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于中正殿灌顶考
作者:王子林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3月30日
内容提要:藏传佛教密宗修行注重师徒传承,灌顶是进入密宗修行的第一道门。清乾隆皇帝崇信藏传佛教,根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记载乾隆皇帝接受了章嘉国师的灌顶。但乾隆皇帝于何处灌顶,一直是个迷。本文以章嘉传记所记为出发,根据档案记载,从时间、地点、灌顶的时机等方面进行分析考证,认为中正殿是乾隆皇帝接受灌顶的地方。
关键词:乾隆 灌顶 章嘉国师 中正殿
作者王子林,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副研究馆员。
一、乾隆灌顶的文献记载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世章嘉圆寂后,由其弟子洛桑却吉尼玛撰写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描绘了乾隆年轻时跪受灌顶的惊世骇俗的场面:
木牛年(公元1745年),赤钦多杰强给章嘉国师写来一封书信,十一月底收到。信中说:“……进行为期十四天的修法活动,念诵十万遍回遮咒语,……”并寄来回遮咒文。闭关坐静需要向大皇帝请假,当时正在为皇帝做祈寿法事,随时得去皇帝身边,忙得不可开交,不宜请假,章嘉国师十分焦虑。突然,皇上召唤章嘉国师:“明日前来陛见。”次日,上殿朝见,谈话之余,皇帝说:“最近朕事务较多,胡图克图若要闭关,尽可以去坐静。”这样不请而许的奇怪事,使章嘉国师喜不自胜。这的确是堪(按:赤)钦多杰强和文殊大皇帝具有明察人们内心的慧眼。于是,章嘉国师遵照上师的指示,闭关静修十四天,念诵回遮咒文十万遍。闭关静修结束后,章嘉国师朝见皇上,皇上说:“现在朕欲学习密法,请给我传授入乘法灌顶。还要把你的本尊神胜乐灌顶传授给我。”章嘉国师欣然答允。灌顶所用的器具都由皇上自已准备齐全,章嘉国师便开始给皇帝传授全部的“胜乐铃五神”灌顶法。灌顶时,皇帝请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法座上,而皇帝自已坐在较低的座垫上,直到灌顶结束,皇帝一直跪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如律听受教法。……皇帝听受灌顶后说:“章嘉国师从前是朕之上师,现在成为朕之金刚阿阇黎。”承认章嘉国师是密法之主,恪守师徒誓言,对上师言听计从。[1]
又记:
在仔细听受“瑜珈母生起及圆满、分支”等咒语和听受“空行修习金刚法指导”时,大皇帝将自已的坐垫收起,跪在地上,顶礼章嘉国师之脚。这种恩宠,使人难以想象。[2]
灌顶是修行密法的开始,宗喀巴《密宗道次第论》指出[3]:“欲成闻修大密之器,要得清净灌顶,是故灌顶即是成就根本。若无灌顶,纵能悟倒了达教义精进修习,终不能得殊胜悉地,非但有不得大悉地之失,纵得小悉地师资亦俱堕那洛迦(地狱)。”可见灌顶是进入密宗修行大门的第一道关,它关系着修行者的成败与否。根据这一理论,乾隆欲“亲行其事”即修行密法,则必须要灌顶,故传记记载乾隆要求章嘉给他灌顶。
乾隆灌顶出于自愿,章嘉给乾隆传授的是“胜乐铃五神”灌顶法。乾隆准备好灌顶所用的全部器具后,章嘉便开始给乾隆灌顶,直到灌顶结束,乾隆一直跪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如律听受教法。乾隆还在章嘉国师身前听受了很多其他深广教法,在仔细听受“瑜珈母生起及圆满、分支”等咒语和听受“空行修习金刚法指导”时,乾隆将自已的坐垫收起,跪在地上,顶礼章嘉国师之脚。这些举动很难为世俗所理解。
乾隆接受灌顶后,实际上成了一位佛教密宗的修行者,章嘉是他的金刚上师。
二、乾隆灌顶在宫中
根据传记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十一月底,章嘉国师收到赤钦多杰强的信,要进行十四天的闭关修行,没想到的是乾隆第二天就召见章嘉,并准许了章嘉的请求,章嘉即闭关静修十四天。闭关结束后,章嘉国师朝见乾隆,乾隆说我现在就要灌顶,章嘉国师欣然答允,给乾隆传授了灌顶法。
从章嘉闭关修行至乾隆灌顶结束,这段时间是延续的,中间没有中断过。
按《清实录》的体例,一个月分为上、下两个时间段来记录,如乾隆十年十二月分为“乾隆十年十二月上”和“乾隆十年十二月下”两卷。初一至十五为上,十五至三十为下。每月的初十五前称为上旬,十五后称为下旬。过了十五,就称为月底了。以十一月十五日后计为十一月底,加上14天闭关修行和前后一两天的时间,乾隆灌顶的时间应在十二月初。
从章嘉传记的记载看,乾隆灌顶前没有离开紫禁城,他一直在宫中。笔者根据实录的记载,检索了乾隆灌顶的时间段,即乾隆十年十一月下至乾隆十年十二月上,据《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四》记[4]:
[乾隆十年十一月下]:
癸未,上御乾清门听政,诣皇太后宫问安。
丁亥,上诣皇太后宫问安。
戊子,上诣雍和宫行礼,幸圆明园,还宫。
辛卯,上诣皇太后宫问安,侍膳。
壬辰,皇太后圣寿节,遣官祭太庙后殿,上诣寿安宫行庆贺皇太后礼。
癸巳,是日起,上以冬至祭天于圆丘,斋戒三日。
乙未,上诣南郊斋宫斋宿。
丙申,冬至,礼天于圆丘,诣皇太后宫问安。
丁酉,上以冬至节,诣寿康宫,行庆贺皇太后礼,御太和殿受贺。
[乾隆十年十二月上]:
庚子,上诣皇太后宫问安,幸瀛台。
辛丑,上御乾清门听政。
乙巳,上诣大高殿行礼。
丙午,上诣皇太后宫问安。
乙酉,上诣皇太后宫问安。
从实录记载看,十一月下旬初,乾隆去过雍和宫和圆明园,冬至日到天坛祭天,其他时间均在宫中;十二月上旬,乾隆去过瀛台和大高殿外,其他时间均地宫中。虽然雍和宫为佛教寺庙,圆明园里也有佛堂,但乾隆去那儿的时间是在十一月下旬即丙申冬至之前,与乾隆灌顶时间相距较远。瀛台位于西苑太液池,是皇帝游玩之处,大高殿即大高玄殿在神武门西北,清代以此殿设坛祈雨、雪之所。二者都不是佛教场所。因此,排除了乾隆于宫外灌顶的可能性,乾隆灌顶只能在宫中举行。
又据档案记载,十二月份时,各种活动很多,根据《中正殿大香总档》、《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立·上香档》、《乾隆二十九正月立·杂档》、《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立·香档案》、《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吉日立·香档》[5]所记载的乾隆于十二月份上香的贯例看,十二月初一日,皇上亲行香云亭上大香一支,中正殿上大香一支,雨花阁上大香二支,二号香三支,梵宗楼上大香一支,二号香一支。十二月初七日,皇上亲行香云亭上大香一支,中正殿上大香一支,雨花阁上大香二支,二号香三支,梵宗楼上大香一支,二号香一支,宝华殿上大香一支。十二月初九日午初,皇上亲行在坛城上香一支,入座,未初还宫。十二月十五日,皇上亲行中正殿上大香一支,香云亭上大香一支,雨花阁上大香二支,二号香三支,梵宗楼上大香一支,二号香一支。十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九两日,皇上亲行宝华殿看跳布扎。十二月三十日申时,皇上亲行在香云亭上大香一支,中正殿上大香一支,东西配殿上二号香一支,宝华殿上大香一支,雨花阁上大香二支,二号香三支,梵宗楼上大香一支,二号香一支。这个月的其他日子,皇帝还要去太后宫问安、还要听政,但没有到宫外佛堂去上香的记录。所以,十二月份除了到大高玄殿去行礼外,乾隆都是在宫中度过的,这一直是乾隆在位六十年的贯例。
三、乾隆灌顶的地点在中正殿
《现供库贮佛底档》记:
乾隆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中正殿正殿安供无量寿佛一尊(系利玛),利玛旃檀佛一尊,利玛大悲菩萨一尊,四角紫檀亭一座内供五方绿救度佛五尊,以上俱系皇上安供。[6]
《中正殿现供库贮佛经供器档案》记载:
乾隆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皇上安供利玛旃檀佛一尊,利玛大悲菩萨一尊,俱系紫檀龛玻璃门珊瑚顶。[7]
从乾隆十年九月二十八日至
那么,乾隆灌顶的时机是否成熟呢?其场所选择在哪里呢?但可以肯定地说灌顶的地点选择在宫中佛堂里举行。当时有哪所佛堂能承担起这个重任呢?
中正殿位于内廷西北,是一处自明代以来藏传佛教最重要的活动中心。中正殿原名元极宝殿,明隆庆元年(1567年)六月二十日更名为隆德殿,撤嘉靖时三清、玄武神像,改供佛像,万历年间曾于此举行跳布札[8]。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十一月初二日发生火灾,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初二日重修,崇桢六年(1633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为中正殿,殿内所供佛像尽移至朝天宫大隆善寺,佛堂废弃,后因皇子病故崇桢下旨又把佛像请回中正殿,可以说中正殿是自明隆庆以来明代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9]。自清入关后,中正殿一直保持着明代的原状,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时,康熙降旨中正殿供奉佛像,著喇嘛念经,交与扎萨克达喇嘛管理[10]。扎萨克达喇嘛是驻京的最高喇嘛,掌在京宗教事务,中正殿由他管理,其地位得到提高。雍正元年(1723年)成立“中正殿念经处”,宫内佛教事务改由内务府司官管理,其职能是办造佛像和管理宫中念经事务[11]。中正殿念经处是清帝首次在宫廷中设立的专管藏传佛教事务的官方机构[12],标志着中正殿自此成为清宫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
乾隆于宫中建造佛堂的思想出现于乾隆九年,这年他才主动地向章嘉国师详细询问了佛教在雪域是如何弘传的、出现过哪些佛教大师、讲论佛法的寺院是如何建立的?章嘉活佛都一一作了陈述。乾隆谕示:“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庙。若兴建闻修显密教言等一切学科之经院,对佛教传习大有益处。[13]”乾隆于是产生了于宫内外建造佛堂寺庙的思想,首先中正殿重新挂匾,《中正殿正殿现供供器》记载:
乾隆九年七月二十三日造办处栢唐阿盛德请来匾一面,正殿外悬挂,系满汉“中正殿”三字。本月二十六日造办处副催总德福请来黑漆横匾一面正殿内悬,匾上字 “然无尽灯”系泥金字,黑漆对联一副,正殿内东西边柱上悬挂,对上字“妙谛六如超众有,善根三藐福群生”,系泥金字。[14]
其次于乾隆九年(1744年)十月把先帝受封为亲王时居住过的王府改建为一座寺庙即雍和宫,“外筑一道宽大的围墙,内部建有大经堂、右有佛堂,左有依怙殿,还有受戒殿、白伞盖佛殿、药师殿、印度佛堂、甘丹佛殿、法轮佛殿、天王殿、门楼、鼓楼、钟楼,以及高耸的牌坊,建筑宏大壮丽。” [15]
第三、中正殿供奉乾隆精挑细选的佛像,亦是从九年才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现供库贮佛底档》记[16]:
乾隆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本日达赖喇嘛进利玛白救度佛母一尊,乾隆九年三月二十四日理藩院员外郎五十六奉旨请去,上留。
乾隆九年四月初五日理藩院员外郎五十六内庭请来交中正殿库内收供查士利玛义勇猛金刚一尊,九年四月十七日理藩院员外郎五十六请去,上留。
利玛绿救佛母一尊,乾隆十年五月十九日小太监胡世杰传旨着中正殿首领高进朝请去,上留供。
九年可以看着是乾隆繁兴佛教的开端。中正殿于九年重新挂匾后,十年乾隆亲行中正殿布陈,中正殿面貌一新,为乾隆进行佛事活动创造了条件。
灌顶前,乾隆御书《佛赞》数张,皆收供于中正殿,《现供库贮佛底档》记[17]:
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九日内庭交出,着理藩院尚书那彦泰请来御制佛赞九张(系御珠笔点过),奉旨封固交中正殿收贮。钦此。
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九日理藩院主事传德请来,交中正殿收供御制四样字佛赞三张,奉旨内封。
乾隆九年中正殿重新挂匾三年之后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养心殿仙楼佛堂才建成,四年之后即乾隆十三年(1748年)香云亭才完工,五年之后即乾隆十四年(1749年)宝华殿、雨花阁才相继竣工,其他佛堂的建造时间则均晚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也就是说乾隆十二年之前,宫中除了慈宁宫大佛堂为太后专用佛堂外,中正殿为皇帝专用佛堂外,当时还没有供皇帝使用的第二处佛堂。乾隆要使用佛堂只能到中正殿(见附表)。故可确定乾隆请章嘉国师灌顶的地点应在中正殿。
附表:清宫佛堂建造时间表
佛堂名 |
建造时间 |
用途 |
史料记载 |
慈宁宫大佛堂 |
康熙时期 |
太后专用 |
《奏销档》 |
中正殿 |
原名隆德殿,明崇桢六年(1633年)更名为中正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改为佛堂,成立宫中佛教管理中心。乾隆九年(1744年)重新挂匾。 |
皇帝专用 |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官制》卷1173,《中正殿正殿现供供器》。 |
养心殿西暧阁仙楼佛堂 |
乾隆十二年(1747年) |
皇帝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十二年。 |
香云亭 |
乾隆十三年(1748年)竣工挂匾 |
皇帝专用 |
《中正殿•经目录档案•灯档》,《香云亭、雨花阁现供佛轴像供器总档》。 |
宝华殿 |
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挂匾 |
皇帝专用 |
《中正殿•经目录档案•灯档》 |
雨花阁 |
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挂匾 |
皇帝专用 |
《中正殿•经目录档案•灯档》 |
建福宫花园吉云楼 |
乾隆十六年(1751年)后 |
乾隆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十六年 |
重华宫西方极乐世界 |
乾隆二十年(1755年) |
皇帝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二十年 |
慈宁花园吉云楼 |
乾隆二十年后 |
太后专用 |
《奏销档》 |
咸若馆 |
建于明万历,乾隆二十年后改为佛堂。 |
太后专用 |
《奏销档》 |
慧曜楼 |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
皇帝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 |
宝相楼 |
乾隆三十年(1765年) |
太后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十年正月初十日。 |
梵宗楼 |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 |
皇帝专用 |
《梵宗楼上下现供佛经供器》 |
梵华楼 |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
皇帝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十七年。 |
佛日楼 |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
皇帝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三十七年。 |
雨花阁西配楼 |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 |
皇帝专用 |
《雨花阁西配楼陈设档》 |
养性殿西暧阁仙楼佛堂 |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 |
皇帝专用 |
《造办处活计档》乾隆四十五年。 |
雨花阁东配楼 |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 |
|
《雨花阁东配楼陈设档》 |
四、附:中正殿陈设档
中正殿位于紫禁城西北角建福宫花园南,以它为中心自南向北分布了十座藏传佛教建筑,纵轴布局以昭福门为界分成两院落,成为紫禁城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建筑区,总称为“中正殿”,它们是中正殿后楼、中正殿、香云亭、宝华殿、雨花阁,加上中正殿的东西配殿、雨花阁的东西配殿和梵宗楼,共计十座。其中中正殿后楼、东西配殿、中正殿、香云亭于1923年俱毁于火,今天只能从其遗址台基并参照《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来考察它的建置概况,据王家鹏先生的考证,中正殿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正中明间南部加一间抱厦即前殿,单檐庑殿顶,东西长度与宝华殿相同。中正殿南边紧挨香云亭、宝华殿,三座建筑用通廊联接、形成近似王字形平面。[18]
中正殿内部陈设,《中正殿现供库贮佛经供器档》记载如下[19]:
前殿(按:抱厦)正面东边,画像吉祥天母一轴、财宝天王一轴、大持金刚一轴、大黑护法一轴。红油木帖金供桌一张,(上设)铜海灯三个,银水钟十件。前面红油木小供桌一张,(上设)铜倘炉一个,喇嘛字攒香炉一座。(前殿正面)西边,画像吉祥天母一轴、大黑护法一轴、威罗瓦一轴、地狱主一轴。红油帖金供桌一张,上设铜海灯三个,银水钟十件。前面红油木小供桌一张,铜倘炉一个,喇嘛字攒香炉一座。正面及东西山墙共挂画像救度佛母八十一轴。东西各供桌三张,每边画供养欢门五联、各色粧缎缉做圆幡四首、扁幡四首,红白拜毡各一块。
正殿五彩堆金大龛一座,三面挂画像白救度佛母六十八轴,龛中供及左右帖金木塔三座,中内供铜胎无量寿佛一尊,左边内供铜胎虚空藏菩萨一尊,右边内供铜胎地藏菩萨一尊。塔前设塔朵上供铜胎释迦佛一尊,怀抱泥印释迦佛一尊。白檀香小龛玻璃门随座内供文殊菩萨一尊、释迦佛一尊、无量寿佛一尊、观音菩萨一尊、白救度佛母一尊、宗喀巴一尊、班禅喇嘛一尊、绿救度佛母一尊,共一龛。世祖皇帝御笔字一包(紫檀匣盛)。
(按:正殿五彩堆金大龛)左边第一木贴金塔朵上设贴金木龛玻璃门内沉香山,上供铜镀金无量寿佛一尊、寿山石罗汉十八尊。左边第二,班禅喇嘛一尊。左边第三,白救度佛母一尊。左边第四,金刚勇识一尊。左边第五,文殊菩萨一尊。左边第六,释迦佛一尊。左边第七,释迦佛一尊。左边第八,文殊菩萨一尊。左边第九,绿救度佛母一尊。左边第十,文殊菩萨一尊。左边第十一,班禅喇嘛一尊。以上俱系铜胎木贴金背光莲花座俱代金星玻璃门数珠。
左边第十二洋漆龛一座内供铜镀金胎释佛一尊。两边供玉龙心紫檀边座插屏二座。左边第十三龛前木贴金塔朵上供铜镀金文殊菩萨一尊、无量寿佛一尊。两边黑漆贴金木塔朵上供尊胜佛一尊,背后供五宝错三把。
左边第十四,绿救度佛母一尊。左边第十五,文殊菩萨一尊。左边第十六,宗喀巴一尊。左边第十七、四臂观音菩萨一尊。左边第十八,白救度佛母一尊。以上佛俱系铜胎木贴金莲花座。
塔朵下向西供关夫子勒马停锋一分七尊。
(按:正殿五彩堆金大龛)右边第一木贴金塔朵上设红油木贴金龛内供木山一座,上供木贴金舍利塔一座,中层供。泥胎释迦佛一尊,下层中供。铜胎释迦佛一尊,左边供。铜胎观音菩萨一尊,右边供。右边第二至十一,无量寿佛十尊。右边第十二紫檀龛一座,上嵌玉顶内铜胎龙尊王佛一尊。随龛东边玻璃插瓶内画像药师佛,西边玻璃插瓶内画像阿弥陀佛。右边第十三龛前贴金木塔朵上供大持金刚一尊,东边黑漆木塔朵上供莲花祖师一尊,西边黑漆木塔朵上供尊胜佛一尊。右边第十四,绿救度佛母一尊。右边第十五,绿救度佛母一尊。右边第十六,宗喀巴一尊。右边第十七,绿救度佛母一尊。右边第十八,绿救度佛母一尊。以上俱系铜胎木贴金背光莲花座。
西边向东紫檀木龛小玻璃门内供无量寿佛十一尊。
东西山墙两边各挂画像释迦佛四轴。
中塔两边供堆金木花瓶两对、磁果供九珐琅盘、木雕漆匣内供墨刻御笔心经一册。东边,噶达苏一件。西边,海螺一件。
红油木贴金大供桌一张,上设木贴金八吉祥一分,桌上供恒河沙水玻璃瓶、银靶盘七件、供茶金靶钟一件、银海灯一件、银钟十件、银镀金奔巴一对。供桌东西两傍红油木贴金圆香几二件上设堆金木花瓶二对、五彩贴金木座油漆珊瑚树二对。
紫檀圆香几二件,上设洋漆花瓶一对。东西两边孔雀翎黄缎伞两把。
供桌前楠木圆香几五件,上设满达五个。又前楠木圆香几五件,上设铜镀金供器一分。又前楠木圆香几一件,上设铜檀香炉一件。
东西山墙各设红油大条桌一张,上供各银海灯一件、黄粧缎刷黄云缎幔子六扇。碎珠缉各色缎扁幡四首。前面各色绵缎缉寿字欢门三联。
东西两边挂各色绵缎缉做圆幡八首、扁幡四首。
东边有架大鼓一面。西边有架悬鼓一面。
抱厦下孔雀翎顶黄缎绣孔雀翎伞一把,上黄缎下黄布拜毡一块,黄地红花西洋花毡一块。旧红白拜毡二块。
[1]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182、183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2]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184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3] 宗喀巴著,法尊译,《密宗道次第论》卷6。
[4]《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253、254,中华书局影印,1986年。
[5]《中正殿大香总档》、《乾隆二十三年正月立·上香档》、《乾隆二十九正月立·杂档》、《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立·香档案》、《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吉日立·香档》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6]《现供库贮佛底档》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7]《中正殿现供库贮佛经供器档案》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8] 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6,122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9] 清•于敏中《钦定日下旧闻考》卷34,5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官制》卷1173,18791页,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77年。
[11]《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内务府•官制》卷1173,18791页,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1977年。
[12] 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58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13]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136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14]《中正殿正殿现供供器》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15]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137页,民族出版社,1988年。
[16]《现供库贮佛底档》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17]《现供库贮佛底档》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
[18] 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58页,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19]《中正殿现供库贮佛经供器档》于1925年中正殿大火时从中正殿抢出,藏于故宫博物院宝华殿,2005年整理宝华殿时,发现了这批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