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与中国的人间佛教

作者：正澄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9日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人间佛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回归佛陀本怀、回归人间、兴利除弊复兴运动的必由之路，对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与佛教的因缘进行了考察，揭示了他人间佛教思想形成与倡导的过程，论述了他在上承佛陀和太虚大师遗绪、下应时代要求的人间佛教的理论架构与多个方面的具体实践及给中国大陆佛教带来的健康稳定发展的局面。

关键词：人间佛教　赵朴初　中国佛教　中国佛教协会　适应

作者正澄法师，中国佛学院讲师、《法源》学报责任编辑。

 

 

一、引　言

 

人间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明确提出，是对佛教人间性回归的强调，是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关注世间、服务社会、纠治传统佛教中“非人间”种种偏弊的郑重宣言。人间佛教的理念中既存在佛教固有的内容，又是佛教根本教理契应时代的具体指向，是印度佛教中国化、入世化倾向的进一步展现；是对大乘佛教的进一步发扬；是对中国本土的人文精神、伦理精神的撷取。[1]它的理论架构与实践体系，既关涉到对佛学整体的准确把握和对佛教传播历史、佛教现状的自觉审视，又关连到所处社会的客观环境、时势走向及人心与佛教关系的深切洞察，涵及面广，内容繁杂。

人间佛教在中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讨、实践和弘扬，已经逐渐为海峡两岸众多的佛教徒所普遍认同，并受到社会广泛的赞许，正展现出其蓬勃朝气。在台湾，印顺、星云、圣严、证严等均以自己的方式大力宣扬和践行着人间佛教的理念。在大陆，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赵朴初居士一直是该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以他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佛教协会的带领下，人间佛教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得以大力提倡和推行。关于人间佛教理论的研究，在两岸教内外的学者中持续不断，也已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揭示了人间佛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必由之路，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考察赵朴初居士人间佛教的思想内容和具体实践，谬漏之处，祈诸贤德方家批评指正。

 

二、人间佛教——近现代中国佛教纠偏除弊的复兴之路

 

（一）佛教本具的人间性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是由出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伟大历史人物释迦牟尼佛创立的，佛陀出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修道在人间、成佛在人间、说法在人间、最后的涅槃也是在人间。佛陀还告诉我们：“（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2]佛陀在诸多经典中曾多次提醒我们，六道众生之中，人生最堪以修行办道成就道果。如《长阿含经》中云：

 

佛告比丘：“阎浮提人有三事胜拘耶尼人。何等为三？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以此三事……胜弗于逮，……胜郁单曰，……胜饿鬼趣，……胜龙、金翅鸟，……胜阿须伦，……胜四天王，……胜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3]

 

佛陀还说：“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诸善果故……如是一切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4]可见，佛教本来就应该是人间的、人本的，佛教的出世间修证是不离人间的。也就是说，佛教只有立足于人间社会，发挥其积极的社会功能，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化，才能真正实现其超越人间了脱生死、再回到生死度脱生死的宏伟使命。

佛教要保持对真理独到觉悟与体证的特质，才能成其为佛教；而佛教要延续传承，又必须与承载它的时空环境相谐调、必须与它所处的人间社会相适应、必须与它所面对的时代和其时代人们的机宜相契合。这就是佛陀垂化布教最为根本的原则——契理契机。佛陀常常将自己喻为大医王，将契理契机、应机说法比喻为“应病与药”，如他在《维摩诘经》中说：“佛……为大医王，以慧以善救众生病，应病与药令得服行”[5]；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诸如来转于法轮，远离四失说相应法，…… 应病与药令得覆除。”[6]契理应机，总起来说，就是在传法布教时要把握住佛法的根本精神，依据当时当地的国情民情、文化习俗，设计确定弘法的内容、形式、策略、方法，因应时代思潮与时势人心，使佛法为更多的人更好地接纳，而不致于与国情民意、传统习俗和时代思潮相违背而受到抵触和抗拒，并且使得弘法对于该地区该社会而言起到改善人生，促进社会道德、文化、教育、慈善等方面建设的积极效果。

 

（二）近代中国佛教的危机与拯救

 

人类社会在不停地发展进步，时代大潮在持续向前滚滚奔流，世道人心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佛教的弘扬要契理并契机就不能不时刻关注着自己所面对的新情况，如果它冷漠于时代和现实，那么它必将落后于时代、被时代所疏远甚至抛弃。从两汉之交传入中国的佛教，在近二十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成长为中华民族自己的宗教，形成了三大语系并存、大乘八大宗派林立尉为壮观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风习俗水乳交融，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由于中国佛教长期流传于超稳定的、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其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中，佛教被定位于专务出世，最终导致了即不契理、又不契机，脱离现实、漠视世间、畸重出世间错误倾向的漫延以至成为主流。清朝中叶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衰迈不堪，积弊丛生的中国佛教也随之颓废萎靡。清朝末年，中国佛教严重偏离佛教根本精神、重“死”轻“生”、消极避世的局面，在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时局面前，在奋发图强、救亡图存、振兴华夏的革命、民主、科学的社会主流思潮面前，更加显示出其极不合拍与羸弱无力；其存在的价值也受到广泛的质疑，以至 “庙产兴学”风波的出现；与迅速传播的洋教相比，中国佛教正呈现出奄奄一息的垂亡征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国势危急的时候，一批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熟知佛学的社会改革者和政治家，慧眼独具，在中国佛教传统中重新翻捡出应有的精神力量作为其政治改良斗争的武器和依托。如康有为著《大同书》，谭嗣同作《仁学》，梁启超撰《论佛教与群治的关系》，章太炎作《告佛子书》、《告白衣书》等等，对大乘佛教大力推崇并作出极具时代特色的阐发。几乎与此同时，佛教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杨仁山、寄禅、文希、虚云、太虚、印光、弘一、圆瑛、欧阳竟无、常惺、曼殊、顾净缘、陈耀智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德，他们或对中国佛教的积弊进行反省揭批，或力倡尽人之责、热心赈灾、济贫、印经、办佛教刊物、办佛教学校、集会结社等，以各自的行动探索着佛教的改革和复兴方案，佛教的活力被重新释放。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这场佛教革新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他先后创中国佛教协进会，创设觉社，创办武昌佛学院，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担任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创设中国佛学会，创办汉藏教理院，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前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佛教，好评如潮，影响巨大。大师视野开阔、学贯中西、思想深邃，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改革和振兴，发表和撰写了大量的佛学及相关文章，内树佛学真义，外融新学思潮，提出了一系列复兴佛教的口号和理论，如教理、教制、教产革命等，号召把佛教从“鬼教”、“死教”中解放出来，重视现世人生，发扬大乘佛教在利他中实现自利的精神，以“五戒十善”为人生的道德基础，并为达成此目标作了人才、制度和物质等保障上的设计。

太虚大师1933年10月在汉口商会发表名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演讲。他在其中说道：“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7]就是说，人间佛教必须革除当时的佛教专务死后与鬼神、远离现实的种种弊端，以佛教的智慧来改善人生，造福社会。太虚大师依据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考察两千年来中国佛教发展进程的得失，根据当时佛教的现状和时代发展潮流，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响亮口号。“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被大师明确提出后，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大师的弟子大醒、慈航等也曾分别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中出版过《人间佛教专号》，但在大师生平的演讲和著述中，主要还是使用的“人生佛教”一词，内容时有增添，与后来提倡的人间佛教具有极大的同质性，在根本理念上更是一致的。太虚大师“人生佛教”的取向，诚如邓子美教授所指出的“就个人言是‘人生的’，就社会言是“‘人间的’。”[8]1944年，太虚大师汇总多年来他有关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言论，并新作了代序及《人生佛教的层次》，编成《人生佛教》一书，系统地阐发了进行人间佛教建设的方式、次第、终极目标，也就是对个人来说由奉行五戒十善开始，渐而四摄六度、信解行证而成佛果；同时每个人都要去服务社会，替社会谋利益；一方面以个人人格影响社会，一方面努力净化社会，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综合1922至1946年太虚大师发表的许多演讲和文章，足见他已初步建构起了博大全面、包容性强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内涵十分丰富，有专家将之归纳为：判教，根源性的依据，入世化的论证，建设人间佛教的出发点、具体方法、步骤、目标，防范佛教入世化难免的偏差等几大要点。[9]

虽然，太虚大师的佛教革新理想，因为种种原因，在当时没有得以实现，但他人间佛教理论建构的开创性业已为世所公认，对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与走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太虚大师之后的中国佛教正是一步步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台港纷纷兴起的佛教团体与佛教文教事业，都是以紧跟时代、关注人生、造福社会为基本特征而展现出勃勃生机的；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赵朴初居士为会长的中国佛教协会的领导下，人间佛教得到明确的倡导和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正在显示出其越来越大的优越性。

 

三、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与倡导

 

（一）赵朴初的佛教因缘

 

赵朴初（1907－2000）生于安徽省太湖县一个四代翰林的书香门第，幼年就读于家塾，青年时代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他从小受母亲和家庭的影响，开始信仰佛教。1927年夏，因病入住上海觉园其表舅关絅之家。关絅之（1879－1942）1901年中庚子辛丑并科举人，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佛教居士，曾秘救二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并于1922年发起成立全国第一个佛教居士团体——佛教居士林，同年创立上海佛教净业社，施省之任董事长，自任副会长。赵朴初一边养病一边在关絅之的指导下帮忙做一些与佛教相关的文字工作和研读佛经，在关絅之的影响和介绍下，赵朴初开始投身于佛教工作，从此他以后的人生便与佛教事业分不开来。1928年后，赵朴初担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积极从事大量的佛教弘法利生和社会慈善事业。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大师被选举为会长，太虚大师、关絅之等九人任常务委员，赵朴初先后出任秘书、主任秘书。入住关絅之家之后的赵朴初逐渐结识和交往了许多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更深入地探索佛法义理，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和现状也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1935年赵朴初正式皈依于圆瑛大师座下。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本着佛教“报国土恩”的思想，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青壮年奔赴前线；并组织中国佛教徒发表致日本佛教徒书，要求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而且发起丙子息灾法会，抚慰人民内心的伤痛。同时，他千方百计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救济、安置因抗战爆发涌入上海的难民达60余万人，难民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并且开办难民学校，培养难民中的青少年学习文化和技术。上海沦陷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积极与新四军取得联系，将经过培训的千余名中青年难民和优秀难童，分批送往新四军总部和苏南、苏北等抗日前线，壮大了抗日军队的有生力量，并秘密帮助购置和支援新四军所急需的紧缺物资，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8年他加入了抗日救亡组织上海益友社并担任理事长，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星二聚餐会”及其核心组织“星六聚餐会”，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团结爱国人士，开展秘密斗争。此一时期他还历任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从多方面支援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秋，僧界著名爱国人士圆瑛法师因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被日本宪兵逮捕，赵朴初居士等人多方积极努力，将其营救出狱。1940年，他断然严辞拒绝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拉拢。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追随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解救民众的爱国运动。1949年任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委、副主席，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委。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历任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多个重要职务。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3年，他参与筹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80年后，赵朴初一直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其间还兼任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顾问，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赵朴初居士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和书法大家，是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宗教界的杰出领袖，是当代中国佛教界的杰出代表。[10]

 

（二）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形成和倡导

 

赵朴初居士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投身佛教事业以来，有了许多接触佛教界著名人士的机会，特别是他在以圆瑛大师（1878－1953）为主席的中国佛教会任职以后，与全国佛教界高僧大德的接触更加频繁了。当时全国佛教界的不少高僧大德，虽然没有明确标榜“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但从言论和行为实践来看，实质也是主张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比如，赵朴初的皈依师圆瑛大师就是这样一位佛教领袖，圆瑛大师自中国佛教会成立后，连任七届主席和理事长，为维护中国佛教的正当权益，在推进中国佛教适应时代的发展进步等多个方面做出了不朽贡献。[11]太虚大师与圆瑛大师曾结为盟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赵朴初就结识了太虚大师，并交往颇深。赵朴初很景仰太虚大师，如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出于维护佛教利益提出“议政而不干治”之说，遭到教内外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攻击，赵朴初毅然挺身而出，声援太虚大师，[12]从中也表达了他对太虚大师事业的由衷赞叹和对大师人生佛教的信服。太虚大师对赵朴初也很器重，从赵朴初为太虚大师作的挽诗中可见一斑。挽诗写道：“旬前招我何为者，付我新编意倍醰。遗嘱分明今始悟，先机隐约话头参。神州风雨沉千劫，旷世光华掩一龛。火宅群儿应不舍，再来伫见雨优昙。”[13]诗末对“先机隐约话头参“一句补注道：

 

师逝世前十日，以电话招余至玉佛寺相见，欣然若无事，以所著《人生佛教》一书见赠，勉余今后努力护法，不期遂成永别。闻人言：师数日前告人，将往无锡、常州。初未知暗示无常也。1947年。[1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于结束了旧中国内外交患、动荡混乱的局面，开启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征程。赵朴初居士等一批佛教界志士仁贤继承了太虚大师的未竟事业，顺应时势，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提出革除传统佛教弊疾、进行佛教改革的口号。1950年6月，赵朴初与巨赞、陈铭枢、喜饶嘉措、周叔迦等大德一道，发起成立了现代佛学社，9月开办《现代佛学》月刊，推动大陆佛教契机契理的现代转型。全国性佛教团体和教务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于1953年正式成立，圆瑛法师当选为会长，赵朴初居士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此直至“文革”时被迫停止活动，这期间，实际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赵朴初及其同人，大力宣扬佛教的真精神，号召广大佛教徒深入世间，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将中国大陆佛教导向为大众服务、为社会谋福、适应时代的人间化发展方向。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以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佛教劫后重生，人间佛教的慧炬开始重新点燃。1980年12月，赵朴初向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作工作报告，报告之末号召“大家遵循佛陀的教导，继承历代大德的宏愿，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建立人间净土。”[15]1981年至1983年，赵朴初居士将自己二十多年前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上连续十一期刊载[16]，此书的最后一节为《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巧妙地继承了太虚大师契应时机的人间佛教思想[17]，从此中国大陆新时期人间佛教倡导和弘扬的序曲正式奏响了。当然，赵朴初对人间佛教的源头有自己的认识，他曾说“人间佛教这一思想并非后人所创立，……人间佛教是原始佛教本来具有的思想，不过在中国大乘佛教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体现罢了。”[18]

1983年12月，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重要报告，以文件的形式，强调将人间佛教思想的提倡作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长期指导思想，并与之配套提出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进行国际友好交流的三个优良传统。赵朴初的这些倡导，推进了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大陆的普及和实践。1987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把“提倡人间佛教积极进取思想”写入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宗旨的重要内容之一。1990年1月以后的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将“提倡人间佛教”写在每一期的封面上。赵朴初居士逝世后的200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新当选的会长一诚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一次理事会上所作《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号召全国佛教界继承和发扬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19]2003年9月，一诚会长《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再次强调要“继续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弘扬人间佛教积极进取的思想”。[20]

 

四、赵朴初人间佛教的理论建构

 

（一）赵朴初人间佛教的基础

 

1、圆融真俗、协调世俗政治——爱教与爱国、拥护党和政府、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相统一

赵朴初回顾佛教流传的历史经验，通过对古代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是决定着中国佛教生死存亡的大事、对佛教保持与世俗政治的协调关系是它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等重大历史经验的深切理解，他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指出，时节因缘、国土因缘，是佛法弘扬与延续的必须条件。他说：

 

无论对个人或团体来说，要培养佛种、绍隆佛种，就要重视因缘，重视时节因缘，重视国土因缘，重视众生因缘，三种因缘具足，佛的种子才能得到滋润发芽，以至开花结果。既是重视时节因缘，就要认识时代，适应时代。既是重视国土因缘，就要报国土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爱护祖国。……[21]

 

也就是说，新时期中国大陆佛教的弘扬和发展，应该要重视所处的时节——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重视所处的国土——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

结合新中国建立以来佛教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了爱教、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关系。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说：

 

以下三条基本经验是我们应该永远记取的：

一、佛教徒必须爱国守法，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爱国，在现今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

要正确认识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我们佛教徒自然爱自己信奉的佛教。不爱佛教，那说明你不信仰它，就不成其为一个佛教徒。对于我们来说，爱教同爱国是统一的，是和谐一致的。……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我国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和其他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佛教事业的顺利开展。因此，爱国，就必须自觉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

历史也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从佛教徒的角度，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维护社会主义制度……[22]

 

赵朴初不但这样提倡，他自己也模范性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逝世后党和政府、全国人民对他的高度评价中来认识：

 

作为新中国一代宗教界领袖，赵朴初同志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他充分地论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指出：党和国家从政策上、法律上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宗教徒则要爱国爱教，遵纪守法，拥护党的领导，报国家恩，报众生恩，积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他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杰出的贡献。[23]

 

他将中国大陆佛教徒的爱教行为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充分协调圆融起来，这也是人间佛教契理并契应所处时代所处地域之机必然的客观要求，这是赵朴初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大前提。赵朴初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的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赵朴初在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上迥异与太虚大师、印顺法师的一个根本特点。

 

2、缘起无常的世界观、菩萨行的人生观

一切学说的建立，都本着一定的理论基础。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继承了大乘佛教的精髓——缘起无常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并构成了其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基础。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涉及到缘起无常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他早在1958年的一个名为《佛教徒应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报告中这样说道：

 

佛教是相信缘起道理的。法不孤起，仗缘而生。宇宙中每一个现象是一切宇宙现象作为它的缘而起的，同时它也是一切宇宙现象生起的缘。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是我父母，同时又说看待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独生子一样。这就是说明了与众生同体的关系，所以菩萨应当发同体大悲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这便是由缘起的宇宙观，而建立的菩萨行的人生观。[24]

 

同时，他还说：“佛协的任务是引导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是引导大家行菩萨道。”[25]

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回答什么是菩萨行时，他说：

 

菩萨行总的来说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是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修学菩萨行的人不仅要发愿救度一切众生，还要观察、认识世间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要认识到整个世间，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种不断发生发展、无常变化、无尽无休的洪流，这种迅猛前进的滚滚洪流谁也阻挡不了，谁也把握不住。菩萨觉悟到，在这种无常变化的汹涌波涛中顺流而下，没有别的可做，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样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不被无常变幻的生死洪流所淹没，依靠菩萨六波罗蜜的航船，出离这种无尽无边的苦海。《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这就是佛教无常观的世界观和菩萨行的人生观，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26]

 

赵朴初缘起无常世界观和菩萨行人生观的人间佛教理论基础，反映了他人间佛教思想的理论高度。

 

（二）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核心内容

 

1、赵朴初人间佛教的教义取向——由五戒十善向四摄六度

赵朴初在《佛教常识答问》中回答什么是五乘佛法，什么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问题时，对人间佛教的内容作了表述。他说：

 

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叫五乘。其中后三种叫出世间法，教理深奥，比较难学；前二种叫世间法。世间法是世人易学而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前人名之为人间佛教。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就是：五戒、十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佛教认为，这类不道德的行为应该严格禁止，所以称为五戒。十善是在五戒的基础上建立的，将身、口、意三业分为十种。身业有三种：不杀、不盗、不邪淫；口业有四种：不妄语欺骗，不是非两舌，不恶口伤人，不说无益绮语；意业有三种：不贪、不瞋、不愚痴。这就叫十善，反之就叫十恶。[27]

 

赵朴初基于人间佛教主要针对和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世间的人类，所以他强调必须先把“人”本位的角色做好。他说：

 

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准则行事，那么，人民就会和平康乐，社会就会安定团结，国家就会繁荣昌盛，这样就会出现一种和平安乐的世界，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这就是人间佛教所要达到的目标。[28]

 

赵朴初强调指出人间佛教是以五戒十善为学佛的起点，先把人做好，进而再向菩萨行提升。他在回答人间佛教与成佛的关系时说：

 

成佛必须先要做个好人，做个清白正直的人，要在作好人的基础上才能学佛成佛。……学佛就是要学菩萨行，过去诸佛是修菩萨行成佛的，我今学佛也要修学菩萨行。[29]

 

后来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赵朴初将五戒十善与四摄六度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内容并提：“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包括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行愿。”[30]四摄即菩萨摄受众生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的四种方法。六度是菩萨欲成佛道所实践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种德目。四摄六度，是大乘佛教菩萨行的纲要，一方面菩萨以此契应众生的机宜，善巧摄受引导，度脱众生的生死等种种苦厄，利益群生；另一方面自己在从事利乐、摄化众生的过程中，也得以对治烦恼，提升智慧，从而得以自利。

 

2、赵朴初人间佛教的传统根基——三大优良传统

赵朴初清醒地认识到人间佛教思想的倡导与落实，不能离开中国传统佛教的深厚根基。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肯定中国佛教二千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又正视中国传统佛教所存在的缺点和局限，提出克服历史所给予的污染和困难，积极发扬自身的优良传统。他在许多讲话和文章中都强调佛教徒应该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但将优良传统精准地归纳为三个方面，并与人间佛教思想一并提倡，这是在他《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才首次见到的。他说：“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31]一种思想即人间佛教思想，它与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个优良传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基本层面。他在报告中还分析指出：

 

我以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佛教徒，对于自己信奉的佛教，应当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利于我们担当新的历史时期的人间使命；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发扬中国佛教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我们积极参加增进同各国人民友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32]

 

并且，对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的现代内涵以及在现实条件下如何继承，赵朴初都给予了精辟的解释和回答。他对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的强调，也说明了他对中国传统佛教的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是对他“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断”[33]这一真理论断的生动诠释，也构成了他与印顺法师的尊重中国佛教、但完全以印度佛教为本位来构建人间佛教主张的显著差异。

 

3、赵朴初人间佛教的目标——建设人间净土

赵朴初把净化世间与引导社会向上提升、增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以此来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他说：

 

菩萨行的人间佛教的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应是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34]

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中强调：“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35]赵朴初人间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是非常明了的。

 

五、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具体实践

 

（一）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促进寺院的恢复

 

赵朴初曾说“对于一个宗教来说，最重要的外缘当然是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36]佛教必须要契理对机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而佛教生存的政策环境是人间佛教要面对的最大的机。文革后，针对文革在宗教方面产生的恶果，赵朴初充分利用他各种参政议政的有利条件，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推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宗教政策、理论和工作，坦诚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他参加中共中央为征求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意见召开的座谈会，就有关宗教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建议，被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第35条所采纳，成为宗教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他积极从宗教理论上廓清文革后部分人在宗教问题上的“左”的思想。1981年，针对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他发表长篇文章，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对著名的“宗教鸦片论”给以具体分析，重申了中央关于宗教的五性论，为宗教理论的创新开了先河。他提出佛道教寺观“在政府行政领导下由僧道人员管理”的体制，被采纳落实。他多次就有关宗教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政策性问题发表的见解和意见，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理宗教事务的思想理论体系，为党和政府所重视和采纳，丰富了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为党和政府的宗教工作贡献了力量。他说：

 

我提“人间佛教”实际就是从使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相协调的角度提的，这在佛教教义上有根据。……协调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方面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佛教徒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光强调一方面不行，这与佛教思想是一致的。今天这样提，是为了更好地鼓励佛教徒为社会主义服务。[37]

 

他还指出：“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要圆融宗教。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38]说明了他维护宗教界的利益是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来推进的，做到了维护宗教界利益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

“文革”后期，赵朴初居士就致函周总理、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人，要求开放急需的佛教活动场所，在周总理和中央党政领导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南京灵谷寺等若干寺院较早地得到修复和开放。在1980年第四届全国佛代会上，他提出协助党和政府恢复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文革”严重后果的任务；1981年初，赵朴初居士亲赴闽、浙、沪、宁等地考察，推动了福建泉州开元寺等一些寺院交归佛教界管理。

为了解决佛教急需的活动场所，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批准开放了142座第一批全国重点佛教寺院。经他多次向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反映情况，直接推动了全国一大批寺院交还佛教界管理使用，例如上海龙华寺、北京法源寺、贵阳弘福寺、苏州西园寺、寒山寺、南通狼山广教寺、扬州大明寺、西安慈恩寺、洛阳白马寺、四川大足圣寿寺、广州光孝寺、开封大相国寺、沈阳长安寺等等。他指出：

 

寺观是僧道主持和管理的佛教徒、道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这是寺观的基本属性。寺观职能的多元化，都是从宗教活动场所这一基本职能派生出来的。离开了宗教活动场所这一基本职能，寺观的其他职能就丧失了立足点，就发挥不出它的特殊的社会效益。[39]

 

很显然，赵朴初这么做，不是为了佛教界的一已之私，而是总揽全局，从国家和人民的大局利益来考虑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赵朴初千方百计推动分布于全国各地一大批佛教寺院归还佛教界，为新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使人间佛教思想的落实有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二）论证和强调“佛教是文化”

 

针对部分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观念，1979年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赵朴初在多篇文章和多个场所，反复对“佛教是文化”进行论述和强调，他常常以毛泽东、范文澜和钱学森肯定佛教是文化的事迹来引证，他说：“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40]他还专门撰写文章，列举多种历史事实，充分论证佛教对中国文化发生的积极影响和重大作用、说明佛教文化是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是文化”的有力论断与强调，为消除一部分人认为“佛教是迷信”的错误观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文革之后中国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为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的发扬、为人间佛教思想倡导和实践，找到了正当和合法的理论依据。如果不从思想观念上澄清佛教是迷信还是文化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无法在实际工作中顺利恢复和发展中国佛教，更无法谈及发扬人间佛教的优越性。所以，“佛教是文化”的论断，是赵朴初在文革后的特殊时期对中国佛教和人间佛教重大的理论贡献。

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同时又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宣扬佛教的文化性，使佛教从文革的废墟中尽快恢复起来，为法炬重辉提供物质保障和舆论空间，这不能不说是赵朴初居士积极努力地落实人间佛教理念，报效国家、服务当代社会、利乐广大佛教信众的另一种形式的实践。现在中国大陆佛教界享有充分享有信仰自由、佛教信众众多、佛教寺院遍及城乡、佛教事业朝气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是与赵朴初当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率领全国佛教界协助党和政府，积极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一系列努力分不开的。

 

（三）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

 

1、高度重视佛教人才培养

人才是一切事业之本。对中国佛教界人才缺乏的状况，赵朴初早有深刻认识。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就强调佛教徒必须重视学习，努力学习，以适应时代和众生的需要，“只有进行学习，我们才能契理契机地弘扬佛法”[41]。他指出：“培养人才，绍隆佛种，是全国佛教徒历来的愿望，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佛教事业的要求”[42]；特别强调：“为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当务之急，首在培养人才。”[43]在赵朴初的努力运筹下，在中央领导人和政府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1956年一所以现代方式培养僧才的佛教学府——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正式成立。至文革开始而停办的这一段不长的时间，共培养出四百余名爱国爱教、具有相当佛学水平的汉藏僧伽人材。“文革”后，正是这批人才中的幸存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成为中国佛教事业恢复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文革”后，在赵朴初居士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佛学院于1980年恢复办学，1982年11月起改二年的学制，为四年制本科，后来又开办了研究生班。从1980年12月起直至他逝世，赵朴初一直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高度重视学院的各项建设，还特别聘请日本、韩国等国际国内著名佛教学者为中国佛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佛学院从恢复以来，已有十五届本科学僧和十届研究生共五百余人毕业。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相继成立。随后，四川尼众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岭东佛学院、福建佛学院、普陀山佛学院、九华山佛学院、上海佛学院、云门佛学院、湖南佛学院、甘肃佛学院等一大批地方佛教院校相继开办或恢复，现今全国初具规模的初、中级佛教院校达三十余所。并且，将长期教育(佛教院校)与短期培训(执事进修班)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先后在北京、九华山等地举办了汉传佛教寺院执事进修班。他积极推动藏传佛教地区和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开办佛学院。改革开放后，经他促成，有近百位法师、居士先后赴日本、斯里兰卡、泰国、韩国、缅甸、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留学深造，有多位获博士学位并回国工作。

赵朴初于1986年和1992年两次主持召开了佛教院校教育工作会议，总结交流各地办学经验，研究推动佛教教育事业发展和佛教人才培养的办法和措施。1986年的会议提出了全国佛教院校“建立高、中、初三级既相衔接，又各有侧重的佛教教育体系”[44]的目标和 “全面规划，适当调整，保证重点，协调发展”[45]的方针。在1992年的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大声疾呼：“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46]表现出他对佛教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视。这次会议还制订了佛教院校“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47]的办学宗旨，明确了佛教院校修与学的关系。这两次重要的会议极大推动了佛教人才的培养。当前，在全国各大寺院和各级佛教协会主持工作的许多法师，大多是在赵朴初居士关怀下毕业于以中国佛学院为主的众多佛教院校。

 

2、发展佛教文化事业

赵朴初在佛教文化事业方面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与中国佛教协会同人协同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月刊，还积极组织召开佛教经书出版流通工作座谈会，指导北京三时学会翻译佛教经典，整理佛教各种史料和开展佛教学术研究，高度重视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和印刷、流通佛教经籍的工作，积极推动对房山石经进行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文革后，在赵朴初居士推动下，创办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法音》杂志社以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杂志和学术刊物《佛学研究》，发起佛教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重印《乾隆版大藏经》、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纂佛教条目、出版发行《中国佛教》一至五卷、为《辞海》再版提供增加的佛教条目、召开藏语系佛教研讨会，组织各类佛教学术研讨会、座谈会、讲演会等等，一系列的佛教文化机构、刊物、图书得以创办、出版，佛教文化事业得以快速恢复，并取得了大量新的成果。通过赵朴初居士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佛教学术研究和佛教文化事业进入了繁荣时期。目前，佛教期刊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佛教文化学术相关的各种活动、展览、会议接连不断，各地佛教协会和寺院纷纷创办佛学研究所、展览室、博物馆、图书馆，建立电子数据库、开设佛教网站，佛教学术研究和弘法工作得以飞速的发展和提升。

 

3、推动五项建设，全面促进佛教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的佛教事业由恢复走向了快速发展，赵朴初审时度势，在第六届全国佛代会上，系统总结了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的工作成就和基本经验，提出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佛教四众素质的方针和一系列具体要求、步骤。他把佛教自身建设归纳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五个方面，同时阐明了这五方面建设的相互关系，指出：“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48]并且，进一步论证和回答了佛教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能够为两个文明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重要问题。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佛教代表会议，是当今中国佛教继承传统、适应当代、开拓未来健康发展的里程碑。在制度保证上，采取了一揽子措施。制定了《关于汉族地区佛教寺庙剃度传戒问题的决议》，召开汉传佛教重点寺院管理工作座谈会，制定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和《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重点抓好传戒的规范管理工作，制定和发布《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戒实施暂行办法》，进行传戒试点和规范传戒法会。制定专门工作委员会《工作通则》和《关于加强省级佛教协会建设若干问题的意见》。举办第三期汉传佛教寺院执事进修班。召开佛教教制建设工作委员会会议，修订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传授三坛大戒管理办法》，制定了《全国汉传佛教实行度牒僧籍制度的办法》，颁布了《全国汉传佛教寺院住持任职退职的规定》。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的施行，佛教事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局面得到切实的保证。

 

（四）知恩报恩，回馈社会

 

作为虔诚的居士，赵朴初居士身体力行，诵经拜佛一丝不苟，持续数十年将《心经》作为自己每天的必修课，不管事务多忙，每日必诵百余遍[49]，不仅积极提倡菩萨慈悲济世的崇高精神，而且还始终不渝地践行社会慈善事业，利济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以慈善为怀，长期从事社会救济救灾工作；青年时代便投身慈善事业，在抗日救亡中，做了大量的慈善工作；直到晚年体弱多病时，仍亲自为遭受地震和洪水灾害的地区筹集救灾资金，为自然灾害和希望工程捐出个人的大笔资金，堪称杰出的慈善家。他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康复中心的发起人之一，他始终牵挂残疾人的疾苦。他用个人获得的庭野和平奖金及其他个人资金，向孟加拉救灾、中国大兴安岭火灾和相关文化、教育、慈善、福利、公益等项目捐出了大笔善款。

1990年，云南上座部佛教地区发生地震，他不但个人捐款救济灾民，并且号召全国佛教界捐款救灾。1991年中国大陆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洪灾，他自己率先捐款10万元人民币，号召全国佛教界捐款达500余万元。1996年，云南丽江发生地震，他号召全国佛教界捐款100余万元救济灾民。1998年中国南方再次发生少有的洪灾，他发起书画义卖活动，自己写了多幅作品参加义卖，义卖活动共计筹款100万元救济灾民；在他的号召下，全国佛教界为水灾捐献的资金达1000余万元。据不完全统计，仅1986年到1998年之间，他个人捐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教育、寺院维修和用于希望工程等社会慈善事业的资金，就高达240余万人民币。他还在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遗体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师尽量取用，表达了他彻底无我的菩萨道的奉献精神。

在以赵朴初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国佛教协会，长期以来也本着佛教救世济人的精神，号召全国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和救济工作。在以他为首的中国佛教协会的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为修复长城、保护大熊猫，为希望工程、植树造林、保护环境、扶残济困等踊跃捐款捐物。为张北地震、西藏那曲雪灾、青海雪灾、云南丽江地震等捐助善款，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迁建寺院。鼓励寺院开办义诊、养老、扶贫、助学等慈善设施或机构。每次大的灾难来临时，他领导下的中国佛教协会总是紧急行动，并发动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佛教徒及海外佛教界人士捐钱捐物，一起投入救灾工作。他逝世后，这一传统在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佛教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每年都有大量的钱物捐向救济或公益福利事业。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中国佛教协会及时发出《通知》和《公开信》，号召全国佛教界积极行动、科学防治，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组织或佛教信士为抗击“非典”捐出了大笔的款物。2004年底，东南亚一些国家发生海啸时，中国佛教协会协同两岸佛教徒率先主动向灾区，募捐大笔款项，在国际上获得广泛好评，为中国佛教徒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2008年春，中国南方又发生了大面积罕见的雪灾，全国佛教界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带动下，也捐出了大批的财物。中国佛教徒热心赈灾、济贫、办学、修桥补路等等种类繁多知恩报恩、回馈社会的行为，是践行人间佛教造福社会、利益人群的菩萨行的生动体现。

 

（五）友好往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在开展佛教友好交往方面，1952年赵朴初亲自打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的大型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领导中国佛教协会积极扩大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层面和增加友好往来的频率。此后，与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的佛教界往来十分频繁。与韩、日二国互派僧人到对方国家佛教寺院体验修行生活，与日本佛教大学互派访问学者，与日本佛教界共同举办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他的带领下，恢复与发展了同东南亚国家佛教界中断多年的友好往来。同斯里兰卡、印度、尼泊尔、不丹、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等亚洲许多国家以及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往也日益增多。还分别赴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尼泊尔、泰国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举办中国佛教文化展。赵朴初和他领导下的中国佛教协会还积极参加国际宗教组织的工作，出席国际性的宗教首脑会议和佛教学术会议。如“世佛联”、“世宗和”和“亚宗和”等等。

赵朴初和他领导的中国佛教协会，还不断积极开辟和发展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海外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从彼此的简单交往发展到庄严祖庭、建造佛像、流通法宝、培养人才、文化学术交流、举办法务、社会救济等方面的密切合作与相互支持，促进了佛教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的改革开放、繁荣经济和统一的大业。

赵朴初与中国佛教协会及中国佛教界积极开展的同有关地区和国家佛教界的友好往来，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了佛教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对发展地区和国家之间人民的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发挥了积极作用，收到了良好的反响。

 

六、余　论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从表面看来，只把佛教作为一个社会实体，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似乎主要是在强调大乘佛教入世承担的菩萨道精神，深入世俗生活、服务人间、提升社会，即人间佛教的人间性这一方面；而忽视了人间佛教应有的超越世俗、解脱生死的理想等超人间性的另一方面。其实，他在论证人间佛教之时和在其他相关言论中，多处强调人间佛教在教义上的根据，强调佛陀和中国历代祖师对人间的重视和关怀，强调服务人生在修道悟道证果中的重要性，并且对中国佛教的信仰和道风建设也多有关注和呼吁，他自身数十年在纷繁的事务中坚持诵经修持，一直精进不懈等等。可见，他并未淡化佛教的终极信仰和神圣性，并未忘却人间佛教的根源性和超人间性，并未放弃佛教的出世特色，他是寓出世于入世之中，将出世与入世有机结合起来，只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和实际事务性工作的部署中，在解说上，他不得不有所侧重和区分，不得不更多地着力于人间佛教的起点，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体察和理解的。

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明确提出和具体实践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环境之中，既有对前贤人间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继承，又因时置宜而有所创新和发展，内涵丰富和独具特色。在新的历史时期，赵朴初回答了为什么要提倡人间佛教，什么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有哪些内容，人间佛教与文化的关系，人间佛教与中国传统佛教的关系，人间佛教能否和怎样与现实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进行人间佛教建设，人间佛教和人类自身建设的关系，人间佛教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关系等等一系列当代中国佛教的弘扬与发展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中国大陆佛教的恢复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实干家，把人间佛教思想置于中国大陆佛教的指导地位，并积极实践与弘扬，使中国大陆的佛教事业得到很快恢复并稳步发展。赵朴初逝世后，中国佛教在他的思想和精神的指引下，正在也必将更好地前进在爱国爱教、适应现实、服务人群、促进社会和世界和谐的道路上。诚如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总结的那样：

 

人间佛教是爱国爱教的佛教，要知恩报恩，护国利民；是甘于奉献的佛教，要慈悲济世，奉献社会；是堪为道德楷模的佛教，要以戒为师，师表人天；是讲求和谐的佛教，要以和为尚，六和为敬。[50]

近年来，中国佛教界没有辜负朴老的遗志和宏愿，成就了一件件护国利民的大事。从2002年佛指舍利赴台供奉，2004年佛指舍利赴港供奉、两岸佛乐世界展演、非典之后在厦门举行的两岸佛教共同祈祷国泰民安的大法会，2005年“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2006年百寺千僧一天内为救助印尼海啸捐款千万元，直到今年（即2007年，本文作者注）“神州和乐”东南亚巡演、“和平钟声到台湾”、北京召开的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真的是“花落还开，水流不断”。特别是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主题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更呈现了中国佛教的大气象，开创了中国佛教的新境界。[51]

 

现在中国大陆的人间佛教事业正充满生机与活力，蒸蒸日上，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欣欣向荣的人间佛教事业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人间佛教事业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人间佛教不但是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智慧的结晶，也是当今世界佛教的一大潮流。正如陈兵教授所言：

 

综观当代全球佛教，即使未明确打出“人间佛教”的旗帜，而其思想内涵和发展趋势，很多与中国的人间佛教之旨不谋而合。事实证明，人间佛教，是深契佛陀本怀、适应现代社会的佛教模式。可以断言，它将进一步发展，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佛教的基本模式。[52]

 

虽然人们对于人间佛教的概念和含义，可能还有各自不同的界定和理解，但人间佛教对人生和人间的关注与关怀的本质，已为大家所公认和熟知。随着人间佛教理论与实践探讨的持续深入，人们必将对它有更全面和更深刻的认识，它必将会以更多契理契机的生动形式，在现代社会展现其高度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为人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为现代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