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文佛经题跋中的功德主

作者：茨默著　桂林 杨富学 来源：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5日

一、回鹘文佛经题跋概说

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这里拟对文献中的序跋，尤其是题记作一细致的探讨，因为这些序跋对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之来源、范围乃至影响程度等问题上都有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如所周知，题记对我们了解古代著作大有裨益，这一点已无需赘述。就回鹘文文献而言，这一点也同样适用。在现知的回鹘文文献中，除了有限的世俗作品外，大部分都是宗教性作品，其中又以翻译作品居多。随着佛教影响力在回鹘中的日益增长和皈依者的与日俱增，佛教文献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当时的回鹘王室、贵族以及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怀着对佛陀的虔诚，竟相斥资向寺院布施，或开凿石窟，建寺造像，或出钱雇人抄写佛经，希冀通过这些功德使自己或他人在死后能升入“天国”。这些因素，才使得我们拥有相对丰富的残卷。功德主在布施时，一般都要在布施物上留下自己的姓名、官职等，有的还留下了功德记或发愿文，表明其愿望。这些题跋都是当时真人真事的记录，对认识古代回鹘佛教与社会的关系极有价值，故这里就对题记的内容、结构、价值进行具体的分析、探讨。

这些题记从外部形式上可分为散文式和韵文体两种。在历史上，大多数佛教作品都都可见到题记，而且大都是散文式的，篇幅也都不是很大，但在回鹘文佛典中情况就有例外了，在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书中，我们赫然可以见到韵文体的题跋。[1] 在内容上包括缘起、过程、经典的作者、译者或者改写者以及抄写或刻印者，尤其是施主的名字，有时候还答复施主或其他功德主提出的相关要求。其中，缘起常常要讲述施主做此功德的具体细节。这里仅引回鹘文《般若波罗蜜多赞》中的两段以窥其一斑：

为了对博大精深的波罗蜜多表示尊敬，我，必兰纳识里，把龙树大师用圣语（Āryabhāsā，即梵语）撰写的被称为《无分别（Nirvikalpa）》的颂歌改写成诗歌。

这些讲授了真正神圣学说的诗行，是我们的主人以他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在衰落时期口授、创作的，我认真地将其记录了下来。阿司格都统（Asïγ Tutung）。[2]

必兰纳识里（?～1332年），《元史》卷202《释老传》有传，称其兼通多种语言：“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般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议禅观经》。”从出土文献看，他还曾把《决定毗卢尼经》由印度语直接译为回鹘语，把《北斗七星经》由回鹘文译为蒙古文。至于龙树的《般若波罗蜜多赞》，当出自后人之手，但必兰纳识里还是将其译成了回鹘文。通过这些佛教文献的题记，我们有缘获知有关作品的流传情况，发愿人题记还包括有发起日期、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及存亡情况等一系列互有联系的事实，这些有时候对确定文献的时代等不无裨益。

题记中的发愿文作者一般都是匿名的，只有一段写于题记之末的小诗记下了身为万人长（tümänbägi）的发愿文作者的名字：

       bulunčsuz ïduq bo nom-qa

burn qutï küsüš-in

burq täginčä šingsun šila

buyan ävirmäk yïγa tägindim

     为了获得举世无匹的神圣佛法，

     [并]实现获得佛果的愿望，

     我，Šingsun Šila努力精进，

     以积累功德。[3]

除此写本外，这一名字又见于另一首头韵诗中：

qulut čïnsuin bitiyü tägindim

[我]，奴仆Čïnsuin，恭敬地写下了。[4]

动词yïyïp原意为“搜集到的”，可作为一个提示词来看待。当时的流行做法是，从一些现有的题记中吸收一些固定的常用短语，形成标准语，后来的回鹘文题跋都使用之，故回鹘文题跋的常用语有很多是完全一样的。[5] 题跋多了，即可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以此规律研究成组的回鹘文文书，吐谷舍娃推导出标记与段落的对称关系，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研究时还应具体对待，因为相反的例证还是不可忽略的。正是这些特色的存在，题记诗遂被土谷舍娃誉作“艺术之作”。[6]

发愿人在跋中题诗，绝非什么随意之举。以理度之，作者很可能是想赋予文书一种庄严的氛围。蒙古文尾跋题诗亦应同出一理。这些题诗被策伦桑德那木视为蒙古语诗歌中的一个特组，[7]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蒙古人在尾跋中题写诗歌的传统从元代佛教翻译文学兴起之初直到18世纪大规模翻译丹珠尔之时，一直相延不绝。[8] 在蒙古语文献中可见到这一现象，毫无疑问，应是回鹘文题记形式的继续。

在下文中，我们要论述的中心应是13世纪和14世纪间的回鹘文发愿人题记的本身。[9]

二、回鹘文佛经的时代

回鹘文文献题记的撰写，一般都用一句很简短的引导语开首。最常见的就是ymä，意为 “现在”、“又”等意，从这个词中又演绎发展出ymä kim inčip ol，意为“那么，现在[怎样来到，被赐予福音的]”等形式。也有的引导语直接引用梵语名言Om svasti siddham，意为“吉祥！幸福！”受这句梵语的影响，回鹘文中又派生出一句引导语Ad manggal bolzun，[10] 意为“应是荣誉和幸福！”

就题记之纪年看，回鹘人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这种办法在中原汉人和在整个中亚地区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多民族都使用相同的十二种动物来纪年。十二生肖在回鹘文文献中分别被写作sïčγan或küškü（鼠）、ud（牛）、bars（虎）、tawišγan（兔）、luv或lü（龙）、yïlan（蛇）、yont（马）、qoy(ï)n（羊）、bičin（猴）、taqïγu（鸡）、ït（狗）、laγzïn或tonguz（猪）。回鹘人不仅用十二生肖纪年，而且还用于纪日，这是汉族所没有的。这种纪年法每十二年一循环，周期较短，若无其他特征佐证，据此无法推断文献的具体年代。

除了生肖法外，回鹘人还曾使用过汉族的干支纪年法。这种方法由十天干、十二地支依次循环搭配，组成“六十花甲”。十二地支又与十二生肖相联系，构成壬虎年、土牛年、火羊年等年份。这样就产生了计算某个准确日期的可能性。目前，据此可确定年份的文书有：

1248年由布颜啜厄博士（Buyančoγ Baγšï）发愿印行的由六种经典组成的合集；

1313年由佚名氏印刷的《北斗七星经（yitikän sudur）》（又称《大熊经》）；

1330年受沙拉奇（Šaraki）委托印制的《观音经（Avalokiteśvara-sūtra）》；

1333年由大都普庆寺和尚发愿印制的《观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Sādhana）》；

1336年勃里不花（Böri Buqa）重印的《观音成就法》；

1347年由菩提瓦迦西拉（Bodi-tuvača Šīla）印制的十二经部典合集。[11]

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是《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的印制，其题记曰：

arïš ariγ bu nama sangit nom ardini ačari kši karundaz sidu üzä aqdarïšï adïnčïγ mungadïnčiγ taydu-taqï aq stup-luγ vxar-ta adruq šim šipqan-lïγ bars yïl yitinč ay-ta alqusï barča alasïxïn tüzü yapa adaqïnga tägi uz yarašïädgüti bütürüldi sadu sadu

神圣的法宝《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由司徒迦鲁纳答思总监翻译，在大都白塔寺内于十干的壬寅年七月将其全部译出，未加任何删节，工作进行得完满细致。善哉！善哉！ [12]

这里出现了“十干的壬寅年”这种特殊的纪年方式，颇似藏历的饶迥纪年法。其具体年份当为公元1302年。除了这几件印本之外，其他文献的具体日期就难以确定了。

三、回鹘文佛经题跋中的功德主

这里所说的功德主，指的是回鹘文佛教经典的施主。其中的施主题记，包括发愿文、功德记、题名、杂文等，是研究与文献相关历史社会环境的弥足珍贵的资料。当然，并非所有的题记中都有功德主的姓名。[13] 首先我想探讨一下发愿人，他们的社会地位通过题记中所列头衔、官职可得到准确的反映。如果按照从“上”到“下”的社会等级来排列，可把功德主分为以下六组。

一、合罕皇帝

有一篇回鹘文作品的题记标明其功德主是蒙古合罕皇帝，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尽管如同通行的形式题作合罕皇帝（Xaγan Xan），但由于没有注明有标志意义的称号，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其究竟是哪一位皇帝。

合罕皇帝这个称号有时候专指窝阔台（1228～1241年在位）。在回鹘文文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过窝阔台其名，而且还是出现在一份收养证明书的关于违约纳罚条款中：

ögödäi suü-siŋä iki yurüŋ adan ötünüp amtï(?) balïq taruγa-larïŋa ädär-kä yarašu at birip čintso ayaγ-qa tägimlig-kä bir-kä iki birip aγïr qïn-qa tägir biz

要向窝阔台陛下（ögödäi suü）献两匹白骆驼，向现在（？）城市的达鲁花赤们奉献坐骑，向čintso阁下加倍赔偿。[14]

这里直呼窝阔台汗的名字。在拉德洛夫《回鹘文献集》中，我们还可见到窝阔台一名，爱尔森在他的专著中还对此作过论述。[15] 但阿拉特发现，此乃是拉德洛夫的误补。[16] 在那份收养证明中出现于窝阔台名后的词汇suü，其意思并不是“军队”，而是“陛下”，正如李盖提所言。[17] 有鉴于此，应予说明，uluγ suü意为“伟大的陛下”，在蒙元时代的回鹘文文献中常用作蒙古合罕皇帝的称呼，其意与回鹘文题记中所见的“合罕皇帝”是一致的。“合罕皇帝”这一称号又可见于回鹘文《佛说胜军王问经》的题记中，但应如何理解之，学界的意见分歧很大，[18] 虽然伯希和早在1915年就已在一个不大受人注意的注释中为之确认了正确的答案。正如回鹘文题记所显示的那样，合罕皇帝是回鹘人对所有蒙古皇帝的称呼，在使用范围上似有扩展。至于汉文、蒙古文文献中为什么多把窝阔台称为“合罕皇帝”，即使蒙古人自己也无法准确地予以答复。[19]

二、蒙古可汗

有一份木刻印刷品残卷中有四行诗：

1. yrlïqančučï köngül-lüg xan-ïmz

2. yapa-qa asïγ qïlγu üčün

3. yrlïγ üzä čungdu-ta

4. yangïrdï tamγ-qa oydurdï

     我们仁慈的可汗

     为创造一切有用之物，

     通过他在中都颁布的命令，

     把（作品）重新刻在印板上。[20]

这件木刻本印刷品究为何时之物，题记未予说明。根据其中出现的可汗一词，人们充其量只能推定这位可汗当是某位蒙古皇帝。但是题记中出现有“中都”这一城市名，据此可对该文献确定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金贞元元年（1153年）曾迁都燕京，改燕京析津府为中都大兴府，地当今北京城西南隅。根据《元史》记载，蒙古于1215年占领这里后，复称燕京。至元元年（1264年）又改为中都。8年后，再正式定名为大都。考虑到各种历史因素，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把此印刷品的时代考虑在1264年至1272年之间。但据回鹘文题记，布颜啜厄博士于中都印制六种经典合集的时间是戊猴年。而13到14世纪间的戊猴年有三个：1248年、1308年和1368年。中间无任何一年落在1264年和1272年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此回鹘文文献既不可能刻于金朝，也不可能晚于1272年，因为自这一年以后，中都这个名字已经不再使用了，至少是在官方文献中不复再用。因此我们只能将布颜啜厄博士印制佛经的时间定在1248年。

三、回鹘亦都护

在三篇回鹘文佛教写本题记中都可看到这样一位功德主的名字：阿尔斯兰·毗伽·登里·伊里格·昆乔科亦都护（Arslan Bilgä T(ä)ngri İlig Könčök Ïduqqut），意为：“雄狮般的、智慧的、神圣的国王昆乔科亦都护陛下”。正如阿拉特氏所言，这个名字始终都围绕着Arslan Bilgä Tängri İlig这一部分。[21] 只出现这个名字前两个字母的第三篇题记据估计出自同一部木刻印刷品，它包括以《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五品《灭业障品》为底本而创作的诗歌。[22] 诗歌作者是Kiki Siši（Siši应是某一汉语称呼的音变，但迄今尚未得到确解），其写法又见于诗作中。我以为，这个Kiki应与《观无量寿经》以诗歌形式书写的的回鹘文前言中所出现的Kki-kki是同一人，因为这种变换K的写法的形式在其它回鹘文词汇中也较常见。此作者应该说就是元代著名的学者和书法家夔夔（1295～1345年）。

在这三篇内容简短且未署明日期的题记中，亦都护吃剌失思（Kirašiz，借自藏语bkra-šis，意为“繁荣、祝福、幸运”） 被一致认为是昆乔科的父亲。这与“高昌王”月鲁哥（*ürlüg）的一个孙子名达里麻吃剌（Dharmakira）有一致之处。因为月鲁哥是在1305年去世的，时年仅45岁。据此可以判定，其孙的出生日期最早也应在1300 年以降。但是在一件畏兀儿农奴致秃黑鲁帖木尔（Tuγluγ Temür，1347～1363年在位）的回鹘文免赋请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也先不花 （Esen Buqa，1309～1320年在位）的名字，文书称在他当政时，税收是很轻的。文书中还有一人名，前部断残，仅余下一个字母“z”，结合上下文，我们似乎可以将之与Kirašiz联系起来。昆乔科（Könčök）一名先出现于也先不花统治时期，然而文书中仅存末尾发音字母-k；另一次出现在答儿麻失里（Tarmaširin）统治期间（1326～1334年在位）。1275年，察合台孙笃哇率叛军十二万围攻高昌，回鹘势力大衰。1280年，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Qoč γal Tigin）为避叛军之锋，不得不屯驻哈密之南，1283年至1284 年间又东迁至甘肃的永昌。这些事件说明当时元朝统治者在回鹘地区的影响已大为衰弱。爱尔森估计在13世纪90年代，回鹘地区肯定脱离过元朝中央政府，在割据者灭亡之后，高昌和别失八里地区“于14世纪的初年最终被并入了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轨道。”[23]

因为这里所引有关亦都护吃剌失思和昆乔科的材料过于简单，又无其他材料佐证，故无从说清他们与蒙古皇帝、高昌回鹘王国政府以及与察合台汗国间的具体关系。在没有考虑题记这个因素的情况下，克拉克就得出了以下结论：

这些亦都护的世系与权力范围已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他们受察合台后王支配，而非受制于蒙古统治者。[24]

考虑到这两位亦都护在元朝文献中全然没有出现过，人们可以同意这个设想。亦都护之汉语译音始见于元代文献，而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又勒立于在1334年。但还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在题记中书写捐赠物的部分，有可能出现蒙古皇室成员的名字。

在布颜海涯沙尔（Buyan Haya Sal或Šal？）施资印制110部amita-ayuši经的题记中，发愿人自称其姐姐妥莱恪·奇孜殿下（Töläk Qïz T(ä)ngrim)是亦都护昆乔科的夫人。阿拉特据此推断，[25] 该经的印制应与回鹘亦都护家族密切相关。amita-ayuši 应为那一部经典，阿拉特未作考究。因为如是写法在其他回鹘文文献题记中还没有见到，故我们只能猜想它指的应是Aparimitāyur-jnāna-nāma-mahāyāna-s[tram，即《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因为在同一作品的残卷题记中，我们还可看到《大乘无量寿经》一名。这部作品的核心内容是出自梵文原典的由108个音节组成的咒语，用以超度亡灵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进入无量寿佛境地。罗伯恩曾猜测这部作品应为《观无量寿经》，[26] 似乎还缺乏一定的证据。回鹘文称《观无量寿经》为Altï ygrmi qolulamaq sudur，意为“关于十六种观之经典”。

四、万户长

有一位万户长（Tümänbägi）曾主持印刷了超过四种以上的经文。按照多弗尔的意见，此人或许就是那位名叫布颜（Buyan）的郡县守备，[27] 但由于缺乏资料，具体情况还无法进一步确定。因为迄今为止没有能够证明万户长在回鹘王国中政治地位情况的回鹘文原始资料，因此这个重要问题在此不能得到回答。我们不知道回鹘万户长究竟是亦都护设置的行政长官还是蒙古统治者的属员。只有以下诸点可以肯定，即这个地位是可以继承的，因为布颜的父亲Čaqirča，同时也是万户长，另外他的叔叔Ödämiš也身兼同样的职务。

这份题记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首先因为它记录了布颜及其家族成员和家庭事务，其次还对佛经的印刷之事有较详说明。有鉴于此，特引录其中一段以窥一斑：

     ärdap busulup ašuyu barïp

alqïnγu badγu täg bolmïš [   ]

adaq-taqïqulut mn buyan tümän bägi-

ärduq äsirgäp[   ]

abamu-luγöd-lär-kä tägi

aqïlturu ulalturγu küsüš-in

aγïnčsiz bäk yrp köngül-in

älp qadiγ munïtäg ödtä qoluta

aγïr uluγ bo aš-ig

arïdïtïdïγ-sïzïn tavraq bütürgü üčün

amraq inim tuγluγ tämür bulat tämür

ar-a tämür töz tämür tümän tämür

buyan quli sayïn tämür budataz

tayaq tämür orun tigin qïz tämür

qïčïaltun buyan qutluγ

šakar čanča körklüg ögrünč tigin bašlap

aγ-a ini qiz kälin-lär birlä kängäšip

anandaširi atlγ toyïn-qa

ämtï-qïnom-lar-nïng tamγa-sïn oytur-γalï

anga krgäk-lig yvik-in

anïbarča tükäl anudup

anïng tamγ-a-sïn oydurup

anta basa oq yüz säkizär kün yaqdurup

aryasang bursang quvraγ-qa

ayančang köngül-in üläyü tägindim

     因为这个世界（?）已堕落并已被摧毁，且已进入（?）消亡和毁灭的阶段（?）。我，这个最底层的奴仆，即万户长布颜对此深感忧虑。我的愿望是在永恒的时间里，使佛法得到传播和流传，为了这永不枯竭的、坚实的法义，在这段困难、艰苦的日子里，把这项重要的、伟大的印刷佛经之事尽快地完成，根据兄弟及嫂嫂与弟媳的劝告，（以下约十五个人名）以及被称为阿难吉祥（Ānandaśrī）的和尚[的建议]，为把写有经文的刻版裁开，为此所需要的工具，要人全部制造完成，并以此来裁剪刻版，之后用其印制108册经文，并以无比崇敬的感情捐献给神圣的僧伽（Aryasamgha）和村镇。[28]

这个建议说明了家庭内部长兄及年龄稍长的兄弟的特殊地位，对此葛玛丽提醒对与有契约合同关联的内容加以注意。[29] 文书对印刷功德主阿难吉祥的记述浓笔重彩，内容很重要，值得重视。四部经中有一部名为《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它们似与经文的蒙古文译文的题记有关系，从回鹘文题记可以看出，该印本功德主的名字或许就是Ānandaśrī（Ānandaširi?）。如果这个说法准确的话，那么，李盖提的猜测就需另议，可以考虑其蒙古文译本可追溯到元代。

前文所述题记中的功德主，如果依其头衔，显然大多都可归入统治阶级或社会上层。这些人士，有的拥有佛教名号（属居士），有的拥有宗教职务（属僧侣上层），还有一些功德主以俗人身份出现，很明确地拥有俗名。大部分情况下，俗人的社会地位都很难讲明。

五、僧侣上层

在一篇关于《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Sītātapatrādhārāni）》的题记中出现了一位名叫Kamala Ačari的功德主。这个名字本为梵文词汇，Kamala为“莲花”之意，Ačari则“法师”之意。后者当借自梵文ācaryā“老师、师傅”，是“和尚的荣誉头衔，而这些和尚都有一年见习期的经历。”哈密顿指出，经常出现于人名中的Šäli一词，实当为中文“舍利”或“阿舍利”的译音。[30] 但仍需指出，Ačari和Šäli 这两种称呼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

1347年，僧侣菩提瓦伽西拉（Bodi-tuvača Šīla，相当于梵文Bodhidhvaja Śīlavat）委托印刷了大批的经文，大约有十二部经，其中几部也许只是一些章节或简短的文稿。Šila，在有些题记中写作Šilavantī，来自梵文的Śīlavat，意为“被授予净戒，遵守戒律的人。”在回鹘人中似乎是对“和尚”的一般称呼。在上文所列的上层社会家庭成员中，有的身兼达鲁花赤（又称断事官）之职，从这一点可推断出，在菩提瓦伽西拉出家之前，他本身就属于世俗社会中的显贵。

    另外一则回鹘文题记则透露了这样一条信息，大都普庆寺的和尚们（回鹘文写作Šilavandi-lar）于癸酉年（预计是1333年）接受了一项任务，要把藏族佛教大师噶玛拔希（Karmapa，1203～1282年）撰写，由回鹘人本雅失里（Punyašri，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翻译的回鹘文《观音成就法》印制成册。[31] 全寺和尚们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印刷任务。僧侣们在题记中写到，通过这一活动，他们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也为传播佛法做了功德。[32]

在夔夔撰写以《观无量寿经》为素材的诗体作品的尾题中，出现有Činaširi （相当于梵文Jinaśrī）一名，此人当为该印本的施主或印制者。

六、俗人

最后还要提到一些题记，它们的功德主是一般的俗人，既有优婆塞，也有优婆夷的题记。谢和耐的研究证实，俗人和僧侣间的关系恰如鱼水，谁也离不开谁。[33] 俗人向寺院的和尚、尼姑提供物质捐赠，[34] 同时又从和尚、尼姑那里得到精神食粮。有一篇回鹘文书如是描写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当时有一规律]俗人们与你们[一样的人]，随时给和尚们准备了施舍物品并表示他们的崇敬之情；反之，像我们[一样]的和尚们，促进他们的俗人[像你们一样]的幸福和功德，增加光彩与华丽，给予他们荣誉和幸福，并赐予他们福祉。[35]

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了僧人和俗人间四体（僧、尼、优婆塞、优婆夷）为一的紧密关系。

    1330年，驻守云南的回鹘高级官员跃里帖木儿之妻沙拉奇（Šaraki）使人印制了《观世音经》（即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Šaraki一名，据猜测当来自印度。其中，Šara相当于梵文śāra，意为“五彩的，有花斑的”，Šaraki在梵文中作śārikā，意为“佛教中的夫人名，等于śāri。”

    有一篇没有用头韵法诗歌写就的题记叙述了1248年居士布颜啜厄（Buyančoγ）博士（Baγšï）托人印制佛经一事。[36] 其名与流行的世俗回鹘人名迥然有别。Buyančoγ由词汇buyan“福德、功德”（源于梵文：punya）+ čoγ“光、光明”（相当于梵文śrī）， 借自梵文的Punyaśrī。 毫无疑问，这个Buyančoγ 与前揭回鹘译师本雅失里不是一个人。在中都弘法寺印制的印刷品包括六部内容不同的著作，如《华严经》、《慈悲道场忏法》等。

    正如我们从壁画中得知，供养人很乐意让人把其肖像描绘下来。这样的证据在回鹘文手稿中和木刻印刷品中也可找到。葛玛丽曾发表过蒙元时代木刻艺术品中比较精美的部分绘画残片。[37] 它包括很多神祇与凡人肖像。画像头部一侧有榜题框，内书姓名，部分是用汉字书写的。其中，傅海波发现的回鹘人孟速斯（1206～1267年）及其家属的木版绘画尤为引人兴趣。[38] 孟速斯是别失八里人，在蒙哥时曾任达鲁花赤职，在忽必烈汗时期曾作过判事（yarγuči）。由于他始终支持忽必烈继位，忽必烈有意任命他为丞相，但他辞掉了。尽管如此，孟速斯仍得到像丞相一样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在木版画中孟速斯具丞相头衔的缘由。这幅木版画的制作地点正当的说法应是大都，据百济康义告知，这件印刷品原为《阿毗达磨俱舍论》一书中的卷首插画。其中的一册被运至吐鲁番地区而得以幸存。至于孟速斯家族成员是否也有人留居于高昌国，尚不得而知。

    让我们再次回到布颜啜厄博士印经一事上来。他印的经，除上面提到的外，现知的还有另外一页，这一页被多次校正过。很显然，这是当时的印刷清样。这页保存完好的木刻画上有一佛，坐于莲花宝座之上，面部稍侧。面前的供桌也同样呈斜线摆放，与佛的视线相平行。佛的周围只有少数几个人物，左右各有一位年轻的和尚和凶神恶煞状的护法神。桌前一位年迈和尚跪于垫上，双手合十，二侧各站着三位形象较小的人物，根据他们上方书写的回鹘文花体字可以证明他们是功德主布颜啜厄博士及其双亲妥因啜厄都统（Toyïnčoγ Tutung）和Oγul Yitmiš 夫人，他们在这件印刷品制成之日早已亡故。葛玛丽曾撰文指出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发现的刻于868年的汉文《金刚经》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木刻印本。上面所说的这些回鹘木刻书籍卷首插画也是今天所知最古老的书籍插图之一。[39] 至于吐鲁番出土的这些印刷品的诞生地，她写道：“在吐鲁番发现了五份有着同样画面的残卷，其印版地可能是在高昌，而非中原地区。”[40] 这种说法之误，在布颜啜厄博士的题记中已昭然若揭，无须笔者饶舌。如果1248年这个日期准确的话，那么这个回鹘家庭就应属于在大都定居的最古老的回鹘人之一。据我所知，在汉文史乘中找不到有关布颜啜厄博士家族的记载，所以可以推想，这个家族地位不是很高，也无值得称道的特殊勋业。

    现在就剩下题记提供给我们的具有“现世姓名”的世俗供养人了。《北斗七星经（Yitikän sudur）》在蒙元时代是一部很受欢迎的经典。此经中的两篇发愿文比较引人注目，已由热合马提研究出版。[41] 其中一篇是受优婆夷色利的斤（Sïlïγ Tigin）的委托而书写的，写于十干的癸牛年。以此年代为标志，加上题记中出现的蒙古王子和世王束和硕德八剌二人的名字，只能将其时代定在1313年。同一篇题记的第二部分还有另外一个人名艾山（Äsän），他也许是这一家庭中的一员，或许就是色利的斤的丈夫。有关这两个人的情况其它文献没有记载。同样的情况也适合于文献开首出现的优婆塞台尔比·伊难（Tärbi Ïnal）和优婆夷欧格仁里·邓林（Ögrünč Tängrim）。根据题记知，这件《北斗七星经》抄写于“吉祥的羊年四月十五日。”[42]

前已提到过的《观音成就法》是一位名叫勃里不花（Böri Buqa）的俗人在丙子年印制的， 估计应是1336年。 有一篇木刻印本小残片提到两个发愿人的名字，一为Kki-kki Sutza(?)，一为Sävinä Vušin （其中Vušin当借自汉语“夫人”）。[43]

对于那些未留下或根本未写发愿人姓名的题记残卷，这里不做进一步的研究。在前文中笔者已经提到，很多捐赠者和功德主的姓名见于不同的回鹘文文书，尤其那些上有忏悔内容的文献。

就目前的情况言，想对蒙元时代的回鹘文题记作以全面的总结，为时尚早，很难得到预期的效果，因为有名有姓的发愿人一般都是上层社会的成员。他们对寺院的捐赠，在题记中表现出来的，都是为了给寺院作功德，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得到拯救。这种动机，对来自尘世的所有俗人施主来说都是合适的，但不敢说这是所有施主唯一的目的。来自寺院的和尚和施主的名字仅在少数情况下出现，多数人不写名字，其活动完全出于宗教虔诚。

本文选译自德国著名回鹘文研究专家茨默（Peter Zieme）博士于近期出版的《佛教与回鹘社会——中亚出土古回鹘语佛教文献之尾跋与施主（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奥普拉登，1992年）。译时对注释有部分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