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驸马都尉李遵勖和禅宗

作者：杨曾文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12日

论文提要：佛教在宋代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唐末五代兴起的禅宗成为佛教的主流，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有多方面的影响。禅宗的迅速传播与儒者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密切相关，在朝臣士大夫信奉禅宗的人之中，驸马都尉李遵勖的事迹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正式拜临济宗首山省念的弟子蕴聪为师，与石霜楚圆等禅僧有密切交往，经常参加参禅活动，编写灯史《天圣广灯录》。论文为读者了解宋代禅宗盛行、朝臣士大夫信奉佛教禅宗的情况，打开一个窥测的窗口。

关键词：李遵勖、蕴聪、楚圆、天圣广灯录、临济宗

作者简介：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山东省即墨市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指导教师，著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等。

       宋代是中国古代封建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在结束五代长达60多年的国家分裂局面之后，宋朝在政治、经济上取得新的发展的基础上，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表现于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从时代思潮来看，继续前代发展趋势的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和融合，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影响极大。在这个思潮氛围中，形成了以阐释“性与天道”哲学为主旨，广泛涉及伦理、政治、教育等文化领域的道学（理学），从而将中国思想文化推进一个新的时期。在佛教方面，宋初由皇帝倡导设置译经院（传法院）组织翻译佛经，命大臣乃至宰相直接参与翻译佛经并为新经润文，以及其他扶持佛教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

       禅宗在唐末五代迅速兴起，进入北宋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不仅对佛教本身带来极大的影响，即使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理学也有多方面的影响。禅宗在宋代的兴起与皇帝、士大夫的赏识和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在皇帝中，真宗、仁宗、高宗、孝宗皆曾亲近禅僧；朝臣士大夫中信奉禅宗的人更多，其中尤其以李遵勖、杨亿、苏轼、苏辙、张商英等人的事迹最为突出。

李遵勖生活在真宗、仁宗二朝，常署的官衔是驸马都尉，与翰林学士杨亿为好友，都信奉禅宗，礼临济宗石门蕴聪禅师为师，热衷于参禅问法，经常奏请朝廷向著名高僧赐授紫衣或师号，并且继宋代第一部灯史《景德传灯录》之后编撰《天圣广灯录》。

鉴于李遵勖的特殊身份和在宋代禅宗史上的地位以及以往研究较少的情况，笔者对此作了考察和研究。现将李遵勖的生平，他所师事和交往的临济宗禅僧蕴聪、楚圆等禅僧事迹，以及他所编撰的《天圣广灯录》等，略作介绍。

一、驸马都尉李遵勖

       李遵勖（？－1038），祖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祖李崇矩，是宋初功臣，太祖时曾任枢密使，太宗时官至右金吾街仗兼六军司事，虔信佛教。父李继昌，真宗时因入川平定王均之乱有功，授任奖州刺史，不久知青州，官至左神武军大将军。[①]

李遵勖年轻时好为文词，举进士，在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召对便殿，娶真宗之妹万寿长公主为妻，授左龙武将军、驸马都尉，出为澄州刺史、泽州防御使、宣州观察使等。仁宗时官至宁国军、镇国军节度使。

仁宗即位时年仅十三岁，由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随着仁宗年龄的增长，朝臣要求太后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天圣（1023－1032）后期某日，太后私下问李遵勖朝臣有何言语，他回答：“人言天子既冠（按：年二十），太后宜还政。”以此在仁宗时得到朝臣的好感。

李遵勖与当时蜚声文坛的“西昆体”领袖翰林学士杨亿（974－1020）和刘筠等一代名士皆信奉佛教，倾心禅宗，“为方外之交”。他正式礼临济宗禅僧石门蕴聪禅师为师，从他接受禅法，经常与禅僧往来，参加参禅问法的活动。他继宋初道原编撰并经杨亿等参与修定《景德传灯录》之后，编撰了另一部禅宗灯史《天圣广灯录》，景祐三年（1036）奏上，受到仁宗的嘉奖并为其作序。另外，著有《间宴集》、《外馆芳题》。[②]

其子李端懿、端愿也在朝为官，并且皆信奉禅宗，礼石门蕴聪的弟子金山昙颖为师。

二、李遵勖从石门蕴聪受临济宗禅法

临济宗在唐代由在镇州（治今河北正定）的义玄（？－866）创立，经唐末五代直到宋初，期间先后相承的著名禅师有兴化存奖――南院慧颙――风穴延昭，教势一直不振，直到延昭的弟子汝州（在今河南省）首山省念（926－994）时，才开始出现转机。省念培养出不少弟子，其中著名的有汾阳善昭、叶县归省、石门蕴聪、广慧元琏、三交智嵩等人。他们属于临济下五世，主要活动在宋真宗和仁宗初期。当时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文化日趋繁荣，佛教在中央朝廷和各州县政府的支持下比较盛行。由于皇室和士大夫的有意提倡，禅宗发展迅速，其中以云门宗、临济宗最有影响。省念的主要弟子多数在北方地区积极传法，将临济宗逐渐推向振兴和迅速发展之路。

儒者士大夫拜禅僧为师，从学禅法，是宋代社会的常见现象。李遵勖师事石门蕴聪，继承属于南岳法系的临济宗禅法，从法系来说属于南岳下十世、临济下六世。

（一）石门蕴聪及其禅法

       石门蕴聪，也称谷隐蕴聪，石门与谷隐是他先后在襄州传法的两个地名――石门山与谷隐山，借以为号。他的生平事迹，在《天圣广灯录》卷十七〈蕴聪章〉有较大篇幅记载。因为此书作者李遵勖礼他为师，曾长期与他接触并跟他学习禅法，所以对他的事迹记载较详，也较可信。现先主要根据此书对他事迹作简略介绍。

       蕴聪（965－1032），号慈照，南海（今广州）人，俗姓清河，出家后于学法修道之余，爱好行书。初到洪州新吴百丈山（在今江西奉新县）参谒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的弟子道恒（？－991）。在结夏（夏安居结束）仪式上，道恒上堂说法，说：“正觉（按：佛）无名相，随缘即道场。”蕴聪站出来问：“如何是正觉无名相？”道恒没有回答，反问：“汝还见露柱么？”他接过原话反问了一句，道恒答：“今日结夏。”他在此没有契悟，于是离开百丈山，到汝州首山参谒省念。[③]

       蕴聪在省念门下时，曾参问：“学人亲到宝山，空手回时如何？”省念答：“家家门前火把子。”这句话到底蕴含什么奥义？难道是说家家都准备好了火把要去宝山寻宝，还是家家都有祖上密藏的珍宝须自己持亮仔细搜找？不得而知。据载，蕴聪一听，立即“大悟”，并且写偈颂表达自己的悟境，曰：“我今二十七，访道曾寻觅，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识。”从此颂看，他所理解的意思也许是后者，意为自己过去到处行脚访解脱之“道”，今日方知“道”在自心，只是还不相识而已。然而当他将此偈颂上呈省念看时，不但没受到称赞，反而遭到呵叱，竟在三五天之间不正面看他。尽管如此，他仍每天在省念身边服侍，直到几年后省念去世（按：公元994年），才南行游方，寻师参禅。

蕴聪先到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市）参谒云门宗洞山守初。守初（910－990）是云门文偃弟子，五代末至宋初在襄州的洞山寺传法。然后到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市）大阳山参谒曹洞宗的警延。警延（943－1027），原名警玄，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因避所谓赵氏始祖“玄朗”的名讳改警延，是洞山下五世。此后又到随州（治今湖北随州）参谒智门山的戒禅师。蕴聪所行脚的范围没有出今天的湖北省，从他参访几位禅师的过程，可以大体了解当时丛林参禅情况的一斑。从入寺院参拜禅师，到彼此问答，几乎没有多少切题的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主宾两方的动作与语句虽被认为蕴含某些禅机妙义，然而对于局外人来说是难以道出其奥妙的。

       此后蕴聪回到襄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知州查道请他任石门寺住持。查道，《天圣广灯录·蕴聪章》作“杳道”，参考明代如卺续补《缁门警训》卷六所载〈慈照聪禅师住襄州石门请查待制为撰僧堂记〉，应为查道。查道（955－1018），《宋史》卷二百九十六有传，年轻时以孝闻名，曾刺血写佛经祈母病愈，游五台山时想落发为僧，后举进士高第为官，真宗咸平六年（1003）拜工部员外郎、充支度副使，参考《续资治通鉴》卷二十四，在景德元年（1005）罢职，出知襄州。据前面提到他撰的《僧堂记》，当时的寺名应为乾明寺，“石门”是旧称，距州城百里，在蕴聪之前的住持名守荣，自宋太宗雍熙五年（988）参访至此，发愿重建僧堂，至景德三年始告峻工，凡五间十一架。然而查道就是在这一年离开襄州回到京城的。大概就在查道回京前不久，或许是因守荣去世，或许是因其年老，他聘请蕴聪担任乾明寺住持。查道《僧堂记》，是大中祥符二年（1009）蕴聪派人到京城请他撰写的，其中还简单记述了蕴聪的前任守荣的事迹。[④]

宋代禅僧被地方官聘请入住一个大的寺院，要举行庄严的开堂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在一般情况下先要以明确的语言或以暗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法嗣，还要拈香祝愿国泰民安。《古尊宿语录》中的蕴聪语录虽然比较简要，但也有这个内容。他在石门寺（乾明寺）的开堂仪式上，拈香说：

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过去圣人尽得传衣付法。至唐代六祖之后，得道者如稻麻竹苇，不传其衣，只传其法，皆以香为信。今日一瓣香为什么人通信？某甲虽不言，大众已委悉爇此一炷香也。

意为自六祖慧能以后，传法于弟子不再以传袈裟作为凭信了，而是以一切弟子为嗣法者。弟子出世，以拈香报师恩，表明自己嗣法于何人。他的授法师是汝州首山省念。他认为众人早已知道，于是说他为谁烧香，大众是会想到的。接着有僧出僧列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要他回答传承何宗、嗣谁的法？他以“山连嵩岭，地近洛川”作答，暗示自己远承菩提达摩，近承濒临洛水而在汝州的首山省念。又有人问他，“先将何法报君恩？”他答：“撑天拄地。”口气不谓不大，反映了对自己传法将有利于社会的信心。

蕴聪在石门寺传法近14年，天禧四年（1020）夏竦任知州，请他到襄阳东南传说是晋习凿齿隐居之地[⑤]的谷隐山太平兴国禅院任住持。夏竦（985－1051），通晓经史、百家并佛老之书，仁宗时官至枢密使，封英国公、郑国公。他在仁宗天圣四年（1026）至明道元年（1032）曾任译经润文官。[⑥]在他知襄州约3年期间，与蕴聪有较密切交往，《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二、《五灯会元》卷十二皆把他作为蕴聪的嗣法居士，说他“契机于石门慈照蕴聪禅师”。

蕴聪在谷隐山太平寺居住传法约7年，天圣四年（1026）从方丈席上退位。驸马李遵勖尊崇禅宗，慕其高名，派人把他接进位于开封东边神冈的资圣寺。

蕴聪在石门山（乾明寺）、谷隐山太平寺传授禅法的情况，从《古尊宿语录》卷九所载的《石门山慈照禅师凤岩集》、《次住谷隐山太平寺语》，可以得到大体的了解。这里仅简述四点：

       1．主张对于初学禅法的人，“须藉言语显道”。蕴聪虽曾对门下表示：

拟心即差，动念即乖。不拟不动，正在死水里作活计。作么生是衲僧转身处？只如古人与么道：还有为人处也无？若言为人，依言缚杀你。若言不为人，意在什么处？所以道：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若向这里明得去，未具衲僧眼，直须仔细。

       “拟心即差，动念即乖”是唐宋丛林间十分流行的话，与“无念”相对，意为产生任何分辨的念头，有任何想法都是错的，都有碍于达到觉悟解脱。然而蕴聪虽也举这句话，却又反对“不拟不动”，认为那如同生活在死水里。那么出家人应当秉承怎样的做人宗旨呢？他说如果有文字条规，肯定束缚人；如果没有，又当如何呢？他说“涅槃心”（可理解为解脱之道）本来是容易理解的，然而人为的“差别之智”（分辨有无、是非、凡圣等差别观念）却是难明的。这种“差别之智”也就相当后面讲的“知见”，认为此为“无明”（“愚痴”）之本。那么，到底应当如何做才好呢？他说，如果能够以自然的态度，把“知见”作为“无见”，就达到了涅槃解脱。他这里讲的与慧能的“无念”―― “于念而不念”是一致的，也可以理解为就是马祖的“平常心是道”。

       然而在有一次的上堂说法中，他明确地讲：

朝朝击鼓，夜夜钟声，聚集禅流，复有何事？若言无事，屈延诸德；若言有事，埋没从上宗乘。开口动舌，总没交涉。虽然如是，初机后学，须藉言显道。作么生是显道底（按：的）？

待了一会，他自己答：“林中百鸟鸣，柴门闲不扃。”

从上面引文，可见禅宗寺院每天要早击鼓，晚鸣钟，在禅僧聚集之后，方丈上堂说法。面对这一天天重复的事实，难道能说每天无事吗？如果硬要说无事，岂不是有屈前来参禅的学人？如果说有事，那又意味着背离以“无念、无相、无住”为宗旨，唱导“无事”[⑦]的禅宗――祖传的“宗乘”。据认为，解脱之道从根本上来说是与言语没有必然关系的。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对刚刚出来参禅学道的人来说，除了借助语言向他们表述觉悟解脱的道理之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在他的提问何为“显道”之后，自己用偈句作答，其中蕴含着“自然，无事”的意境，示意即使借助语言“显道”也应自然而然地进行。

       2．对临济门庭中的“四照用”、“四料简”等的运用和不着边际的解释。当年义玄用“四照用”来引导弟子破除对“人我”（执著有主体之我、人执）、“法我”（执著构成主体和环境的物质的、精神的因素，法执）。有四种对待方法：一、“先照后用”，即先打量观察一下他的知解情况，然后再用语言或动作予以引导、启示，常用来接引“人执”重的人；二、“先用后照”，即先向对方提出问题，或向他作出某种动作，看他有什么反应，然后对他作出判断，适当地加以指导、教诲，多用于“法执”重的人；三、“照用同时”，即一边用语句或动作进行试探，一边予以相应的引导、教诲，用于二执皆重的人；四、“照用不同时”，即根据学人的情况和参禅的时间、场所，或是“先照后用”，或是“先用后照”。所谓“四料简”也是为了对治具有我、法二见的学人的方法，义玄曾说：“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并且用偈句进行解释，虽也有艰涩难懂的地方，但蕴含的意思毕竟是清楚的。[⑧]蕴聪虽也套用“四照用”、“四料简”的形式，然而所作解释可以说是不着边际，不知所云。请看他对“四照用”的解释：

问：如何是先照后用？师云：外头月明屋里黑。云：如何是先用后照？师云：屋里月明外头黑。云：如何是照用同时？师云：今日好寒。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时？师云：吃棒了呈款。

他对“四料简”的解释：

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岘山亭边好用功。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雪消流水涌。云：如何是人境俱夺？师云：霜结满亭寒。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夺？师云：放你一线道。

       对此，虽也可以勉强加以猜测一番，但怎样解释才符合他的愿意呢？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然而按照丛林参禅惯例，对此只能心会而不可言传。对我们来说，这反映了宋代一些禅僧为了避免“死句”而故弄玄虚的现象。

       3．作惊人之语，所谓“杀人放火”、“杀却父母”之类。蕴聪在石门寺时，有位弟子请他指条如何修行的道路，他竟答：“杀人放火。”这位弟子十分惊奇，立即问大家都在修行，为什么却如此说？他答：“果然不修行。”可以说是对这位弟子前面询问的否定。

又有一次，他上堂郑重其事地说：

诸上座，休向途中，直须归家。若得归家，直得亲于父母，不得教生其恩爱，直须杀却父母。既杀却父母，便须出家。既然出家，便能亲于佛祖。虽然如是，须去却佛祖始得。既杀却父母，去却佛祖，方可有纤粟衲僧见解，犹未得衲僧全体作用。

       这里讲的“杀人放火”、“杀却父母”自然不是真的叫人去杀人放火，杀死自己的父母，都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蕴的：前种场合讲的“杀人放火”，当是用极端出格的话启示问者不要执著自己的修行；后者的“杀却父母”，是要门下弟子（尊称“诸上座”）在感情上隔断与父母亲人的联系。至于所说的“去却佛祖”，大概是要禅僧不要一味地追求外在的佛祖，而应直深心源，领悟自性。应当指出，早在临济义玄时已有这种呵佛骂祖，杀父杀母的说法，蕴聪这样做也许是受到义玄的影响。公正而论，这种做法也许在特定场合可以起到某种启发作用，然而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小的。

       4．所谓“石门家风”。禅寺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寺规、修行和生活制度，还有在方丈直接指导下所奉行的禅法。这些统合起来便自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即所谓“家风”。向方丈（堂头和尚）询问家风，也是丛林参禅过程中常见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一般很少有明明白白地回答的。然而在蕴聪在一次上堂说法中，却公开向门下宣示：“石门家风，朝朝举唱。问答宾主，甚是分明。棒喝临机，谁人同道？若是同道者，对众证据。”待会自语：“霜天冷彻骨，雪路少人行。”有人出来问：“如何是石门境？”他答：“一任众人看。”……这里说得还比较清楚：每天早晨集会参禅，有问有答，临机（适应不同素质）说法，或棒或喝。他的偈句，描写的是一幅霜雪天冷，路少人行的清寂景色，也蕴含“自然”的韵致。

       在首山省念的弟子中，蕴聪的影响仅次于汾阳善昭。

（二）李遵勖与蕴聪

李遵勖早就对禅宗感到极大兴趣，经常与翰林学士杨亿、刘筠聚在一起切磋禅法，然而总感到不满足，自谓“虽心曰证，而凡机会，口莫能言”，听闻襄州蕴聪在丛林间负有盛名，便产生仰慕之心。

天圣四年（1026），李遵勖听说蕴聪从襄州谷隐山太平寺方丈席位辞退下来，便迅速派人前去迎接蕴聪入京，并在开封东边的神冈创建资国寺请他入住。他在公余之暇经常前来拜访，虔诚热心地参究禅法。[⑨]

蕴聪在一次说法中，引述唐代两则公案让李遵勖参究：

1．房孺复[⑩]曾向牛头宗径山法钦（714－792）提问：“禅可学乎？”法钦答：“此大丈夫事，非将相之所为。”

2．唐代百丈怀海师事马祖时，一日被马祖大声一喝，竟震得怀海“三日耳聋”[11]。

据李遵勖《先慈照聪禅师塔铭》记述，他听到这两则公案后立即开悟，好像处在一个被遮蔽的暗室里，立即见到光亮一样。宋代临济宗禅僧大慧宗杲（1089－1163）在《宗门武库》中记载了李遵勖描述自己悟境的偈颂及在当时士大夫间传阅的情况，饶有趣味。李遵勖最初写的偈颂只有两句：

       学道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

大意是只有意志坚强能够斩断感情名利绳网纠缠的“铁汉”才可学习禅道，一看到启示便能心领神会。

他将此偈寄给正在担任京畿东路水陆发运使的朱正辞[12]，朱正辞又将此偈转给负责淮南漕运的许式看，并约他共同作偈和之。许式，《宋史》无传，《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二称他为“郎中”，说他从云门宗的洞山晓聪禅师（云门下三世）受法，《五灯会元》卷十五称他为“洪州太守”，也许担任过洪州知州，看来对禅法是有所了解的。朱正辞所和之句是：“雨催樵子还家。”许式和句是：“风送渔舟到岸。”两句偈所讲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下雨了樵夫赶紧回家，风舟借风力到岸，寓意菩提之道不离日用。

此后，他们又将此偈送到浮山法远（991－1067）看，请他和之。法远原是叶县归省（嗣法于省念）的弟子，按法系与李遵勖同辈，后来改嗣曹洞宗大阳警玄的门下，受嘱代传曹洞宗的法。他也是当时著名禅师之一。法远所和之句是：

              学道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

              通身虽是眼睛，也待红炉再煅。

              鉏麑触树迷封，豫让藏身吞炭。[13]

              鹭飞影落秋江，风送芦花两岸。

将原来两句扩展为八句，加入新的内容。大意也许是说，只有铁汉才能学禅，稍有提示便可心领神会，然而即使是像千手千眼观音那样通身是眼，也须参究回炉再造，在修禅过程中既需正义品格，也需含辛茹苦的忍耐功夫，时机成熟便可达到超脱的境界。秋鹭江上高飞，芦花风吹两岸，当是借描述自然风景来比喻修禅达到的超脱境界。

       这些偈颂最后都展转传到李遵勖身边。他在看了之后，将原来前一句的“学道”改为“参禅”，并且将两句颂扩展为四句，曰：

              参禅须是铁汉，著手心头便判。

              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后两句是说参禅可直达最高觉悟境界，然而整个过程是莫管一切是非，也就是遵奉无念禅法，从而突出了自慧能以来强调的顿教宗旨。[14]一首偈颂从京城传到外地，在担任高官的士大夫和禅僧之间传阅，并且还写上和句，最后又传回京城，不能不看作是禅宗盛行社会的一个表现。

李遵勖自此正式对蕴聪叙弟子之礼，“或外馆开供，妙谈偈闻；旋请入都，留阁旬浃；或命驾香刹，时问轻安，服勤左右，六周岁籥（按：年末祭祀的音乐，此谓经过六年）”。[15]在长达六年时间内，李遵勖有时将蕴聪请到外馆供养，与他谈论偈颂；有时请他进城住到自己的邸宅十天半月；他还经常乘车前往资国寺，向蕴聪请安。可见李遵勖对蕴聪是十分信敬的。

蕴聪住入资圣寺后，与外界处于隔绝的状态，所谓“可得闻而不可见矣”。蕴聪曾多次提出归山的请求，皆被李遵勖借故婉留下来。天圣十年（1032）蕴聪在此寺去世，年六十八。死前作偈曰：“故疾发动不多时，寅夜宾主且相依，六十八岁看云水，云散青天月满池。”

在蕴聪去世前，两宫（太后、皇帝）将驸马吴元扆的旧宅改建为慈孝寺，准备延请蕴聪入住担任住持。蕴聪虽已答应，然而不久去世。李遵勖主持将蕴聪遗体荼毗（火化）之后，把他的舍利（遗骨）分为两份，一份归谷隐山太平寺安葬，一份留资国寺建舍利塔安置，与绘有李遵勖侍立于蕴聪之旁的画像一起供养。李遵勖为蕴聪撰写的铭文仅两句：“离四句，绝百非。”意为真如实相、解脱之道以及菩提悟境，绝非任何形式的语言或文字可以表达。

蕴聪的主要弟子有润州（治今江苏镇江）金山寺的昙颖、苏州洞庭翠峰寺的慧月、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仗锡山的修己、唐州大乘山的德遵、安吉州（治今浙江安吉北）景清院的居素等人。

三、李遵勖与石霜楚圆

       李遵勖还与汾阳善昭（547－1024）的弟子、按法系与他同辈的石霜楚圆为密友。他编的《天圣广灯录》对于临济宗首山省念法系禅师的记载，应当说更加详细和可信。

楚圆（986－1039），俗姓李，全州清湘（今广西全州县）人。年二十二在城南湘山隐静寺出家，尊从母言出外游方，所至丛林常常忽略规矩，受到年长禅僧的批评，称之为“少丛林”。在寺院经常从事打柴等杂务，感到难以忍受，便外出游历襄沔（指今湖北襄樊至武汉一带）诸寺，后与守芝、谷泉结伴至洛中，听说在汾阳传法的善昭道望为“天下第一”，便一起前往投奔。[16]他在善昭门下两年之间，善昭并未允许他入室受法。善昭每次见到楚圆参问，必痛骂一顿，或指使他做事，或是在他面前批评丛林诸种现象，即使有所教诲，也尽说些“流俗鄙事”。楚圆某晚对他倾诉自己“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尘劳……”。话未说完，善昭用眼盯着他，骂他是“恶知识”，竟敢惹他发怒，并拿起拄杖将他赶到室外。楚圆正要申辩，善昭立即用手掩住他的口，他当下大悟，说：“乃知临济道出常情！”大概是领悟到临济宗的宗旨不过是出于日常情理之中。他在善昭门下参学七年，然后辞别，前往并州（当今山西太原）投靠在唐明寺传法的智嵩禅师。[17]

此后，他到京城结识翰林学士杨亿，并由杨亿举荐认识驸马都尉李遵勖。此后南下，因杨亿的推荐，袁州（治今江西宜春县）知州黄宗旦聘请楚圆到南原寺担任方丈三年。在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道吾山兴化禅院缺住持时，楚圆被人推荐给知州，受请任此寺住持。此后先后任潭州石霜山崇胜禅院、南岳福岩禅院担任住持。楚圆平生常以“事事无碍”的观点看待一切，在室内打坐，将刀置于水盆之上，旁边放一双草鞋，让来参者下语，然而他对任何答语曾未满意过。宝元二年（1039）楚圆迁住潭州兴化禅院，正月初五去世（已进入公元1040年），年五十四岁。

楚圆的弟子先后将他在各地禅院的重要说法分别整理成语录。在他去世后，由弟子、黄龙派创始人慧南在此基础上增加楚圆晚年在其它寺院的说法语录，重编为《慈明禅师五会住持语录》（简称《慈明录》）。后来此录与杨歧方会、白云守端、五祖法演三人的语录被合编雕版刻印，相当流行。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道场寺辨公禅师鉴于旧板已废，重加刊印，题为《慈明四家录》。

楚圆基本沿续临济宗的禅法。他在说法中表示，如果能够真正体认《永嘉证道歌》中所说“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将使认识达到很高境界，可以领悟到一切事物空寂无实，不生不灭的道理，也能够晓悟无量无边的事物在空间上时间上彼此圆融的关系，宇宙万有、往古来今就在每个人的当下一念。他还经常提示：宇宙万物，包括天上人间、佛国净土，一切众生，乃至佛、菩萨、禅宗历代诸祖，都是彼此融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他要求弟子不可执著于言句，不可迷信言教。他在传法中也常用临济宗的“门庭施设”――四宾主、三玄三要、四料简、四照用等形式表达禅法见解，启发学人。

       宋代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一〈慈明禅师传〉生动地记载了他在到外地传法之前到京城拜谒杨亿和李遵勖的情节。杨亿得知他是汾阳善昭的弟子，对他十分敬重。在与他的富有禅机的对谈中，感到十分满意，并且郑重地把他介绍给驸马都尉李遵勖，说：“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师子”。李遵勖从蕴聪受法，在教内与杨亿同辈。李遵勖向杨亿表示，自己拘于身份礼仪不便前往参谒，示意他代为斡旋相见。杨亿回去告诉楚圆，李遵勖是“佛法中人，闻道风远至，有愿见之心”。

于是，楚圆在第二天黎明主动到李府拜谒。

李公阅谒，使童子问：道得即与上座相见。公（按：楚圆）曰：今日特来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刊白字，当道种青松。公曰：不因今日节，余日定难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与幺则与上座相见去也。公曰：脚头脚底。李公乃出。坐定问曰：我闻西河有金毛师子是否？公曰：什幺处得此消息？李公喝之。公曰：野犴鸣。李公又喝。公曰：恰是。李公大笑。

既辞去。问临行一句。公曰：好将息。李公曰：何异诸方？公曰：都尉又作幺生？曰：放上座二十拄杖。公曰：专为流通。李公又喝。公曰：瞎！李公曰：好去。公曰：诺诺。

二人先是通过童子的传话，然后是当面答问，在这些话语中到底蕴含什幺禅机？其中有正面表述，然而更多的是答非所问，并且辅之以吆喝，确实使人费解。现仅试释其中部分语句。

李遵勖让童子传语“碑文刊白字，当道种青松”中的“白字”，可能是指碑上刻的没有注解的正文，也可能是指碑、印章特用的阴文。这两句话大意是：你来访问，那么先问你对于用白字刊刻碑文，在当道（实际是路旁）种青松这种常见现象如何看？楚圆没有正面回答，却表示：如果在这个时节不相见，以后就没有机会相逢了。在李遵勖同意相见之后，他冒出的一句幽默的话是：以脚尖见还是脚底见。李遵勖所问西河（汾阳）的“金毛师（狮）子”是指楚圆之师善昭。楚圆将要辞别时，应李遵勖问“临行一句”时以“好将息（好好休息）”作答，也许是看到他身体虚弱，让他保重；从禅意来说是不要多事。二人其它的答问多是含糊语言及吆喝，李遵勖虽也讲“放上座二十拄杖”，也只是喊喊而已。

       从此楚圆经常出入杨亿与李遵勖之门，“以法为友”。他在开封住了一段时间后，要归河东唐明智嵩之寺。临行，杨亿要请他带一语给智嵩。楚圆说：“明月照见夜行人。”杨亿以为不恰当。他又说：“更深犹自可，午后更愁人。”杨亿也未认可，自己提出的语句：“开宝寺前金刚，近日因什么汗出？”楚圆表示已知。临行，杨亿请他赠语，他说：“重迭关山路。”杨亿表示要随他去，他以“嘘嘘”婉绝。杨亿称赞他是“真师子儿”。他回到河东之后，李遵勖派两僧携信前往问讯，他在信的后面画上双足，写上送信僧之名转给李遵勖。李遵勖见到后作偈曰：“黑毫千里余，金椁示双趺，人天浑莫测，珍重赤须胡。”[18]对他效仿当年佛圆寂后从金棺伸出双足向大迦叶示意，画双足印的做法表示理解，并且告诉他时运人事难测，请他多多保重。“赤须胡”是对他的戏称。

李遵勖不仅理解禅宗，而且十分迷恋禅宗，甚至经常与禅僧一起相处，将参究禅语、比逗机锋引入日常生活之中。其妻是宋太宗的女儿，历封长寿大长公主、随国大长公主及越、宿、鄂、冀、魏等国大长主，死后追封齐国、荆国大长公主。[19]《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二〈李遵勖章〉记载，李遵勖在“肃国大长公主”（从前后描述看应是其妻，“肃”字当误）诞辰时，为表示庆祝，特请请蕴聪、楚圆、叶县归省三位禅师在第宅按禅宗仪式顺次登座说法。归省最后登座，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将手中的拄杖折断后便下座。这也许蕴含什么语言也不能表达菩萨之道的禅机。李遵勖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为他叫好，称赞是“老作家手段”（作家，意为禅机敏锐善于应对的禅者）。[20]

有位被称为“坚上座”的禅僧，与他也有来往。一天李遵勖为他送行，说：“近离上党，得届中都（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方接麈谈，蘧回虎锡（借指他住锡之地），指云屏之翠峤，访雪岭之清流，未审此处彼处的的事作么生？”是怪他回去太早，并问他对此处和富有山水情趣的“彼处”有什么看法。这位坚上座以两句偈代答：“利剑拂开天地静，霜刀才动斗牛寒。”其中意蕴什么禅机，不好猜测，至少是用来回避正面回答。李遵勖报之以“恰值今日耳聩”，也不作正面回应。坚上座说：“一箭落双雕。”李遵勖便以“上座为甚么著草鞋睡？”将话叉开。坚上座没开口，只是将衣袖一拂。于是，李遵勖便说：“今日可谓降伏也。”自以为占了上风。坚上座便以“普化出僧堂” [21]作答，意为好象唐代普化和尚“走出僧堂”没有输给义玄一样，并没有胜负可言。[22]

       楚圆在外地寺院传法期间，与杨亿、李遵勖也保持联系。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楚圆移住潭州兴化寺时，李遵勖病重，特地派人携信邀请楚圆入京相见。信上说：海内法友，唯师与杨大年耳。大年弃我而先。仆近年来顿觉衰落，忍死以一见公。他还特地致书知潭州长官请予敦促。楚圆为之动情，与侍者乘舟入京，途中顺便访问在滁州（在今安徽省）琅邪山传法的慧觉，在此作《牧童歌》一首。到达京城，与李遵勖相处月余，李遵勖去世。死前作偈赠楚圆，曰：

世界无依，山河匪碍，大海微尘，须弥（按：须弥山）纳芥（按：芥子）。拈起幞头，解下腰带，若问死生，问取皮袋。

意为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物，彼此会通圆融，相即相入，对此我已无困惑；现在我已经取下幞头，解下腰带，随时作好死的准备，然而生死的道理如何呢？也许只有自己的肉体知道。

楚圆立即问他：“如何是本来佛性？”言下之意是他还没有体悟到菩提之道的根本。然而按照惯例，对此问题是不能从正面予以回答的。李便随意说了一句：“今日热如作日。”又请楚圆告诉他“临行一句”。楚圆告诉他：“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李遵勖只是说了句：“晚来困倦。”再不答话。楚圆最后赠送他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无佛处作佛。”[23]

在李遵勖病危期间，身边有一位比丘尼道坚。她对李遵勖说：“众生见（按：现）劫尽，大火所烧时，都尉切宜照顾主人翁。”意谓照顾好自性。他说：“大师，与我煎一服药来！”她竟不回应。李遵勖埋怨说：“这师姑，药也不会煎。”说完投枕而逝。[24]

可以说，即使在李遵勖病危直到去世期间，他与楚圆、尼道坚之间的谈话，也含有某种禅机在内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对生死的豁达和对解脱的信心。

楚圆亲自为李遵勖送葬，然后才归山。[25]

四、编撰灯史《天圣广灯录》

       中国早期的著名灯史有唐代惠炬所编《宝林传》、五代南唐静、筠二禅僧所编《祖堂集》。然而这两部书在社会上早已佚失，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分别从中国山西与日本、朝鲜发现。长期以来在社会上最流行的是宋道原所编《景德传灯录》。李遵勖继此书之后编撰《天圣广灯录》，此后相继出世的灯史有云门宗惟白编《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临济宗悟明编《联灯会要》、云门宗正受编《嘉泰普灯录》，史称五灯；南宋普济将五灯删繁就简，编为《五灯会元》。禅宗灯史和其他佛教史书的大量编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史学的繁盛。

       禅宗标榜直承佛、西土诸祖直至菩提达摩及中土列祖之法，师师相传，“以心传心”；灯能照暗，以法喻灯，谓代代传法如同传灯，故称这类史书为“灯史”；又因以记述语录为主，也可称之为“灯录”。这类史书与以往梁慧皎《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和宋赞宁《宋高僧传》等分类编撰僧人传记体史书不同，一是只收编禅宗僧人的传记和语录，二是按照禅法世系编录，是以记言为主的谱录体的禅宗史书。

       李遵勖所编《天圣广灯录》，从题目看，应当是在进入宋仁宗天圣（1023－1031）年间之后开始陆续编撰的。据卷十六〈汾阳善昭章〉记善昭去世的事，虽未载年月，但按照元代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的记载他是死于宋仁宗改元天圣之后的甲子年，即天圣二年（1024）；卷二十三〈洞山晓聪章〉载晓聪去世事，也未记年月，按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是死于天圣八年（1030）六月；卷二十七所载杭州西山奉諲、卷二十九所载台州瑞岩义海皆于天圣三年（1025）去世；卷十七所载李遵勖之师蕴聪于天圣十年（此年十一月改元明道，公元1032年）三月去世；卷八〈第三十三祖惠能大师传〉最后之语：“大师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灭，至今景祐三年丙子岁，凡三百二十五年矣。”可见此书或是进入天圣年间后陆续编撰，或至迟在天圣十年开始编撰，而直到景祐三年（1036）才最后完成。

书成之后，李遵勖在将此书缮写上呈仁宗，请赐序冠于篇首。仁宗即于此年四月赐序，其中有曰：

《天圣广灯录》者，镇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李遵勖之所编次也。遵勖承荣外馆，受律斋坛，靡恃贵而骄矜，颇澡心于恬旷，竭积顺之素志，趋求福之本因，洒六根（按：眼耳鼻舌身意）之情尘，则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之归趣，迹其祖录，广彼宗风，采开士之迅机，集丛林之雅对，粗裨于理，咸属之篇。……载念缚伽（伽陀，偈颂）之旨，谅有庇于生灵；近戚之家，又不婴于我慢，良亦可尚，因赐之题，岂徒然哉！

谓李遵勖荣尚公主为驸马（公主出嫁在宫外所居称外馆），奉持佛戒，富而不骄，致志于恬静，积顺以求福，清除身心的烦恼，尊奉佛教三乘之法，在继承“祖录”（当指《景德传灯录》）的基础上，推广其宗风，采集丛林间禅师富有禅机的语句，编撰成篇。对于李遵勖求赐序之举，表示既然所编撰之书有益于生民，身为国戚又离骄慢，值得嘉奖，故应其请赐之题与序。

       全书三十卷，结构和内容特色如下：

卷一至卷五，记载自释迦牟尼佛、禅宗所传西土初祖摩诃迦叶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传记。卷一开头说：“……贤劫[26]次第，前有六佛，《景德传灯录》中，先已具载。今之编次，从因地以至传法来历，继自释迦佛以降。”可见此书是参考并继承《景德传灯录》的。既然《景德传灯录》已有对过去六佛的详细记载，此书仅从过去第七佛释迦牟尼佛传记写起。从内容看，对释迦牟尼佛、禅宗初祖摩诃迦叶的记述与《景德传灯录》相关记载有较大不同，在〈迦叶章〉增加释迦佛在灵山会上持花示众，迦叶微笑的内容。其他各章大致是取自《景德传灯录》，只是在文字内容上有所节略。

卷六至卷七，记载自西土第二十八祖兼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至六祖惠能的传记。与《景德传灯录》大同，但文字有较大删略。

卷八至卷十八，记载自南岳怀让至南岳下十世共84人名字或传录（有的仅名载目录，没有传录，下同），皆属马祖法系，自卷十一以下皆是临济宗禅僧的传录。卷九所载百丈怀海的语录（广录）与卷十、卷十一所载临济义玄的语录（临济录）是《景德传灯录》所没有的，为后世《四家语录》中〈百丈广录〉、〈临济录〉所本。自南岳下五世（临济下一世）至南岳下八世（临济下四世），与《景德传灯录》差异不显著，但对南岳下九世（临济下五世）至南岳下十世（原书误为九世，临济下六世）诸禅师传录的记述，多为新增部分。例如《景德传灯录》卷十三仅载录首山省念法嗣汾阳善昭1人，且不足200字，《天圣广灯录》增为12人，篇幅也较大；至于南岳下十世各传录，则为《景德传灯录》所无。

卷十九至卷二十三，记载自青（原书作“清”）原行思下七世（云门下一世）至青原下九世（云门下三世）共101人（已除原目录多计算出的3人）名字或传录，皆属云门宗。在所载青原下七世（云门下一世）37人中，除10人在《景德传灯录》中有载外，皆为新增；青原下八世、九世（云门下二、三世）多为新增。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前部，记载青原下七世（洞山下三世）至青原下九世（洞山下五世）属于曹洞宗的39人，南岳下七世、八世（沩山下四世、五世）属于沩仰宗的14人名字或传录，皆为新增。另有青原下七、八世，属于德山宣鉴下三、四世的禅师13人的传录。

卷二十六后部至卷三十，记载青原下十世（法眼下二世）至青原下十二世（法眼下四世）属于法眼宗的71人的名字或传录。

综上所述，《天圣广灯录》自卷八至卷三十记载南岳、青原两大法系，并且基本按临济宗、云门宗、曹洞宗、沩仰宗、法眼宗的次序记载禅门五宗309人，其中还载有青原――德山法系13人，共322位禅师的名字或传录。

在宋代五部灯史中，《天圣广灯录》是第二部，从中国佛教史来看，它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三点：

1．继承了《景德传灯录》的编纂体例，将中国禅宗通过唐代《六祖坛经》、《宝林传》所表述的由释迦牟尼佛传“心法”于西土二十八祖、东土六祖的“教外别传”的传法理念贯彻于史学之中，在六祖慧能之后再按南岳、青原两大法系和禅门五宗的系统代代传承的序列，编录历代禅师的传记和语录。由此将《景德传灯录》的以记言为主的谱录体的禅宗灯史体裁巩固下来，致使此后的三部灯史《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也基本按照这种形式编撰。

2．在五部灯史中，本书与《景德传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嘉泰普灯录》都是经过宋朝皇帝钦定入藏的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是经真宗钦定，并且诏翰林学士杨亿等三人重加刊削裁定，前面有杨亿的序；本书编者身为勋贵外戚，由仁宗钦定并赐序；《建中靖国续灯录》由微宗钦定并赐序；《嘉泰普灯录》由南宋宁宗钦定入藏。这是禅宗在宋代特别盛行的反映，而皇帝之序也是了解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对佛教禅宗态度的重要资料。

3．本书除临济宗早期部分与《景德传灯录》有较多重复外，绝大部分是加以扩充或新增加的，而这一部分又是记述宋初禅僧的传记和语录的。其中甚至记载了不少与李遵勖年龄相仿乃至稍后的同时代的禅僧、居士的情况，如临济宗的石门蕴聪、叶县归省、广慧元琏、杨亿、汾阳善昭及其弟子石霜楚圆；云门宗的洞山晓聪、崇胜光祚及其弟子雪窦重（冲）显等人。因此，《天圣广灯录》对研究宋初，特别是自宋太宗至真宗、仁宗早期的禅宗情况，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总之，上述北宋驸马都尉李遵勖尊奉禅宗、与禅僧密切交往，并且编撰灯史《天圣广灯录》的事实，为我们了解宋代禅宗盛行、朝臣士大夫信奉佛教禅宗的情况，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2002年8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