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唯识学研究回顾
作者：丹·鲁索斯 Dan Lusthaus 魏德东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11日
通常这类回顾的惯例是提供一种带注释的文献目录，基本以编年史为序，并夹杂有重要评论，提出未来要解决的问题或疑难作为结论，以展望未来走向的鼓励性话语总括全文。在这里，我将颠倒这一顺序，首先提出一系列问题，随后是文献概述。这些问题会使我们迅速把握学者们迄今为止已经完成和尚未完成的工作。反过来，它也为我们的概述提供了必需的视角。
一，问题：什么是瑜伽行派？
当我们思索瑜伽行派的时候，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瑜伽行派？没有满意答案的事实、学者们对此的一致认同，以及这一疑问的持续存在，反映了瑜伽行派研究中的某些现状。我也不想讨论教义或哲学上的争论，虽然学者们在每一方面都没有一致意见。很简单地，我想讨论，什么是瑜伽行派的界限？这一概念包括什么、排除什么？哪些佛学家可以称其为唯识家？
瑜伽行派应当被限定于传统上经典的思想家，象无著和世亲，以及他们的著作吗？然而哪些是他们的著作？学者们在这个世纪从几个方面争论这一问题。归于无著名下的著作，哪些为他所著？汉传和藏传传统提供了不同的书目。哪些著作应该归属于他，哪些应该归于他的导师──弥勒？根据读到的学术材料，弥勒是居于兜率天的菩萨？是一位人间的导师？是无著想象中的虚构？还是无著为确立著作权威性而做的狡猾的比附？许多学者的精力被用于区分无著和弥勒，他们对这些著作的文风、术语做了细密的考察，但却几乎无人思考无著和世亲思想的关系。假设我们能够满意地鉴别哪些真正是无著与世亲的著作，那么他们是在所有的教义上都一致，还是在大部分问题上一致，两者有没有区别？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被学者们考虑。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们陷于世亲是一个或两个的冥想。（毋庸置疑！当然只有一个。）
在无著和世亲这一对同父异母兄弟以及他们的著作之外，谁还应列在瑜伽行派的标题之下？或许是两兄弟著作的经典评论家，象安惠和护法吗？他们的评论偏离原著，或者说提供了原著没有的内容吗？谁还可以包括在里面？真谛或玄奘译文中所表现的思想，与无著和世亲原著的思想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偏离了原作，如果是，具体是怎样的？如何准确地把握玄奘和真谛的区别？大部分人都同意上面提到的所有名字无疑都属于瑜伽行派的范围（至少在他们的思想层面上）。
让我们换一种表达。在质问瑜伽行派与非瑜伽行派的区别之前（我们稍后再论），我们可能首先要问：瑜伽行派内部存在的差异有多大？什么是唯识家之间的永恒争议？如何区分无著和世亲？他们与安惠和护法有何区别？安惠和护法又如何相互区别？真谛与玄奘的瑜伽行派类型有何歧义？他们与瑜伽行派的创立者有何区别？6世纪初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在翻译《十地经论》时有何争论？假如这些问题看上去琐碎和晦涩的话，可以设想一下区别清辩与月称对龙树的不同解读，对20世纪的中观学研究是何等重要。当我们希望以可信的、传统的方式理解中观的时候，除了进入自续派和应成派的争论，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很容易沉湎于今天的理解。有人可能回应，这已经成为中观研究中的事实，因为西方学者深受西藏文献编篡者态度的影响，并接受了他们的思路。这个争论是西藏中观学的基础。或许如此。尽管中国传统保持和扩展了瑜伽行派的争论，但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更不用说成为研究的基础。有人可能争辩，东亚佛教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瑜伽行派的争论：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的冲突奠定了6世纪中国佛教的基调，中国的文献编篡者不经意地将其描述为北方地论宗和南方摄论宗之间教义斗争的基础，这是一个极端简单化的概括。在其后的世纪，玄奘介绍了他取自印度的瑜伽行派观点。他受到了坚持此前真谛唯识思想者的反对，著名的有智俨和法藏，一般公认的华严宗鼻祖。有重大影响的文献，《大乘起信论》，从最早的注释判断，它最初被看作是瑜伽行派的著作，只是后来被用于不同的目的。禅佛教成长为一宗，饱受《愣伽经》的影响，而后者拥有很强的瑜伽行派基础。有人可能走得更远，认为七、八世纪的中国佛教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形态的准正统唯识宗派和越来越多的唯识与如来藏的杂交宗派之间的冲突构成的，直到后者占居上风。由于这个原因，东亚佛教，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都根植于如来藏思想的杂交，这构成了西方学术中根深蒂固的反瑜伽行派、亲如来藏的态度，直至几个日本学者在最近几十年提出了批判佛教的幽灵，而他们受到了日本和许多西方同行的痛斥。
让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界定瑜伽行派。它象教科书通常所说的那样，就是一个包含三种不同教义，即唯识、三自性和八识的哲学宗派吗？还是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它是一个阿毗达磨宗派吗？如果是，它与其它宗派的阿毗达磨是什么关系？瑜伽行派与佛教的逻辑传统是什么关系？特别是，陈那、法称及他们的追随者应当被看作唯识家吗？
体现在东亚和西藏文献中的瑜伽行派译文和编篡，其完整性和准确性如何？这是许多重要的瑜伽行派著作佚失梵文本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哲学上，瑜伽行派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它是什么类型的唯心主义？如果不是，它是什么？
上述问题中的某些内容已经有学者提出，虽然极少有确切的答案。但许多在我看来非常基础的问题，西方学者仍丝毫不曾触及。这就是西方瑜伽行派研究在20世纪末的状况。
二，学者们已做的工作
欧洲佛教研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1]当玄奘的传记[2]和游记[3]在1853年和1857-1858年被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分别译出的时候，[4]当时学术界的兴趣集中在这些文献的历史学和人种学方面，而无人关心玄奘的哲学。瑜伽行派研究在西方起于何时？这又把我们带回原先的问题，即如何界定瑜伽行派。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如果我们把《大乘起信论》看作是瑜伽行派典籍，那么最早为西方读者了解的表现唯识思想的典籍很可能是铃木大拙对此论实叉难陀译本的英译，该书于1900年出版。尽管铃木没有称此书是瑜伽行派著作，而将其归入另外的类别，而西方人也未因此产生对瑜伽行派的关心。
西方的瑜伽行派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西尔万·莱维（Sylvain Levi）并不完全是一个佛教学家，但他对马鸣发生了兴趣，后者是记载佛陀史诗般生活的传记《佛所行赞》的作者。莱维于1898年到尼泊尔寻找有关马鸣的资料，发现了梵文写本的《大乘庄严经论》，他认为这是马鸣的著作，编辑之后将其翻译成法文，于1907-1911年间在《亚洲人》杂志（Journal Asiatique）发表。他于1922年再去尼泊尔，发现了两部世亲著作的梵文写本《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后者带有安惠的注释。1925年他将此与译文共同出版，题为《唯识系统研究资料集》[5]，终于挑明有一个佛教的唯识系统。1934至1937年间，他的学生亚马古齐·素素木（Yamaguchi Susumu）编辑并出版了他的另外一些发现，共3卷，包括安惠对《辩中边论颂》的注释，该颂归于弥勒名下（实际作者是无著），是奠基性的瑜伽行派经典，以及世亲的注释和安惠的再释。[6]该书的副标题叫做“瑜伽行派唯识论的系统阐释”，他用了一个新的名称来表达该“论”（vada）或“宗”，这就是“瑜伽行派唯识”(Yogacara-vijnapti)。莱维则延续了安惠解释三十颂时的标题，只是叫它“唯识”(Vijnapti-matra)。
这一时期的佛教学术为一个哲学式的时代精神所驱动，这就是发现和重新整理原典，没有什么比发现了佚失的梵文典籍更令人激动和重要。在重构经典的过程中，英国学者倾向于关注上座部和巴利文资料，德国学者首先注意到藏文资料并试图填补空白，法国人则最早显示了对中国资料的欣赏。莱维最著名的学生是比利时人路易斯·瓦莱·普森（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他是一位精通佛教许多领域的伟大学者，尤其是在阿毗达磨方面。1931年，普森出版了世亲转信瑜伽行派之前的杰作《阿毗达磨俱舍论》的法文翻译，共7卷，[7]依据的是玄奘的中文译本。后来发现了《俱舍论》的梵文本，在许多方面与玄奘的译本不同。普森对瑜伽行派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翻译了玄奘的《成唯识论》，该论在形式上概括了印度10个论师对世亲《唯识三十颂》的注释[8]，普森的两卷译本于1928年出版。他在标题上对这一学派加了一个新的名词“唯识性”（Vijnapti-matra-ta），尽管中文标题不曾显示有这个附加的抽象名词后缀“性”（ta）。[9]然而，这个名字得到了承认。西方学者一直用普森重建的标题指玄奘的著作，他们还常常用该词指一般意义上的瑜伽行派，特别是与玄奘资料有关的瑜伽行派。我则建议回到莱维和安惠的用法，即唯识（Vijnaptimatra），尽管我无意在此做详细的讨论。普森的意图是恢复或重建原始的梵文资料，而不是表现中文资料。这不仅表现为他在其法文译本中努力回译所有的重要（和某些不重要）术语为梵文，更明显的是他在1948年单行出版的53页的唯识性（Vijnapti-matra-ta）索引中只列出了梵文术语和名字，而且以梵文的字母顺序编排。[10]
普森《成唯识论》的翻译在众多方面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此之前，介绍到西方的瑜伽行派著作都是一些短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普森的“唯识论疏”突然展现给人们一个细密丰富、复杂的系统，以及大量成熟的体现唯识思想的术语，其丰富性至今也没有几个西方学者能够真正消化。然而，他的直接和持久影响是极力论证瑜伽行派代表了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这一论点出现在译文的第一页，一个插入正文的展开的注当中。他的译文解释多于严格的翻译，引用了大量资料，从窥基的《述记》到他自己在西藏佛教方面的丰富知识。有些资料他限制在内容丰富的注释中，但这些解释性的资料也常常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实际的译文里。无论在哪里，他总是用唯心主义的方向贯穿译文。[11]在其后的好几十年，瑜伽行派一直被看作是唯心主义的一种形态。
普森最著名的学生是艾蒂安·拉莫特（Etinne Lamotte），他极大地推进了瑜伽行派的研究，其成就在西方学者中迄今无人匹敌。1935年，他将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解深密经》翻译为法文，由于梵文已佚，他根据的是中文和藏文本。[12]，象普森一样，他在译文中为许多术语都加上了梵文等同词。1935到1936年间，他出版了世亲的《大乘成业论》译本，这是一部充满阿毗达磨范畴的原始瑜伽行派著作。[13]1938-1939年间，他出版了无著《摄大乘论》的两卷译本，该论在东亚佛教中特别重要，他再一次使用了中文和藏文本，因为原初的梵文本已经不传。[14]后来他转入佛教的其它领域[15]，将瑜伽行派的研究留给了其它学者。
1930年，铃木大拙出版了他的《楞伽经研究》[16]，几年后他又出版了对该经的翻译。[17] 尽管他以禅的“绝对唯心主义”为标准，在《楞伽经研究》中对瑜伽行派进行了严厉指责，抱怨其肤浅，但他的论述使西方读者了解到包含在此经中的许多重要的瑜伽行派范型。象普森一样，他的瑜伽行派论述在几代佛教学者中都是权威。例如，爱德华·孔兹（Edward Conze）在《印度佛教思想》(Buddhist Thought in Indian)中对瑜伽行派的论述，几乎就是铃木的反响。[18] 然而，当扩展为普遍性的描述时，铃木的态度显示出强烈的派别性，非常突出的是他藐视历史背景，忽视长达几个世纪的正统瑜伽行派与如来藏混血间的争论，而正是后者构成了他的偏见。
1938年，克拉仁斯·汉密尔顿（Clarence Hamilton）用中英双语对照的形式
出版了玄奘所译的世亲《唯识二十论》及窥基的述记。[19]
三十年代《辩中边论》开始得到认真的关注。1936年，早就以研究中论和佛教逻辑著称的舍尔巴茨基（Theodor Stcherbatsky），不甚严格地将《辩中边论》的头两章翻译成英文。[20]1937年弗里德曼（Friedman）提供了一个带有安惠注释的《辩中边论》头两章的惊人译本。[21]保罗·奥布莱恩（Pual O’Brien）翻译了另外一章。[22]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拥有一个完整的译本。托马斯·克书密顿（Thomas Kochumuttom）在他的《佛教的经验论》中翻译了第1章，[23]并大量参考了安惠的注释。斯蒂芬·阿那克（Stefan Anacher）在他的博士论文部分地翻译了《辩中边论》（并附有其它两部典籍）后，[24]于1984年翻译了全本的《辩中边论》，以及无著的其它6部著作[25]。德容（de Jong）评论道：阿那克“《辩中边论》的译文是难以置信的糟糕”[26]。由于这是西方语言中唯一的完整译本，因此实在可悲。顺便提一句，安惠对此论的注释是佛教哲学文献中最被忽视的珍宝之一，堪与月称在修辞学和哲学上的精湛媲美。事实上，安惠的风格可能还是月称《中观根本明句论》的原型。这部文献绝对需要一部审慎的西方译本，以使其获得应有的严肃对待。
舍尔巴茨基的学生欧仁·奥伯密勒（Eugene Obermiller）对瑜伽行派研究的贡献，是他对藏传文献中有关无著内容的概述，特别是在般若波罗蜜多方面的翻译和研究。[27]朱塞佩·图奇（Giuseppe Tucci）对佛教逻辑文献的翻译和分析，使用了汉文及藏文、梵文资料[28]，他还研究了弥勒和无著[29]，编辑了无著对《金刚经》的简要注释。[30]
德容对1943-1973年间的瑜伽行派研究有如下的概括[31]：
中国佛教典籍中保留了早期瑜伽行派的重要资料。1954年，德米维勒（Pual Demieville）在论僧伽罗刹之《瑜伽师地论》的长篇论文中研究了这些资料。[32]1947年，戈卡莱（V V Gokhale）关于无著《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文片断的出版，引发了对瑜伽行派这一基本的阿毗达磨著作的深入研究。[33]普拉哈德·普拉丹（Prahlad Pradhan）借助玄奘的中文译本，恢复了其梵文本（1950年），[34]沃波拉·拉胡拉（Walpola Rahula）将其全部翻译为法文（1971年）。[35]德米维勒从中文的《菩萨地持经》译出一章（1957年）[36]，杜特（Nalinaksha Dutt）则出版了此经的新版本（1966年）[37]。亚里克斯·韦曼（Alex Wayman）出版了《声闻地之手稿分析》（1961年）[38]，同时兰伯特·施米特许森（Lambert Schmithausen）对《瑜伽师地论》关于涅 的一个小节做了非常彻底的研究（1969）[39]…雅克·梅对瑜伽行派的历史和教义有杰出的概括（1971年）。[40]
注意，这一为德容评论为“杰出概括”的梅的著作标题将瑜伽行派解释为“唯心主义的佛教哲学”。
上面提到的阿那克和克书密顿对世亲几部核心著作的翻译，在80年代重新燃起了人们对世亲哲学的兴趣。在这一时期，有几个声音如韦曼和杳史弗密（UEDA Yoshifumi）开始向瑜伽行派即唯心主义的标签挑战，克书密顿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而且最为持久。在早期对陈那认识论的一些研究中，他就认为世亲最好被理解为批判的实在论者，就是说世亲的认识论使用了一些唯心主义式的论述类型，但其底层的本体论是实在论的。然而，许多学者一直不曾从唯心主义的解读中解放出来。
三，停滞，还是转入地下？
在这之后，瑜伽行派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或者说更严谨了，较少有重要的瑜伽行派著作和论文出现。尽管如此，学者对瑜伽行派的兴趣依然很高。70年代末以来，有若干优秀的瑜伽行派博士论文出现，但它们基本上没有出版。或许由于近几十年来美国佛教研究给予瑜伽行派的关注太少，许多做瑜伽行派博士论文的研究生一俟毕业便转向佛教的其它方面。十分可悲的是，那些坚持瑜伽行派研究的学者在佛教学术圈中逐渐没落。在佛教研究项目和热点中，有关西藏佛教、禅、韩国佛教等方面的专家，而不是瑜伽行派者占据了最高的位置。学术界部分地转向反对所谓的精英主义和哲学的自负，而倾向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增强对宗教的更通俗形式和社会学解释的关注。瑜伽行派作为佛教中极其复杂、繁琐和哲学性的流派，没有活泼感性的即时表现，很少有流行的、甚或新近的“通俗”形式，因此自然失宠。
在众多的瑜伽行派博士论文中，有些值得留意。阿那克的著作最早就是他的博士论文。施米特许森论述瑜伽行派的就职论文一直没有出版，但是他对有关阿赖耶识经典文献的全面考察，留下了对瑜伽行派这一基本概念的最彻底的讨论。[41]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从藏文翻译了《解深密经》，并设法从中写出了几部著作：一本是翻译本身，一本是瑜伽行派的文献索引，一本是分析综述，还有一部有关西藏文献的评论。[42]保罗·格里菲斯（Paul Griffiths）关于灭尽定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86年。[43]在裤谷宪昭（HAKAMAYA Noriaki）作访问学者的时候，威斯康辛-曼德森大学开设了一个研讨班，翻译了《摄大乘论》的第10章，附有藏文版与中文版的对比译文和部分注释。[44]
在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中，以下几部值得注意。约翰·基南（John Keenan）的论文是《佛地论研究：瑜伽思想中智概念在教义中的发展》 [45]，有关资料译自玄奘的中文本。基南还出版了其它有关瑜伽行派的著作。[46]有关唯识思想发展的最好的考察之一是罗纳德·戴维森（Ronald Davidson）的《佛教的转变系统：瑜伽行派的转依》。[47]艾伦·斯朋伯格（Alan Sponberg）的博士论文对窥基的生平与著作作了全面的考察，包括对《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三“论唯识”的翻译。[48]虽然斯坦利·温斯坦(Stanley Weinstein)已经出版了有关窥基的仅有的几部英文著作之一[49]，但他的博士论文对良遍僧都（Ryohen-Sozu）《观心觉梦抄》(Kanjin Kakumusho)这部开创性的日本瑜伽行派著作的翻译一直没有出版。[50]莱斯利·卡瓦穆拉（Leslie Kawamura）在硕士论文中翻译了《唯识三十颂》安惠的论释[51]，在博士论文中翻译了调伏天的论释。[52]卡瓦穆拉还以晓白的英语出版了最重要的日本瑜伽行派学者长尾雅人（NAGAO Gadjin）的著作。[53]罗伯特·吉麦罗（Robert Gmelllo）关于华严宗创始人智俨的著作，是有关6至7世纪中国佛教史最好的英文著作之一（可惜没有出版）。[54] 这一论文虽然在表面上是论述华严，但如前所述，在这一时期，华严是唯识争论的温床，吉麦罗令人钦佩地含盖了这些。对中文语境中的唯识争论，有类似意义的，还有刘明伍（Ming-wood Liu）关于华严宗的另一位创始人法藏的论文。[55]林镇国对《解深密经》的研究和部分翻译，使用了中文译本，提出了有关佛教诠释学的重要问题。[56]我自己的论文是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的胚胎：《佛教现象学——唯识佛教的哲学考察与〈成唯识论〉》（Curzon Press）。我为《劳特利奇（Routledge）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唯识”条目，则提供了另外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
在这一时期，并非由博士论文派生出的著作包括：戴安娜·保罗（Diana Paul）对真谛《转识论》研究和翻译，这部对《唯识三十颂》的翻译，深深地淹没在评论性的注释当中。[57]她在历史和哲学语境上的尝试有严重的缺陷，她的译文误读了《唯识三十颂》的多个部分。[58]卡鲁帕哈那（Kalupahana）提供了对世亲的论述，但听起来更象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而不是唯识。[59] 查特吉（K.N.Chatterjee）出版的对《唯识二十论》和《唯识三十颂》的翻译是有疑问的[60]，夏尔马（T.R.Sharma）对《唯识二十论》的翻译略微仔细，但同样有问题。[61]托马斯·伍德（Thomas Wood）做了勇敢而混乱的努力，出版了翻译和分析唯识文献的集子。[62]最终，斯瓦狄·甘古利（Swati Ganguly）提供了一个《成唯识论》的节略翻译，结合了玄奘在唯识三十颂翻译[63]中的评论。
我没有仔细讨论西方对源于藏文资料的研究，如韦曼（Wayman）[64]、卡吉亚玛（Kajiyama）[65]、塔兹（Tatz）、[66]冈瑟（Guenther）[67]等等。[68]加雷斯·斯巴汉姆（Gareth Sparham）的《雄辩之海》，翻译了宗喀巴对唯识的讨论，是有价值的[69]，近来，杰弗里·霍布金斯（Jeffrey Hopkins）发表了两部著作中的一部，全面涉及到宗喀巴和唯识在西藏的传译。[70]现在西方学者开始超出单一的格鲁巴派，而把眼光扩展到西藏佛教其他宗派，如宁玛派等，在这些宗派中，唯识和汉传唯识的影响更为普遍，我们也期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唯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三年前我成为美国宗教学会瑜伽行派专题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得到的反响令我们不知所措，在乔·威尔逊（Joe Wilson）和查克·马勒（Chuck Muller）的主持下，我们组成了瑜伽行派研讨组，在每年的美国宗教学会（AAR）年会上开会。这个研讨组有一个网页[71]，上面有发布的论文和电子邮件讨论的名单，这个网页迄今运作的远不能说规范，但一直充满希望。令人惊异的是很多人都表达了参加这一研讨组的强烈兴趣。另外使我们兴奋的是，一批传统上是佛教逻辑专业的即将从研究生院毕业的青年学者，看到了他们所研究对象的瑜伽行派特性。令人困惑的是某些研讨组成员对阿毗达磨的抵制。一句话，我们对瑜伽行派研究在21世纪的繁荣充满希望。
[1] 详见德容的《欧美佛教研究简史》，东京1997年版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kyo, Kosei,1997），虽然该书的第1章题作“早期（公元前300-1877）”。该书对本文的准备大有裨意。
[2] 慧立（由彦宗完成）：《大唐大慈恩三藏法师传》（T50，2053）。
[3] 《大唐西域记》（T51，2087）
[4] 两书均由Imprimerie Imperiale, Paris出版。
[5] Levi, Sylvain. Materiaux pour l'etude du systeme Vijnaptimaatra.
[6]Madhyantavibhaga-tika de Sthiramati: Exposition systematique du Yogacaravijnaptivada. Nagoya: Hajinkaku重印本，Tokyo: Suzuki Research Foundation, 1966.学者们对该颂与论的不同层级作者曾有某些原初性的混淆，但这里已经解决。
[7] L'Abhidharmakosa de Vasubandhu, traduit et annote par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8] 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 Vijnaptimatratasiddhi: La Siddhi de Hiuan-Tsang. 2 vols.,
[9] 在中文本的结尾，玄奘遵循佛教常规，提供了几个可以替代的标题，其中一个就可以回译成唯识性（Vijnapti-matra-ta），但普森选出该词作为其译著标题的原因则不甚清楚。
[10] Vijnaptimatrata: Le Siddhi de Hiuan-tsang. Index.
[11] 关于普森的唯心主义，可参见Andrew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agaju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第2章，尽管在某些方面Tuck夸大了事实。我也将在《佛教现象学》中讨论这一问题。
[12] Samdhinirmocana Suutra: L'explication des Mysteres. Etienne Lamotte译, Louvain, 1935.
[13] 拉莫特的法文本已经被利奥 普鲁登转译为英文：Leo Pruden: Karmasiddhiprakarana: the Treatise on Action by Vasubandu.
[14] La Somme du Grand Vehicule d’Asanga ( Mahayanasamgraha) 由Etienne Lamotte.编辑和翻译，Louvain-la-Neuve: Universit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Bureaux du Museon, 1938.2 vols.
[15] 最著名的是他的翻译：
1，《大智度论》(Le Traite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agajuna, Mahaprajna-paramitasastra.)， 共5卷，卷1和卷2由Louvain: Burneux de Museon 于1944年和1949年出版，卷3至卷5 由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于1970、1976和1980年出版； 全书由Institut Orienaliste 再版。
2，《维摩诘经》（Vimalakiti）,1962年出版，有韦布（Sara Boin-Webb） 的英译本：The teaching of Vimalakirti.
3，《首楞严经》（Surangama-samadhi sutrus）,1965年出版，由韦布（Sara Boin-Webb）转译为英文：Surangamasamadhisutrus：The Concentration of Heroic Progress. Surrey: Curzon Press,1998。
[16] Suzuki, D. T. Studies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Boulder: Prajna Press, 1981 重印。
[17] The Lankavatara Sutra. Boulder: Prajna Press, 1978 重印。.
[18]
[19] Wei Shih Er Shih Lun or The Treatise in Twenty Stanzas on Representation-Only by Vasubandhu.
[20] Th. Stcherbatsky, Madhyanta-Vibhaanga. Osnabruck: Biblio Verlag, 1970重印。.
[21]Friedman, D.L. Sthiramati Madhyantavibhagatika.
[22]O'Brien, Paul Wilfred, S.J. "A Chapter on Reality from the Madhyantavibhagasastra." Monumenta Nipponica, 9 (1-2), 1953, 277-303.
[23]A Buddhist Doctrine of Experienc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Works of Vasubandhu the Yogacarin.
[24]Vasubandhu: Three Aspects,
[25]Seven Works of Vasubandhu: the Buddhist Psychological Docto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4. 本书译自梵文或藏文的Vaadavidhi, Pancaskandhaka prakara.na, Karmasiddhi prakara.na, Vimsatikaa karika [-vrtti], Trimsika, Madhyanta Vibhaaga bhaasya, Trisvabhaavanirdesa, 附有梵文经典Vimsatikaa, Trimsikaa, Madhyanta vibhaaga, Trisvabhaavanirdesa的词汇表和注释。
[26] 参见德容的《简史》第109页。
[27] Obermiller, E. Prajnaparamita in Tibetan Buddhism. Harcharan Singh Sobti 编辑， Delhi: Classics India Publications, 1988年重印；The Doctrine of the Prajna-paramita as Exposed in the Abhisamayalamkara of Maitreya. Talent, OR: Canon Publications, 1984 ( Acta Orientalia XI, 1932年版的重印本)；等等。
[28] Tucci, Giuseppe, The Nyayamukha of Dignaga，Taiwan: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78年重印本，原本为1930年版，Heidelberg编（依据玄奘的译本T.1628，参考了藏文本）； Minor Buddhist Texts I and II.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8 重印本； "Is the Nyaayapravesa by Dinnaga?,"1923, JRAS: 7-13; "The Vaadavidhi," 1928,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4:630-36; Pre-Dinnaga Buddhist Texts on Logic from Chinese Sources, Gaekward's Oriental Series, 1929; "Notes on the Nyayapravesa by Sankarasvamin," 1931, JRAS: 381-413.
[29] On Some Aspects of the Doctrines of Maitreya(natha) and Asanga.
[30] Vajracchedika: the Trisatikayah prajnaparamitayah karikasaptatih, in Minor Buddhist Text, ibid.
[31] 参见《简史》第62页。
[32] "Le Yogacarabhumi de Sangharaksa." 1954, BEFEO 44:339-436.
[33] "Fragments from the Abhidarmasamuccaya of Asanga," 1947, J. Bombay Br. RAS, 23:13-38.
[34] Abhidharmasamuccaya of Asanga, Visva-Bharati Studies 12, Santiniketan, 1950.
[35] Walpola Rahula. Le Compendium de la Super - Doctrine (Philosophie) [Abhidharmasamuccaya] d'Asanga,
[36] "Le chapitre de la Bodhisattvabhumi sur la perfection du Dhyana," Rocznik Orientalisticzny 21:109-28.
[37] Bodhisattvabhuumih, being the XVth section of Asanga's Yogacarabhuumi. Nalinaksha Dutt编., Patna: K.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1978 重印。
[38] Alex Wayman, Analysis of the Sravakabhuumi Manuscript, Berkeley:
[39] Der Nirvana-Abschnitt in der Viniscaya-sangrahani der Yogacarabhuumih.
[40] "La philosophie bouddhique idealiste." 1971, Asiatische Studien 25:265-323.
[41] Schmithausen, Lambert. Aayavijna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acara Philosophy. Toky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87. 德容(《简史》第86页))将此书误作Schmithausen的Habilitionsschrift.
[42] Powers, John. Hermeneutics and Tradition in the Samdhinirmocana-sutra.
[43] On Being Mindless: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
[44] The Realm of Awakening: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Tenth Chapter of Asa`ng a's Mahayanasangraha, Paul J. Griffiths、 HAKAMAYA Noriaki和 John Keenan等译注，
[45] 未刊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0.
[46]例如：Dharmapaala's Yogaacaara Critique of Bhaavaviveka's Maadhyamika Explanation of Emptiness: the Tenth Chapter of Ta-ch'eng Kuang pai-lun shih, commenting on Ayadeva's Catuhsataka chapter sixteen. John P. Keenan译，
[47]Ronald Mark Davidson. Buddhist Systems of Transformation： Asraya-Pariv.rtti/Parav.rtti among the Yogaacaara, 未刊博士论文， Berkeley, 1985.
[48] The Vijnaptimatrata Buddhism of the Chinese Buddhist monk K'uei-chi (A.D. 632-682). 未刊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79. Sponberg其它的瑜伽行派著作包括"Dynamic Liberation in Yogacara Buddhism." JIABS, 2 (1), 1979, 44-64, 和 "Meditation in Fa-hsiang Buddhism." 见 Traditions of Meditation, Peter Gregory 编辑， 1986, 15-43.
[49]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Tz'u-en." Monumenta Nipponica, 15, 1-2 (1959) 119-49
[50] The Kanjin Kakumusho;, 未刊博士论文， Harvard, 1965.
[51] A Study of the Trimsikaa-Vijnapti-Bhasya. 未刊硕士论文，Kyoto University, 1964.
[52] Vinitadeva's Contribution to the Buddhist Mentalistic Trend, [对Trimsika的注解] 未刊博士论文， 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1975.
[53] Madhyamaka and Yogacara: a Study of Mahaayaana Philosophies. 由L. S. Kawamura 与 G.M. Nagao.Albany合作编辑、校对和翻译：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54] Chih-yen (602-668), and the Foundation of Hua-yen Buddhism, 未刊博士论文， Columbia University, 1972.
[55] The Teaching of Fa-tsang - An Examination of Buddhist Metaphysics. 未刊博士论文， UCLA, 1979.
[56] The Samdhinirmocana Sutra: a Liberating Hermeneutic. 未刊博士论文，Temple University, 1991.
[57] Philosophy of Mind in Sixth-Century
[58] 参见拙作《佛教现象学》(Buddhist Phenomenology), 其中包括对直接来自世亲文本的《转识论》的部分翻译。
[59] David Kalupahana, The Principles of Buddhist Psychology. Albany: SUNY Press，1987.
[60]K.N. Chtterjee: Vijnaptimatrata-siddhi. Varnasi: Kishor Vidya Niketan, 1980 (包括 Devanagri 本)。
[61] Vijnaptimatratasiddhi (Vi.m`satika). Delhi: Eastern Book Linkers, 1993 (包括 Devanagri本)。
[62]Mind Only: A Philosophical and Doctrinal Analysis of the VIjnanavada.
[63] Treatise In Thirty Verses on Mere Consciousnes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2 (包括《大正藏》中文本的重印本)。
[64] 许多研究收入Alex Wayman的Buddhist Insight. 由George R. Elder编辑，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4.
[65]例如，Kajiyama, Yuuichi. "Bhaavaviveka, Sthiramati and Dharmapaala." Wiener Zeitschrift fur die Kunde Sud-und Ostasiens und Archiv fur Indische Philosophie, #12, 13, 1958, 193-203;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sakara-and nirakara-vadins of the
[66] Asa`ng a's Chapter on Ethics With the Commentary of Tsong-Kha-Pa, The Basic Path to Awakening, The Complete Bodhisattva. Mark Tatz译， Lewiston: Edwin Mellon Press, 1986.
[67]Herbert Guenther and Leslie Kawamura, Mind in Buddhist Psychology.
[68] 更多的著作可能被提到，如：Lati Rinbochay 和 Elizabeth Napper的 Mind in Tibetan Buddhism, Valois, NY: Snow Lion, 1980.
[69]
[70] Jeffery Hopkins, Emptiness in the Mind-only
[71]http://www.uncwil.edu/iabs/yogacara/External-Obje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