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等三昧忏法》成立新探

作者：圣凯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6日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与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天台“方等忏法”的成立过程及其时间。《大方等陀罗尼经》是《方等三昧忏法》的思想根源，南北朝以来如慧思、慧旷、陈文帝等修习此忏法，说明此忏法的盛行。国际学界历来对别行本《方等三昧行法》的真实性表示悬疑或犹豫，我们从道宣《大唐内典录》对《大方等行法》的著录，湛然《方等忏补缺仪》二卷到一卷的变化，最主要的是考察了最澄所录《七日忏法》一卷即是《七日行法》，亦即《方等三昧行法》的主体部分，以及圆仁所录《行方等忏悔法》，都可以证明现存《方等三昧行法》是智顗亲撰的著作。“方等忏法”的形成，是从最初的复杂的行法而逐渐简化，依次为《大方等陀罗尼经》→《方等三昧行法》→〈方等忏法〉→〈方等三昧〉的次第，并且确定三种版本的时间。

关键词：《方等三昧行法》、〈方等忏法〉、〈方等三昧〉、佐藤哲英

作者圣凯法师，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

方等忏法是天台四大忏法之一，是智者大师依《大方等陀罗尼经》，在继承与综合南北朝以来有关本经的忏悔行法的基础上，并且以“半行半坐三昧”摄入天台的止观实践体系，从而制作成具体的忏法。现存“方等忏法”共有三种有关的仪轨，即《摩诃止观》“半行半坐三昧”中之“方等三昧”、《国清百录》所收之“方等忏法”，以及独立的别行本——《方等三昧行法》。在三部忏法中，仪轨组织繁简各有不同，但是内容非常接近，可以通称为《方等三昧忏法》。[①]

从修行特色来说，《方等三昧忏法》基本上是一种以持咒为要旨的密教修行法，可见其在天台实践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方等忏法在智者大师时期，是天台门人普遍奉行的忏法。从忏法的形成与发展来说，《大方等陀罗尼经》无疑是重要的思想与仪轨来源之一；另外，南北朝佛教所修的方等忏法，对《方等三昧忏法》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国际学界对《方等三昧忏法》的研究，如佐藤哲英、新田雅章、小林正美、大野荣人、释大睿等学者，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富有成效的探讨。[②]我们将在前贤先辈的指引下，对《方等三昧忏法》进行整体、深入的探讨。

《方等三昧忏法》的成立，《大方等陀罗尼经》便是重要的思想根源；同时，南北朝以来依此经而形成的各种忏悔行法，对智者大师制作方等忏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大方等陀罗尼经》思想概要

《大方等陀罗尼经》，四卷，又称为《方等檀持陀罗尼经》、《檀持陀罗尼》。《出三藏记集》卷二、《历代三宝纪》卷九说：

《方等檀持陀罗尼经》四卷，或云《大方等陀罗尼》。右一部，凡四卷，晋安帝时，高昌郡沙门释法众所译出。[③]

《方等檀持陀罗尼经》四卷，亦直云《方等陀罗尼经》。右一部四卷。晋安帝世，高昌郡沙门释法众，于张掖为河西王沮渠氏译，见竺道祖《晋世杂录》。[④]

可见，《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汉译，是在北凉，东晋安帝时代（401－417），高昌郡沙门法众译。但是，现存《大正藏》本题名“北凉沙门法众于高昌郡译”，译处与住地颠倒的错误，这是从《法经录》开始，尔后诸录所承而来。[⑤]

本经的内容叙述佛应文殊师利之请问，说诸种陀罗尼功德，分〈初分〉、〈授记分〉、〈梦行分〉、〈护戒分〉、〈不思议莲华分〉等五部分，详明修忏行道、灭罪增寿、善恶梦应等种种事相。在《大方等陀罗尼经·初分》中，说菩萨二十四重戒，这是一种独立的菩萨戒系统；容忍刹利乃至首陀罗四种姓受戒，强调三世诸佛由此成就正觉。而且，举出持戒相的三十五事。本经的二十四重戒，与其他菩萨戒系统的关系，本经说：

若优婆塞犯三自归，至于六重。若不还生，无有是处。若菩萨二十四戒、沙弥十戒、式叉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如是诸戒，若犯一一诸戒，当一心忏悔。若不还生，无有是处，除不至心。[⑥]

这是在优婆塞的六重戒以及七众别解脱戒之外，重新树立的戒条，与《菩萨地持经》的菩萨律仪相当；另外，持戒相的三十五事，相当于《涅槃经》的息世讥嫌戒以及《菩萨地持经》的四十二犯事、《优婆塞戒经》的二十八失意等。而且，既然知道六重戒，则可能在《优婆塞戒经》之后成立。[⑦]

而且，本经阐明了其独特的受戒法：

受此戒时，应请一比丘解此戒相者，请诸众僧随意堪任不问多少。复应请二十四形像，若多无妨。作种种肴膳饮食，供养众僧及此比丘，五体著地，在形像前及诸尊僧，至心礼敬唱如是言：诸佛色藏外诸众僧，我今归命受尊戒法，众僧弘慈当证知我。复更唱言：法中雄猛微妙尊，听我今自说受持此戒。尔时此人应自口说，了知戒已，而更三请。三请已，而淳熟此戒性。尽性而形改受持，谛受谛听，修行莫犯。[⑧]

《大方等陀罗尼经》的授戒方法，与其他授菩萨仪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在比丘以及佛形像前，但是自誓受戒的色彩更为浓厚。

同时，本经对忏悔行法十分重视，在〈初分〉中，对于犯五逆罪乃至种种戒罪，其具体的忏悔法：

若欲行时，七日长斋，日三时洗浴，著净洁衣，座佛形像，作五色盖。诵此章句百二十遍，绕百二十匝。如是作已，却坐思惟。思惟讫已，复更诵此章句，如是七日。[⑨]

《方等三昧行法》归结此为“总相法”，这是为七众通行，七日要心之行法。在〈护戒分〉中，依陀罗尼灭罪忏悔，比丘必须每日诵陀罗尼一千四百遍为一忏悔，长达八十七日；比丘尼为四十九遍为一忏悔，达九十七日；沙弥等四百遍为一忏悔，达四十七日。七众弟子都必须请长老比丘为忏悔主，感得佛摩顶等灵梦为灭罪，还住清净戒。《方等三昧行法》归纳此为“别相法”，七众所行之法有别，特为犯重罪之众生所立。

由于《大方等陀罗尼经》已经列出修习忏悔行法的简单仪轨，这为后代修习者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本经宣扬陀罗尼的灭罪功德，而且强调灵梦的感应作用，增长了修习者的信心。

二、南北朝以来的修习情况

《大方等陀罗尼经》传译以来，依此经忏悔行法而形成的“方等忏法”便逐渐出现，从南北朝以来，诸僧传、诸经录记载了一些实修的事例，值得我们关注。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大方等陀罗尼经》的翻译是在高昌郡，但是经典来源应该是中亚。《出三藏记集》卷七保存有一篇未详作者的〈首楞严后记〉说：

咸和（按汤用彤先生的意见，应为“咸安”）三年岁在癸酉（373），凉州刺史张天锡，在州出此《首楞严经》。于时有月支优婆塞支施仑，手执胡本，支博综众经，于方等三昧特善，其志业大乘学也，出《首楞严》、《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⑩]

月支优婆塞支施仑不仅译出各种三昧的经典，而且自己特别善于修习“方等三昧”。在凉州一带，“方等三昧”的修习与《大方等陀罗尼经》的传播，逐渐会在北方佛教盛行。[11]这样，很自然地就会依《大方等陀罗尼经》而制作的“方等忏法”，而且出现大量的修习者。

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二的《法苑杂缘等原始集目录》中，记录了《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缘起》（出彼经）[12]，此处“出彼经”应该是指《大方等陀罗尼经》。所以，虽然我们不清楚《方等陀罗尼七众悔法》的具体内容，但是却可以知道依《大方等陀罗尼经》所制的忏悔行法，早在梁朝或更早时期已经盛行，而且是僧众的日常行法。[13]

梁慧皎（497-554）《高僧传》中，记载当时诸僧忏悔、礼忏、斋忏、悔过，修忏悔法而消灾得福、治病延寿。[14]在《高僧传》中，并没有记载这些忏悔法的所依经论，所以我们无从得知。[15]但是，我们在《高僧传》中，发现“方等忏法”的修习者[16]：

有沙门法达，为伪国僧正，钦高日久未获受业。忽闻殂化，因而哭曰：圣人去世，当复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圣人自在，何能不一现？应声见高飞空而至，达顶礼求哀，愿见救护。高曰：君业重难救，当可如何？自今以后，依方等苦悔，当得轻受。[17]

玄高教诫法达，欲断除业的系缚，必须修习“方等忏法”，使重业轻受，才能得到解脱。

    但是，陈文帝则确实是方等忏法的修习者，天嘉四年（563），陈文帝于太极殿设无碍大会，行舍身法；同时，集合众僧行《方等陀罗尼法》、《法华忏》、《金光明忏》，并别制愿辞，称“菩萨戒弟子皇帝”。[18]而且，这次修习方等忏法的愿辞，保存在《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忏悔篇〉中，即陈文帝所作《方等陀罗尼斋忏文》，其中有言：

        至于陀罗尼门亦有九十二亿，处处宣说种种名称，功德无量威神不测。至如婆薮之拔地狱，波旬之发菩提，花聚之获神通，雷音之脱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兹业力。……今谨于法典本之经教，现前大众至心敬礼释迦牟尼佛，礼陀罗尼章句，礼雷音比丘，礼华聚菩萨。愿承此功德调伏众生，灭三毒心，破十恶业，四百之烦恼自然清净，八万四千尘劳一时解脱。得神咒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罗尼门，观诸佛境界，狱火永尽无馀。[19]

依此文所说，可见当时在举行方等忏法时，则有礼拜、诵咒等仪轨结构，当然是依《大方等陀罗尼经》所制的忏悔行法。但是，天嘉四年（563），为智者大师向慧思在大苏山学法的时期，所以陈文帝所礼的《方等忏法》不是智者所作。在智者之前，此仪轨是否即是智者于慧旷及慧思处所修，乃至慧思亦曾修习之《方等忏法》？则无从得知。但是，南北朝以来，“方等忏法”确实是非常流行的。

同时，在智者大师的师承关系中，我们看到“方等忏法”的修习背景。智顗于十八岁（555）依长沙果愿寺法绪出家，而依能禅师修学的慧命（531-568），则“学无常师，专行方等、普贤等忏”。[20]智顗出家后，师事慧旷律师，而后，去大贤山（在今湖南衡阳南）隐居，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并实践方等忏法，获“胜相”现前。[21]慧思修习方等忏法七年[22]，而且，亦有灵梦感应[23]；在临终的最后，劝勉弟子修习的忏法中，亦提到方等忏法，可见慧思对此忏法的重视与实践。[24]

在智顗的时代，修习方等忏法，获得感应者非常多。如智顗的长兄陈针在五十岁时，修方等忏法，得十五年延年益寿。[25]我们在《摩诃止观》卷八下“病患境”下，发现陈针的名字：

若善修四三昧，调和得所，以道力故，必无众病。设小违返，冥力扶持，自当销愈。假令众障峰起，当推死殉命，残生余息，誓毕道场。舍心决定，何罪不灭，何业不转。陈针开善(云云)。[26]

智顗指出，修习四种三昧，调和适宜，因为道力的加持力，可以治愈众病。具体的事例，有陈针、开善寺智藏。[27]可见，智藏、陈针的增寿，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智顗才会举例作为叙述止观的事实。

在《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记载智顗与法喜等二十七人，一起从大苏山来陈都金陵，法喜修习方等忏法的事迹：

常行方等忏，雉来索命，神王遮曰：法喜当往西方，次生得道，岂偿汝命耶？仍于瓦官寺端坐入灭，建业咸睹，天地共知。[28]

法喜常常修习方等忏法，有野鸡来索命，十二神王护持，从而延寿。天寿尽后，在瓦官寺端坐入灭，建业人士皆知的事实。

智顗于大建七年（575）入天台山隐居，至德三年（585）下山，在天台山的隐栖期间，永阳王及其眷属共修方等忏法。《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说：

陈文皇太子永阳王，出抚瓯越，累信殷勤。仍赴禹穴，躬行方等，眷属同禀净戒。昼餐讲说，夜习坐禅。[29]

永阳王陈伯智，陈世祖第十二了，大建年中，赐封为永阳王，治理会稽地方，在天台山归依智顗，受菩萨戒。在《国清百录》中，保存有署名“弟子陈伯智”、“菩萨戒弟子陈静虑”送智顗的五封书信。《续高僧传》则明确记载，永阳王修习七夜方等忏法。[30]

可见，方等忏法在智顗时代是非常流行的。慧旷、慧思与智顗具有师承关系，瓦官寺时代，智顗的高足法喜、俗兄陈针皆修习方等忏法；在天台山隐栖时代，永阳王及其眷属共修七夜方等忏法。所以，智顗的门下道俗，相当盛行修习方等忏法。智顗继承印度以来的实践修道方法，通过自己的体验，而加以统摄，通过前期时代的《次第禅门》、后期时代的《摩诃止观》，建构了自己的实践体系。[31]方等忏法是以诵持陀罗尼，忏悔行道，不但能够延年增寿，得现世利益之单纯行法；而且，忏悔七众戒罪，是持戒清净的重要行法。所以，智顗除去忏法世俗祈愿的成分，从而将忏法摄入坐禅实相正观的前阶段。正如盐入良道所指出，智顗的伟大之处在于，是用适应中国人的礼仪，然后加入自己的观法，欲使中国佛教的行仪实践化。[32]智顗将方等忏法摄入“半行半坐三昧”，从而一种治病益寿的行法转化为圆顿止观的实践法门，在这种转化中，自然有必要重新建构其行法的必要性。

三、《方等三昧忏法》的成立

智顗首先在二十五方便之首——“持戒清净”中，阐明忏悔的重要作用。智顗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二，指出七众犯四重、五逆罪，遇良缘，“作大乘方等忏悔，得相成就”[33]，则亦能成就无作戒。而犯戒后，在观相忏悔中，又说“诸大乘方等陀罗尼行法中，多有此观相忏法”。[34]这其中当然包括《方等陀罗尼经》[35]，智顗将方等忏法摄入“观相忏悔”中。

目前现存《方等三昧忏法》的版本有以下三部：

一、别行本《方等三昧行法》

二、《国清百录》所收之〈方等忏法〉

三、《摩诃止观》“半行半坐三昧”中之〈方等三昧〉

历来研究者对别行本《方等三昧行法》存疑，不敢确定是否为智者大师亲撰。[36]佐藤哲英提出五个疑点：（一）《方等三昧行法》书名，《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所记载智顗的著作中未收录此行法[37]；（二）《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说：“三遍召请三宝十佛、方等父母、十法王子，召请法在《国清百录》”，这是指召请仪轨参照《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但是并没有明显提到《方等三昧行法》[38]；（三）湛然《止观辅行》在解释〈方等三昧〉时，没有提到《方等三昧行法》；（四）《方等三昧行法》曾流失日本，至真宗咸平年间（1003）才由日僧寂照带回，但是考察日本的入唐八家的诸录，并未发现此书；（五）《方等三昧行法》的组织架构以“方等秘法具六缘”、“方等秘法识遮障”、“方等秘法禁法”、“方等秘法内律要诀”及“方等秘法修行”、“方等秘法受戒”（修行与受戒二者不载）等为其组织，此种架构与智者大师所制同属“半行半坐三昧”之《法华三昧忏仪》的“十科”模式全然不同，而且与《次第禅门》、《小止观》、《摩诃止观》等著作所见智顗的通常教法完全不同。[39]因此，研究者都是从思想的角度，确定《方等三昧行法》与《次第禅门》类似，故为智者大师的著作。

我们考察历来研究者所引用的资料，发现佐藤哲英、新田雅章、释大睿等都不注意道宣《大唐内典录》。《大唐内典录》成书于麟德元年（664），道宣在〈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隋朝传译佛经录第十七之余”列出智顗的十九部著作，共八十七卷，发现便有《大方等行法》一书。[40]在〈历代道俗述作注解录第六〉中，道宣又列举智顗的著作，完全相同。[41]道宣是一位学风严谨的佛教史学家，其述录必然经过仔细考查。《大唐内典录》所录智顗的著作，比《别传》所录，多出的十部主要是小部单卷论著，应该是属于弟子们根据智顗生前的讲说加以整理而成，而现存《方等三昧行法》署名“隋智者大师说，门人灌顶记”，便是这种类型。所以，道宣所录《大方等行法》便是《方等三昧行法》，这一点是可信的。

从文献学的角度，现存《方等三昧行法》是从日僧寂照带回，但是日本入唐诸家目录又未发现，这是其可疑之处。虽然，《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记载有〈方等三昧法〉一卷，但其下注明“入止观并天台国清百录部”[42]，可见此本应该是指《摩诃止观》及《百录》之〈方等忏法〉。《义天录》有记载“《方等行法》一卷”[43]，但是《义天录》编于高丽宣宗八年（1091，北宋元祐六年），晚于日僧寂照带回此本近九十年，不能作为判断唐代流传《方等三昧行法》的根据。

但是，我们在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发现有“《行方等忏悔法》一卷（天台）”[44]，这是圆仁在五台山大华严寺抄写而来。澄观曾在大华严寺专行方等忏法，而澄观在大历十年（775）至苏州，从湛然习天台摩诃止观、法华经、维摩经等经疏，然后才去五台山的。所以，澄观的“方等忏法”应该是从湛然处学习。

湛然是唐代天台宗中兴之祖，著有《方等忏补缺仪》，《宋高僧传·湛然传》录为“二卷”[45]，《佛祖统纪》亦记载“《方等忏补助仪》二卷”[46]，可见湛然《方等忏补缺仪》确实是二卷。但是，我们在日本入唐诸家目录发现都著录为“《方等忏补缺仪》一卷”，非常一致。[47]所以，我们推测湛然《方等忏补缺仪》二卷，是包含原本《方等三昧行法》一卷，而其补缺部分只有一卷。而且，既然称为“补缺仪”，而不是“补助仪”，可能是补充《方等三昧行法》所缺“方等秘法修行”、“方等秘法受戒”两部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原本《方等三昧行法》与《方等忏补缺仪》分开流通，于是便变成“《方等忏补缺仪》一卷”。

这样，我们在最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已经发现了《方等忏补缺仪》一卷、〈方等三昧法〉一卷（仅存名目，不传别卷）[48]，但是我们在此录中更发现“《七日忏法》一卷（一十四纸）”[49]，未标作者名。可见，最澄带往日本只有《方等忏补缺仪》、《七日忏法》。但是，《七日忏法》到底指什么？其与湛然关系非常密切，因为永超《东域传灯目录》在著录湛然《方等补缺仪》一卷时，紧接着便是“《七日忏法》一卷”。

我们推测，带到日本的《七日忏法》或许就是《方等三昧行法》一卷。天台忏法修习的特点，都提供以七日为一期，因此从时间上说，四大忏法都可以称为“七日忏法”。但是，《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所著录的天台忏法有：

《妙法莲华经》忏法一卷(或名三昧行法)(智者大师出)(一十八纸)

《妙法莲华经三昧补助仪》一卷(荆溪和上撰)(三纸)

《金光明忏法》一卷(智者大师出)(四纸)

《方等忏补缺仪》一卷(荆溪和尚撰)(三纸)

《请观音三昧行法》一卷(入止观并天台国清百录部)

《方等三昧法》一卷(入止观并天台国清百录部)[50]

可见，《七日忏法》势必是在这些忏法之外，对照《大唐内典录》所录智顗的著作，惟独没有《方等三昧行法》。

《七日忏法》与湛然关系密切，可能《方等三昧行法》与《方等忏补缺仪》同时流行，修习者很难断定其真正作者。二、从《方等三昧行法》的仪轨来说，“总相法”则称为“七日行法”。“方等忏法”称为“七日行法”，这是《大方等陀罗尼经》的称呼，经中提到“云何名曰七日行法”、“汝当教授七日行法”、“乃可为说七日行法” [51]，可见这就是后来的“方等行法”或“方等忏法”。《方等三昧行法》继承了经典的说法，称“方等行法”或“方等忏法”为“七日行法”。

而且，在唐代湛然在解释《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修此三昧，以七日为一期，绝不可减”时说：

初文既以七日为期，复云行道。八十七日等，即是八十个七乃至六十个七，仪则具如七日行法，但咒不同耳。[52]

七众的别相忏悔时间不同，而且咒语不同，但是轨仪是相同的，都是依《七日行法》。可见，《方等三昧行法》在唐代确实被称为《七日行法》，而《七日行法》被称为《七日忏法》则理所当然了。

而且，从用纸来看，《方等三昧行法》为十七栏，《七日忏法》（一十四纸）仍然有所差别；[53]其差别在于《七日忏法》或《七日行法》中，没有“别相法”，别相忏悔内容在《大正藏》刚好是三栏，则刚好为十四纸。可见，最澄所录《七日忏法》正是《方等三昧行法》。

这样，我们便解决了佐藤哲英、大野荣人、新田雅章、释大睿等研究者对《方等三昧行法》的悬疑或犹豫，可以真正确定《方等三昧行法》为智顗的著作。道宣《大唐内典录》对《大方等行法》的著录，湛然《方等忏补缺仪》二卷到一卷的变化，最主要的是考察了最澄所录《七日忏法》一卷即是《七日行法》，亦即《方等三昧行法》的主体部分，以及圆仁所录《行方等忏悔法》，都可以证明现存《方等三昧行法》是智顗亲撰的著作。

当然，《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和《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二者比较一致[54]。前面提到〈方等三昧〉的“召请法”在《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但是《国清百录》的编撰是在智者大师圆寂之后，而《摩诃止观》是他晚年讲述，这是灌顶（561-632）在整理《摩诃止观》时所加的说明。[55]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解释说：

言《百录》者，大师在世未有此指，大师灭后，章安等集事迹，都有百条，故云《百录》。说止观时寺犹未置，即治定时，寺已成竟，已撰《百录》，故有此指。[56]

《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在章安整理《摩诃止观》时，应该是大众所熟知的仪轨，所以章安才会加以说明。而〈方等忏法〉和〈方等三昧〉为智者大师亲撰，这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是《国清百录》与《摩诃止观》所收录。

至于《方等三昧忏法》成立的时间，因为版本不同，仪轨简略程度不同，所以会有所差别。“方等三昧”或“方等忏法”的修学，这是依《大方等陀罗尼经》而形成的行法，分为七众通行的“总相法”和七众别行的“别相法”，诵咒行道，从而组织成《方等三昧行法》。但是，《方等三昧行法》非常复杂，而且要求非常高，于八十七日、九十七日、六十七日、四十七日等长期“别相忏悔”的七众别行的部分，自然会被省略，从而简化为七众通行的以七日为一期的行法，这就是《国清百录》所收的〈方等忏法〉，唐代时期被称为“七日行法”或“七日忏法”。而智顗在讲述《摩诃止观》时，建构四种三昧的体系时，于是更简化〈方等忏法〉而成为了〈方等三昧〉。所以，“方等忏法”的形成，是从最初的复杂的行法而逐渐简化，依次为《大方等陀罗尼经》→《方等三昧行法》→〈方等忏法〉→〈方等三昧〉的次第[57]，但是在唐代时期亦流传在《方等三昧行法》除去“别相忏悔”的咒语的版本，即最澄带去日本的《七日忏法》（十四纸）。

从仪轨形成简化的次第，我们可以断定三种版本《方等三昧忏法》形成的时间。天台忏法是以《法华三昧忏仪》，以“十科”作为其行法组织，《方等三昧行法》的组织是具六缘、识遮障、禁法、内律要决、修行、受戒，明显与《法华三昧忏仪》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方等忏法〉的仪轨结构，劝修、方便、方法、逆顺心、表法，则与《法华三昧忏仪》的劝修、前方便、一心精进方法、正修行方法、略明修证相的组织结构十分相近。村中祐生曾经指出，《法华三昧忏仪》的第一“严净道场”和第二“净身方法”，《方等三昧行法》的“识遮障”说明四调适的部分有简略的表现，这是二者唯一的类似点。[58]

《次第禅门》是智顗前期时代著作的代表作，佐藤哲英将《方等三昧行法》与《次第禅门》进行比较，发现前书的“饮食调适”、“坐禅调适”与后书的“调五事”比较一致，前书对忏悔的解释、善根的分类，比后书朴素、原始。所以，智顗对《方等三昧行法》的述作，应该在《次第禅门》的讲说以前。[59]因为，慧思、智顗都曾经修习“方等忏法”，则必定有所本，而智顗在瓦官寺期间，弟子法喜和俗兄陈针等僧俗间相当盛行“方等忏法”，所以智顗必须在以前行法的基础上，从而述作《方等三昧行法》。

但是，有些学者对《方等三昧行法》“禁法第三”在讨论善恶业相时，提出菩萨出世间定善能发一切禅，又一切禅可分为现法乐住禅、出生三昧禅、利益众生禅等三种，并配以融摄中道第一谛、真谛、俗谛等三三昧，得此三谛三昧名三昧王。[60]此中将三种禅法，摄三谛三昧，但却未见一心三观、三观三谛圆融之实相禅观的叙述，故只能说《方等三昧行法》可能非智者大师早期著作，而是接近三大部时期之作品。[61]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确实如新田雅章所指出，《方等三昧行法》中只是介绍此“三谛三昧”名称而无具体内容，所以不影响行法与《次第禅门》的亲近性。[62]因为，从《大方等陀罗尼经》本身来说，便阐明中道实相正空的思想，经中说：

寂灭涅槃亦复皆空，一切虚空分界亦复皆空，吾为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真实。恒伽曰：实何用求？汝言一切万法亦复皆空，何用求为？答曰：以空空故为实。[63]

经中亦是强调诸法性空，以空空为实相。而且，经中还说：“若以施时，莫择上、中、下性实相世谛，于有无法而不分别。若分别者。即名菩萨著我、人、寿者，亦著行者，不名菩萨住心中道得究竟慧。”[64]所以，《大方等陀罗尼经》便隐含着三谛的思想——性、实相（空空）、世谛，至少有类似三谛的名称，而且一直强调“中道究竟慧”。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经典本身的思想，便为智顗用三谛三观思想进行诠释，提供了开放的视域。

所以，我们同意佐藤哲英的观点，《方等三昧行法》是智顗在瓦官寺时代（567-575）的著作。而《国清百录》的〈方等忏法〉的形成，则可能时间跨度比较大，因为在实践的修行中，逐渐会根据天台忏法的仪轨结构，对《方等三昧行法》进行简化与建构，所以可能是瓦官寺时代乃至天台山栖隐时所作。而《摩诃止观》的〈方等三昧〉，是智者大师讲述《摩诃止观》时所说，则是开皇十四年（59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