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

作者：杨富学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11日

内容提要：回鹘自9世纪中叶始即与藏传佛教有了大规模的接触，蒙元时代，藏传佛教盛行，回鹘中出现了大量的修习藏传佛教的喇嘛僧。他们有的在出家后又还俗，成为元政府统治阶级的一员；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有相当多的藏文佛教经典曾被译为回鹘文，对回鹘佛教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作者杨富学，1965年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

回鹘佛教是在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中亚、印度佛教的交互影响下形成、发展的。其中以前二者影响较大，由于笔者已就汉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作过专论，[①]这里仅就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略作考述。

回鹘与藏传佛教的最早接触，汉籍史料无载。巴卧·祖拉陈瓦于藏历阴木鼠年（1564）撰写的《贤者喜宴》称，藏族人在初修桑鸢寺即曾迎请“Hor的木雀神像及菩提天神神像作护法神”。由于Hor一词在藏族文献中常用于指代回鹘人，故学界多将上述记载作为藏族与回鹘佛教早期接触的证据。[②]其实，这一记载是不可信的。首先，Hor一词不一定指代回鹘人，除了回鹘之外，也常用以指代西域诸族，到蒙古帝国兴起以后，该词又专指蒙古人。其次，桑鸢寺始建于公元779年，地处今西藏扎囊县雅鲁藏布江的北岸，与漠北回鹘地域遥远，况且当时回鹘虽对佛教有所了解，但信佛者甚罕，摩尼教依然是回鹘的国教。所以，将文中的Hor解释为西域地区似乎更为合适一些。因为当时西域佛教发达，素有“佛国”之称，地域又与吐蕃相属，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更何况在桑鸢寺兴建之时，吐蕃势力早已渗透到西域地区，并为争夺安西四镇而与唐朝多次交兵。其三，《贤者喜宴》成书于16世纪，其中藏族迎请Hor神像之载神怪味道颇浓，当取自民间传说，难以凭信。以史实观之，回鹘与藏传佛教发生大规模接触应始于840年回鹘西迁之后。是年，由于受到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辖戛斯人的进攻，雄强一时的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其民众四散外逃，其中有不少逃至西域和河西走廊一带，而这里当时基本上为吐蕃控制区，所以，藏传佛教于此时对回鹘产生影响当是情理中事。

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迦派四祖萨班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班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③]元世祖忽必烈又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行下效，信仰藏传佛教之风迅速形成，于是，包括回鹘贵族在内的诸色人等也都随之皈依藏传佛教。

忽必烈和蒙古贵族虽崇拜藏传佛教，但谙熟藏族语文者甚少，藏族高僧中懂蒙古语的也是凤毛麟角，势必严重妨碍双方的交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那些早已熟悉蒙古语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受到蒙古统治者器重的一批回鹘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藏语，以充当皇室贵族与帝师之间的翻译。他们本来就信仰佛教，故学习藏传佛教轻车熟路，很多人因受其影响而皈依之。[④]于是，回鹘中出现了一批以信仰与弘传藏传佛教而闻名的高僧大德，如阿鲁浑萨理、迦鲁纳答思、舍蓝蓝、必兰纳识里等都是著称于史的喇嘛。

阿鲁浑萨理，《元史》有传，称其出自回鹘王族，在忽必烈时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位高权重，死后被追封为赵国公。“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即通其学，且解诸国语”。[⑤]这里的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鲁浑萨理从其学佛法，成为虔诚的喇嘛，很受忽必烈器重。阿鲁浑萨理家族对佛教的信仰是有传统的，史载其祖阿台萨理“精佛氏学”，其父“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1275)，入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⑥]

我们知道，总制院是宣政院的前身，系忽必烈执政初所设，“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⑦]当初是由帝师八思巴兼领的。在八思巴于至元十一年(1274)返回吐蕃后，其职掌继由萨迦派喇嘛所领管。乞台萨理能在这个时候出任总制院辖下的释教都总统和同知总制院事，说明他在西藏佛教界有着较大的影响，深为八思巴所赏识。因为按惯例，这两个职务一般都是由帝师提名、推荐的。其子阿鲁浑萨理有缘师从八思巴大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家族与西藏佛教萨迦派的关系非同寻常。

迦鲁纳答思，也很有语言天才，“通天竺教及诸国语”，曾“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⑧]

舍蓝蓝曾在元朝宫廷为后妃们讲经说法，而且还将多种佛教典籍译为回鹘语。其事迹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2：“舍蓝蓝，高昌人，其地隶北庭。其地好佛，故为苾刍者多……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师始八岁，从其亲至京师。入侍中宫真懿顺圣皇后……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雉发为尼，服用之物，皆取给于官……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犹汉人之称师也……诏居妙善寺……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十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又于西山重修龙泉寺，建层阁于莲池。于吐蕃五大寺、高昌国旃檀佛寺、京师万安寺等，皆贮钞币，以给燃灯续明之费。又制僧伽黎文数百，施番汉诸国之僧。其书写佛经，用金数万两，并寺施舍所用币数以万计。”这是我们所知惟一的回鹘女喇嘛。

必兰纳识里也很值得注意，他是《元史·释老志》中惟一立有专传的回鹘喇嘛：“初名只剌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1302)，奉旨从帝师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更赐今名。皇庆中(1312～1313)，命翻译诸梵经典……至治三年(1323)改赐金印，特受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弘辩三藏国师……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经。” 曾作为替僧，代元成宗出家，得到成宗重用，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和诸国引进使。又被任命为“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而且通晓回鹘、吐蕃、汉、蒙古等多种语文，翻译了多种佛教经典。惜大多已无存，仅有他根据汉文佛典创作的回鹘文诗歌《普贤行愿赞》因保存于敦煌石窟而得行世。

除了上述之外，回鹘中大喇嘛僧当还有不少。他们有的先出家后还俗，成为元政府统治阶级的一员；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也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西藏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

这里还应提到安藏。他虽然不是喇嘛，但佛学造诣也是相当深厚的，而且精通藏语，曾据藏文将《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译为汉语，这在汉文《大藏经》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他又据藏文将该经译入回鹘文。

回鹘喇嘛僧随着藏传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回鹘僧徒对学习藏语、藏文的热情必然会随之大增，回鹘人中兼通回鹘语文、藏语文者似乎不在少数，安西榆林窟第25窟有哈密回鹘人新村巴(Yangï Tsunpa)题记，先以回鹘语文书写，再书以藏语文。[⑨]、回鹘中似乎也有不少人精通八思巴文，如敦煌莫高窟第217窟有回鹘人布颜海牙(Buyan Qaya)的题记，先用回鹘文书写，再书以八思巴文。[⑩]特别值得述及是敦煌发现的用藏文拼写的古代回鹘语文献《佛教教理问答》。文献原卷现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 Chinois 5542/P.tibetain 1292，系伯希和于莫高窟藏经洞所发现，存共44行。首尾为三归依文句，中间用问答形式阐述“四生(dyor dod mag)”、“五道(bēs yol)”、“十戒(on chig šra bud)”、“六波罗蜜(al ti pa ra mid)”及“三毒”（贪、欲、瞋）等佛教基本教义。[11]回鹘语佛经不用回鹘文书写，而书以藏文字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藏传佛教对回鹘影响的深度。

藏语对回鹘语的影响，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也可看得出来，如回鹘文《转轮王曼荼罗》中的čäk“句号、点”一词，显然就借自藏语；čanto“温暖的地方”一词，很可能就是梵语借词的藏语拼写形式。[12]在该经中，常用藏语数字“1”来代替回鹘语数字bir。如411行出现的1 yüüz-lüg iki qol-luΥ“一面二臂”、315行的1-singa“一朵莲花”等都属这种情况。č

为适应广大信徒学习西藏佛法的需要，不少回鹘喇嘛僧都致力于藏文经典的翻译。根据史书记载，从藏文译入回鹘文的佛经数量不少，惜由于回鹘人后来大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出于宗教热情而有意毁坏佛教文献，回鹘文也逐步为阿拉伯文所取代而逐渐成了无人知晓的“死文字”，致使回鹘文佛经相继失传。幸赖敦煌、吐鲁番等地的考古发现，才使部分文献得以重见天日，其中译自藏文的经典为数不少。

1．尊者阿阇黎译《吉祥轮律仪》

回鹘文密宗文献《吉祥轮律仪(Sri-cakrasamvara)》，现存63叶(126面)，1907年由斯坦因发现于敦煌，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Or.8212-109，存文字1430行。关于内容、作者、译者和写本年代，有题跋如是记载：“四种次第成就法，此为纳若巴大师讲说之真义(kirtü)……由萨迦僧人大法师法幢(Dharma tvačï)大师制成……哈密尊者阿阇黎(Arya Ačari)遵佟巴(Istonpa)大师之令翻译……至正十年(1350年)虎年六月初四日我三鲁克沁(Üč Lükčük)城之后学萨里都统(SarïΥ Tutung)奉阿速歹王子之令写。”[13]这里的阿速歹必非与之同名的蒙哥汗之子阿速歹，当为至顺元年(1330)三月受封为西宁王的速来蛮(Sulaiman)之子，其名不见于《元史》，但见于《莫高窟六字真言碣》(1348年立，碣石今存敦煌研究院)和《重修皇庆寺记》(1351年立，碑石今存敦煌研究院)。看来此经当缮写于敦煌，写成时代为元至正十年(1350)。从写本中多出现藏文术语来看，应译自藏文。内容为印度著名密教大师纳若巴(Nāropa，1016～1100)所传的《吉祥轮律仪》。

    2．安藏译《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

    《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属密藏经典，回鹘文译本残卷在吐鲁番等地有所发现，现藏柏林，编号为TIII281 (U3883)。另有册子式木刻本残卷存于北京。从文中多用藏文词汇这一点看，该经当译自藏文，译者为元代著名回鹘学者、翻译家安藏。

3．佚名氏译《秘密集会怛特罗》

《秘密集会怛特罗》为藏密基础著作之一，在柏林藏有译自该经的回鹘文写本一件，编号为TIIT646 und Tiu (U4235)，内容为该经末尾之一段，存18行，叶首正面有藏文2行，背面存1行。

4．萨迦班智达著，佚名氏译《师事瑜伽》

《师事瑜伽》，藏文原作Lam zab-mo bla-ma’i rnal-’byor，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Sa-Skya Pandita，1182～1251)所著19种著作之一，后被译入回鹘文，其写本今存柏林，出自吐鲁番，编号为TIIIM193 (U5333)，存52叶，497行。  

    5．括鲁迪·桑伽失里译《文殊师利成就法》

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Mañjusrisādhana)》残片1叶，现存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编号为2695。从写本的跋文看，该经系由一位名叫括鲁迪·桑伽失里(Qoludï Sanggä-Sïrï)的回鹘人由吐蕃语译成回鹘语的。[14]

6．佚名氏译《无量寿宗要经》

    一般认为，《无量寿宗要经》系汉人撰述，但托名唐代藏族大法师法成所译，1卷。此经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极为流行，既有大量的藏文本，也有相当多的汉文本。现存回鹘文本是一部附有婆罗谜字母陀罗尼的比较特别的经典。折叠式，刻本，很可能译自藏文。

    7．佚名氏译《十方平安经》

用婆罗谜文回鹘语写成的佛教经典《十方平安经》，现存圣彼得堡，系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科洛特科夫(N.N.Krotkov)于乌鲁木齐所获，现存残卷43叶，回鹘文题作Tišastvustik，似译自藏文，不见于汉文大藏经。以之与藏文本相较，可以看出，它的内容不无变更，饶有兴趣地收入了一些为人熟知的故事，即佛同商人提谓和波利相会的内容，但行文有大幅度变动。

8．本雅失里译《转轮王曼荼罗》

《转轮王曼荼罗》，藏文题作Cakrasamvaramadala，属藏传佛教密宗文献。回鹘文译本是八思巴弟子回鹘学者本雅失里(Punyasri)依据藏文本翻译而成的。文献在20世纪初由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获得，现藏柏林，编号为U557(原编号为T1Tantra)。

9．括鲁迪·桑伽失里译《胜军王问经》

回鹘文《胜军王问经(Arya Rājāvavādaka)》写本，现存圣彼得堡，编号为2Kr.3，系科洛特科夫于乌鲁木齐所获，2叶，现存文字40行。内容包括佛陀向憍萨罗国王波斯慝王布道的情节。其跋文记载说：“奉菩萨后裔合罕皇帝之命，括鲁迪·桑伽失里再据藏语译为回鹘语。”[15]其译者与前文述及的回鹘文《文殊师利成就法》同。

此外，译自藏文的回鹘文佛经尚有《大乘大悲南无圣观音陀罗尼聚颂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说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金刚手菩萨赞》、《法华经观音成就法》、《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身轮因明经》等，都有回鹘文写本发现，兹不一一赘述。

从以上16件译自藏文的回鹘文经典看，大多都属于密教著作，说明回鹘学者、僧侣对藏传佛教的接受是以密教为主的。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但从总体上说，藏传佛教对回鹘的影响还远远比不上汉传佛教。汉传佛教早在7世纪就已为回鹘民族所认识，通过汉-回鹘民族之间数百年的宗教文化交流，汉传佛教逐步渗透入回鹘民心，而藏传佛教却不然，主要局限于元代入居内地的回鹘上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史书中看到元代回鹘喇嘛僧的活动，在出土文献中能看到译自藏文的回鹘文经典，却在回鹘文学、艺术、哲学诸方面很难找到藏传佛教影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