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觉力法师与日据时期台湾苗栗法云寺派的崛起

作者：何绵山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5月17日

内容提要：日据台时期，福州鼓山僧人觉力法师来到台湾，以非凡的毅力，创建了法云寺派，在台湾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觉力法师不仅往来各地讲经弘法，还积极举办各种佛学班，培养大批僧才，曾前后传戒七次，并多次聘请大陆高僧前来台湾弘法，为积极推动中国传统佛教在台湾的延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关健词：日据时期   觉力法师    法云寺派

作者何绵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文化研究所教授。

位于台湾苗栗县大湖乡山中的法云寺，是日据时期台湾佛教五大法派之一（另外四大法派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台北观音山凌云寺派、台南开元寺派、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法云寺是福州鼓山涌泉寺僧人觉力法师一手创建的，法云寺在日据时期的崛起，是在觉力法师的竭力努力下完成的,觉力法师也因之成为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界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一、从福州鼓山涌泉寺到台湾大湖法云寺的觉力法师

觉力法师，俗名林金狮，1881年12月生于厦门鼓浪屿，父林月，母黄氏。觉力法师身为独子，上有一姐，家中开设盐场。16岁时入私塾读书，因塾中一同学因病去逝，给他很大刺激，颇感人生病苦与无常，产生出家之念。同年独自离家出走，为一纸条嘱父勿找。到福州遇一僧人，求出家，僧人引之至鼓山涌泉寺，拜见方丈，礼万善法师为师，遂剃度出家，取法名复愿，外号觉力，别字圆通。为曹洞宗派“耀古复腾今”之复字辈。同年11月得戒福州鼓山涌泉寺本忠法师。受戒后在鼓山礼佛诵经，学习佛门仪轨。1901年，亲近监院本忠法师，研究戒律。1905年随本忠法师至南洋，在槟城数年后归福州鼓山。1909年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佛教状况。后由日本到台湾，驻锡台北观音山凌雲禅寺。该寺开山住持本溪斋明寺青年僧妙果法师也在凌雲寺修学，执弟子礼，因而结成法缘。此时觉力法师29岁，不久回鼓山涌泉寺。1910年，觉力法师任福州鼓山涌泉寺监院，时任台湾凌云寺副寺的妙果法师到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礼觉力法师为师。不久，妙果法师因事回台，驻锡于凌云寺，邂逅地方绅士吴定连、刘缉光等。吴、刘已有志于大湖建寺，并已办理申请手续。妙果法师与吴、刘倾谈后，商定了建寺计划。次年建寺计划付之实施，妙果法师渡海到福州鼓山，亲迎觉力法师赴台。这是觉力法师第二次入台，前次入台是考察台湾佛教情况，此次入台则是作长期驻锡之计。这时觉力法师是鼓山涌泉寺监院，在福建佛教界渐露头角，已有相当厚实的佛学基础，通过对台湾佛教考察之后，深感福建佛教传到台湾颇有展拓的空间，故已有志入台，而妙果法师的诚心邀请，终于使他有了机会，遂下了入台的决心。

觉力法师当时决定应邀赴台，却受到福州鼓山涌泉寺万善法师的极力阻挡，他认为台湾太浮华，此去一定会还俗。但觉力法师决心已下，师兄弟暗中帮助他将其行李背到山下，觉力法师则以网带背七宝佛三尊向万善法师顶礼辞行。入台之后，由于妙果法师及吴、刘鼎相助，于次年冬弥陀圣诞之日，大雄宝殿落成。地方人士热烈庆祝。盖自清季以至日据时期，大湖地区常因汉人与原住民争地，及土匪乘隙抢掠而发生流血事件，居民常怀恐惧之心，亟待精神有所寄托，所以建寺之举受到欢迎。觉力法师来大湖山区，对汉人、原住民一视同仁，原住民对他也十分客气，对他笑而让路。据说原住民闻寺里钟声即头痛欲裂，从此不敢乱杀汉人。建寺之前当地有谚语云：“法云建而大湖平。”汉人、原住民化干戈为玉帛，正合俗语所云。觉力法师的高智大德，不仅造就了法云寺，也赢得了汉人和原住民的尊敬，体现了其大慈大悲的襟怀。

至1915年，法云寺建成后的两三年间，名闻遐迩，四方景仰者云集，僧众增至250多人，佛教界以该寺为台湾第一庄严道场，觉力法师声名由此远播。1916年，觉力法师先后在苗栗公馆行修寺说法及行修寺作水陆法会，两次得供养金共1千圆，全部充作修建登山道路之用。1917年，与台湾善慧法师、心源法师等合创私立台湾佛教中学林。1921，设仁济医院，为受苦者广施汤药，并便利本山常住大众和近地百姓。1922年，禅堂落成，举办水陆大法会，邀请厦门南普陀寺会泉法师主持，此为会泉法师第一次来台。应巨商辜显荣、吴昌才等恳请，觉力法师任艋舺龙山寺住持。同年福州鼓山涌泉寺万善法师与本忠法师，令觉力法师回涌泉寺任方丈，而觉力法师为专心法云寺宏法与振兴台湾佛教，无法分身而辞谢。

1924年，觉力法师受新竹香山一善堂之邀，于该堂宣讲《维摩结经》，听者甚众，并诚邀圆瑛法师到台，在法云寺宣讲《大佛顶首楞严经》。1925年，觉力法师在新竹香山一善寺办尼众特别讲习会六个月，以提升尼众素质。此前，他已在法云寺设女众研究院，亲自授课，以培养女弟子成才。虽因风气未开受责难，但他坚定不移。此后每年都举办佛教讲习会两次，直至台湾光复。同年，觉力法师被选为台湾佛教代表团主席，出席于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太虚法师率中华代表团参加该大会，代表团包括道阶法师等26人。会后道阶大师受觉力法师之邀到台湾，在法云寺讲经弘法。1926年，于法云寺建功德堂及僧房等，以应来山者日增的需要，并助海山郡（即今台北县中永和、板桥一带）妙清尼师创建圆通禅寺。

1928年，觉力法师与真常法师等创办的法云佛学社开学，旨在专门培养僧才，从全台广收青年学僧60多人。因学僧中未受戒者占多数，于是在法云寺第7传戒，戒子多达500余人，轰动一时。1929年，帮助门徒妙吉法师建立北投法藏寺。这一年万善法师80岁，力觉法师率门徒10余人回福州鼓山涌泉寺，为恩师祝寿，顺便参礼国内各大名山圣迹。1930年，自国内回到台湾，每夜集众宣讲福州鼓山涌泉寺丛林道场规则，并讲《法华经》等。1931年，再次带领弟子25人到福州鼓山，朝礼涌泉寺祖庭，以80元购得虎皮毯一领，带回法云寺作纪念。1932年，任台中毗卢寺讲习会导师。觉力法师父亲林月老先生于清明节前后亲临法云寺，觉力师其喜，林老先生旅台一月后回厦门。觉力法师夏因肝炎病住台中毗卢寺就医，门徒妙果、妙然、妙广法师等随侍在侧。1933年，病情加剧，于农历五月20日圆寂于台中毗卢寺。在该寺大殿举行告别式，火化于寺后太平山，遗下七彩晶莹舍利子。灵骨迎回法云寺，于法云寺禅堂举行追悼会，由其大弟子妙果法师主持。[1]

从以上生平简介可以看出，觉力法师在世52年中，前32年在大陆福建，后21年在台湾，其佛教事业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打下基础，成就事业则在台湾，他以21年的心血倾注于台湾佛教，对法云寺派的崛起、乃至对台湾正统佛教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正如张长川在《致法云寺常住书》中所示：“宏宗演教，拔度利生，与妙果大师协大同心，自南至北。辗转流年，受尽无限风霜，历尽许多魔劫。宏法为主体，六度为精神，大智大愿，乃至布慈帆而于观音而开基法云，显佛化于台北主持龙山，今也派下不下数万人，而皆遵守觉公之训，通达其道，明理其教，承其志，随其愿。故建法藏寺于北投，立圆通寺于枋寮（今日的中和市），筑圆光寺于中坜，开毗庐寺于后里，其余设立及联络寺院斋堂不下数十处，虽未成功于周备，而岛内诸同志，亦认为三派之鼎足，以成一方面之领袖也。”[2]

二、觉力法师对台湾法云寺派的崛起的贡献

（一）建法云寺，创法云寺派。觉力法师在妙果法师、吴定连、刘缉光的帮助下兴建的法云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附属有法云佛学社（供青年学僧进修）、清净院、静修院、兰若院、兰济院、长寿院（供老修行禅修）、楞严研究室、维摩堂、华严院（供研究经教）、女众研究院（培养女弟子）、斋堂（餐厅）、仁济医院、火葬场等建筑群，使法云寺成为当时台湾空前的庄严道场，而觉力法师也成为本山之开山祖。其后，以法云寺为基地，以其门徒为法徒，向各地发展并建设寺院。其大弟子妙果法师于中坜月眉山建圆光禅寺，其女徒妙清尼师于海山郡建圆通寺，女徒妙本姐妹于台中太平山建毗卢寺，妙吉法师于北投建法藏寺。这些寺院的建成，不仅发展了台湾的佛教道场，也形成了以法云寺为中心和以觉力法师为开山祖师的法云寺派，与观音山的凌云寺派、灵泉寺派、台南开元寺派、高雄超峰派等并列，成为日据时期台湾佛教五大派之一，而力觉法师与善慧法师、本圆法师则为当时台湾的三大高僧。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三·住民志·宗教篇》记载，法云寺派分灯寺院如：台北的通法寺、西明寺、护国院、天后宫、平光寺、菩提讲堂、真武殿、法光寺、静修院、圆明庵、妙光寺、广明岩、圆通寺、大觉法堂、慈云寺、菩提寺、善导庵、菩提院、宏法寺、法藏寺、涌莲寺、妙法寺，基隆的楞严寺、慈云寺、法王寺、梵音寺，桃园的圆光寺、元化院、南海寺、鸿福寺、浄莲寺、奉天宫、福安堂、永平寺、宝莲寺，新竹的灵隐寺、一同寺、圆光寺、清泉寺、法王寺、龙泉寺、翠碧岩、法华庵、养德院、妙觉寺、仁光寺、碧云寺、浄业院、修德寺、潮音禅寺、劝化堂、海会庵、灵霞洞、万福庵、师善堂、饶益院、云谷寺、元光寺，苗栗的善福堂、竹南寺、灵天禅寺、清泉寺、石观音堂、慈愿寺、广修愿、圆明寺、大同寺、新莲寺、宏法禅院、会善堂、法云禅寺、法宝寺、善光寺、复兴院、养真堂、行修寺、浄觉院、宏源寺，台中的佛教会馆、宝善寺、普济寺、慈航禅院、正觉讲堂、松竹寺、大觉院、法华寺、圆觉院、慈云堂、碧华寺、永光寺、思庐寺、龙善寺、善光寺、金华堂、法雨寺、竹林禅寺，彰化的凤山寺、善德禅院、中华寺、弥陀岩、双林寺、法林寺、碧云禅寺、普兴寺、鼓山寺、龙泉寺，南投的德山寺、灵光寺、明照寺、碧山岩、善养禅寺、玄奘大师奉安所、仙峰寺、金天堂、清德堂、龙泉寺，嘉义的天龙寺、普陀寺、圆明院，高雄的崇光寺、西竹寺、崑明寺，屏东的真如院、福善堂，花莲的慈天宫、庆修院、玉泉寺。[3]

（二）为中国佛教传承和台湾佛教发展培养了大量的僧才。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佛教事业的发展无限，然而要发展佛教事业，必须提升僧尼素质，培养众多的能够传承和发展佛教事业的僧才。这一点，觉力法师认识得很清楚，而且时时注意从僧尼中识拔培植可选之才，从而使他的门下产生了不少僧尼的才俊，不仅大大推动了法云寺派的兴盛，也使福州鼓山法脉在台湾得以延绵。现仅以觉力法师示寂前随侍左右的妙果、妙然、妙广三法师为例。

妙果法师，俗名叶阿名，台湾桃园人，1884年出生，1903年依觉力法师披剃出家，为觉力法师的大弟子，后成为觉力师开山法云寺的得力助手，是继觉力法师之后为法云寺住持。在觉力法师影响下，妙果法师于1911年4月8日受具足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振光法师，又亲近福州鼓山良达法师多年，对福州鼓山佛教优良制度感受甚深。后应承中坜善信法师之请助建月眉山圆光禅寺，后又于台中兴建大觉法堂，奔走于苗栗、中坜之间，常在台南台北等地弘法利生，曾兼任关西潮音寺、员林双林寺、竹东大觉寺、彰化大佛寺等主持，曾于1936年于圆光寺传授四众戒法及诸律仪。为使台湾僧人进一步认识祖国大陆佛教，曾分派僧徒达虚、真常等多人赴厦门闽南佛学院就读，并热衷于在台湾兴办僧伽教育。一生秉承觉力法师的意旨，传承鼓山涌泉寺的法脉，成为台湾法云寺派第二代大师。1964年示寂。

妙然法师，俗名周红，1907年出生，1996年至大湖法云寺礼拜觉力法师出家，成为觉力法师的女弟子。就读于觉力法师创办的秀山一善堂（今一同寺）特别讲习会与法云佛学社，历任沙鹿鹿宛院住持、灵山寺监院、大甲永光寺开山、台中佛教会馆第二任住持、台北莲云禅宛住持、法云寺第三任住持。台中大地震时，法云寺禅堂、功德堂、僧房等均毁，在妙然法师主持下重建一新。1965年于法云寺传授三坛大戒，1968年创办法云佛学院，1973年于于台中佛教会馆传授三坛大戒，可谓能承传其师觉力法师发展佛教事业的杰出女尼师。1996年示寂。

妙广法师，俗名罗水邻，1902年出生于台中县新社乡，因父母均为佛教徒，故幼年就有出家意志与愿望。1933年辞别妻子眷属，入大湖法云寺皈投觉力法师座下披剃出家，并于师前发愿，誓将生生世世讲经，把佛法的真理传播于人间，使正法久住。从此在台湾各城乡弘法利生，并于台中、台南、台北建立道场，如台北涌泉寺、东方寺、丰原妙音寺、高雄法音寺、彰化员林佛导寺、埔盐中华寺、花坛常觉寺、苗栗三义三宝寺等，曾任中国佛教台北市分会理事长、中印緬锡佛教友谊会监事、中印佛教摩诃菩提大觉会副主任委员、台中县佛教会第十一、十二、十三届理事长，1990年当选为全台湾好人好事代表。值得提到的是妙广法师始终不忘袓庭福州鼓山，1997年还以96岁高龄亲任团长，率领团员48人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祖庭礼祖。妙广法师还创立了佛声卫星电视台，经常登台讲经说法，为传布佛法，浄化人心，改善社会风气做出积极的努力。1998年示寂于台中县丰原妙音寺。

此外，觉力法师培养的门徒中在台湾佛教史上较有影响的还如：妙吉法师（？－1930），俗名罗瑞祥，曾于1928年创建新北投曹洞布教所（今法藏寺前身）。妙善法师（1900－1936），女，俗姓罗，妙吉法师之妹，曾于狮头山筑精舍饶益院。妙修法师（1875－1952），女，俗姓姜，曾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具足戒，在彰化社头现址创建善德禅院。达善法师（1898－1972？），女，曾任嘉义大林普陀寺（龙山岩）住持。妙善法师（1899－1996），曾创建新竹圆光寺。妙清法师（1901－1959），女，俗名林塗，曾于台北中和创建圆通寺。妙振法师（1901－1992），俗名林阿勤，曾于台北创建通法寺。如学法师（1913－1992），女，俗名张绣月，曾于南投碧山岩创办南光女众佛学院。其中较有影响的如1925年，神岡三角吕氏姐妹妙尘、妙观、妙识、妙湛、妙本、妙徧等6人，与其母至法云寺礼觉力法师为师，全家皈依三宝。妙尘等姐妹于1927年在台中州后里太平山建毗卢寺。[4]

觉力法师培育的僧尼不仅“妙”字辈弟子，即使“达”、“真”、“如”辈徒孙亦蒙其奖掖培育，例如徒孙如学法师，女，19岁在草湖一同寺出家，觉力法师爱其才，经常下山为其说法。后留学日本，返台后开创台北法光寺、南投碧山岩、五股智光禅寺，还创办美国加州法光寺、中美佛教文化中心等道场，并创办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南光女众佛学院等佛学研究教育机构，设立留学奖学金，培育众多人才，信众遍五洲。她一生感念觉力法师不已，常以自己所受之惠训诲弟子。

（三）注重戒法和戒德，多次传戒，以传中国佛教正法。戒法指佛陀所制法律，是众生的轨范。凡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三聚净戒、十重戒、四十八轻戒等律法，通称戒法。觉力法师对戒法在台湾的失轨颇为不滿，在《台湾佛教之振兴》中强调要“注重戒法”，他认为：“今世之佛法。僧伽寺院者。社会不崇信。僧伽之关系。行中而忘本。时常缺模范。行违佛制戒。捨本而逐末。随情欲流转。社会之毀诉。而缺于戒德。波罗提木叉。我等之大师。盖于戒律者。三世一切佛。共同尊守持。因无使刼来。惑业烦恼障。不能得解脱。皆由如此病。虽是悟法身。而不能尽习。时间中作用。念念被境转。如若不慧解。纵然得妙悟。禅定虽现前。终是坠魔业。如行权大士。因时能制宜。非本之条论。菩萨行非道。岂初学能为。普显僧伽众。急行戒莫缺。决能化全岛。一切诸民众。同获身心安。”[5]觉力法师认为：如果戒法缺失，将坠入魔道。戒是道的根本，只有依戒，才能净化全岛，得免溺于生死海，获得身心安全。

觉力法师对于戒德十分重视，在其所撰之《同戒录序》中说：“古今学佛者，无有不注重于戒德。楞严正定以戒为根本，一切种智以戒为先导，夫佛戒之作用何其重要！一言以蔽之，即是佛圣之种子，人格之卫星者。苟具威仪而无戒德，则楞严三昧、一切种智，无上菩提、伟大人格欲获也难矣！斯戒所以见重于人者，即在此也。”[6]足见他对戒德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清楚而深刻的。他这种论述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僧侣可以娶妻生子吃荤，显然与传统佛教戒律不符，不能不影响和危及台湾佛教。觉力法师强调戒德的作用和重要，表达了对当时戒律松弛的不满和捍卫戒律的决心。

觉力法师在台湾传戒七次，次数之多，可谓空前。1918年，即觉力法师刚来台湾的第5年，法云寺创建后的第3年，即在法云寺举行第一次传戒，并建无量寿佛碑，碑上书：“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无量寿佛”圣号及修行劝世语。次年就又于法云寺传戒法，过了一年举行第三次传戒，四方前来受戒者满堂，难以容纳，故复建禅堂。又过一年，举行第四次传戒。这次传戒中有一插曲，当时主持协志工业社的林煶灶先生伉俪因不懂传戒规矩，入殿门使站在觉力法师后面正中参拜不已。觉力法师礼佛后手持香炉转过身来，见一女人一直在拜，便顺手把香炉传给她，这时炉里发火，觉力法师对她说：“你日后必要大发展。”后来林先生果然事业日益兴隆，成为觉力法师的大护法，林夫人取名妙贤居士，发心为法云寺建了环山道路，命名“妙贤路”。1926年、1927年又先后续开第五次、第六次传戒。上文提及的妙然法师，即在第六次传戒时受菩萨比丘尼戒。1928年，觉力法师与真常法师创办法云佛学社开学，学僧中多数未受戒，于是再开一次菩萨大戒。这一次传戒，戒子多达500多人，极一时之盛。据这一次的传戒的1928年《观音山法云禅寺菩萨戒同戒录》载，“传戒大和尚：复愿字觉力号圆通，得戒鼓山本忠大和尚。说戒大和尚：腾悟字妙果号西来，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证戒大和尚：腾照字妙吉号瑞祥，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羯磨阿阇黎：今振字达玄号清源，得戒九华山永泉大和尚。教授阿阇黎：今圆字真常，得戒鼓山振光老和尚。”从以上戒师法系得知，觉力法师是注重福州鼓山法脉的传承。这是觉力法师最后一次的传戒，此时年48岁，5年后圆寂。无论从次数之多和时间密度来看，都可看出其传戒之勤。

上述三大成就和贡献，倾注了觉力法师的精力。色身短暂，而其所传的法脉，则繁衍不断，所从事的台湾佛教事业，则日益光大发扬。其徒子徒孙在台湾及海外敷衍法脉者其多，其中不乏佛教界之佼佼者。而法云寺分灯，已遍及全台。

三、觉力法师在台湾佛教界取得成就的原因

（一）时代造就的因缘。觉力法师出生在厦门，出家在福州，这两个地方都是鸦片战争之后对外通商的口岸，福建人民特别是闽南人富有向外开拓的精神，一水之隔的台湾成为福建特别是闽南人的首选之地。日据台前期闽台往来密切，为觉力法师把开拓佛教的目标指向台湾提供了一定条件。1905年觉力法师漫游日本，考察日本大小乘佛教情况，之后到台湾，驻留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该寺住持本圆法师曾受戒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并在鼓山修道，与觉力法师有法脉关系。对于日本和台湾佛教的考察，觉力法师甚感日本佛教的变味，而台湾在日本统治下，佛教也渐趋庸俗化，这引起他的不满。而本圆法师在台湾创建凌云寺的成功使觉力法师受到启发和鼓舞，他意识到在台湾弘法的空间，由此燃起他入台开创之志。但当时机缘尚未成熟，遂返回福州以待时机。妙果法师与吴定连、刘缉光相商决定开山，妙果法师即速到福州鼓山涌泉寺迎请觉力法师赴台，觉力法师遂决心应请入台，即使其师万善法师极力劝阻，亦不能回其志。故觉力法师入台，客观上妙果法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永不满足的开拓精神。觉力法师入台，在妙果法师及吴定连、刘缉光鼎立相助下，于大湖创建法云寺，寺建于苗栗观音山岭，上接云霄，居此地宛如高超俗境之法云地，故取寺名为法云。建此寺最艰难在于必须处理好汉族与原住民和平共处的关系，断绝互相杀戮之事。觉力法师冒着生命危险，只带一个随从，上山与原住民交好，原住亦以礼相待，从而消除祸患，顺利建成法云寺，不到三年闻风归仰者云集，僧众多达250余人。觉力法师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将法云寺作为其住持大本山进一步开拓的基地。他到苗栗公馆、行修寺等处说法、作水陆道场，均为进一步开拓作准备。1917年，觉力法师在曹洞宗大本山台湾别院大石法师支持下，与台湾佛教著名人物善慧法师、心源法师等合作，创私立台湾佛教中学林于观音禅堂（今台北市东和禅寺）。数年间，因来山的信众日多，拓建了道路、大桥、禅堂以及仁济医院等，大大加强了本山基地的硬体建设。同时接着把开拓延伸到本山之外，如觉力法师曾于1926年帮助其徒妙清法师创建圆通禅寺于海山郡，此寺雄伟超俗，独具一格，闻名遐迩。又于1927年助其徒妙本法师姐妹创建毗卢寺于台中太平山，又于1929年助其徒妙吉法师创建法藏寺与北投。此后觉力法师虽因积劳而体弱日衰，回法云寺道场，但当时法云寺派已拥有多个道场，法云寺派在台湾佛教界已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没有觉力法师的不断开拓，台湾就不会有法云寺派。正如杨圳益在《大湖法云寺（派）开山祖――觉力禅师》中称觉力法师为“成功的开拓者”，并对其开拓精神予以高度评价：“一九0九年（民前三年）禅师初渡台湾，虽然是时北凌云、基隆灵泉、台南开元、大岗山系，以及各都　会区已各有寺院发展基础，但台湾开发较晚地区尚时有日军警与原住民、土匪之间剧烈流血的冲突。年轻的觉力禅师在当时的福建佛教界地位，已是位高权重的大丛林方丈（按：应为监院），然而禅师在诸种因缘中，终选择了台湾垦拓中，亟需要宗教的新竹州大湖地区驻锡弘法，在妙果法师初期的亲因缘下，终能跨越地缘、政治、族群情感、语言等造成的障碍，以湛深的修行造诣，优秀的决策、行政、执行、督导能力，为此后的台湾佛教缔造一支优秀的佛教法派――法云寺派。”[7]　

（三）重视僧伽教育。法云寺建成之后，觉力法师即把僧伽教育作为拓展道场和发展佛教事业的大事来抓。其主要的措施是为僧尼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场所。1923年法师受聘为龙山寺住持，即资助妙吉法师、真常法师等僧青年到大陆就学。妙吉法师就读于太虚大师主办的武昌佛学院，真常法师就学于安庆佛教学校、南京内学院。此两人学皆有成，真常法师返台时，觉力法师亲赴基隆码头迎接，足见其期望后秀之殷。后来真常法师成为觉力法师的得力助手，而妙吉法师则成为北投法藏寺开山。1928年，觉力法师与真常法师创办了法云佛学社，广收青年学僧六十余人，开台湾僧教育风气。1932年，任台中毗庐寺讲习会导师，培养了大批学僧。觉力法师对于尼众教育亦十分重视。1925年，他鉴于其派下的尼众来自各地而学习能力差，始于新竹下香山一善堂开办女子讲学会，为期6个月，培养出诸多杰出女弟子。他又预见未来佛教发展，比丘尼将发挥重要作用，故在法云寺本山开设女众研究院，亲自讲授课程，当时受学者有达智、达慧、真修、如德、如贤、妙瑞、真果、妙学等十余人，专门培育女尼中的人才，虽然阻力很大，并受许多谤毀，然而他坚持自己的卓识，不为所动，因而出其座下的女弟子之多，在全台各道场中。无出其右者。正如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所言：“女性的教育是新崛起的时代潮流，觉力禅师勇于面对它、引导它、促成它，所以在各法派中他的女性徒众，成就特别突出和具发展性。虽然女性徒众的教育和成就，都是法云寺派的特色，但觉力本人也难免受谤。只是他严守戒律，并不参与太多的争辨，所以也未酿成重大事端。”[8]重视教育，培养人才，使其事业不仅后继有人，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觉力法师的事业和法云寺派得以持续并开拓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觉力法师在圆寂前留下遗嘱：“山林收入，办佛学院，培植人材，不可挪作常住费用。”由此可见他对教育是何等重视，至死犹不能忘怀。

（四）用较为灵活的方法传播佛教。觉力法师以端庄的举止和唱讲俱佳的方式布教，使听者无不为之感染。觉力法师的徒弟妙吉法师在大陆留学时，曾撰文曰：“曾忆觉力上人，于台北布教，未宣唱前，一副温霭之容，与乎一种端肃宁静之举动已足令人肃然起敬矣，况加以极清朗委婉畅达丝竹莫喻之梵音，令闻者，心旷意悦，亹亹忘倦乎。”[9]妙吉法师还归纳了觉力法师在台北布教的特点：1、不择地点，不问听众多少，随时随地地传播佛理。2、弘法者针对不同程度听众的需要，以不同的方式讲述佛法，使听者尽兴满意。3、弘法时，不携经本，不限住所，也不拘大小乘法，看大多数听众需要，即为彼等演说之。连要皈依说戒，也可立即照办。[10]觉力法师以这种较为灵活的方法传播佛教，对争取信众，无疑是有益的。

（五）坚持传承中国大陆传统佛教法脉。觉力法师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剃度、受戒众于鼓山涌泉寺，深受鼓山涌泉寺之教，因此有着难以割舍的“鼓山情节”，故入台之后，虽身在台而始终不忘鼓山涌泉寺祖庭。鼓山涌泉寺是中国东南的名刹，名扬海内外。台湾虽沦于日本世纪，然而台湾佛教僧尼却屡屡冒险渡过海峡，到福州鼓山朝圣，僧人以到涌泉寺受戒为荣，以传涌泉寺法脉为荣。觉力法师在涌泉寺有年，对涌泉寺法轨知之其详。他十分珍惜自己的祖庭，以传承中国传统佛教和涌泉寺法脉为己任，终身坚持不懈。他在台湾创建法云寺时，就把从福州鼓山涌泉寺带来的七宝铜三宝佛供奉于方丈室，过年时就请出7天，供弟子们瞻仰，以示不忘祖庭。他在台弘法有成，仰之者众多，他的师父鼓山万善法师闻之，为弟子觉力法师的弘法成就而感到高兴和自豪，曾费时49天，用鼓山竹子编了一顶朝山笠送给觉力法师，赞赏他开拓之功，又示以不忘祖庭之意。觉力法师对这顶朝山笠十分爱惜，平时舍不得使用，只有回祖庭朝山时，或主持重要佛事时才取出戴上，至今此遗物犹在。觉力法师在法云寺讲经弘法时，常于夜里集众宣讲鼓山涌泉禅寺的丛林道场规则，努力要把鼓山法统传之台湾，让其徒众遵循而不替。他先后举行的7次传戒，也都是传承福州鼓山涌泉寺的程序和仪礼。为了把中国传统佛教传之台湾，他先后邀请中国大陆的高僧道阶法师、圆瑛法师、会泉法师等来台湾讲经弘法，更是经常邀请鼓山涌泉寺法师到台湾来，每次都亲自率众迎接，并为之脱草鞋。为表示不忘祖国，不忘祖庭，觉力法师于1912年率门下10余人回福州鼓山涌泉寺，祝贺恩师万善法师八十高寿，并顺道朝参国内各大名山佛刹。两年之后，又率弟子25人朝礼福州鼓山涌泉寺祖庭。觉力法师在台湾始终尊崇中国传统佛教，始终以福州鼓山涌泉之法统为正统，并传之于其后人，从而抵制并减少了日本对台湾佛教的影响，使中国正统佛教的宗风得以在台湾传之不息。

（六）“行方而智圆”的处事方式。中国有一句古语云：“智欲圆而行欲方。”指的是行为要坚持方正的原则，而在处事时要能够圆通，这句古语正体现在善于与日本人周旋的觉力法师的身上。当时台湾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觉力法师要完全不理会日本人、公开坚持弘扬中国传统佛教，是日本驻在台湾当局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十分轻视台湾佛教，想把在台湾的中国佛教改造成日本式的佛教，要在台湾公开弘法，必须取得所谓“布教师”的资格。觉力法师不得已任“布教师”，他以这个资格名号来“布教”，实际上内心则坚持中国佛教法师的身份。当时觉力法师建成法云寺，法誉日隆，信众日增，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台北别院的几任院主如大石坚童、大野凤洲等，极力拉拢觉力法师，甚至设法拨给法云寺一片相当大的山林。觉力法师则表面上与日本佛教界人士保持一定关系，特别与台北的曹润宗别院的关系不即不离，虽然身穿日本式海青与袈裟，看似同日本和尚，然而其所传的教法，却是福州鼓山涌泉寺的传统。“觉力禅师其实不通日语，接受日僧打份或使用日式佛教法器，大都是应酬的成份居多，骨子里还是鼓山的一套。”[11]觉力法师虽然曾在表面上表示加强与日僧的沟通与合作，但却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当时台湾佛教界以送弟子到日本佛教大学学习为时尚，觉力法师却资助门下最优秀弟子到大陆佛学院接受正统佛教教育。日本当局选其为出席“东南佛教大会”代表，他却借此与大陆的太虚、道阶等法师相会，并请道阶法师绕道台湾弘法。这一切都是借日本和尚外装的掩饰，与日本人当局相周旋。日本人虽试图以各种手段迫其就范，而他却以圆融的手段对付，为自己创造了较好的生存空间，因此不仅得以生存于台湾，传其鼓山法脉，而且独树一派，日渐繁衍，以至发展至全台，乃至海外。这个中的苦心孤诣，个中的圆融智慧，恐怕是很少人能够做到，这就是觉力法师的过人之处。

日据时期，觉力法师从福州鼓山来到台湾，以非凡的毅力，创建了法云寺派，在台湾佛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觉力法师不仅往来各地讲经弘法，还积极举办各种佛学班，培养大批僧才，曾前后传戒七次，并多次聘请大陆高僧前来台湾弘法，为积极推动中国传统佛教在台湾的延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