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东渡和日本黄檗宗

作者：杨曾文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9日

 内容提要：在清初东南地区纷乱之际，临济宗高僧隐元应请东渡日本九州传法，后来在江户幕府的支持下，在宇治建立黄檗山万福寺作为传法中心，成立在已有的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外建立了黄檗宗，培养众多弟子，将中国明清佛教文化乃至寺院建筑艺术、书画、篆刻等介绍到日本，对日本佛教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论文依据国内少见的新编《隐元全集》对此作了详细而系统的介绍。

关键词：隐元　隆琦　临济宗　黄檗山　万福寺

作者杨曾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

 

在清初隐元东渡之前，日本流传的禅宗有临济宗和曹洞宗，皆是在中国南宋时传入的。临济宗先后受到镰仓幕府（1192－1333）、室町幕府（1336－1573）时期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阶层以至皇室、贵族的支持，特别是其中以五山十刹为中心的主流派——五山派不仅在社会政治、文化上有很大影响，甚至外交方面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临济宗中以大德寺、妙心寺为中心的所谓应、灯、关（大应国师南浦绍明、大德寺初祖大灯国师宗峰妙超和妙心寺初祖关山慧玄）派，是属于五山十刹以外的林下派，曾长期受到当政幕府的冷落，并且两寺皆遭受过战火的焚毁，直到进入15世纪以后在拥有实力的武士集团的支持下才得以复兴和发展。曹洞宗也曾属于林下派，长期在本州北部山村一带传播，在进入14世纪以后逐渐扩展到本州东北部、中部乃至九州的广大地区。

隐元属于中国临济宗杨岐派的法系，上承唐代临济义玄……宋代汾阳善昭……慈明楚圆……杨岐方会……圆悟克勤——虎丘绍隆……无准师范——元·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明代幻有正传——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的法系。据隐元弟子独往性幽为独耀性日所编《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写的《年谱乞言小引》所说，隐元“系曹溪正脉三十六世、临济正传三十二世”。然而隐元所传的临济宗在禅法上已经融会净土念佛法门，与日本所传的临济宗有显著差别，并且读经重汉音，又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在京都宇治单独建传法中心——“黄檗山万福寺”，从隐元开始连续十四代住持皆是来自中国的汉僧，故被称为黄檗派、黄檗门派，在日本进入近代以后正式称为黄檗宗。这样，日本在原有禅宗临济宗、曹洞宗之外，又新增加了黄檗宗。

 

一、隐元的语录和著作

本文为了论述方便，先将记载隐元生平及其语录、著述的各种资料进行介绍。现在日本收载隐元资料最全而且最便于查阅的著作是平久保章编、日本开明书院1979年出版的十六册《隐元全集》。其中所載隐元的各类资料有：

（一）《黄檗隐元禅师语录》，十六卷，嗣法门人海宁、海珠、明光、如沛、性乐……性杲等人编。记载隐元在清顺治十一年（1654）出发到日本长崎之前在福建福清县黄檗山的说法语录及著作（颂古、法语、书信、诗偈、碑记等）。其中卷十有載录隐元在清顺治八年（辛卯岁，1651）十一月三十日自述生平的《行实》。

（二）《隐元禅师续录》，二卷。门人兴燄、侍者性尊编，也是赴日前语录及著述。

（三）《黄檗和尚扶桑语录》，十六卷，门人兴燄、如一等编，到达日本后，先后在长崎兴福寺、崇福寺、摄津普门寺的语录及法语、拈古、代古、书问、答问题赞、杂著等。

（四）《黄檗和尚太和集》，门人性瑫、如一編，宽文元年至宽文四年（1661－1664）住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语录、法语、书问、小佛事、颂古、题赞及杂著。原一卷，后增加为四卷。前有宽文三年（癸卯岁，1663年）“素庵会道人”写的序，称颂隐元东来日本，“举地皈依，为东国开天之祖，真与折苇西来之意津津然有合也”，“以无相、无念、无住接人，直把四大部洲入一毛孔，殆亦达磨后身也”，“人向宗门者，当以临济为宗也已，抑又向临济者，又当以大师为宗也已”。

（五）《佛祖像赞》，一卷，刊印于日本宽文二年（1662），前有隐元的序，載录自释迦佛至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及此后一世南岳怀让至三十五世费隐通容禅师的祖师像（从二十五世万峰时蔚至三十三世幻有正传禅师无像）、略传及赞。

（六）《黄檗隐元和尚云涛集》，一卷，门人性愿记录，載录隐元东渡日本前作的诗偈、题赞等，除一首外，已分别載录于前述黄檗隐元禅师语录、隐元禅师续录之中。

（七）《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二集》，八卷，侍者性莹、性派编录，在日本长崎兴福寺、崇福寺及摄津普门寺等地的诗偈。

（八）《黄檗隐元和尚云涛三集》，四卷，侍者性派、性潡编录，在日本京都黄檗山万福寺晋山前后的诗偈、歌赞等。

（九）《黄檗和尚松隐集》，三卷，侍者道澄编录，隐元在宽文四年（1664年）退隐松隐堂，此集中載录他在翌年著的七言五言诗偈、歌及题赞等。此后，隐元于宽文六年、七年所作诗偈等，分别由侍者道澄、性派等人编录为《黄檗和尚松隐二集》、《黄檗和尚松隐三集》。此外，隐元还有《拟寒山诗》、《又拟寒山诗》各百首。

（十）《普照国师广录》，三十卷，门人南源性派等据隐元在中国、日本的说法语录、法语、诗偈等摘录编纂而成，其中的中国传法部分比较忠于原录，日本部分有省略及改动的地方。有以往语录中没有的内容，重要的有：隐元像一、《上黄檗开山大光普照佛慈广鉴国师全录表》、《黄檗老和尚奏对机缘》、后水尾法皇、光格上皇的赐号加号书翰四、《隐元禅师语录序》等。

在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隐元全集》附录册中，載有隐元门人南源性派在高泉性潡协助下编录的《普照国师年谱》二卷，前一部分逐年附录原由侍者独耀性日编录、在隐元到日本后于承应三年（1654）刻印的记述隐元从出生至六十四岁事迹的《黄檗隐元禅师年谱》。上卷记载隐元从出生至清顺治十年（1653）六十二岁、下卷记载隐元从顺治十一年（日本承应三年）六十三岁赴日至宽文十三年（1673）四月八十二岁在日本去世前的年谱。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大正藏》）第八十二卷，載有《普照国师语录》三卷，取自前述《黄檗和尚扶桑语录》、《黄檗和尚太和集》中隐元到日本以后在长崎兴福寺、普门福元寺和黄檗山万福寺的部分传法语录；《普照国师法语》二卷，当取自隐元在中日两国向弟子或参禅者所作开示的书信或笔录。此外，尚有《隐元和尚黄檗清规》是隐元为日本黄檗寺制定的清规。

笔者参考前述隐元自述生平的《行实》及其弟子性日、性派相继所编《普照国师年谱》（以下皆简称《普照年谱》），并着重参考隐元赴日后的传法语录对他的生平和禅法思想作概要介绍。

 

二、隐元在东渡前的经历

隐元隆琦（1592－1673），隐元是号，名隆琦，明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初四生于福州福清县灵得里（现为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俗姓林，名曾昺，兄弟三人，排行第三，二哥出家为僧。父林德龙，农耕为业，在隐元六岁时离家入楚（泛指今河南、湖南、湖北一带）远游后，一直没有音讯。

家业素淡，隐元九岁就学，然而因贫翌年废学，与长兄从事农樵以扶养老母，维持生计。隐元在十六岁时，在观察星月流转等自然现象之际，常思考天地万象“谁系谁主”等玄奥问题，感到“此理非仙佛难明”，逐渐萌发慕佛出家的念头。[1]二十岁时，以父游未归为由拒绝母与长兄为己娉妻。第二年在得到母亲谅解后，携此娉金为路费踏上外出寻父的路途，先后到过豫章（今江西南昌）、金陵（今江苏南京）等地，后辗转至宁波、舟山，皆未找到。其间，虽逢到母舅、族叔劝他早日回家，他皆不听。隐元二十三岁时，到南海普陀山（在舟山岛东的小岛）观音道场进香，祈愿找到父亲，在看到佛刹胜景之后，更坚定出家之念，于是投到潮音洞主的门下以“道人”身份担任为香客烧茶的“茶头执事”。此后回家看望母亲，在家奉养老母近五年。隐元二十八岁时，母亲去世，请当地黄檗山寺法师为母举行礼忏超度法会过程中，认识了寺中兴寿鉴源法师，听从他的劝告，舍弃到外地出家的念头。明泰昌元年（1620），隐元二十九岁时，在黄檗寺礼兴寿为师正式出家为僧。

黄檗寺或黄檗山，全名是黄檗山万福禅寺，因山寺多有黄檗（即黄柏）树，故以黄檗为名。原建于唐贞元年间（785－804），马祖再传弟子黄檗希运禅师（谥“断际禅师”，？－855）曾在此出家。此后历经五代、宋，长期颓废不振，至明朝经中天正圆、觉田法钦、兴寿鉴源，兴慈镜源，再经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几代法师的努力，才使黄檗寺得以振兴，成为东南名刹。

明代黄檗寺初祖中天正圆（？－1610），致力重建和振兴黄檗寺，为提高寺的声望，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赴京请赐“龙藏”（当为明北藏），然而苦等八年没有得到而在京去世。徒孙兴寿鉴源、兴慈镜源入京继之。又经过六年（当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在首辅大学士（宰相）叶向高[2]的支持斡旋下，才得到皇帝所赐藏经一部六百七十八函及金、敕书、寺额、紫衣等，在寺建藏经阁收藏藏经作镇山之宝。[3]从此，黄檗寺声振东南丛林。隐元出家之师就是兴寿鉴源（？－1626），他被后世奉为黄檗寺“护藏赐紫”禅师。

密云圆悟（1566－1642），号密云，俗姓蒋，宜兴人。二十九岁时到荆溪（在今宜兴）龙池山禹门禅院从幻有正传（1549－1614）剃度出家，从受临济宗杨岐派禅法。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继师住持龙池禅院，此后应请住持天台山通玄寺、嘉兴金粟山广慧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天童山景德寺、金陵大报恩寺等名刹，名闻南北丛林。密云是在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三月至八月住持黄檗寺的，时间不到半年。他的嗣法弟子很多，著名的有长沙府沩山五峰如学、苏州府邓尉山汉月法藏、西蜀夔州双桂破山海明、杭州府径山费隐通容、嘉兴府金粟石车通乘、赣州府宝华朝宗通忍、常州府龙池万如通微、宁波府天童山翁道忞等。有《密云禅师语录》行世。[4]

费隐通容（1593－1661），号费隐，俗姓何，福建福州人。十四岁出家，先后参学于曹洞宗无明慧经（号寿昌）、湛然圆澄（号云门）以及无异元来（号博山）的门下，皆未契悟，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在绍兴吼山护生庵参谒密云圆悟，从受临济禅法。天启七年（1627）密云住持嘉兴金粟山广慧寺住持时，他受命任西堂首座。崇祯三年（1630）圆悟迁住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他跟随身边。崇祯六年（1633）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寺，三年后辞职。此后先后住持过温州法通寺、嘉兴金粟山广慧寺、宁波天童寺、松江超果寺、崇德福严寺、杭州径山万寿寺等。嗣法弟子有隐元隆琦等。著有《五灯严统》（1653年）、《五灯严统解惑编》（1654年）、《祖庭钳锤录》、《丛林两序须知》等。[5]其中《五灯严统》因为将原属青原行思——石头希迁法系的云门宗、法眼宗皆列入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的法系，并且称当时曹洞宗高僧无明慧经、湛然圆澄及其嗣法弟子“未详法嗣”或“未承付嘱”，予以贬斥而不載录，受到曹洞宗激烈批驳和抨击，甚至遭到毁板。[6]

隐元出家后，为兴修黄檗寺决定到京城化缘，因京城戒严不得已暂住绍兴，曾到云门寺参谒曹洞宗湛然圆澄禅师，听他讲《大涅槃经》，碰到从京城回来的时仁法师，向他问“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应当如何解释？然而时仁却回避正面回答，说：“三十年后向汝道。”他认为受到戏弄，感到气愤。然而此事对他影响很大，使他经常思考禅宗讲的佛法既不“依经解义”，又不随意离经妄说的道理，激励他遍参诸方名师。天启六年（1624）在嘉兴金粟山广慧寺参谒密云圆悟和尚，问：“学人初入禅门，未知向甚么做工夫？”密云答：“我这里无工夫可做，要行便行，要住便住，要卧便卧。”又问：“蚊子多卧不得时如何？”密云打他一把掌。他经过七昼夜考虑似有省悟，日夜坐禅参究。在密云门下参学五年，在同参道友中以应对敏捷、善作偈颂知名。崇祯三年（1630）三月密云和尚应请住持黄檗寺，招他随从同往，不久受命南下化缘，八月回归时密云已到宁波。此后，隐元应请住持福清县狮子岩寺，携弟子“刀耕火种”，“种薯蔬为食”，在岩的绝顶修行。崇祯六年（1632）费隐通容应请住持黄檗寺，请隐元为西堂（曾在他寺任住持而今客居本寺者）辅佐他传法。隐元不信仍回狮子岩寺，当地居士儒者夏春元、龚士龙前来问道，论“儒释一贯之旨”。

崇祯十年（1637），隐元应黄檗寺僧众和护法居士之请，继通容之后住持黄檗寺。翌年，开阅五千余卷的《龙藏》（当为明北藏），“用酬祖德，以报皇恩”，以连续千日为期。他在寺中为进京求经的中天正圆造塔，并建“梅福庵”供养。福清知县凌镜汭入寺参谒，问：“毕竟如何是不与万法为侣？”他答：“百花丛里过，一叶不沾身。”意为“不与万法为侣”的真如佛性虽显现为万物，又超越于万物。此后，他为了重兴寺院殿堂派出寺僧四处化缘筹资，六年后竣工，寺院焕然一新。崇祯十七年（1644）隐元请同学亘信出任黄檗寺住持，自己前往嘉兴金粟寺探望费隐禅师，被任为前堂首座，不久应请赴崇德县（在今浙江桐乡县）住持福岩寺。

此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动。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接着，清军入关，攻入北京，清世祖即皇帝位，建元顺治。李自成被迫率兵撤出北京西至山、陕，翌年兵败被杀。清朝派重兵南下陆续占领江南大部地区，清顺治三年（1646）攻占福宁、福州、泉州、漳州等福建很多地方。清兵所到之处对汉人野蛮屠杀、掠夺和焚毁房屋。自明朝被推翻至顺治十六年（1659）为止，先后有在南京即位的福王弘光帝、在浙江的“监国”鲁王、在福州即位的唐王隆武帝、在广东肇庆即位的桂王永历帝等明朝的残余势力，组织武装进行抗清斗争，皆以失败告终。郑成功（1624－1662），父郑芝龙，曾拥戴在福州即位的隆武帝政权，隆武二年（1646）在其父降清后起兵反清，后拥戴永历帝政权，长期以厦门（先后称中左、思明）、金门等地为据点开展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从1653至1657年利用清廷提出“和议”的时机联合南明残部攻复浙江、江苏和福建沿海很多失地，甚至有兴师北伐之举。1661年郑成功率兵从荷兰殖民者占领下收复台湾，翌年在台湾病逝。康熙二年（1663）清兵最后平定福建。[7]隐元东渡及刚到日本时与家乡的联系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在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二月清兵迅速南下之际，隐元南归，经过福州时应请到诸寺说法，又应当地士绅之请住持长乐县龙泉寺，远近前来问道或请他说法者絡繹不絕。当时清兵已逼近福州福清一带，黄檗寺僧人及护法居士紧急会商，决定請隐元立即回来住持寺院。隐元在顺治三年（1646）正月底回黄檗寺。此年九月清兵在汀州（今福建长汀）将唐王隆武帝及近臣等杀害。清兵攻破福州，残杀城中居民十之八、九，翌年三月攻陷福清海口、镇东二城，杀居民数千人。隐元率众前往海口、龙江两地修水陆法会超度亡灵，并作偈五首哀挽，其中有“故国英贤何处去，唯余孤月照空城”；“两城人物今何在，一阵悲风起骷髅”；“愧无道力资君福，聊借金风剪业花”等句[8]，反映了他对明亡和民众惨遭清兵屠杀而自己无力救助的悲愤心情。在战乱日益加剧的年月，他带领弟子“清淡自守”，挑担入市卖柴以维持寺院日用。顺治九年腊月初八（已进入1652年），隐元在开戒仪式宣读疏文至“开戒于洪武十年，善述于成祖昭世，列圣恩深，今皇德生”时，不禁“伤感涕泣，不能仰众”，可见他对明朝的眷恋深情。他还为拥戴南明政权参加抗清活动的殉节死难的士大夫林化熙、黄道周、钱肃乐等人写挽诗或祭文，经办葬礼，表示自己对他们的钦敬和赞叹之情。[9]当时一些不甘心做清朝顺民的儒者士大夫有的出家为僧。隐元赴日前剃度三山儒者欧全甫出家，授法名性幽，字独往，让他修《黄檗山志》八卷；又剃度海宁儒者姚兴出家，授法名性日，字独耀，让他担任身边的记室（书记）。[10]

 

三、应邀赴日传法

清顺治八年（1651），日本长崎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莆田凤山寺也嬾性圭任东渡担任崇福寺首座，然而不幸途中遇难丧身大海。消息传来，隐元含悲著偈哀悼。

从清顺治九年（壬辰岁，1652）四月至第二年（癸巳）十一月，日本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和在家信众（檀越）连续托商船主甚至派专使给隐元送信和礼物，请他东渡传法，然而隐元开始以年老等为由一再复信婉绝，直到收到逸然派弟子古石送来第四次邀请信（《第四请启》），被对方的至诚深为感动，才复信表示同意东渡传法，偈称：“三请法轮能不退，千秋道振在斯时”。[11]顺治十一年（1654），隐元六十三岁，前后住持黄檗寺达十七年，五月在将寺院传付弟子慧门如沛住持之后，辞别前来挽留的僧俗信众后，与弟子多人踏上南下东渡的日程，途中应请入莆田凤山寺、泉州开元寺暂住说法，六月到达中左（今厦门）。

当时中左是拥戴南明桂王永历帝积极开展抗清斗争的郑成功的重要基地。他对隐元到来表示欢迎，还特地送上斋金供养，后拨船护送。隐元在中左时，已为郑成功收编的郑彩与诸将前来参谒。《普照年谱》记载：“六月初三至中左，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供养。建国郑公暨诸勋镇絡繹参谒，师以平等慈接之，各尽欢心而去。……二十一日，藩主备舟护送。”其中的“藩主”即郑成功，因他在顺治三年（1646）从隆武帝受封“忠孝伯”，顺治六年（1639）从永历帝受封“延平公”，后受封“延平郡王”；《黄檗隐元禅师年谱》称之为“国姓公”，是因为他曾从隆武帝受赐朱姓。“建国公”即郑彩，原为郑芝龙部将，郑降清后与其弟郑联在浙、闽沿海抗清，迎明宗室鲁王监国入闽，受封“建国公”，后被郑成功收编。现存郑成功致隐元的一封信提到此事，其中说：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只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倘能诚心皈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岁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法驾荣行，本藩不及面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念，愈以失礼为歉。（陈智超等编《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隐元所收中土来信之六》）

 

可见，在隐元滞留中左的近二十天中，郑成功对隐元十分钦敬，曾当面听隐元宣说禅法，虽拨船护送然而他没有前往告别，希望隐元到日本后看传法情况再决定是否长住，如果情况不理想就早回国。

隐元向前来送行的僧俗弟子告别，在《江头别诸子偈》中表示：“暂离故山峰十二，碧天云净是归期。” 表示他只是暂离故土，到“碧天云净”时还要回来。然而何为“碧天云净”？也许意味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也许他对复明还存在希望。

当年七月初五船到达以“多船、多僧、多瑞雪”著称的长崎，逸然率僧俗信众把隐元一行请进兴福寺。长崎二位行政长官（“长崎奉行”）前来参谒。随隐元同到日本的弟子有30多人，其中有的后来回到国内，留在日本的著名弟子有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言性闻、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唯一道实等人；嗣后来者有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等人。

当时是日本后光明天皇承应三年（1654），主持幕府军政的是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他在德川家光之弟保科正之、大老井伊直孝、酒井忠胜、老中松平信纲等重臣的辅佐下十分重视文教事业。

隐元到长崎的第二天便举行住持东明山兴福禅寺的开堂仪式。按照中国禅宗传统拈香祝圣做法，连续拈香三次，向皇帝、州府及自己的师父祝寿祝福和报法乳之恩。然而隐元在这一场合，连续拈香五次，分别祝“今上皇帝（天皇）圣寿无疆，伏愿皇图与佛国巩固，帝道共祖道齐彰”；大将军（幕府将军）“威镇天下，德被蒼生”；长崎檀越（此特指行政长官）“仁政如青天白日，德相如古柏苍松”；兴福寺外护居士长者“般若现前，照见本来无一物”；兴福寺僧众“传临济正宗如龙如虎”；为在余杭径山传法的师父费隐通容“酬法乳之恩”。在当年元旦特地上堂祝圣说法，说：

 

唯祈四海无虞，处处村歌社舞，人人咸乐尧天，是以阴阳和，瑞物生；师资和，学业成；君臣和，天下平；父子和，家门兴。而我格外衲僧，慕忠义之国，乐太和之风，以道教人，无往而不化；以德先人，何莫而不从，一言契会，万里同风。[12]

 

隐元在明历元年（1655）三月应请住持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十一月又应请到摄津（在今大阪）住持慈云山普门寺，在上堂仪式拈香祝圣和日常说法也说了类似上述词语，也以忠孝慈悲教化信众。可以认为，隐元对日本的社会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他通过拈香祝圣和上堂说法，表明自己对日本虽尊奉天皇为全国最高首领然而实权归幕府将军把持的政治体制，对佛教传播须在地方政府保护和管理之下的制度是认可的，并且在弘传禅宗“即心即佛”、“明心见性成佛”的基本宗旨的同时，还向官民、僧俗宣示彼此协调和谐和忠孝仁慈等伦理思想，可以消除官府对他一行到来的戒心，并能赢得广大民众的好感和支持。隐元在住持摄律普门寺后，尽管“硕德高士闻风而至者”很多，然而仍引起一些人的猜忌，如《普照年谱》所说：“四方道俗，疑信相半”。当时日本佛教界既有天台、真言诸宗，还有禅宗的临济、曹洞二宗，各宗内部又有不同派别，出现这种现象是很自然的。隐元对此泰然处之。确实，这种现象并不反映主流。隐元来到日本传法的消息迅速传向四方，亲自前来或通过书信向他问道求法的人很多，其中也不乏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人。

在隐元传法和建立宇治黄檗寺过程中，曾得到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中不少禅僧的热心帮助，其中著名的有属于妙心寺灵云派龙安寺的龙溪宗潜（后改性潜）、龙华院的竺印祖门，还有妙心寺仙寿院的秃翁妙周、大雄院的万拙知善、慧照院的大春元贞、大坂大仙寺的湛月绍圆、广岛禅林寺的虚棂了廓等人。龙溪和秃翁出于振兴妙心寺的意愿，不顾妙心寺开山祖师关山慧玄遵照花园法皇旨意制定的“一流”相承的寺规，曾打算让刚到长崎的隐元到妙心寺担任住持，然而由于遭到妙心寺主流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不得已请隐元住持原由龙溪住持的摄津普门寺。[13]

隐元到日本后与福清黄檗寺和其师费隐通容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他在住持兴福寺的第二年七月派人回国给费隐送信，解释日本长崎方面原请也嬾性圭，然而因遭遇海难未能实现；他因为他们的“恳请再四”所感动，才同意东渡，似乎是“子债父还”。费隐为“吾道东矣”感到高兴。隐元原无长留日本的打算，出国前曾答应黄檗寺僧俗信众三年后回山，因此在他入住摄津普门寺后的两年间连续收到黄檗寺及其师费隐通容的书信，催促他践行三年回山之约。隐元一再向龙潜表示要回国，然而皆因受到执意挽留而未能成行。（《普照年谱》）

 

四、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创立

龙溪宗潜为了使隐元在日本能展开弘法活动，亲自到江户幕府进行斡旋和沟通。万治元年（1658）九月，按照幕府的安排，隐元在龙溪陪同下到江户传法，住入天泽寺，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十一月，德川家纲接见隐元，赐赠袈裟和金。隐元皆用来举办放生法会，为日本国民祈福。在这期间，他受到担任幕府担任重大职务的大老酒井忠胜（后出家名空印，1587－1662）、老中稻叶正则（1623－1696）[14]等人的信敬。酒井忠胜请隐元到长安寺为其父酒井忠利去世三十五周年举行“远忌”法会，并拈香向他问法。稻叶正则新建成养源寺，请隐元前去主持奉安佛像仪式。隐元回到普门后，曾应请到京都等地参观了很多名寺，对日本佛教有了更多了解。隐元在日本的名声日著，向他求法问道者也越来越多。

万治二年（1659）六月，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下令允准隐元在京都择地建寺传法。隐元选择在京都南边的太和山（宇治郡大和田庄）建寺，在幕府的直接过问和支持下，宽文元年（1661）八月寺初步建成。隐元为不忘本，以福清黄檗寺之名命名，寺额为“黄檗山万福禅寺”。从此有“西黄檗”（“古黄檗”）和“东黄檗”（“新黄檗”）之称。隐元在携弟子进山居住之后继续扩建，建成以法堂为中心，左右建有方丈室、开山寿塔、禅堂、钟楼、浴室等建筑的庄严恢宏的寺院。隐元认为日本寺院造像“不甚如法”，特请福建的名匠范道生负责造像，又命担任监院的弟子大眉性善督造韦陀、伽蓝祖师、监斋等像，因而寺院造像精美，并且保持明代造像的风格。宽文三年（1663）正月十五日，龙溪宗潜奉德川家纲之命请隐元在黄檗举行隆重的“祝国开堂”仪式，德川家纲亲自临席。隐元拈香为皇帝（天皇）、大将军、“主国太宰、辅弼功勋”（幕府大老、老中等重臣）、“主京尊官、法护长者”（在京都臣僚）等祝寿祝福，其中祝将军“不令而化”，“不言而彰”，祝幕府重臣“德政明如青天，护民如保赤子”……，[15]这些看似是搬弄套话，然而在当时对维护以德川氏为首的幕府体制，营造上下和谐的社会气氛是有积极意义的。

德川家纲（《普照年谱》称为国主）施赠黄檗寺僧粮四百石，隐元书偈致谢，其中有“灵苖秀发三冬实，一众饱参祝圣人”之句。此后，德川家纲还施赠隐元白金二万两及来自西域的木材为扩建黄檗寺用。后水尾太上法皇曾召龙溪入宫问法，对他表示敬信，特地托他请隐元开示禅门“法要”。隐元答之以“别无言说，惟放下身心，觑破无位真人（按：喻指自性），自彻自悟”等宗旨，得到后水尾法皇的赞赏和敬重，从此与隐元有文字交往并多次给予赏赐。法皇还赐舍利宝塔，隐元特建舍利殿供养。这为隐元和黄檗寺开展传法活动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隐元在七十六岁应参观奈良诸寺时，据載“四众追随参礼者日以万计”，说明他在日本佛教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隐元自宽文四年（1664）九月辞众退居于寺内的松隐堂，命弟子木庵性瑫担任住持。然而他每天仍要接待四方前来参谒问法者，并且书写大量回应问道者的书偈。宽文十三年（1673）三月隐元开始患病，各界前来慰问者络绎不绝。隐元写好遗书及偈颂，又写信给福清黄檗寺僧众及护法居士，嘱咐他们“护念祖庭”。水尾法皇也派使者慰问，并特赐“大光普照国师”之号，听说隐元病重不起，叹曰：“师者，国之宝也。倘世寿可续，朕愿以身代之。”四月三日，隐元写下遗偈：“西来楖栗（按：当为蒺藜，喻指禅法）起雄风，幻出檗山不宰功，今日身心俱放下，顿超法界一真空。”然后去世，年八十二岁。[16]

 

五、隐元的弟子和黄檗宗的发展

黄檗寺的建立，标志着在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外黄檗宗正式成立。通过隐元及其后继弟子的努力，黄檗宗迅速发展，并且逐渐融入日本佛教界和社会。

隐元门下拥有文才和经营才干的弟子很多，《普照年谱》的最后載有嗣法弟子23人：无得海宁、玄生海珠、西岩明光、慧门如沛、也嬾性圭、良冶性乐、中柱性砥、木庵性瑫、虚白性愿、即非如一、心盘真桥、三非广彻、广超弘宣、良照性杲、常熙兴焰、慧林性机、龙溪性潜、独湛性莹、大眉性善、独昭性圆、南源性派、独吼性狮、独本性源。[17]其中也嬾性圭已经死于海难，无得海宁、玄生海珠、西岩明光、慧门如沛等人没有到日本，龙溪性潜、独昭性圆、独本性源三人是日本人。实际上，隐元的弟子绝不止23人，例如编写《黄檗隐元禅师年谱》（出生至六十四岁）的独耀性日，为此年谱写序的独往性幽以及以善诗文、书法和医道著称的独立性易、编撰《隐元禅师续录》的性尊等人也是他的弟子[18]。

木庵性瑫（1611－1684），木庵是字，性瑫是法名，俗姓吴，中国福建泉州晋江人，年十九剃度出家，明崇祯八年（1635）在鼓山永觉元贤门下受具足戒，参学曹洞宗。后先后参学宁波鄞县天童寺临济宗僧密云圆悟、嘉兴金粟山广慧寺费隐通容禅师，曾长期修持看话禅。清顺治五年（1647）到临清黄檗寺参谒隐元，并从嗣法，后任首座，顺治十一年（1654）应请住持永春县象山慧明寺，翌年应已在长崎崇福寺的隐元招请赴日，先应请住持长崎福济寺，在宇治黄檗寺建成后来到隐元身边。宽文三年（1663）冬，黄檗寺僧众达500多人，隐元命木庵与即非如一分任两堂首座辅佐他传法。第二年隐元退位，命木庵继为第二世住持。木庵在幕府支持下继续扩建寺院，建大雄宝殿、韦陀殿和禅悦堂等，宽文十年（1670）受赐紫衣，又应江户端山居士（小仓领主青木重兼）之请住持新建的瑞圣寺。延宝二年（1674），木庵在再住瑞圣寺期间，主持盛大三坛授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仪式，按中国佛教的融大小乘戒法为一体的戒规授戒，有很多僧俗信众前来受戒。贞享元年（1684）正月，木庵写下“末后句”“一切空寂，万法无相”后逝世，年七十四岁，弟子铁牛道机继后。木庵前后住持宇治黄檗寺十七年，在幕府和各地大名武士的支持下，在寺内建有万寿院、紫云院两所塔头（在祖师塔所在寺院内建的寺），并应请为丰前（在今大分县）开善寺、摄津方向寺、大坂舍利寺三寺的开山祖师。木庵的嗣法弟子有50多人，其中有很多日本人，有传法广录三十卷、续录七卷传世。（道契《续日本高僧传》卷五〈木庵性瑫传〉）

即非如一（1616－1671），俗姓林，福州福清县人，出家受具足戒后，在福清黄檗寺从隐元受菩萨戒，后从隐元嗣法，曾住持福州雪峰寺，清顺治十四年（日本明历三年，1657）应隐元招请东渡，先住持长崎崇福寺，声名远扬，与当时住持福济寺的木庵唱拍相随被称为“二甘露门”。宽文三年（1663）如一到宇治黄檗寺看望隐元，隐元请他住持竹林精舍，不久与木庵同时受命分任东西两堂首座，辅佐传法。翌年秋，如一辞行，打算回归福州雪峰寺，然而途经九州丰前时，开善寺长老和法云明洞奉小仓领主之命将他热情留住，特建福聚禅寺请他出任开山住持。如一在此寺传法四年，慕名投到门下受法者很多，宽文八年（1668）请法云明洞继任住持，自己退隐于长崎崇福寺。宽文十一年（1671）如一挥笔写下“生如是，死如是，坐断生死关，触破没把鼻”，泊然逝世，年五十六岁。有传法语录二十五卷传世，嗣法弟子有柏岩道节、千呆道安等5人，被奉为尾张东轮寺、伊豫千秋寺、摄津雪峰寺的开山祖师。如一在传法之余擅长书画，受到人们的赞赏。（《续日本高僧传》卷五〈即非如一传〉）

龙溪性潜（1602－1670），龙溪是字，原名宗潜，归依隐元后改性潜，俗姓奥村，日本京都人，十六岁时到摄津普门寺剃度出家，此后曾在长达15年间到日本南部诸寺参学，在阅读记载中国宋代雪窦重显的传法语录后，才感到自己以往所学“皆古人糟粕”，从此竭力参究，六年后始有所悟。庆安四年（1651）住持京都妙心寺，向众僧讲佛教经论和禅宗列祖语录。后住持摄津普门寺，在隐元来到长崎兴福寺之后，听说隐元上堂说过“挑云入市无人买，恼杀杖黎归去来”等禅句，表示赞赏，经征询众人意见后，邀请隐元住持普门寺，自为监院（寺主、院主）。他在隐元指导下朝参暮扣，深得禅法旨要。此后，应后水尾太上法皇之召入宫问法，因奏对称旨，受到信敬。龙溪此后为隐元进入江户传法和从幕府得到赐地建新黄檗寺、受到后水尾上皇崇信等，做了大量联络疏通的工作。在宽文三年（1663）宇治黄檗寺举行夏安居的时候，隐元请他为西堂（曾住持他寺，任以辅佐住持传法的长老），经常参加隐元主持的参禅活动。翌年龙溪正式嗣法于隐元，应请住持江户正明寺。他常奉旨入宫为后水尾上皇说法，曾向后水尾上皇授菩萨戒，得赐“大宗正统禅师”之号。宽文十年（1670）八月应请到大坂传法，住于九岛庵，在端心坐禅中遭遇突发的暴雨洪水，然而坚不起坐，写下“三十年前恨未消，几回受屈烂藤条，今晨怒气向人噀，喝一喝，却倒胥江八月潮”的偈颂后，安坐水中溺亡，享年六十九岁。后水尾上皇听说痛悼，特为之在内殿祭祀。龙溪有语录三卷，著有《铁觜录》、《辨正录》、《宗统录》等。（《续日本高僧传》卷六〈龙溪性潜传〉）

独照性圆（1617－1694），俗姓富田，江户人，幼而丧父，随叔移居但马出石郡（在今兵库县），十一岁出家修学佛法，在和泉（在今大阪）祥云寺师事临济宗大德寺派僧泽庵宗彭（1573－1645），后参妙心寺派僧一丝文守（1608－1646），曾效法中国元代临济宗僧高峰元妙独居“死关”石室参究的做法，以三年为期参扣一个“无”字，有所悟处。后在京都嵯峨西谷建直指庵居住修行。独照听说隐元在长崎兴福寺传法，特地前往参谒，朝参暮扣深有所得，并得以随侍隐元身边，随至普门寺。万治二年（1659）在隐元到江户谒见德川家纲回到普门寺后，独照邀请并伴随隐元到京都自己的嵯峨直指庵并参访禅宗名刹。隐元赠偈，其中有“云到不辞分半榻，鸟困静处觅同参”之句。隐元就在这次参访京都将结束之际，受幕府令旨留京都选地建寺。宽文十一年（1671）隐元派人送给独照“源流”（禅法世系图）及法衣，表明正式承认独照为嗣法弟子。元禄七年（1694）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有弟子法灯、月潭等三人。（《续日本高僧传》卷五〈独照性圆传〉）

独本性源（1617－1674），俗姓法木，安房（在今千叶县）人，年十四出家。先参曹洞宗“五位”宗旨，后到京都龙安寺参谒临济宗妙心寺派僧龙溪宗潜（后改性潜），学临济宗禅法，正保四年（1647）回到江户，建自肯庵居住修行，听说隐元在长崎兴福寺传法的消息，率弟子前往参谒，受到隐元器重，后住持江户海福寺。万治元年（1658）隐元应召到江户进见德川家纲之后，独本请隐元访问海福寺，并请隐元为海福寺开山祖师。隐元在去世之前，特地为独本写付嘱偈，以确认他为嗣法弟子，偈的最后两句是：“一柄龟毛（按：喻示禅法不可以实有视之）今付子，勿孤黄檗老婆禅。”隐元去世，独本前来奔丧，在奉安隐元遗体的龛前得受此偈。此后，独本在镰仓建净业禅寺。元禄二年（1689）去世，享年七十二岁。独本死前命弟子将著作和语录烧掉，表示汗牛充栋的佛经祖录尚读不完，岂可以修补前人“葛藤”（著述）为事，说“不必留片语以辱于我也”。（《续日本高僧传》卷五〈独本性源传〉）

隐元弟子中虽以中国人最多，然而毕竟也有亲自培养的日本弟子，并且拥有大量继承他的法脉的二传或三传弟子，杰出者如铁牛道机、铁眼道光、潮音道海、了翁道觉等人，他们在包括江户、京都等地在内的各地传法，培养门徒，将隐元的禅法介绍到日本佛教界，激发更多禅林有识之士对传统公案禅、看话禅和当时禅风的反思，推动佛法的革新和振兴。当时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正在开展的正法复兴运动应当说是受到隐元黄檗宗的影响的。

黄檗寺实际是以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为外护建造和发展起来的，在宽文五年幕府下达朱印状（幕府的盖印证书）给予四百石的寺院领地。此后，黄檗寺也得到幕府历代将军的支持，从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到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皆为黄檗寺下达朱印状加以保护。

隐元生前为宇治黄檗寺订立住持选任规则：

 

本山第三代住持，仍依吾法嗣中照位次轮流推补；后及法孙亦须有德望者，方合舆情，克振道风。……

历观古来东渡诸祖嗣法者，三四代后即便断绝，遂使祖席寥寥。前承酒井空印老居士（按：幕府大老酒井忠胜）护法之念，尝言本山他日主法，茍无其人，当去唐山（按：指中国）请补，使法脉绳绳不断。此议甚当，惟在后代贤子孙举而行之，则是法门重光之象也。（《黄檗清规·老人预嘱语》）[19]

      

隐元退席前已选嗣法弟子木庵性瑫为第二代住持，这里又明确提出第三代住持也必须由他的嗣法弟子担任，至于此后的住持需从他的法孙有德望者中选任；并且按照幕府大老酒井的建议，以后若在本寺找不到合适人选，应到中国聘任。遵照这一规定，自隐元隆琦开始，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宇治黄檗寺的十三代住持皆为中国人，继第二代木庵性瑫之后的第三第四代住持分别是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皆是隐元的嗣法弟子；从第五代至第八代是隐元的法孙高泉性潡、千呆性侒、悦山道宗、悦峰道章；从第九代至第十三代是木庵、即非等人的嗣法弟子或法孙灵源海脉、旭如莲昉、独文方炳、杲堂元昶、竺庵净印。此后至第二十一代的住持中，既有中国僧也有日本僧，中国僧住持有连任第十五代、第十八代的大鹏正鲲、第十九代仙岩元嵩、第二十代伯珣照浩、第二十一代大成照汉。因从中国招聘高僧越来越难，幕府便停止从中国招聘住持的做法，黄檗寺住持皆由日本僧担任。

黄檗寺在发展过程中建成以寺中隐元祖塔为中心的很多塔院，如木庵的万寿院、紫云院、慧林的龙兴院、独湛的狮子林院等。因木庵担任住持近20年，法裔弟子很多，后世建成包括他的紫云院在内的十三所塔院，有铁牛的长松院、潮音的绿树院等等，在法系上形成在黄檗宗内最有影响的紫云派。[20]

 

六、隐元的禅法

隐元在法系上属于中国临济宗杨岐派，是“曹溪正脉三十六世、临济正传三十二世”（《黄檗年谱·年谱乞言小引》），上承唐·临济义玄……宋·汾阳善昭……慈明楚圆……杨岐方会……圆悟克勤——虎丘绍隆……无准师范——元·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明·幻有正传——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的法系。现主要根据《大正藏》卷82所載《普照国师语录》、《普照国师法语》及《黄檗清规》，并参考隐元赴日之前的部分语录，对他的禅法思想进行介绍。

隐元在日本先后住持长崎兴福寺和崇福寺、摄津普门禅寺、宇治黄檗寺，向日本信众旗帜鲜明地宣告自己传承的临济宗法系，阐扬禅法基本宗旨，宣示人人生来皆有佛性，引导他们自修自悟，提倡源自宋代大慧宗杲以来的看话禅，然而同时要求不废念经，还保持明代禅净双修的做法，既参禅也要念佛，并且在说法中会通儒佛，要求信众遵循儒家的忠孝之道。

 

（一）鲜明阐扬禅宗宗旨，明确传承临济法脉

       隐元踏上日本国土，先后住持长崎兴福、崇福及摄津普门诸寺，在说法中经常以十分明了的语言向日本信众宣示禅宗的 “即心即佛”、“明心见性成佛”的基本宗旨。在江户幕府宽文三年（1663）正月十五日，隐元应幕府将军德川家纲之请在新建成的宇治黄檗寺举行隆重的“祝国开堂”仪式。五月，后水尾太上法皇通过龙溪性潜向隐元问禅宗的“单传之道，不历阶级，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隐元书面回答说：

 

单传直指之道，别无言说，唯要自己放下身心及一切尘劳，直下返照本来面目，觑破无位真人（按：《临济录》中以“无位真人”比喻自性），则不被外物所蒙，如镜对镜，了了分明，原无一物染污，亦无点尘留碍，圆陀陀、活泼泼、赤洒洒、转辘辘，名不可名，识焉能识，直得自彻自悟自了而后已。既彻悟了然，则生死去来，自由自在，处富贵不为富贵之所牢笼，处人天不为人天之所留碍，可谓万象主而作四生（按：原指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泛指一切有情众生）父。以天下为一家，以万类为一子，继往开来，骈臻民福，圣种弥隆于万代，法门砥柱于千秋，大哉！於穆佛心天子（按：赞称法皇为怀有佛心的天子），世出世间无以加矣。（《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癸卯夏五月二十五日〉）[21]

      

所谓“单传”意为唯传超越于语言文字的“佛心”；“直指”为“直指人心”之略，意为直接体悟心性。隐元这段话是说，禅宗宗旨是教人摆脱身心和一切烦恼的束缚，直接省悟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或“无位真人”，领悟自己与生俱来的本性（佛性）是本来清净、本来超越于世俗认识，并且是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的。这样便达到自彻自悟，达到超脱生死苦恼的自由境界，处于富贵乃至人、天（天界）等任何境地皆精神自由。隐元特别针对后水尾法皇的地位，将佛与天子之位会通，说达到觉悟解脱境界，便是天地万物和一切众生的主人，处于世与出世间的最高地位。据载，后水尾法皇看了后十分高兴。

隐元自称黄檗，对自己应邀东渡日本负有一种使命感，所谓“曹溪正脉，黄檗传东”（《普照国师语录》卷下）[22]，以传播曹溪慧能的正法自任。龙溪性潜原属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的高僧，对隐元在日本传法给予多种帮助，后师从隐元。隐元曾满怀自信对他说：

 

佛祖命脉拈花已来，至曹溪三十三世，曹溪至龙池又三十三世，龙池传天童师翁，天童付径山本师，皆从正知正见、大机大用中而来。故诸方称正传，王臣重焉，龙天相诸，岂小知偏邪而能紊其毫端！（《普照国师法语》卷上〈示龙溪上座〉）[23]

      

意为自释迦牟尼佛以“拈花示众”方式传心法于大迦叶以后，至曹溪慧能为三十三世，从慧能至荆溪（在今宜兴）龙池禅院的幻有正传又经三十三世，然后经天童圆悟、径山费隐通容传至他本人，皆传承“正知正法，大机大用”的禅法，受到王臣的崇奉，天龙佑护，绝非偏邪禅法能够紊乱。

隐元在确认自己的嗣法弟子时，按照当时中国禅林的传统，要传授称为“法卷”的嗣法文书及传法偈颂。隐元在禅法上属临济宗杨岐法系，他传授的法卷上记述自唐代临济义玄……费隐通容，直到隐元的小传的传法偈，示以在临济宗中的代数。

隐元当时中日两国禅林中存在的弊病曾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在《示无纯钝居士》的法语中指出：

 

今时有一种无耻之徒，戴大帽，侈大话，以《维摩经》中所说为遮自己面门，纵淫怒痴为解脱大道，斥戒定慧为二乘小果，铃言肆说，昧己谩人。无知之者从而和之，相习成风。如盲引盲堕于火坑，未免识者所鄙。（《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无纯居士〉）

今时邪昧者众，惑乱无知，如盲引盲入于火坑所不免也。（同上〈示众善士·又〉[24]

      

隐元所引的《维摩经》大概是其中〈方便品〉的文字，说维摩诘居士“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若至博弈戏处，辄以度人；受诸异道，不毁正信；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一切治生谐偶，虽获俗利，不以喜悦；游诸四衢，饶益众生；入治政法，救护一切；入讲论处，导以大乘；入诸学堂，诱开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诸酒肆，能立其志。”意为维摩诘居士虽过着世俗生活却能修持佛法，济度群生。隐元批评丛林中有些无耻之徒假借效仿维摩诘居士，自吹自擂，恣意违犯戒律，淫乱妄为，反而污蔑按照佛教传统戒定慧三学修持的人为小乘（声闻．缘觉），迷惑了许多信众。隐元训诫弟子对此应有所警惕，在行动上划清界线。

隐元到日本后，先后住持四所寺院，在每次开堂升座仪式的拈香祝圣中皆拈香申明自己嗣法于“曹溪正脉三十五世费隐容本师大和尚”，以报“法乳之恩”。这样，仅从法系上，隐元的法系与日本旧有的禅法法系明显有别，后被称为“黄檗宗”是有道理的。

 

（二）说人人皆有佛性，修行者应“返本还源，直证本具之心”

禅宗在向信众传法过程中特别强调人人生来具有与佛一样的本性，引导信众确立自信，通过自修达到觉悟。隐元也坚守这一宗旨，只不过在说法中带有自己的特色而已。现存这方面的语录很多，现选引一部分语录，然后加以说明。

 

然佛祖圣贤之心，清净圆满具足。从中所发，正和纯真，其气也吉。一见一闻，令人踊跃，生正信心，是成佛之正因，则为善之本也。（《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永井日向守〉）

真正衲僧，心眼圆明，自知清净具足之心，为成佛之正因，岂更向外驰求！纵有苦修瞎炼，未免魔外生涯，正如蒸沙欲图成饭，无有是处，与夫本分正觉道果爰交涉也？此事本来现成，奚假修持？本来清净，阿谁污染？本来圆明，阿谁塞碍？本来具足，阿谁缺少？（《普照国师法语》卷上〈示峨山照上座〉）

指诸众生本来清净，本自具足，本自圆明。欲众生返本还源，直证本具之心矣。……迷为众生，觉为佛祖。（《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独广方居士〉）

然金刚种智，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只缘一念妄动，昧却本来，即成无明种草，或所修所结，尽皆业果，无益于己，与失正因正果，有何干涉？……当人即心是佛，无心是道。一念清净圆明是弥陀，一念无差别智是文殊，一念平等行是普贤，千佛万祖，皆从一心而成，离心而成，则成外道。（《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丹羽玉峰居士〉）[25]

   

意为对修行者最重要的不是到处求佛求法，而是必须了解自己本具佛祖圣贤的清净心性。这种心性既是成佛的内在依据，也是平时为善的根本。修行就是要体认一切皆空寂平等的道理，断除污染心性的妄念、差别观念和各种烦恼，使心性重新明洁，此即所谓“返本还源，直证本具之心”。如果做到“一念清净”、“一念无差别”、“一念平等行”，则自己就是佛，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文殊、普照菩萨。

隐元还用十分形象的语句说众生之所以有迷、悟的差别，有四生、六道的差别，皆是由他们的心、意识决定的。他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只因迷悟为间，则有四生六道之隔。为人幽险毒害，即地狱道；悭贪嫉妒，即饿鬼道；淫滥无耻，即畜生道；秉心忠义，尊持五戒，即人道；纯修十善，植德如法，即天道；我慢贡高，斗争胜负，即修罗道；执着偏见，顿证空理，即二乘小果；广行六度，精修万行，即大乘菩萨道；顿悟真心，具足圆明，清净无染如大圆镜。（《普照国师语录》卷上）[26]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来自晋译《华严经》卷十〈佛升夜摩天宫自在品〉中的一首偈颂，原句为“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诸佛悉了知，一切从心转”[27]，意为心与佛、众生皆由心生，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隐元引用此句的目的是说明人的心境决定是迷惑于自性的凡夫还是已经体悟自性的佛或菩萨。循环轮回于“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概指一切众生）、“六道”（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中的众生，归根到底是由他们自己的心境造成的，并且表现于现实生活之中。隐元说，为人幽险毒害即相当地狱道，悭贪嫉妒则为饿鬼道，淫滥无耻则为畜生道；心怀忠义，尊守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则为人道；修持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积功累德则为天道；傲慢自大，好斗争胜则为阿修罗道。同样，如果执著和满足于体悟空理，则只不过仅得到小乘佛教（声闻、缘觉）的果位；进而修持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则为大乘菩萨之道。只有遵照禅宗的宗旨，在彻悟真心自性上下功夫，使清净佛性显现，才算进入最高觉悟境界。这种说法看来是直接受到《六祖坛经》中六祖慧能类似说法的影响[28]。

这种说法实际是在佛教倫理、戒规中融入社会公德的思想，以此向信众进行教化，容易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可以取得普遍劝善的效果。

 

（三）既提倡看话头和参究身心，又主张修禅不废念经

隐元上承宋元以来临济宗的禅法，提倡参话头，然而尤其提倡参究自心。

参话头的禅法是要求修行者在坐禅乃至日常生活中专心参究前代祖师语录中的某些语句、字，在参究中做到超越语句或字的任何含义，以清除心中的“妄念”和“杂念”，达到所谓“无念”或“无心”的精神境界。例如，他曾对达空禅师说：“老僧说的汝用不着，既未能一刀两段，须昼三夜三，无间间忙，且看‘虚空如何磕碎’？只此一句看来看去，久久纯熟，不知不觉处，忽然撞破。……切不可起别念余思，恐杂毒入心，不可疗也。”（《普照国师法语》卷上〈示达空禅人〉）[29]他所说的“虚空如何磕碎”就是参究的话头。他要求达空禅师日夜反复参究这个话头，说久而久之便可在不知不觉中体悟自性，达到精神解脱。

然而从现存隐元的语录来看，他更多的是提倡参究自身和自心，要求修行者从有分别之心的“疑”，到通过修行断除各种分别观念、烦恼，体悟自性的“悟”。现举几段他的语录：

 

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则心性不从外得，岂可向外驰求乎，须向己躬下昼三夜三，念念返照，时时追觅心性在甚么处？行住坐卧、迎宾待客时，心性在甚么处？正思正想、无思无虑时是个甚么？追来追去，究来究去，追至无可追，究至无可究，不知有人，不知有我，空荡荡，虚豁豁地，忽然咄地一声，便知落处，则不被流俗阿师所瞒。（《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津阳彦信士〉）

须自己日常返照，看毕竟死了烧了，此一段灵明向何处去？即今转动施为、折旋俯仰是谁主宰？无想无梦之际，主人翁在甚么处？孜孜返照，念念追寻，无间闲忙，不分昼夜。忽然不知不觉咄地一声，便知落处，了了分明，更不问人也。般若之智，时时现前；一切境缘，如红炉点雪；灵明湛寂，觌体如如。千魔百怪，不能动摇，如大圆镜，物来便鉴物，去了无朕迹，所谓本来无一物，触处独圆明也，只此是出生死紧要处。（《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秀云性英道人〉）

但看贪时，贪从何起？嗔时，嗔从何来？痴时，痴作何状？看之照之，不计岁月，久久纯熟打成一片，忽然咄（按：音duò）地一声，便见本来面目，尽是大圆满觉，于中觅一点贪嗔痴相了不可得，便是出生死，证菩提，到彼岸时节也。（《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小滨民部居士〉）

专入禅定者谁？提撕话头者谁？或时不入禅定者又是谁？不提撕话头者又是谁？如是参去，忽然看破两重关，纵横于天地之间，自由自在，则佛祖不相谩耳。（《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藤资清尚书〉）

善人谁缚汝？谁将生死烦恼与汝？既未知下落，须时时观察，念念返照。忽然眉毛触杀虚空，自有倒断处，更不问人。乃知般若智现前，如亘天烈焰，一切梦幻空花，实时消殒，净尽无余矣。（《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道成善士〉）[30]

   

据此可知，隐元的参究自己身心的禅法的特点是：1、参究的对象是自己的身心，例如可参究自己的心性在何处？在行住坐卧、迎宾待客时心性在什么地方？在思虑时与不思虑时心性是什么样子？死后火化了，灵魂到何处？也可参究自己的贪瞋之心，追问自己“贪时，贪从何起？嗔时，嗔从何来？”还可自已参究是谁在坐禅，谁在参扣话头？参扣是谁在束缚自己，谁给自己带来生死烦恼？2、参究的场合不限于在入定坐禅的时候，在昼三夜三的任何时间和行住坐卧乃至迎宾待客的任何场合皆可参究；3、在参究中对参究的问题要达观对待，并且参究不要间断，所谓“追来追去，究来究去，追至无可追”；“孜孜返照，念念追寻，无间闲忙，不分昼夜”；得到般若之智，心如明镜；“看之照之，不计岁月”；“时时观察，念念返照”；4、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是体悟自性（佛性），认识一切皆空的道理，不再执著于分辨他与我、内与外、身与心等的世俗认识，从而出离生死，精神自由，即所谓“不知有人，不知有我，空荡荡，虚豁豁地”；“看破两重关，纵横于天地之间，自由自在”；“一切梦幻空花，实时消殒，净尽无余”及《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仁禅人〉所说的“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身心一如，我人一致”[31]。隐元强调，这种精神境界是通过长期参究而达到顿悟得来的，所谓“咄地一声，便见本来面目”。

隐元虽然一再地表示，达到顿悟解脱不靠语言文字，不靠思维推理，然而他还是要求门下弟子要经常阅读佛典乃至禅宗祖师的语录。他制定的《黄檗清规·梵行章第五》中明确地规定：“凡是黄檗儿孙，须依黄檗规约持戒礼诵，增激参禅。禅暇不妨博览藏典、尊宿语录。”[32]

 

（四）保持明代禅净双修的做法，参禅还要念佛

自北宋永明延寿（904－975）提倡禅净双修以后，不少禅僧也提倡修持净土念佛党法门，如南宋曹洞宗的真歇清了（1090－1151）、元代临济宗的中峰明本（1263－1323）、天如惟则（？－1354）等人，虽也标榜“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然而也皆提倡念佛。从隐元的著作和语录来看，他虽很少正面提倡念佛，然而在他亲自参与制订的《黄檗清规》中确实有读诵《阿弥陀经》和念阿弥陀佛的记载，例如：

晚堂诵《弥陀经》、《蒙山施食文》、《心经》、《往生咒》。 

每月遇十四、三十羯磨夜，诵《弥陀经》已。

晚间《弥陀经》（或《大悲咒》）、南无阿弥陀如来（三遍）。

这实际是照搬中国汉地寺院的做法，与在佛教宗派壁垒森严的日本的禅寺是不一样的。在他的弟子中，据《续日本高僧传》卷五〈性莹传〉记载，隐元弟子独湛性莹（1629－1706）特别注重念佛，曾住持远江（在今静冈县）初山寺、上野（在今群马县）国瑞寺，天和二年（1682）奉旨住持黄檗寺，先后十一年，“律身精严，兼修净土，日课《弥陀经》四十八卷（按：经只一卷，此指诵经四十八遍），礼佛三百或五百返，恒持佛号，未尝暂停”，最后在念佛中去世。日本临济宗妙心寺派学僧无著道忠所著《妙心寺志》中说，黄檗宗的“问答说禅”似禅宗，然而“高唱弥陀佛”似净土宗，“手结印契”似真言宗。[33]这正反映了隐元所传是中国进入明代以后盛行的带有诸宗融合色彩的佛教。

尽管如此，隐元仍是从禅宗“即心是佛”和“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传统观点来对待净土念佛法门的，如前面所引，他曾对丹羽玉峰居士说过“一念清净圆明是弥陀……千佛万祖，皆从一心而成，离心而成，则成外道。”另外他在一次上堂说法中引述了一首偈颂，其中有“一言之下了无生（按：体认诸法空寂无生无灭的道理），始信自家是佛陀”之句（《普照国师语录》卷下）；在《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陈道人〉中也有“念不净，不往极乐；心不染，不来娑婆（按：指现实世界）。娑婆、极乐，只在当人心念净染之间矣”。[34]从这里可见隐元仍坚持中国禅宗的基本宗旨，将修持心地法门和体悟自性当作修行解脱的根本。

此外，黄檗寺僧众在修行、经营佛事等方面长期保持中国明代禅寺的传统，例如读诵佛经用汉音，举办法会时演奏中国佛教的法器等。

 

（五）会通儒佛，在说法中提倡儒家忠孝之道

隐元在日本传法过程中，除上堂说法、解答僧俗信众的疑问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法会，其中有很多是应来自幕府、朝廷重臣或地方政府的官员、仕绅信徒的请求而举行的追荐父母、祖先的法会。隐元在这些法会说法中提倡儒佛一致的思想，将儒家的伦理观念与佛法巧妙地揉合在一起，既劝人孝亲忠君，又教人信奉佛法，受到日本朝野的欢迎。

隐元在中国时虽正式上学读书时间很短，然而经过刻苦自学和长期受到儒家思想文化的熏染，对儒家思想是十分熟悉的。这从他的大量语录、著作可以看出。他认为，一个在社会上有作为的人，应当既懂得佛教又精通儒家学问。他曾说：

 

知儒方可入佛，入佛而后通儒。只如真俗不二一句，作么生道？儒佛并担真铁汉，人间天上出头高。（《普照国师语录》卷上）

令知儒而后入佛，则成大家名流。盖佛儒迹虽异，而心莫不皆同。心虽一，其修证不无小大浅深矣。（《普照国师法语》卷下〈示石川居士〉）[35]

      

这些语句不像是向普通信众讲的，对象似乎是对儒学已有相当修养的人。隐元表示，只有了解儒学的人方可信奉佛教，而奉佛之后才能真正通晓儒学，做到儒、佛兼奉，在世间则能立功出名，即使死后生到天上也非同凡辈。他还说，佛教与儒家虽然表现形态各异，然而二者的“心”（基本宗旨、趋向）是一致的，但在修证要求和方式方面却存在大小、浅深之别。言外之意自然是佛教属大、深，儒家属小、浅，佛教是优越于儒家的。

隐元在讲述儒家的孝道时也贯彻了这种思想。他在应请为不同信众举办的追荐父母、先祖的法会上说过：

 

父母乃人生之大本，人主乃天下之大本，天地乃万物之大本。佛祖乃群生之大本。能知大本之恩可报，其唯人中之孝欤。是以知恩方解报恩，识法乃能重法。知恩者知此大本也，以己推人，令普天之下尽行孝道，其恩不亦广且大乎。重法者重世出世间之法，舍身卫护以寿将来，不亦悠久无疆乎。能立广大悠久无疆之功，以成天下大孝，可谓至善至美矣。（《普照国师语录》卷下）

为孝不孝父母，非孝也。为忠不忠其君，非忠也。不忠不孝，人亦不成，况僧乎！况佛祖乎！我等学佛之徒，须体佛心，净佛戒，行佛言，证佛果。不唯一世二亲已荐，乃至无量劫来父母俱已荐矣。（《普照国师语录》卷上）

恩重天伦，禀乾坤之正气；义存昆仲，尽孝悌之真心。正气升，二仪判，三才立，雨旸时，百谷登，万民乐业，天道全矣。真心现，伦理明，敬事修，思慕切，哀乐当，生死去来，各正性命，人道成矣。若夫天人一贯，幽显一致，十界一如，万灵同体，冤亲平等，逆顺合辙，唯证乃知，非浅智之所测也。（《普照国师语录》卷上）[36]

      

隐元从不同角度阐释孝道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1、人生之本是父母，天下之本是君主，万物之本是天地，群生之本是佛祖。既然知本，就应当报本报恩，最重要的是奉行孝道。不仅自己孝敬父母，而且要劝导更多的人乃至天下人皆行孝，还应护特佛法。这个过程也是成就自己达到“至善至美”的道德境界的过程。

2、为人之道最根本的是孝亲忠君，如果做不到这点，不仅丧失人格，而且也没有做僧的资格。出家为僧者如果能够如法持戒修行，达到解脱，可以追荐近世远世父母皆得到超度。

3、孝悌之道感应于天地阴阳，人道贯通于天道。如果举世修持孝悌，崇尚道德，便能感通天地阴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隐元还告诉信众，要行孝道，完善道德，首先要净化自己的心性，说“一心清净，一切处无不清净；一心具足，一切处无不具足”，然后带动全家，风行所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善一国兴善，一家孝一国兴孝。”（《普照国师语录》卷上）[37]

隐元这样传法，受到朝野民众的欢迎，自然为他在日本传法带来方便。

宇治黄檗山万福寺是按照中国明代寺院的样式和风格建造的，对日本佛教界和民众有很大吸引力。隐元后继弟子中有很多人善诗文、书画、篆刻。他们的作品受到日本各界人士和僧俗信众的欢迎，对江户时代日本文化艺术产生很大影响。在木庵性瑫住持黄檗寺期间，曾设立授三坛大戒的道场，登坛受戒者竟达5千余人。黄檗寺第五代住持高泉性潡（1633－1695）是明僧，爱好文史，曾协助南源性派编撰《普照国师年谱》二卷，在传法之余搜集大量日本佛教史料加以整理，仿照中国佛教史书体例编撰出《扶桑禅林僧宝传》十卷、《东国高僧传》十卷、《东渡诸祖传》二卷及《续扶桑僧宝传》三卷等，至今对了解和研究日本佛教史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僧铁眼道光（1630－1682），先后从隐元、木庵受法，为改变日本没有雕刻大藏经的历史，发誓在有生之年雕刻大藏经，先后用十三年时间从事讲经化募和各种准备，最后以隐元带到日本的明代万历版大藏经（《嘉兴藏》）为底本刻印出日本第一部大藏经，称《黄檗版大藏经》或《铁眼版大藏经》（《续日本高僧传》卷十〈道光传〉），收佛典1618部7334卷，至今版木仍存宇治黄檗山万福寺。

黄檗山万福寺住持在第二十二代以后皆为日本僧，此后教势逐渐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