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舍道事佛原因略论

作者：钱汝平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5月17日

内容提要：本文从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的角度出发，分政治统治、思想认识、自身健康等多个方面具体分析了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原因。

关键词：舍道事佛　政治统治　思想认识　自身健康

作者钱汝平，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学者。

天监末年，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是当时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关于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因此他决定：“舍旧翳，归凭正觉。”[1]

我们在分析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时，不能抛开他的帝王身份来谈。帝王的宗教信仰与普通人有相同之处亦有其特殊之处，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这与常人毫无二致，一种是带有政治意图的致治方式，这与常人的宗教信仰迥然不同。梁武帝之信仰佛教，从他自身来说，自然是一个热烈的虔诚的佛教信徒，这可从他登基后的种种佛教活动看出，无庸辞费。从宗教的排它性来说，也很难让两种宗教信仰和谐包容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宗教信仰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能在一夜之间完成的。它也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明乎此，对梁武帝即位后一面崇信佛教，同时又命陶弘景、邓郁等道士为其合丹就会理解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他社会统治的角度来说，他的宗教信仰又不可能十分纯粹，势必会带上政治统治的烙印，成为他谋求“致治”的一种方式，成为一种统治术，也就是说，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分析时要加以区别对  待。对梁武帝的舍道事佛之举也应如是看。

梁武帝为何要舍道事佛？这就得从道教的发展历史及其特点说起。道教是在中国民间萨满教的咒术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拥有广泛的民间信仰基础，尤其在政治黑暗、战争频繁、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之际，这种民间信仰的基础会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坚固。早期太平道的领袖张角利用符水、咒语为民众治病，治愈了很多人，很受民间底层社会的推崇和尊敬。于是他派遣弟子八人代表他分赴各地，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徒众达到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可见其在民间的广泛而牢固的信仰基础。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亦崇尚符祝治病，令病人饮符水，并设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其孙张鲁续修张陵之法，最终据有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割据一方达三十年之久。由于张鲁政权独特的以鬼道教民的行政措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历史学家对张鲁政权的性质很感兴趣。有人认为是农民政权，有人认为是地主政权，有人又认为是由农民政权蜕变而成的割据政权。不管张鲁政权的性质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它必定拥有广泛的民间支持基础，否则它在东汉末年全国混乱的形势中，不可能保持一方社会安宁且生产发展达三十年之久。

到了西晋统一中国后，五斗米道迅速从北方传入江南，而两晋之际的动乱，更促使五斗米道在江南的进一步发展。进入东晋后，五斗米道在拥有民间广泛的信仰基础之外，向统治阶级上层渗透，统治阶级信奉五斗米道的人数大大增加，当然有些统治阶级可能并不是出自真正的内心信仰，只不过是想利用五斗米道庞大的民间信徒来实现自己某种政治野心。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列举了汉末黄巾起义、西晋末赵王伦之废立、东晋孙恩之乱、刘宋太子劭之弑逆的事实，并总结说：“凡前所举此时期宫廷政治之剧变多出于天师道之阴谋。”[2]纵观魏晋南北朝史，造反起事的多为道教徒，且声势规模都比较大，这会严重威胁封建统治的安定，更可怕的是当它渗透到宫廷内部时这种变生肘腋往往会使最高统治者猝不及防。因此，有政治远见的帝王对道教一般会采取抑制甚至取缔的态度。梁武帝自小就博览前史，对此不会不清楚。况且他早年就奉道，对道教的特点及利弊也不会不知情，因此，鉴于维护统治和安定社会的考虑，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也就在意料之中。

对道教徒造反起事所产生的社会破坏和政治损害，梁武帝自身也有过切肤之痛，他的很多亲人就死于道教徒之手。齐永明四年（486）春正月，道教徒富阳人唐寓之起事，聚众桐庐 ，破富阳、钱塘等县，害东阳太守萧崇之，事见《南齐书·武帝纪》。而萧崇之即是萧衍之叔父。又据《南史·梁本纪上》的记载，萧衍曾为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学士，在齐末萧子良与萧鸾争夺帝位的斗争中，本来支持萧子良，后来知子良并无实力与萧鸾对抗，因此临阵倒戈，转而支持萧鸾，他还为萧鸾设计杀害了萧子隆、稳住了王敬则，可说是为齐明帝萧鸾夺取帝位立有殊功，但他却颇受萧鸾猜忌。又据《南史·梁宗室·长沙宣武王萧懿传》、《桂阳简王萧融传》的记载，萧衍长兄萧懿、五弟萧融于齐永元二年（500）俱为齐明帝之子东昏侯萧宝卷杀害。而齐明帝父子是什么样的人呢？据《南齐书·明帝纪》，齐明帝萧鸾也是一个道教徒，他“潜信道术”，他“潜信道术”是有文献可征的。《三洞珠囊·敕追召道士品》引《道学传》云：

及齐明帝践祚，恐幽祗未协，固请隐居（陶弘景）诣诸名岳，望秩展敬。遂周旋五郡，经历三年，事讫，迎还。令憩钟岭。使人往来，月有数四。饷赐重叠，任意所求。[3]

又据《上清道类事相·仙观品》所引《道学传》齐明帝还有敕为薛彪之立洞天馆于大茅山东岭之举。[4]可见萧鸾的确是一个十足的天师道教徒。而其子东昏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也是一个天师道教徒。《南史·齐本纪下》云：

（东昏侯）又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谘启，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国，末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数，师巫魔媪，迎送纷纭。光尚辄托云神意。范云谓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当思百全计。”光尚曰：“至尊不可谏正，当托鬼神以达意耳。”后东入乐游，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光尚曰：“向见先帝大嗔，不许数出。”帝大怒，拔刀与光尚等寻觅，既不见处，乃缚菰为明帝形，北向斩之，县首苑门。

从其偏信蒋子文神与曲信小祠等怪异举动来看，东昏侯也是一个热衷于民间淫祀以至神智昏乱的天师道教徒。梁武帝对长兄萧懿、五弟萧融被害于齐明帝、东昏侯这对天师道教徒父子之手，心里岂会没有震动？

又，据《南史·张弘策传》的记载，张弘策乃梁武帝从舅，与梁武帝年辈相若，自幼常相游处，亲狎非常，他为梁武帝谋齐自代，贡献良多，“帝观海内方乱，有匡济之心，密为储备，谋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此人颇懂萧衍的心思。《梁书·张弘策》云：“建武末，……高祖曰：‘汉北有失地气，浙东有急兵祥。今东初，魏必动，若动，则亡汉北。帝今久疾，多异议，万一伺衅，稽部且乘机而作，是亦无成，徒自驱除耳。明年都邑有乱，死人过于乱麻。齐之历数自兹亡矣！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弘策曰：‘英雄今何在？为已富贵，为在草莽？’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邓晨乎？’”可见，张氏于梁有立谋首赞之功。然而入梁后官拜卫尉卿的张弘策竟然在一天夜里被东昏侯余党、道教徒孙文明率数百人杀害了，梁武帝得知消息后，恸哭不已，曰：“痛哉卫尉！天下事当复与谁论？”[5]亲人们的相继被道教徒杀害，使早年就奉道的萧衍心理上对道教产生了一种厌弃感，也迫使他在以后的政治统治过程中重新审视和思考对道教的态度和措施。再加上他统治的前期天监短短十八年中就有多起道教徒造反起义之事，对梁王朝的统治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据《梁书·武帝纪上》，天监四年（505），交州刺史李凯反，长史李谡讨平之；天监九年（510）六月，盗杀宣城太守朱僧勇，又转寇吴兴县，太守蔡撙讨平之。据《梁书·蔡撙传》，此处的盗指宣城郡吏吴承伯，其于天监九年挟妖道聚众攻宣城，杀太守朱僧勇，因转屠旁县，逾山寇吴兴，所过皆残破，众有二万，奄袭郡城；天监十年（511）三月，盗杀东莞、琅邪二郡太守刘晰，以朐山引魏军，遣振远将军马仙鞞讨平之；天监十五年（516），交州阮宗孝反，交州刺史李谡斩阮宗孝，传首京师。又据《梁书·张稷传》，天监二十年（513），郁州民徐道角反，袭杀青、冀二州刺史张稷。如果说未登基前的萧衍还没必要对道教措意的话，那么登基后道教徒的不断造反起事，严重威胁他的统治，势必会引起他心头的恐慌，如果再联系前朝历史上犯上作乱、阴谋图变之事几乎全由道教徒所引起的事实，那么梁武帝就会不得不采取抑道的措施。自刘宋以来，多数帝王是崇佛的，但到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却一反齐武帝的崇佛措施，改崇道教，结果没几年国祚暗移，这个事实对梁武帝来说是个前车之鉴，可谓殷鉴不远。梁武帝是很重视国祚长久之事的。天监初年，他就对他的同族萧子恪说：“我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6]为了国祚的灵长，为了统治的巩固，极需要创造一种和谐的政治社会环境，而在这方面，佛教是能大有作为的。佛教与道教不同，它不是本土固有的宗教，而是来自外国，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广泛而坚固的民间信仰支持，它的教义也与道教形而下者不同，而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思辨色彩，因此较多地流播于政治和文化的上层。从组织形式讲，它也不象道教那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并以组织号召为形式，神鬼惑众，秘密行事，教义教规森然严明，它强调忍耐利他，杀生之事尚不能为，何能再去杀人。因此，在前朝历史上几乎没有佛教徒造反起事之举。所以，对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封建帝王来说，佛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致治之术。关于这一点，萧衍的前辈宋文帝刘义隆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曾对臣下发表了这样一通有关他对佛教态度的话：

吾少不读佛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办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皆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颜延年之折《达性》、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法汪汪，尤为明理，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7]

在这里，宋文帝向大臣表示自己自幼不曾习读佛典，近来又无暇阅读佛典，但是从“前达”、“时秀”的敬信佛教及所著文章中得知佛教是非常有裨于政治统治的，如果普天之下都能纯此佛化，那么我就可坐致太平，无复余事了。对此，宋文帝的大臣何尚之又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和揭示：

窃谓……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此举戒、善之全具者耳。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措？雅公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夫神道助教，有自来矣。……所以为劝戒，所以为深切……[8]

这里何尚之用具体的数字来说明，佛教对治政确有辅助之功。我们再来看看梁武帝在天监年间说的一段话：

克己行法，方欲以家刑国，自近及远。一念之善，千里斯应；一心之力，万国皆欢；恒沙众生，皆为法侣；微尘世界，悉是道场。[9]

这段议论可说与宋文帝、何尚之之说如出一辙，这些议论可谓是夫子自道，说出了封建帝王利用佛教“神道助教”的功能为其统治的长久、国祚的灵长服务，从而能使他们“坐致太平”的目的。梁武帝与宋文帝不同的是，宋文帝仍停留在口头上的议论而已，而梁武帝却不但正式下诏舍道事佛，而且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推广佛教不遗余力，早已超出了口头上的议论而进入了具体的实施阶段了。

在治政理念上，梁武帝似乎表现得很谦虚，他自称自己是“凡人”，与汤武无法相比。他在《净业赋》序中说：

然朕不得以比汤武，汤武亦不得比朕，汤武是圣人，朕是凡人，此不得以比汤武；但汤武君臣义未绝，而有南巢、白旗之事，朕君臣义已绝，然后扫定独夫，为天下除患。以是二途，故不得相比。[10]

虽然，他对臣下把代齐建梁比作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颂谀不领情，虽然他谦称自己为“凡人”，但又说与汤武革命走的是不同道路，隐然有与圣人并立之意，实含自负之情。其子萧绎在其所著《金楼子》卷一《兴王篇》中也说：“盖虞舜、夏禹、周文、梁帝，万载之中，四人而已。”也就是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真正称得上是圣王的只有四位，而其父则为其中之一。当然，象商汤、周武这样的古圣王是无法超越的，后世帝王谁也不敢妄称自己能与汤武比肩。要超越汤武这样的古圣王，那就得另辟蹊径了。《魏书·岛夷·萧衍传》云：

衍每礼佛，舍其法服，著乾陀袈裟，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臣下奏表上书亦称衍为皇帝菩萨。

“皇帝菩萨”这个称号是很有意思的，它表明“皇帝” 和“菩萨”这两重身份在萧衍身上得到了统一，“皇帝”就是“菩萨”，“菩萨”就是“皇帝”，两者一而二，二而一，天监十八年四月梁武帝下诏舍道事佛并受菩萨戒后，其子邵陵王萧纶的上启也说：

属值皇帝菩萨应天御物，负扆临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无碍辩以接黎庶，以本愿力摄受众生，故能随方逗药，示权因显，崇一乘之旨，广十地之基，是以万民回向，俱禀正法，幽显灵祈，皆获诱济，人兴等觉之愿，物起菩提之心。

当皇帝自然是顺应天道，临御万邦，当菩萨又能以法王身份担当起教化众生的使命。这样既当皇帝又当菩萨，就更容易也更有可能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了，而自己则可“坐致太平”，又“夫复何事”了。

    梁武帝之所以崇佛恐怕还有赎罪的意义在内。因为作为一个政客和军阀，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为了争取现实的利益，难免不做一些违背良心和道义的事情，其内心常常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比如，东晋的王敦在下兵石头威逼朝廷时，曾对谢鲲说：“余不得复为盛德之事矣。”[11]另一个权臣桓温，也曾自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12]连杀害宋文帝的刘劭，也深知自己杀父是“天地所不覆载”。[13]所以当他们作出了暴行以后，也经常害怕天神的惩罚和鬼魂的复仇。因为鬼魂报仇的传说在中国十分盛行，古籍中多有此类记载。如，《左传·庄公九年》记齐国公子彭生向齐襄公索命；《成公十年》记赵氏祖先变为厉鬼向晋景公为子孙索命；《昭公七年》记郑国伯有死后现形向杀他的人索命。《墨子·明鬼下》和《论衡·死伪》也记周宣王杀杜伯后杜伯鬼魂向其索命。尤其著名的是《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也记载了魏其侯窦婴和灌夫的鬼魂向田蚡索命之事。可见，这种传说在古代社会的深入人心。萧衍是深受儒、道、佛三教影响的人，对这种鬼魂索命之事不可能毫无信仰。当他因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作出一些暴行或计划某些阴谋之后，内心往往会怀有内疚和恐惧，希冀鬼神的宽恕和庇护，或皈依佛门以求免除罪孽。民国时期的许多军阀平时杀人如麻，但在晚年也皈依佛门，吃斋念佛，如孙传芳、吴佩孚就是。梁武帝的崇佛显然也是这种情况。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在批评沈约时也顺便提到了梁武帝，说他先助齐明帝萧鸾篡夺帝位，后又大杀明帝子孙，并纳东昏侯萧宝卷之妃吴氏、余氏，却又“舍身事佛，以面为郊庙牺牲，一何可笑”。[14]其实正是因为亏心事做得太多才要舍身事佛。他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亏心事恐怕就是杀齐和帝了，所以当他得知沈约上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非由己出时，怒如雷霆，可见对此事他一直耿耿于怀。还有，在齐永明末年他曾支持齐明帝萧鸾大杀齐高、武帝的子孙，这不能不使他心存负疚感。但儒、道二教虽然也讲报应，讲鬼神索命，然而还没有提到免罪的问题，而佛教则公开宣扬皈依佛门可以免除一切罪孽。《太平广记》卷一百零九引《幽冥录》的一则名为《赵泰》的故事，记赵泰游地狱时问主管吏：“未奉佛时，罪过山积，今奉佛法，甚过得除否？”答云：“皆除。”为了赎罪，佛教自然最符合梁武帝的心理，所以萧衍的崇佛，或许与此有关。[15]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出自对自身身体健康的关注。大乘佛教主张断除淫欲，强调不杀生和蔬食，科学研究表明这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能起到却病延年的作用。梁武帝在《净业赋》序中提到了断除房室和蔬食后的种种体验：

朕布衣之时，唯知礼义，不知信向，烹宰众生，以接宾客，随物肉食，不识菜味。及至南面，富有天下，远方珍羞，贡献相继，海内异食，莫不毕至，方丈满前，百味盈俎，乃方食辍筯，对案流泣，恨不得以及温凊，朝夕供养，何心独甘此膳，因尔蔬食，不噉鱼肉。……复断房室，不与嫔侍同屋而处，四十余年。于时四体小恶，问上省师刘澄之、姚菩提疾候所以，刘澄之云：澄之知是饮食过所致。答刘澄之云：我是布衣，甘肥恣口？刘澄之云：官昔日食，那得及今日食？姚菩提含笑摇头云：“唯菩提知官房室过多，所以致尔。于是久不食鱼肉，亦断房室，以其智非和、缓，术无扁、华，默然不言，不复诘问，犹令为治，刘澄之处酒，姚菩提处丸，服之病逾甚。以其无所知，故不复服。因尔有疾，常自为方，不服医药，亦四十余年矣。本非精进，既不食众生，无复杀害障；既不御内，无复欲恶障。意识稍明，内外经书，读便解悟，从是已来，始知归向。礼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有动则心垢，有静则心净，外动既止，内心亦明，始自觉悟，患累无所由生也。[16]

这段话应该说不无夸大之辞，其中也充斥着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科学的精神，节欲蔬食对却病延年的确有一定的好处。寿至八十二岁的女皇武则天也有过一段蔬食的经历。有人作过统计，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年龄超过五十岁就算高寿了，梁武帝活了八十六岁，比他长寿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乾隆皇帝，八十八岁，但乾隆皇帝是属于正常死亡，而梁武帝则是晚年遭侯景之乱，被幽禁中，心情郁闷而死，不能说是正常死亡。如果他晚年未遭侯景之厄，那他的寿命尚不止此数。[17]我们知道，封建帝王一般都希望长寿甚至长生，因此他们多受道教丹药之误。梁武帝早年同样也有急切的长生欲望，曾在天监初年命道士陶弘景和邓郁为其合丹，但他似乎不是盲目迷信者。宋、齐以来，在佛道相互斗争的过程中，道教炼丹长生之说一再被揭露为虚妄不实，对此梁武帝不可能不知，因此当邓郁向他献丹，他就不敢服用了。《南史·隐逸·邓郁传》云：“梁武帝敬信殊笃，（邓郁）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由此可知，梁武帝是深知丹药之害的。梁武帝从个人的身体健康出发，摒弃道教，归向佛教，应该说是宗教信仰的虔诚致然，他所说的宗教实践体验带有一定的虚假成分，甚至可以说是宗教信仰产生的虚幻感在起着激励作用，但大体上来说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知道这一点，对梁武帝为何舍道入佛，我们就会有更深的理解了。上面我们从政治统治的、思想认识的、个人自身健康的等多个方面，探讨了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原因，虽然也许未必能全面具体地揭示事件的真相。但我们仍然要强调一点，封建帝王的宗教信仰，有个人信仰和国家信仰两个层面，梁武帝从其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从国家信仰的角度来看，他的佛教信仰未必那么纯粹，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致治的功利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