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台湾当代佛教出家女众的崛起

作者：何绵山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3月30日

内容提要：台湾当代佛教出家女众的崛起大大促进了台湾佛教的兴盛。其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了全台性的比丘尼组织、推动了台湾佛教的多元化、为健全比丘尼制度和总结比丘尼经验做出积极努力、大力推动台湾的各项项教育、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杰出比丘尼、比丘尼僧团的兴起；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历史的传承和影响、早期杰出比丘尼的自我觉醒和事业上的筚路蓝缕、出家动机趋向理想化、女众出家后感到大有可为、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台湾　当代　出家女众　崛起

作者何绵山，福建广播电视大学闽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出家女众的崛起，促进了台湾佛教的兴盛

台湾佛教的兴盛，与出家女众的崛起关系密切。台湾女出家众以“素质高、人数多”的特色及活跃的弘化活动，备受台湾各界肯定。台湾“中国佛教会”净心法师曾说过，对女出家众的崛起，“白圣长老早有远见，认为台湾未来的佛教是比丘尼的天下，所以尽量地让女众成长。从女众今日的表现，日后的台湾佛教比丘尼将承担很大的责任。”[1]台湾著名佛教史研究者江灿腾认为：“台湾佛教其实已是女性当家，若比丘尼集体罢工，则当代台湾佛教有可能马上就要面临崩盘的窘境。”[2]台湾出家女众的具体人数有多少，没有准确的数字。其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多少，也没有统一的说法。一说为8：2，[3]一说为3：1。[4]以有记录的受戒的比例来看，从解严后到1999年主要的传戒的寺院和受戒的比丘、比丘尼的人数分别为：1988年，海会寺（传戒寺，下同），127人（受戒比丘，下同），359人（受戒比丘尼，下同）。1989年，天龙寺，146人，446人。1990年，万佛寺，165人，544人。1991年，日月禅寺，205人，492人。1992年，慈云寺，162人，532人。1993年，光德寺，125人，465人。1993年，妙法精舍，67人，158人。1994年，万佛寺，126人，455人。1994年，妙通寺，172人，484人。1995年，护国清凉寺，90人，185人。1995年，慈恩精舍，182人，399人。1996年，灵岩山寺，89人，223人。1996年，福岩禅寺，81人，167人。1996年，龙泉寺，59人，193人。1997年，日月禅寺，176人，411人。1998年，灵岩山寺，73人，173人。1998年，光德寺，86人，209人。1999年，清凉寺，45人，66人。1999年，宝莲禅寺，30人，127人。由以上可看出，1988年1999年，受戒的比丘有2206人，受戒的比丘尼有6023人。这个数字表明，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约为6：2。比丘尼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比丘，在佛教界发挥的作用也毫不亚于比丘。比丘尼中人才济济，有的是寺院的开山者，不畏艰辛地建造起辉煌大寺；有的是执掌全寺事务的主持，将寺院打理得蒸蒸日上；有的是弘法的高手，无论在面对信众的讲坛上或在监狱布教活动中都可经常看到她们的身影；有的是僧团中的得力管理人才，无论是日常庶务或大型活动都安排的有条不紊；有的是执掌经济的行家，无论是对内运作或对外吸纳资金都极为成功；更多的则具有一技之长，或长于编辑，或善于翻译，或专于美工，或喜爱缝纫……。正如美国纽泽西州立大学宗教系教授于君方指出：“尼师们在台湾引起人们的注意力，不光是她们的人数众多，同时也因为她们的高学历与办事能力。她们当中，许多受过高校或学院级的教育，有些甚至远赴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留学，并考取高等学位。与台湾其它职业女性一样，比丘尼也致力于教育、慈善公益事业，热心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研究、从事写作、编辑杂志，主持电台、电视台节目，并采用新式行政管理技术来管理寺庙。虽然个别尼师可能将她大部分时间花在静坐修行上，一般的台湾比丘尼和她们的同修一样，却并非过着隠逸生活的冥想者。”[5]比丘尼已成为台湾佛教界的主力军，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比丘尼功不可没。江灿腾曾把台湾比丘尼的整体表现归为三点：“1、台湾佛教界的事务，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比丘尼负担的。2、台湾比丘尼的专业水平，在佛教史上是罕见的。3、台湾比丘尼的事业之多元化、之认真、之受社会的肯定及其影响力，在历史上也是被肯定的。”[6]

二、台湾女出家众崛起的标志

成立了全台性的比丘尼组织。1996年11月23日，“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在新竹市灵隐寺成立，其成立的宗旨和意义，正如大会主席明宗法师在大会致词中所说：二千六百年前释迦牟尼以慈悲平等胸襟，允许女众加入弘扬圣谛的行列，成就了十大弟子、十大比丘尼，显见“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之德相”，不因性别不同而有差异。台湾地区妇女在宪法赋予平等之保障，妇女在各行各业中不乏杰出优秀人才，受到各界肯定。我们比丘尼渥蒙长老提携，个个以感恩的心来积极弘扬正法，默默承担社会教化的重任，为提升比丘尼的素质，使弘法利生更能深化到人群，比丘尼协进会一面亲承长老的教诲，一面团结心力，普渡众生，祥和社会。[7]会上选举了一位理事长，二位副理事长，25位理事，6位常务理事，7位监事，一位常务监事等。“协进会”成立后即积极开展活动，影响日增，仅成立一年多，就于1998年8月获“内政部”颁发的甲等团体奖。

推动了台湾佛教的多元化。如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是台湾佛教多元化的特点之一，台湾的比丘尼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最早将藏传密教传到台湾的，是被称为女菩萨的贡噶老人。贡噶老人俗名申书文，原是满清皇室后裔，1902年出生，1997年圆寂。她39岁到西藏向密宗白教的贡噶佛爷求道，被赐名“贡噶老人”，“贡噶”是藏语“雪山”之意。1958年，贡噶老人将从贡噶佛爷处传承的“铃”、“杵”两大衣缽传到台湾，当时有为贡噶老人法力所感召，前来皈依，并捐赠成立“贡噶精舍”，1960年受台南竹溪寺全妙法师邀请，到台南弘法，吸引南部不少信众，并于1963年成立台南贡噶精舍，促进了藏密在台湾的传播，其传法精神在社会上早获肯定，被称为“大成就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藏传佛教的噶举派、宁玛派、萨迦派、格鲁派这四大教派开始在台湾传播，其中以噶举派传入最早，发展也最为迅速，不仅先后成立了40多个中心，来台弘法的喇嘛也多不胜数，其原委与贡噶老人积极邀请噶举派喇嘛来台传法分不开的，贡噶精舍也成为引介藏僧来台的主要中心和重要据点。八十年代，贡噶精舍与其台南分舍正式更名为“噶玛三乘法轮中心”，可算是初期藏传佛教在台湾发展的一种转型。[8]

为健全比丘尼制度和总结比丘尼经验做出积极的努力。台湾比丘尼组织将设立比丘尼制度理论化，在《为何设立“比丘尼制度”》中称：“佛陀为使正法能久住世间而制定戒律，规范弟子们的生活，每一位比丘尼都必须学习、持守比丘尼戒，它不只关系着本身的修行、解脱，更牵涉到个人、僧团及大社会彼此的关系。‘比丘尼制度’的目的在于：藉著养成再进修教育的训练，发挥分工合作、彼此劝谏的力量，令比丘尼在个人修道及弘法知能上有所增益，促进比丘尼僧团的清净和合，向社会弘扬佛法，并积极推展各项有益社会的宗教、文化、教育、慈善活动，令世间常存佛法的清流。”[9]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佛教弘誓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香光尼僧团、台湾比丘尼协进会等于1997年3月联合召开了“比丘尼的台湾经验座谈会”悟因法师就台湾比丘尼僧团的成立与运作，说说明闽南女众勤苦坚忍的性格加上台湾社会急速激荡、教育的提升以及比丘大德的支持，为台湾的比丘尼提供可以发挥的天地。恒清法师、昭慧法师分别针对台湾比丘尼在学术文化领域的成就以及对社会的关怀，提出报告。恒清法师、昭慧法师、悟因法师等著名比丘尼及有关学者还于1997年11月召开“汉藏比丘尼佛教传承座谈会”，积极为藏传佛教建立比丘尼戒建言，对藏传佛教没有比丘尼戒的原因，法师们认为：中国离印度一样遥远，藏传佛教的比丘尼及女众在传统社会文化下未积极争取比丘尼传戒，才家一百四十位女众受戒，其中有许多国家如不丹、尼泊尔、锡兰、泰国等共有十一位戒子，都成为该国第一位受过具足戒的比丘尼。

大力推动台湾的各项教育。以普通高等教育为例，如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由佛教创办的大学华梵大学是由比丘尼晓云法师创办的，第二个由佛教创办的大学慈济大学也是由比丘尼证严法师创办的，这两所大学都获得了台湾“教育部”的承认。除了办学外，还有许多比丘尼在台湾大学、中兴大学、辅是藏传佛教没有比丘尼的原因。且依戒律的规定，只要各十位比丘、比丘尼愿为出家女众传戒，即可建立比丘尼戒，问题在于喇嘛们是否想改变藏传佛教比丘独大的体制。[10]慈光禅寺于2000年10月组织了海峡两岸比丘尼对话的“二十一世纪比丘尼的角色与定位”研讨会。台湾比丘尼还在海外传授比丘尼戒。佛光山曾于1998年2月在印度菩提伽耶传授女性出家众比丘尼戒，由佛光山尼师慈庄、慈容、慈惠等知名阿阇黎担任得戒、羯摩、教授。长期以来，佛教发源地印度等“南传”地区及藏传地区因比丘尼戒失传，女性出家人只能受“沙弥尼戒”，无法受比丘尼戒，女性在当地无法作住持、主持法会或传授弟子。台湾是目前世界少数保有比丘尼戒完整传承的地区，可为海外传授比丘尼戒提供范本和借鉴，使中断千年的印度、南传与藏传佛教得以再生。共有来自台湾、香港、尼泊尔、泰国、印度等地区和国仁大学、华梵大学、南华大学、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及台湾佛光山在美国创办的西比大学等大学任教。再以社会教育为例，如监狱弘法演讲、成人教育推广班、校园辅导，组织夏令营和冬令营等，都有大量的比丘尼参加。最后以比丘尼的僧教育为例：台湾僧教育的兴盛与女众佛学院的崛起分不开的，[11]有代表性的女众佛学院所如：位于台南县的千佛山女子佛学院、位于苗栗县的法云佛学院、位于嘉义县的香光尼众佛学院、位于台北市的华严专宗学院佛学研究所、位于南投县的寿峰山光量学佛院、位于台中县的中华佛教学院、于台南县的台南女众佛学院、位于台北县的莲华学佛园和华梵佛学研究所、位于南投县的中台女众佛教学位于新竹市的壹同女众佛学院等，有代表性的男、女众兼招的佛学院所如：位于高雄市的元亨佛学院及佛学研究所、位于高雄县的佛光山丛林学院、位于花莲县的佛教力行学院及佛教解脱道研修所、位于桃园县的佛教弘誓学院、位于台北市的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位于台北县的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位于台北县的法鼓山僧伽大学佛学院、位于基隆市的华文佛教学院、位于台南市的开元禅学院、位于桃园县的圆光佛学研究所、位于台中县的慈光禅学研究所、位于台中县的护国清凉寺净土专宗学院位于南投县的等。在台湾最有代表性的24家佛学院所中，其中专门招收女众的有10所，男、女众兼招的有12所，专门招收男众的仅两所，由此可见比丘尼的僧教育在台湾的兴盛。比丘尼僧教育的兴盛，也成长了一大批年轻杰出的比丘尼教师，她们普遍受过正规大学训练，具有较高学位，有的还在海外留过学。以近年崛起的获博士学位有代表性的比丘尼教师为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释若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佛学博士释如念、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文学博士释悟庄、日本驹泽大学文学博士释达和、日本京都大学印度哲学佛教学博士释智学、日本佛教大学博士释慧严、美国加州旧金山整体学院宗教哲学博士释观慧、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博士释果光、高雄师范大学国文所博士释依空、美国华盛顿大学教育学博士释见谛、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成人教育所哲学博士释见咸、交通大学资讯工程研究所博士释见晋、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文学部印度学佛教史博士释性一、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博士释智学、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佛学研究所博士释仁朗等，可见比丘尼中不乏有较高层次的教师，她们将所学知识融入教学中，大大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台湾比丘尼的僧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她们毕业后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各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在各方面都有代表性的杰出比丘尼。《万行》杂志在社论《不凡的毅力　无悔的坚持――谈女性与台湾佛教的发展》中称：“台湾佛教界渐渐有许多年轻、学历高，而且勇于踏入社会的出家女众，从建寺、弘法、学术研究、教育、文化、社会隨喜等，各个领域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诸如领导慈济的证严法师，任教于大学的恒清法师、慧严法师，创办华梵人文学院的晓云法师，著作等身的昭慧法师，都堪为佛教界的楷模。”[12]对于比丘尼在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证严法师、恒清法师、悟因法师、昭慧法师、晓云法师等，笔者在《台湾四大道场与台湾社会》、《台湾社会变迁中的法师》等文中已有具体评介，此不赘述。现仅以在在文化、弘法、社会关怀等不同领域做出一流业绩的极具代表性的比丘尼为例。先以所编学术刊物在台湾具有示范性的滿果法师为例。佛光山满果法师主编的《普门学报》（双月刊），以精湛的学术水平成为台湾顶极的学术刊物，从2000年创刊至今，被专家学者称为“目前全球华人佛教文化圈内的一流刊物，无论在佛教界内部、还是在学术界都有相当的影响。”[13]《普门学报》所以能得到学术界一致好评，与滿果法师的办刊理念分不开的：首先，以学术标准为取舍的唯一考量，作者面广泛，除了台湾作者外，还包括大陆、港、澳及海外作者，同时非常注意培养青年佛学研究人才；其次，与作者保持良性互动，作者投出稿件后，不管用否，都会及时得到答复，如要修改，也与作者商量讨论，一位大陆学者感叹地说：“这样高的编辑效率、这样认真的编辑态度、对作者表现出这样高的尊重编辑精神，与大陆某些编辑以能操纵作者论著‘生死’大权而‘牛气’十足、收稿后2年方给作者回音或根本是泥牛入海、在根本不与作者沟通情况下擅自改动原文等种种行径相较，真是相距涯岸矣。”[14]其三，论文发表后，仍继续与作者联系，或寄来下几期刊约稿计划，或寄来征求意见表格，使作者继续关注本杂志。从高水准的《普门学报》受到普遍赞誉中，可看出滿果法师的奉献精神。再以在图书馆行业中开风气之先的自衍法师为例。自衍法师担任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馆长以来，将图书馆的规模、品味、管理水平等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不仅成为全台湾佛教图书馆最有代表性的一所，也成为台湾图书馆系统的样板，为在当代台湾社会现状下如何提升图书馆的功能和档次提供了成功的经验。自衍法师利用执掌《佛教图书馆馆讯》的便利，组织并发动了系列旨在提高图书馆功能和档次的研究和实践，内容如：台湾地区佛教图书馆发展现况、佛教图书馆自动化、佛教图书馆馆际合作、佛教图书资料的分类与编目、佛教图书资料的选择与采访、佛教图书馆的义工管理、佛教图书馆的空间规划、佛教图书馆的参考资料、佛教图书馆参考服务、佛教图书馆推广服务与利用教育、佛教资料电子化、图书馆行政管理、非资料管理、图书馆与出版、迈向二十一世纪佛教出版、电子出版、电子佛典制作、佛教电子期刊、佛教学位论文研究、佛教图书分类研究、佛教目录学、图书馆与知识管理、佛教知识组织管理、工具书编辑、佛教工具书编辑、书评、佛教文献检索与利用等，对图书馆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做出了积极的探讨，取得了众所公认的成就，成为不仅是佛教图书馆而且是所有台湾图书馆的典范。再以在执掌社团方面做出骄人业绩的修懿法师为例。修懿法师自担任“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理事长以来，带领该会在宣传法治，推动心教育、净化人心及改善社会风气方面做出突出成绩，多次被评为“‘全国性’社团优等奖”，成为与“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居士会”并列的台湾三大佛教社团之一。修懿法师在2002年新年到来之际发表的《胸怀菩提，展望未来》中，谈到对新年的祝福，也是她理念的流露：“1、对过去，不要有太多的执着，不再重复相同的错误。能多担当、多负责、多贡献、多付出，生命将会多一份意义！2、对未来，不要有太多妄想，要清楚掌握属于自己的道路。应重视‘想要’与‘需要’的抉择，生命才会多一份肯定！3、对眼前，不要有太多的抱怨，能把握住当下。能多倾听、多包容，生命将会多一份喜悦！”[15]修懿法师提出佛教事业弘扬的方向，也是她为自己定下的目标：“1、信，加强对佛法的认识及信心，教内能凝聚共识，发展一套有效的计划，避免资源重叠或浪费。2、愿，为佛法的弘扬，发清净的愿心，设定有意义的目标，广行利益众生之事。3、行，发挥智慧，以锲而不舍的动力，逐步‘实践’计划。”[16] “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每月都组织十多位法师到看守所、监狱等教化单位演讲，一年有时开出多达七百场心灵感化教育讲座。每年都到少年观护所、少年辅育院为同学举办福智生活营，使众多同学受益。推展法治漫画至全省各地参展，并至学校宣传法治教育，并赠送法治教育漫画与青少年阅读。为净化社会风气，举办了系列活动，如“唐诗新唱文教活动”、“论语朗读书艺文活动”、“宗教之美在台湾摄影比赛”、“写经比赛”、“儿童写生比赛”、“全台唐诗新唱大赛”、“净化选举漫画展”、“阳光之岛――远离毒品净化社会”、“慈爱与悲悯在台湾青少年绘画比赛”等活动，在全台开展“生命有爱，拒绝犯罪”征文比赛，旨在呼吁社会大众接纳曾经犯错者，鼓励将个人曾经徘徊于歧路上的心路历程或感悟心语，通过文章来表达，并将获奖征文编辑成书出版，分送机关学校及狱所单位。“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的系列活动在台湾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受到台湾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可。最后以在社会助残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莲忏法师为例。莲忏法师未出家前就积极投入残障服务，出家后，她更是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对残障人的帮助，她体会到“关怀要有慈悲，协助要有智慧”，于1992年成立了台湾佛教界第一个为盲人弘法和服务的组织“中华五眼护盲协会”，意在以肉、天、慧、法、佛五眼，来保护、爱护、护持、护念盲人，成为明眼人与盲人之间的“明盲桥梁”。莲忏法师认为，残障人所需要的其实不是金钱上的协助，而是就学、就业空间的拓展，及谋生技能的培养，如果能协助其解决生活上的问题，等其有信心了自然会对佛法也产生大信心，心灵问题也解决了。[17]莲忏法师常组织志工营活动，她勉励志工：“了解要比同情好，关怀要比可怜好”，她深知护持残障人不应仅仅是同情，而应该是关怀、谅解与协助。然关怀需有慈悲，协助要有智慧，为此她创办了“五眼乐艺团”，全部为盲人的团员，个个身怀高超乐艺，常因眼睛看不到，于是将一整本的乐谱全背熟以练习。团员们多次在北、中、南等地演出，引起社会关注和反响，如团长黄东裕在其1997年的钢琴独奏会上，演出的曲目如：布拉姆斯间奏曲作品11T之1、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贝多芬第十四号奏鸣曲升C小调作27之2等，全部作品都熟烂于心，引起轰动，极大地提高了盲胞的自信心。音乐会让盲人的音乐才华有一个高水准的表演舞台，使盲人觉得“纵然是眼盲，路程却是光明的。”莲忏法师还经常举办明盲联谊大会，旨在促进双向交流，拓展盲人生活领域。其活动内容如：明盲共修、朝山、健行、联谊、参访等，提供点字圣典、盲友期刊及有声图书等结缘，并提供医疗保健咨询服务与协助等。以1997年举办的一次联谊会为例，为使关怀残障效果更直接、气氛更融洽，活动特别选择于坪林茶叶博物馆及坪林中学举行，设有博物馆巡礼、法语甘露、品茗交心、法乐活动等单元，参加者众多，获得圆满成功。莲忏法师还通过举办会庆来促进明盲间的交流，以便给盲人以更多的帮助。以1998年3月举办的庆祝建会六周年为例，其内容如：三月十五日下午二时，于会所举行“燃供会”，燃灯供佛，祈愿风调雨顺，世界和平；祈愿心海光明，法水长流。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举办“禅茶会”，以禅悟道，以茶会友。会中并有禅茶讲话及“五眼乐艺团”的精彩演出。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在新店文化大楼由明、盲音乐家同台演出。四月十一日下午二时，于师大综合大楼举办明盲联谊会，在明、盲同胞共聚一堂的自导自演的节目中，明、盲和成一片清净的心田。[18]

比丘尼僧团的兴起。台湾比丘尼素以整体杰出表现而为世人称道，其整体表现，又往往于僧团的特色来体现。台湾比丘尼以整体活跃于佛教界的，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比丘、比丘尼所组成的僧团，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僧团中的比丘尼，她们人数不亚于比丘（如佛光山僧团中比丘尼总数占僧团总数五分之三强），默默地承担了大量的工作；另一种是全部由比丘尼组成的僧团，如悟因法师带领的香光尼僧团、晓云法师带领的莲华学佛园、性广法师带领的弘誓学院等。现仅以最具代表性的香光尼僧团为例。香光尼僧团成立于1980年，真正得以快速发展是在台湾解严以后。1998年时僧团共有尼众119人，半数的尼众住在位于嘉义县竹崎乡内埔村的本山香光寺，其他则住在香光寺下辖分布于高雄、台北、台中、彰化及嘉义县镇上的加五所分院。[19]香光尼僧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第一，制定合理而又严密的制度做为尼僧团组织运作的依据。其制度可分为：1、管理制度，包括志业发展、组织规划、行政运作、财务管理。2、人事制度，包括行者制度、请执制度、福利制度、服务奉献。3、教育制度，包括基础教育、继续教育。其每项制度都有其独到的功用和含意。如人事制度中的行者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对愿出家的女信众加入尼僧团前所进行的考核，以选择真正适合出家，又是尼僧团所需要的人才。即愿出家的女信众从社会生活过渡到僧团生活前，先做身心的转换调适，并谨慎思考、澄清自己出家的动机，有时间与家人协调、沟通出家的想法，另一方面也使愿出家的女信众与僧团能有彼此认识的时间，并实行出家修行的生活，先有感性认识和体会，并打下些基础。其考核的程序，先是由愿出家的女众提出书面申请，通过女居士期的观察，成为行者后，于僧团内经过三至六个月的修学，再通过行者的考核之后，才准予出家。在香光寺住了八个月进行考察的于君方教授指出：“悟因规定想在香光出家的女众，须经历三至六个月的等候期，以俗众的身份住寺中，然后再经历半年的童行的身份。在这期间，她得设法与她的父母沟通，并说服他们，以免造成家人长期对自己采取疏远的态度。”[20]而出家后，进入养成阶段，先学习二年，经过尼僧团的认可，才可到比丘僧中求受比丘尼戒。前后观察的责任是由比丘尼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来，当比丘尼能够承担这样问题的时，事实上也就是比丘尼对佛教、僧团真正的关心，同时真正的、主体性的责任与使命就在这里出现。其最大的特点是对想进入尼僧团的人选必须经过考核，考核的决定权不是由师父一人决定，而是由尼僧团大众共同认定，以一个僧团共同来接受一个人出家，[21]再如人事制度中的福利制度，旨在建立对尼僧团中的比丘尼的衣食住行医育各方面实行给予福利的制度，具体规定极为周到，使她们无后顾之忧。又如教育制度，即为尼僧团培养人才的制度，它大大保证了源源不断进入尼僧团后续人才的素质。制度规定，比丘尼出家后先于先于佛学院接受五年的基础教育，前三年是基础的通才教育，后二年依据个性向与特长施以专才教育，五年后再根据比丘尼个人的志向，配合尼僧团志业的发展，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其内容包括专业教育、管理教育、能力教育、自我提升教育，以进一步提高比丘尼素质。[22]正是这种制度，保证了香光尼僧团多年来一向以素质齐整而著称。第二，完善严密的职能组织。香光尼僧团的职能组织层次清楚，脉络分明，各种不同组织各司其职，功能齐全，各大小组织之间即有联系，又有分工，形成一个有机体，各级组织释放的各种能量和谐地形成整个尼僧团的良性循环。其组织架构的层次如：第一层次设“方丈”一人，为香光尼僧团的最高领导地位。第二层次设“方丈室”和“法规委员会”。“方丈室”即僧团总部，协助方丈协调指挥各道场机构的组织运作，并统筹处理尼僧团的人事、行政、财务等事项。“法规委员会”则为尼僧团各种制度与法规的研发与制定中心。第三层次设香光寺（嘉义县）、紫竹林精舍（凤山市）、安慧学苑（嘉义市）、定慧学苑（苗栗市）、印仪学苑（台北市）、养慧学苑（台中市）、香光尼众佛学院（嘉义县）、《香光庄严》杂志社等，其中寺和精舍均设住持，学苑设监院，佛学院设院长，杂志社设发行人。第四层次为第三层次的各个单位下属的机构，如《香光庄严》杂志社下属总编辑、执行编辑、会计等，安慧学苑下属法务组、社教组、出版组、广电组等，紫竹林精舍下属法务组、社教组、库房组等，香光寺下属工程组、法务组、库房组等，香光尼众佛学院下属总务处、教务处、育导处、图书馆等。这种组织架构的设计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因为它不是按功能而是按从属归类，这样更有利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如《香光庄严》和《佛教图书馆馆讯》都为季刊性杂志，一般按其功能将二者归为一个单位，而香光尼僧团却将《佛教图书馆馆讯》归为图书馆管理，并由图书馆长兼任主编，使《馆讯》能根据图书馆每个阶段的工作进行编辑，大大推动了图书馆的建设，《馆讯》也因能贴近图书馆实际而越办越好，成为台湾图书馆界举足轻重的杂志。二是将五个分院与本山和佛学院并列，这样有利于产生互动。香光寺和佛学院地处偏僻，没有营利项目，必须靠地处都市的分院道场举办各类活动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而各分院道场的弘法办事人才又必须靠本山和佛学院提供，二者相辅相承。第三，社会弘法有独到之处。一是编译各种文字材料。除了定期出版香光寺办的《香光庄严》、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办的《佛教图书馆馆讯》、香光尼众佛学院办的《青松萌芽》等杂志外，还有专门的香光书香出版社出版各类图书，如有香光书香编译组从日文、泰文、英文等外文书中翻译了大量的中文书，有法音丛书、法住丛书、法衍丛书、香光丛书、台湾佛学院志丛书、佛教图书馆丛书，及有关其它专书，均为结缘品，任人索请。二是大力推广佛教成人教育。其最有特色的是佛学研读班，这是一项长期性、计划性很强的成人宗教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以五个月为一期，每一级一年只开一次，修学年限为三年。课程目的在研读以知识性的佛学时，也进行生活应用的教育，所以教材编选以根本佛法教义为主，透过系统、次第的课程规划引导初学者按初、中、高三级循序渐进学习，掌握修学佛法的纲领。对佛教后期发展出来的中观、唯识课程，则安排在进阶教学。佛学研读班的教学采用班级制的互动学习，每班由一位授课法师上课，并安排助教法师协助课堂行政、教学等事教学方式十分活泼，有大堂讲授、分组讨论、组群游戏、学习心得分享等。学期中举办一至两次课外活动，有时还举办运动会，如安慧学苑佛学研读班曾办“和合运动会”，旨在使学员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及乐观进取、勇敢和合的精神，运动项目有牛转乾坤、拔河、福慧两足尊、同心协力、大队接力等，参加者含家属共一千余人。研读班的整个教学过程中，相当重视形成性与总结性的评量，如每周举行教务会议检讨当周教学情况，藉由课堂观察、课后小组、口头询问、作业、出席记录、测验、学习问卷调查、成果展览等了解学员的学习成果。考核方式则有家庭作业、定期考试等。结业则有隆重的毕业典礼。每年约有三千位学员参与研读课程。[23]三是通过为社会大众提供种种服务来广结良缘。这类服务以讲座为多，往往急民众所急，想民众所想，因此收到良好的效果。如安慧学苑举办社教讲座，推广“临终关怀与佛教丧礼”；香光尼僧团的法师于嘉义文化中心为社区民众宣讲如何进行“生涯规划”；安慧学苑举办“迈向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的专题讲座，旨在推动民众的终身学习；香光寺与嘉义县家庭教育服务中心合办“读书人领导培训”活动，内容以如何带领并永续经营读书会为主，旨在培养读书以的人才，以提升生活品质；香光寺与嘉义县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等合办“趣味英语研习营”，内容以日常生活会话与如何活用英文课本为主，让学员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得到学习英文的方法；香光寺为庆祝内埔仔五村十三庄绕境平安，特举办“放天灯”活动，旨在“带动内埔十三村和睦共处”；香光寺鉴于青少年问题日益严重，为响应当局所倡导的心灵改革，营造祥和、温馨的家庭社会，与嘉义县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等合办温馨滿人间“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关怀乡土系列活动讲座；为增益社会大众欣赏绘画的能力，知道如何欣赏在高雄展出的“法国奧塞美术馆名画展――黄金印象特展”，紫竹林精舍举办“黃金印象特展名画赏析”社教讲座；香光寺与嘉义县家庭教育服务中心等合办“健康营养素食烹饪课程推广班”，除讲解素食者的饮食理论、调理方法外，还实际教导宴客冷盘、中西式餐点、有机生食等，旨在帮助现代人吃出活力、吃出健康；安慧学苑举办“健康体适能”运动课，通过老师的训练及提供有氧运动处方，来改善身体的适应能力；紫竹林精舍举办系列社教讲座，讲题如：“如何照顾癌症未期的病患”、“听情绪说话”、“健康体适能与体重控制――介绍简易运动方法”、“挥舞生命的喜悦VS生命潜能激发”等；为响应“文建会”所提倡的“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紫竹林精舍创办了“社区急救课程”，以提供当地附近居民有关急救护理知能，并促进精舍与居民间守望相助的互动关系；印仪学苑举办“知己知彼，珍爱相惜”系列讲座，如“情绪小精灵的嘉年华会”（谈情绪的自我觉察与管理）、“同理心与与人际关系”、“LKK幸会XYZ”（探讨如何增进亲子关系）、“婚姻EQ”（谈夫妻相处的艺术）；为使小朋友有快乐充实的暑假，香光寺组织关怀乡土终身学习系列活动，特举办“儿童快乐营”活动；为了让嘉义地区民众对地震多一分了解与准备，香光尼众佛学院举办题为“浅谈地震防灾与地震预测”的防震讲座，希望大众藉此重视地震的危险性，具备防范震灾的基本常识。对香光尼僧团有深入研究的丁敏指出：“香光尼僧团以其年轻化、素质高、活动力强、现代化的特质，建立了佛教宗教师的专业形象，也建立了比丘尼僧团的新形象，提高了比丘尼僧团在佛教界及社会上的地位。而香光尼僧团崛起的关健可说是能掌握时代、社会变迁的趋势，吸收了其中属于良性的养分，并因应佛教界走人间佛教发展的路线，明确定位自己尼僧团存在的意义和功能，进而保持整个尼僧团成员共识高、使命感强、开创性旺的特质。”[24]在座谈“比丘尼的台湾经验座谈会”上，研究台湾佛教的学者江灿腾以香光尼僧团为例指出：“目前台湾佛教比丘尼的教团，可以香光尼僧团为代表，其出家众的教育提升、庶务的磨练、民众教育的主办等等，可以说无一不讲求；在设备方面，图书馆、出版社、电脑管理等，也颇具水平，特别是佛学资讯方面，更是‘国内’极具专业性代表的道场之一，此所以举香光尼僧团代表台湾佛教现代女性教团的原因。”[25]

三、台湾解严后女出家众崛起的原因

历史的传承和影响。台湾佛教史上曾有过大量女性出家的现象，正如台湾佛教史研究者江灿腾所指出：“近百年来，台湾信仰佛教的女性（包括出家和在家）在社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彼等在佛教事业上所提供的助益和成就之大，在全世界的佛教史上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并进一步指出：“近百年来台湾佛教女性角色的变迁，初期以‘斋姑’占大多数，然后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比丘尼’占大多数。”[26]早期台湾被称为“斋姑”的女性，与福建闽南历史上长期盛行的“菜姑”似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闽南“菜姑”有两种，一种是住寺修行，出家时需投拜一位比丘僧为皈依师父，在佛前举行“三皈”仪式，并授“梵网菩萨戒”，便可出家住寺发。她们舍弃家庭，独身不嫁，住佛教寺院，布衣素食，诵经礼忏除了仍挽青丝，留发不剃外，与出家们、尼无异。“菜姑”这种出家形式因不合佛教古制七众弟子“剃发染衣”的规范，因而在汉传佛教中是独一无二的。闽南历来是佛教发达地区，女子出家人数甚多，但“女众削发出家尼僧少，带发出家菜姑多”，闽南一带女性出家人中95%均为“菜姑”。但也有一种女众没有出家，在家长斋奉佛，立净宝佛堂，潜心修持，有时定期到寺庵中住上一段，有人也称这些女众为“菜姑”。必须指出的是，虽然都称为“菜姑”，但不出家的“菜姑”与出家的“菜姑”是有根本区别的，前者受的是“优婆塞戒”，后者受的是“梵网菩萨戒”，还必须是贞女。“菜姑”的形成，也与佛制有关。从佛教戒律上讲，比丘尼还俗是允许的，但一个比丘尼还俗虽然本身无罪，却会引起俗人对佛法的讥嫌，对佛教造成不良影响。而未经“剃发染衣”的“菜姑”还俗后则不会引起俗人的注意，佛教界的许多高僧大德对“菜姑”的出家形式采取认可的态度。[27]台湾的“斋姑”与闽南后一种在家“带发修行”的“菜姑”在某些方面（如同为在家长斋、同为带发修行）有相同的地方。江灿腾在分析台湾出现“带发持斋（吃素）信佛修行的女性”的“斋姑”现象时，指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清代法律对妇女出家的规定非常严格，要年滿四十岁以上才能出家，等于快过了生育年龄，也比较没有性冲动。这是为了减少风化案件，以及降低女性的出家人口。因此，如未滿四十岁，有参行意愿不想违禁出家，则以在家形式‘带发修行’不失为可行之道。”二是“未婚、孀居或残疾的妇女，既不便出家（或不符出家资格），又不能随意进出或长期寄住佛寺（违律犯禁），所以要另设法找场所安置彼等的日常生活和宗教场所所需。有很多‘斋堂’是私产业，兼具养老和宗教安慰的双重功能。更深层的看，也是保障妇女生活的自主性，以及避免来自家族或男性霸权的任意宰制。”三是“随家庭信仰传统而皈依‘斋教’者。在这种情况，则相对会设有教派筹建的‘斋堂’，且皈信者也未必入住，只是成为在家形式的‘斋教徒’罢了。”四是“清代的台湾，普遍缺乏受具足戒的僧侣，因此不但要设立‘尼寺’不易，僧侣的无知、社会地位低落和行为上的污点（娶妻者很多），也迫使佛教妇女只好选择‘斋教’的信仰形式，其至进一步成为‘斋姑’”。[28]毫无疑问，“在家长斋，带发修行”为女性学佛打开了方便之门，使更多女性毫无后顾之忧地加入学佛队伍，一直影响到比丘尼制传入台湾。

早期杰出比丘尼的自我觉醒和事业上的筚路蓝缕。台湾的比丘尼源自1952年祖国大陆的长老比丘们来台湾传比丘尼戒，“从每年传戒一次到一年四、五次之多，摆脱早期日本式、龙华式、先天式的吃斋佛教，转为重戒律的实践，以出家众为中心的佛教。”[29]早期受戒的比丘尼中，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她们以“闽南女众勤苦坚忍的性格”[30]，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与诸多长老大德一起，为台湾佛教摆脱原先日本式、斋教式遗留的影响，成功地转型为祖国大陆式的佛教，为比丘尼在台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天乙法师就是这批杰出比丘尼中的代表。致力于唤醒台湾比丘尼自觉意识的天乙法师是台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最为活跃的比丘尼，在她短短的五十余年的一生中，主要投入两大志业“戒场参与”与“寺院经营”的成功，对八、九十年代比丘尼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4年之后，天乙法师追随白圣长老传戒，在戒场中，她担任过引赞、翻译、讲戒、得戒和尚尼、开堂和尚尼等。不管担任何种角色，她都呼吁戒子：“女众必须自己教导女众”，不要让传统“女性业障比男性深重”的观念束缚自己，以提升出家女众的自信心。天乙法师1976年筹备龙湖庵传戒时，曾计划“单传尼戒”，但遭到各方反对，她为之抗争，清楚地指出：“你们（指比丘）反对纯传尼戒，所缘的只是‘惯例’，在戒律是站不住脚的，从戒律上看，我可以这样坚持。”虽然后来因各方反对而改回旧制，但女众仍是“二部僧中授”，天乙法师更以“开堂和尚尼”的身分直接教导女众演礼，这在台湾佛教界是空前的创举，表明女众可以独立于男众之外，在戒场直接教导女众。[31]天乙法师一生主持过四个道场，即嘉义紫云寺、高雄兴隆寺、彰化白云寺、台北圆通学苑，由于她对戒律有专门的研究，她对寺院管理的理念也来自戒律，她明确指出女众宜群居一处，过共住、共修、共学的生活，她提出的观点是“女众要互相扶持”、“比丘尼事比丘尼决”、“女众修行要靠自已，不要依赖男众”，她不仅让这种理念落实在自己主持的道场，也尽量让它落实在其它女众道场。天乙法师一生以她的身教、言教不断带动、示范，使得比丘尼在台湾社会中的角色更为明确，她以她的成就证明了比丘尼完全有魄力、胆识来承担佛教志业。[32]特别是她呼吁“比丘尼自觉”的思潮，倡导建立“比丘尼僧团”的理想，强调“比丘尼对佛教的责任”的远见与眼光，整顿了尼众的生活理念，激发了尼众的自信心和“荷担如来家业”的责任感，创造了尼众的新形象，更影响了日后台湾比丘尼的生态，创办香光尼僧团的悟因法师便是受学与她，而深受启蒙。[33]

出家动机趋向理想化。当代台湾女性出家的原因，已不是过去传统上的认为，如：因失恋或因父母不和而对婚姻产生憎恨、因工作不顺或因家庭不幸对生活失去信心、因多病或因久治不癒感到人生无常，由此厌恶现实社会而遁入空门。许多出家女性并非生活失意才出家，而是想走自己向往的一条路，把出家做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途径，正如悟因法师所说：“今天的比丘尼出家的因缘，是对佛教充满理想与活力；内在的自主性很高，而非受外在环境的打击才遁入空门。”[34]法鼓山农禅寺果广法师（1955年生，1989年剃度，1990年受戒）的出家想法颇有代表性：“事实上我的出家因缘，我觉得是蛮单纯的走过来。最主要是在我还没有学佛之前，我对生命就有许多疑惑：怎么会有人？人活在世间是为什么？难道就一代传着一代活下去，那这样有什么意义？难道就男大婚、女大嫁，生儿育女，然后老了，就往生了。一代传着一代的这样下来，会有什么的生命的意义？我就产生非常大的疑惑。甚至会觉得说，如果人生只是这样活下来的话，我不想要这样的人生。就这样过一辈子，好象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无形中，我一直很相信人活着一定有一个更深的意义，一定不只是这样。那时，我很深刻的记得说，我一定要寻找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人间到底是为了什么？”[35]台湾学者陈美华在对比丘尼进行大量访谈并综合众多人看法后指出：不少女性选择出家，即是因为对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传统的人生过程有所质疑，对生命的意义有所疑问与追寻，进而理性而热情地走上出家路，并且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培养独立自主的人格。她们未尝不是、而且也正在建立和实践一种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这一群不愿“认命”，不愿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男人去掌舵、不愿局限在贤妻良母的格局中的另类女性，充分展演了女性的价值，她们不再凭藉家庭中的身份地位，或将自己贡献给家庭肯定自己，而是示范了“女人存在的价值不是仅限于妻子与母亲，她有独立于婚姻、生育之外的自我肯定与实现”的生命意义。[36]

女众出家后感到大有作为。由于台湾佛教的弘法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比丘尼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提供了干一番事业的广阔空间。仅以香光尼僧团为例，如获淡江大学教育资料科学研究所硕士学位的自衍法师对资料科学研究有兴趣、有专长，被任命为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馆长，并兼《佛教图书馆馆讯》杂志主编，她带领手下开展佛教图书分类法研究，在台湾和祖国大陆出版了《佛教图书分类法》专书，编印出版了诸多有关索引、提要等工具书，开展图书馆的软体和硬体建设，不但将图书馆和杂志社打理得在台湾颇负盛名，还在香光尼众佛学院讲授“研究方法”、“杂阿含经索引典实作”等课，与学生一起分享自己的体会。她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得心应手地开拓出一片广阔的天地。获中正大学成人及继续教育研究所硕士学位的见润法师，进入香光尼僧团后任安慧学苑佛学研读班班主任，主要从事佛教成人推广教育，她将所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在实践中大显身手，取得系列成就。写出《佛教成人教育的意涵》等系列论文，在推广佛教成人教育等方面干出了一番事业。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成人及继续教育哲学博士学位的见咸法师，专攻专业人士继续教育与成人教学，其博士论文以《台湾佛教宗教师的学习》为题，以独特视角，研究了台湾当代宗教师为弘扬佛法而进行的自我学习，探讨了他们如何利用不同资源，增进各种能力，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宗教服务。见咸法师又充分利用台湾丰富的宗教资源进行有关远距教学及社区教育的博士后研究，力图透过佛教机构，结合相关资源，进一步推动佛教的传扬，为社区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出家后能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使比丘尼有一种成就感。此外，台湾“人间佛教”的兴起，新生代的比丘尼纷纷从青灯古佛、山林清修、逃避世俗的传统出家模式中走进社会，积极参与社会福利、文化，教育、环保、慈善等工作，在入世中得到一种滿足感。

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台湾1968年将六年制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1960年至1970年间大幅增设私立专科学校和高级职业学校，1988年至1989学年度，台湾各级学校女生已接近全部学生的半数，两性教育的机会已趋近平等。[37]随着社会上女性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女性出家人的水平也跟着提高。早期女大学生出家，会引起社会上好奇和不解，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仍是如此，如1987年一位大学毕业的女学士要至香光寺出家，父母反对追来香光寺寻人的消息被媒体披露后，引起社会关注，认为女学士出家是浪费人才，成为轰动一时的“学士尼风波”。但仅过了几年，社会上对女学士出家已不感到惊异了，时至今日，就是对女洋博士出家也司空见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