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历史概述
作者:邓建新 杨健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3月20日
内容提要:本文简要回顾了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历史。在梳理、研读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作者将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且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者、相关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关键词:藏传佛教 美国
作者:邓建新,中央民族大学讲师、哲学与宗教学系博士生;杨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在美国,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虽然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初露端倪,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进展缓慢。1959年,西藏流亡政府建立之后,随着大批喇嘛涌入美国以及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献在美国各地出现,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逐步发展起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藏传佛教在美国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繁荣的阶段,而且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现在。美国已经成了西方国家在该领域研究中的领头羊。回顾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历史,把握其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对我国的藏传佛教研究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根据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客观情况,将其研究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作者将介绍美国藏传佛教的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情况,并对相关的特点进行一定的总结。
一、萌芽阶段(19世纪末-1959年)
最早开始研究藏传佛教的美国人是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又译作洛克维尔。他在1888年至1892年间赴西藏探险,1905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翻译了很多重要的藏文著作,如:《法集颂》(Udanavaga,1883)、《佛传》(The Life of the Buddha,1884)、《比丘尼戒本》(1886)等,为学术界获取藏传佛教方面的资料提供了很大的便利。[1] 194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来兴 (Ferdinand Lessing) 出版了《雍和宫,北京喇嘛教堂图解,附喇嘛教神学和教派的注释》(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一书。
美国藏传佛教研究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就研究者来说,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主要是由对此产生兴趣的个人来进行的。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是对能接触到的有限典籍的翻译,或对于藏传佛教寺院的简单介绍。直到1959年前,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者依然寥寥无几,藏传佛教的大部分内容鲜为人知。“无知生偏见。”结果,当时美国的学术研究者认为,藏传佛教是充满了巫术、萨满和僧侣的权术,是印度佛教的一种堕落的形式,严格说来,甚至不能被称为佛教。[2] 在19世纪的比较宗教和比较哲学中,人们几乎找不到藏传佛教的名字。这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初,中国和美国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没有密切的交流。美国学者对中国了解不多,更没有机会和渠道对藏传佛教进行观察和研究。
二、发展阶段(1959年-20世纪70年代)
(一)
1959年之后,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迅速兴起,学者辈出、著译纷呈,专门出版藏传佛教著作的出版社也应运而生。
1.本土学者迅速崛起
1959年西藏流亡政府建立之后,美国学者对藏传佛教的偏见开始转变。藏传佛教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堕落的佛教。相反,因其封闭和不受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被看作是一种纯粹的佛教,是印度佛教直接而合法的后继。因其口传的传统,它的内容只藏在年迈的喇嘛心里,但现在濒临灭绝,必须被拯救。所以,许多北美的学术大师都献身于这一事业,藏传佛教研究在60、7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一批美国本土的藏学研究专家,如理查德·罗宾逊(Richard Robinson)、杰夫里·霍普金斯(Jeffrey Hopkins)、韦曼(Wayman)等迅速成长起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杰夫里·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师从于藏族喇嘛旺杰格西[3]。经过了十年的学习和训练之后,他加入了由罗宾逊先生指导的、在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生项目。在那里,他和罗宾逊创立了“西藏之家”——一个供学生与流亡的藏族喇嘛学习藏传佛教的地方。1971年,罗宾逊先生去世,霍普金斯前往印度进行研究工作,为博士论文的撰写做准备。他流利的藏文和丰富的中观哲学知识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2年,霍普金斯返回美国,完成了博士论文。1973年,他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佛教哲学和禅定,他开设的古藏文课也吸引了20个学生。霍普金斯的博士论文《关于“空”的思考》后来出版发行,并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奉为“圣经”。同时,很多藏族喇嘛从印度来到他的课堂上,讲授了“佛教禅定”和“佛教瑜伽”等课程,而霍普金斯则承担了相应的翻译工作。[4] 霍普金斯先生为美国藏传佛教的研究培养了很多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与萌芽阶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学者们不仅编辑、整理了相关的藏学资料,并且在此基础上纷纷推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尼达姆编辑了《耶鲁大学所藏的西藏文资料》(1960)、《西藏文物》(1960)等。霍普金斯的《西藏佛教理论与实践》。韦曼著有《佛教的创始与怛特罗传统》(1962)、《佛教怛特罗中的女性活力的象征主义》(1962)、《佛教与佛教混合梵语中的梵语》(1965)、《克珠杰的佛教怛特罗原理》(1968)、《佛教怛特罗的早期历史文献》(1968)、《佛教中观派的贡献》(1969)、《佛教怛特罗:对印度—西藏密教的解释》(1973)和《密教》(1977)等。鲁埃格撰写了《关于西藏和佛教研究的一个新贡献》(1962)、《觉囊派:佛教本体论者的一派》(1963)、《关于印度和西藏佛教与“宗教基质”的报告》(1964)、《布顿法师传》(1966)、《关于西藏和蒙古宗教的最新研究》(1975)等著作。埃克沃尔著有《西藏的宗教习俗》(1964)一书。
3.专门出版社应运而生
随着藏传佛教研究的不断深入,专门出版藏传佛教书籍的出版社也出现了。这显然是藏传佛教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专门的藏传佛教书籍出版社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 香巴拉出版社
香巴拉出版社于1969年在伯克利成立。它早期主要出版仲巴(Trungpa)仁波切[5]的书。仲巴仁波切是先后定居在佛蒙特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噶举派喇嘛。他对藏传佛教的思想进行了文雅的阐释,著有《行动坐禅》(Meditation in Action,1969)、手印(Mudra ,1972)、精神唯物论剖析 (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 , 1973)、阿毗达磨一瞥(A Glimpse of Abhidharma ,1975)等著作,吸引了很多热情的读者。他的追随者们最终建立了一个称为“佛法”的中心网,总部设在布尔顿市。香巴拉出版社还出版了那烂陀翻译委员会翻译的作品。该会是一个由梵、藏学者组成的团体,主要从事藏族传统名著和宗教著作的翻译工作。后来,该出版社增加了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和新时代心理学的主题系列丛书。除了仲巴仁波切的作品外,不再侧重出版藏传佛教的相关著作了。仲巴仁波切的弟子中,获得佛学博士学位的很少,其学术影响也仅限于他所在的布尔顿市的纳罗巴佛学院。[6]
② 佛法出版社
佛法出版社于1971年在加利福尼亚成立。它的最初目的是出版塔通活佛指导下的宁玛佛学院的著作。因此,它的出版项目既包括塔通活佛自己的著作,如《时间,空间和知识》(Time, Place, knowledge, 1977年),也包括在他指导下的弟子们的作品,如多卷本的传统佛学历史著作——《明镜》(Cristal Mirror)。除此之外,它也出版了一些欧洲佛学研究者的作品,如:林特讷(Christian Lindtner)的《智慧之主》(Master of Wisdom)。[7]
③ 智慧出版社
智慧出版社成立于1975年,总部在波士顿。它最初是格鲁派的土登意希喇嘛传法的出版机构。后来扩大为出版社。意希喇嘛用流利的英语阐述他的教法,吸引了大批的学生。他对很多佛教和非佛教的作品都有评说,包括基督教颂歌《静静的夜》(Silent Night)。意希喇嘛在全世界的追随者们在“维护大乘传统基金会”(FPMT)的保护下将各地的佛法中心联网,组成了一个统一的系统。智慧出版社出版了达赖喇嘛的部分作品,以及杰夫里·霍普金斯的博士论文《关于“空”的思考》(Meditation on Emptiness)。它也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佛教修行的书,包括从巴利文翻译过来的作品。[8]
(二)
藏传佛教的研究在美国的迅速发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这些因素包括:
1.喇嘛们的传法
1959年西藏流亡政府建立之后,藏传佛教高僧们大量涌入美国,在各地建起了佛法中心和传法机构。在他们的推动下,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迅速崛起。下面仅选择藏传佛教各派的代表人物作一个大致的介绍。
① 格鲁派的旺杰格西
旺杰格西是卡尔梅克蒙古人,自幼修习藏传佛教。他曾在北京担任英国驻拉萨领事查尔斯·贝尔的译员,1937年去英国,接触了西方文明和基督教。1951年,旺杰格西受美国世界宗教服务机构和新泽西州的卡尔梅克蒙古人的邀请来到美国,开始了他在美国传法的新生活。旺杰格西是美国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奠基人。他在1958年建立了美国喇嘛教寺院,它是美国第一所藏传佛教寺院。旺杰格西在传法的同时,也进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些学生。杰夫里·霍普金斯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9]
② 噶举派的仲巴仁波切
仲巴仁波切于1940年出生在西康一个穷苦的家庭。因为灵异超群,他被确认为十一世仲巴·都尔库的转世灵童。后成为苏芒寺的主持,并获得格西学位。仲巴仁波切精通藏传佛教各派的教义,尤其擅长禅定。1959年他来到印度,四年之后,又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仲巴仁波切于1970年抵达美国,在佛蒙特州北部创建了“虎尾坐禅中心”,传授藏传佛教。他还创立了“金刚界藏传佛教协会”和“那烂陀基金会”,并且以香巴拉出版社为基地来出版自己的藏传佛教著作。此外,噶举派高僧噶鲁活佛曾多次前往西方国家传法,并在法国、北欧、加拿大、美国等地建立了坐禅中心。[10]
③ 宁玛派的塔通活佛
宁玛派在美国的传播主要得力于塔通活佛。塔通·土库出生在今青海省果洛州久治县一个索巴家族中,7岁时入塔通寺学习藏文、音乐和佛学。长大后,他在研习各派佛学理论的基础上专修宁玛派。1968年,塔通活佛携全家来到了美国,并于196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旁边的山坡上设立了“西藏宁玛坐禅中心”,推广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思想。
④ 萨迦派法王吉达·达钦萨迦和德雄仁波切
萨迦派在美国建立的第一座萨迦佛法中心是“萨迦德钦曲林”。它是由萨迦派法王吉达·达钦萨迦和德雄仁波切于1974年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建立的。它的目的是“保存和传播以信奉观世音为主的藏传佛教”,其主要活动是宣传各项教规、传播藏族文化。[11]
2.藏学典籍的出现
不过,藏学在美国各地的兴起并非只是流亡喇嘛们努力的结果。美国也出现了成千上万本藏学典籍。为了应付饥荒,印度曾向美国借了大量小麦。根据公共法律第480条之规定,印度政府同意以书籍的形式向美国还债。从1961年起,一批指定数量、在印度出版的书籍的复制本送到了国会图书馆,该馆再将它们分门别类地送到选定的地区图书馆,包括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阿尔德曼图书馆。E. 基恩·史密斯对藏学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一位著名藏学家,受训于华盛顿大学。他在1968至1983年间任新德里国会图书馆馆长。在史密斯的努力下,大量过去闻所未闻的藏学经典在印度得以出版,并送到了美国的各地区图书馆,它们都是在流亡期间被带出西藏的。就这样,一些历史悠久而神秘的藏族文献以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方式出现在了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里。[12]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藏传佛教各派在这一阶段都传入了美国,但大部分的学术研究还是以格鲁派的内容为主。这主要是因为格鲁派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都比较大,而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研究的主导人物都与格鲁派相关。如:旺杰格西是格鲁派大师;杰夫里·霍普金斯是他的学生,并受过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接见,主要研究格鲁派经典。
三、繁荣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美国学者可以自由进入西藏进行实地考察,或者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这样一来,美国的藏传佛教研究步入了繁荣的阶段。不仅出现了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杰妮特·嘉措(Janet Gyatso)等著名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而且该领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具体而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藏传佛教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① 关注藏传佛教各派;如:罗伯特·瑟曼(Robert A.F.Thurman)的《藏传佛教基本原理》(Essential Tibetan Buddhism),约翰·波尔斯(John Powers)的《藏传佛教介绍》(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是全面研究藏传佛教基本原理和各派内容的书籍。
② 关注现实;如:密西根大学的唐纳德·洛佩兹(Donalds·Lopez, Jr.)出版了《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西藏佛教实践》、《中国佛教实践》等书,它们不仅关注藏传佛教在当代西方的影响,而且关注中国的佛教现状。[13]
③ 关注政治;如: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尔斯坦(MelvynC.Goldstein)在《雪狮与龙——美国、中国、西藏与达赖喇嘛》,以及与卡普斯坦合著的《当代西藏佛教——宗教复兴与文化认同》中,积极为中国、美国、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献计献策。[14]
④ 关注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如:《美国人为什么修炼藏传佛教》、《蓝色牛仔佛教徒——年轻的佛教徒的声音》、《天鹅是怎样飞临湖泊的——美国佛教讲述史》等著作研究了美国自身对藏传佛教的认识以及藏传佛教在美国的传播和影响。[15]而早期的作品多是研究藏传佛教的教义、历史等。
2.很多大学已设有藏传佛教学科并有专人主持
比较著名的研究藏传佛教的大学、主持人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持人为范德康,主要研究印—藏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等;哈佛大学神学院,主持人为杰妮特·嘉措,主要研究佛教寺院实践,密宗中妇女的地位和藏传佛教宁玛派。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东语言文化系,主持人为韦曼教授,主要讲授藏文选读、藏传佛教和密宗方面的理论。
印第安那大学的乌拉尔·阿尔泰研究系,主持人是希诺教授。该系设有藏学研究的博士班,进行为期两年的藏文文法、藏文原典选读以及藏族文学、历史、民俗和宗教方面的研究。该系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如比斯科夫、克鲁埃、格霍夫曼等。该系还出版了乌拉尔·阿尔泰丛书和东方学丛书。“西藏学会”也是隶属于该系的一个机构。它出版《西藏学会学报》和《西藏学会通讯》两种刊物。
华盛顿大学的亚洲语言文学系,主持人为威廉教授。该系设有藏族语言文学、藏传佛教研究等课程,招收硕士和博士。教授阵容强大,有米勒、威廉、鲁埃格等国际知名藏学家,另外还有塞卢伊斯、苏伽尔、波特等一批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亚洲研究组,主持人为博森教授,开设有硕士班,开设藏文、藏传佛教等课程。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南亚文学系,主持人为索巴格西,开设有藏传佛教研究的硕士及博士班课程。
弗吉尼亚大学的宗教研究系,主持人为杰夫里·霍普金斯,开设了有关藏传佛教的一系列课程。
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的佛学研究所,主持人为罗伯特·A·F瑟曼,开设有藏传佛教及藏语文等方面的课程。[16]
3.出版社的经营多元化
八十年代出现的专门出版藏传佛教书籍的出版社是雪狮出版社,它于1986年成立于纽约。该出版社的奠基人是Gabriel Aiello、Pat Aiello 和 Sidney Piburn。尽管开始时有一些财政困难,雪狮出版社现在已经成了出版藏传佛教作品的最大出版社。它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出版物几乎有150个主题,并发行了其它出版社500多个主题的出版物。雪狮出版社初期重点出版格鲁派的作品,但近年来它也出版了一些其他藏传佛教派别的翻译作品,以寻求平衡。该出版社尤其致力于出版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作品和霍普金斯的学生的博士论文。
除了出版书籍外,雪狮还发行西藏喇嘛教学的录音和录像带、唐卡、佛像、金刚、念珠、钟等佛教仪式用品,还有藏族洗礼盘的软件以及与藏族文化相关的T恤衫、广告、明信片等。[17]
很多老的学术出版机构,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SUNY)和柯林斯(Harper Collins)等商业出版社,也意识到了藏传佛教书籍的热销,增加了藏传佛教的出版条目。[18]
总之,美国藏传佛教的研究历史虽然短暂,却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受到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也受到了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状况的影响。本文对这一过程的基本情况与特点进行了大致的归纳,希望能对国内藏传佛教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1] J.W. De Jong, 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Delhi-India,1987, p51)
[2]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178.
[3] “格西”:藏传佛教学位名,相当于博士。
[4]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164 - p.165.
[5] “仁波切”,藏语意思是“珍贵的人”,在西藏是对伟大的上师的尊称。
[6]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175-176.
[7] Ibid. p.176.
[8] Ibid. p.177.
[9] 黄维忠:《藏传佛教大趋势》,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53页。
[10] 同上,第60—61页。
[11] 黄维忠:《藏传佛教大趋势》,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4页。
[12]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165.
[13] 杜永彬:《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现状述评》,见《当代藏学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381页。
[14] 同上书,第383页。
[15] 同上书,第386页。
[16] 黄维忠:《藏传佛教大趋势》,青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6-37页。
[17]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177-p.178.
[18]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 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