裕录》[30]。在《大唐内典录》卷二，在曹魏世安法贤译《罗摩伽经》目注引《灵裕录》一次[31]。因此，姚名达推测，《灵裕法师译经录》有可能是灵裕“通录所藏或古今所译”。[32]

依道宣的记载，在灵裕的著作中有《译经体式》。《历代三宝记》卷十二记载，开皇十五年（595），灵裕七十八岁，隋文帝命有司勅撰《众经法式》，综合大小乘众经中沙门戒律的教导，依事别分类摘录，共为十卷，用以勅令比丘比丘尼遵佛陀嘱，如法守持。或许灵裕基于这种因缘，整理古代译经的体式，故有《译经体式》；另外，《佛法东行译经法师记》都是在相同的背景下而撰述。

灵裕的所有著作，法藏说：“自余内外章疏传记等总百余卷，现行于代”[33]。虽然灵裕重视戒律的实践与寺院的修建，但是他在义学的造诣上，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若灵裕的著作能流传于今世，南北朝、隋代的佛教史则可能呈现更加丰富的一面。

四、灵裕的弟子

灵裕门下法席隆盛，道宣说：“其志行之仪，可垂世范，故传者不漏其节焉”[34]，可见灵裕身教的影响力。

静渊（544-611），俗姓赵，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人。十三岁出家，“周武灭佛”时，“慨佛日潜，拟抉目余烈，乃剜眼奉养，用表慧灯之光华也”。隋文帝重兴佛法，学习《华严》、《地持》、《涅槃》、《十地》等经，而且“一闻无坠，历耳便讲”。静渊持戒精严，问学于灵裕，得到灵裕的赏识，“以为吾之徒也”。后来，静渊活动于终南山一带，创建至相寺。开皇十年（590），灵裕应诏入长安，住大兴善寺，而且常到至相寺，与静渊见面。在灵裕的建议下，在隋文帝的支持下，静渊将至相寺迁址重建，于是“自尔迄今五十余载，凶年或及，而寺供无绝”。[35]至相寺经历隋唐之交的社会动乱，一直保留着兴盛不衰的局面，从而为义学研究、禅修实践提供了稳定的环境。静渊的弟子有法琳、智正（549-639），而且智正后来常住至相寺，于是至相寺成为华严宗的发源地。

慧休（548-646[36]），俗姓乐，瀛州（河北河间县）人。十六岁时，依树[37]律师出家。前往邺都，受学于灵裕，“背负《华严》，远游京邺，一闻裕讲，鉴动身心”。慧休反复研读《华严经》五十余遍，但是对文句与至理未能融会贯通。于是，遍问诸师，无法解答自己的疑惑。复往渤海从明彦听《成实论》，从志念学习《毗昙论》。慧休著《杂心玄章抄疏》，讲授不断，于是驰名于河北。开皇十年（590），随灵裕入长安，从昙迁、道尼研习《摄大乘论》，而且造《摄大乘论疏章》。慧休对大小乘经论已经有深入的学习，于是从道洪律师听《四分律》，又听法励律师讲律，深入律藏。隋末，返回相州，居住在云门寺，贞观九年（635），帝频召入京，慧休以疾病固辞不就。十九年（645），住相州慈润寺，仍爽健如前，时年已九十八，太宗皇帝征伐辽东时路过，还亲自前往探视。慧休的著作有：《十地义记》、《地持义记》、《成实论义章及疏》、《毗婆沙论疏》、《迦旃延论疏》、《杂阿毗昙论疏》、《小乘论义疏》、《大乘论义疏》、《大乘义章》及续远法师《华严疏》，总共四十八卷。

慧休的弟子昙元，偏重清行，不妄衣食；灵范，住弘福寺，弘扬《摄大乘论》。[38]道杰（573-627）于开皇十九年（599），于邺都听慧休讲《摄大乘论》，广学《毗昙论》、《成实论》、《涅槃经》、《十地经论》、《地持论》、《四分律》[39]；神照听慧休讲《摄大乘论》，慧休称其为“河南一遍照”，通《涅槃经》、《成实论》、《杂心论》、《能断金刚般若经》；玄奘亦曾在慧休座下听《摄大乘论》与《杂心论》。

昙荣（555-639），十九岁时，投灵裕出家，听《华严经》。受具足戒后，游诸讲肆，学习《地持论》。后至上党潞城、黎城诸山，结宇隐居，春夏立“方等忏法”、“般舟三昧”，秋冬兴坐禅、念诵。[40]

道昂（565-633），魏郡人，投灵裕出家，一直跟随灵裕，后常住相州寒陵山寺。他“讲《华严》、《地论》，稽洽博诣，才辨天垂，扣问连环，思彻恒理”，可见对华严学的造诣。灵智（560-634）是灵裕的都讲，后屏绝章疏，更修定业。

道宣赞叹灵裕“行解相高，内外通赡，亦当时之难偶也”，又说灵裕“立性刚毅，峭急不伦，侍人流汗，非可师范”。[41]灵裕一系的特点，在于远离政治，重视实践，持戒精严；在思想上，具有《阿毗昙论》、《成实论》、《杂心论》等背景；后来慧休转向《摄大乘论》，成为道尼一系的摄论师。另外，靓渊创建至相寺，智正从其受学，至相寺成为华严宗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