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山佛教研究两则

作者：黄夏年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6日

 内容提要：伏牛山佛教的僧兵与清代伏牛山佛教的衰落，是河南佛教史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本文通过历史考察，指出伏牛山的僧兵排在明清两代僧兵里的第二位，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商业通道的重要性有必然的关系，随着矿藏开采的减少和商道的改变，伏牛佛教的衰微，僧兵的消失也是必然的。清代以后，受到当地悍俗的民风影响，以及社会的动乱和无序，伏牛山佛教也在走向低迷，变得更加世俗，许多出家人之所以不再到这里修行，当然也与清政府打压邪教，镇压乱党有重要的关系。

关键词：伏牛山佛教  僧兵  邪教  交通贸易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伏牛山佛教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兴于唐代，清幽自然山水成为有志于隐居的隐者去处。元代伏牛山在全国的佛教界产生了影响，佛教界已经将其与五台山、峨眉山和少室山是同等看待。明代伏牛山的佛教已经有了明显的禅宗派系特征，四川佛教禅宗无际明悟禅师的弟子与后人，如伏牛无碍鉴、伏牛物外圆信、伏牛月天、伏牛文若斌、伏牛无碍明理禅师等人都在此修行。明末清初伏牛山佛教仍然有影响，以修练为特点的伏牛山佛教在中国佛教界里崛起，“方今海内禅林，第一赖有牛山苦行，非诸方可及”，伏牛山的佛教不仅受到佛教界人士的重视，也受到了朝廷的注意，明孝宗弘治皇帝的母亲“肃皇太后”专门在伏牛山敕建了慈光寺，供僧人们修练。这时来山的僧人里面，许多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僧人，“固一代丛林师表也。”当时“计厥山盘据五百里，而（路+若）子散处，事农诛茅为庵者，不下数百墅。”伏牛山的僧兵在这时也享誉世间，被认为是仅次于少林，产生了影响。清代以后伏牛山的佛教渐渐衰落，乃至最后不显。本文即探讨伏牛山的僧兵与清代伏牛山佛教的情况，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僧兵问题研究

僧兵，顾名思义就是指的以佛教僧人的身分组成的有组织的武装队伍。这在中国和日本佛教里面都有这种现象。中国的僧兵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河南少林寺最为典型。根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初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的少林寺，是以坐禅为修行的寺院，但是僧人们在长期坐禅之后，也要动一动，于是僧人们以习武来弥补坐禅只静的不足，武术开始进入佛教的寺院。敦煌壁画中有僧徒习武的图画。另一方面，这时正是中国大地战乱频仍的时期，不少寺院为了图于自存，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1]后来这些力量还参与了世俗政权夺权的斗争，例如流传甚广的少林寺“十三棍僧救秦王”的故事，就是一个显明的实例。

少林寺僧兵的故事是取自唐代夺取政权的时候，至少说明在唐代时已经有了僧兵的例子。《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释智实传》记载：

武德七年，猃狁孔炽，屡举烽爟。前届北地，官军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见知，武皇通重，给其妻媵，任其愆溢。僧众惘然，无敢陈者。奏请京寺骁捍千僧，用充军伍。有勅可之。雅即通聚简练，别立团队。既迫王威，寂无抗拒。实时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怀，恐兴异度，事或彰陈，必累大法。乃致书于雅曰：‘与子同生像季，共属陵迟。悲六道之纷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游凤阙，恒遇龙颜，理应洒甘露于帝心，荫慈云于含识，何乃起善星之勃见，鼓调达之恶心，令善响没于当时，丑迹扬于后代，岂不以朝含安忍，省纳蒭荛。恣此愚情，述斯顽见。嗟乎，可悲寔伤，其类且自，多罗既断，终不更生；折石已分，义无还合。急持衣钵，早出伽蓝，使清浊异流，兰艾殊别。使群臣息于讥论，梵志寂于谤声。定水噎而更通，慧灯晦而还照。此言至矣，想见如流。’雅得书逾怒，科督转切，备办军器，克日将发。实腾入其众，大哭述斯乖逆，坏大法轮，即是魔事。预是千僧同时号叫，听者寒心下泪。实遂擒撮法雅，殴击数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据。’雅以事闻帝，云：‘此道人大麁。’付法推刻，即被枷禁，初无怖色。将欲加罪，仆射萧瑀等奏称精进有闻。勅乃罢令还俗，所选千人并停复寺。实虽处俗壤，而兵役得停，欣泰其心，曾无憾结。贞观元年，勅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捡挍佛法，清肃非滥。实恐法雅犹乘先计，滥及清徒，乃致书于使曰：‘沉俗僧智实白：实怀橘之岁，陟清信之名；采李之年，染息慈之位。虽浅智褊能，然感希先达，窃见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游秦，似远公之入晋，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结草之心，思报皇王之恩，奉酬覆载之德，乃于支提静院，恒为宰杀之坊；精舍林中镇，作妻孥之室；脱千僧之服，四海怆动地之悲；谤七佛之经，万国嗟诉天之怨。自汉明感梦，摩滕入洛已来，无数名人颇曾闻也。皇帝受禅，抚育万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无秽。公策名奉节，许道亡身，除甘蔗之灾，拔空腹之树，使禅林欝映，慧苑扶踈，茂实嘉声，振于邦国，宁可忍斯邪佞，仍捧钵于祇桓，弃我贞廉，绝经行于灵塔。龙门深浚，奉见无由。天意高悬，流问何日？惟公鉴同水镜，智察幽微，仰愿拯惊，翼于华箱，济涸鳞于穷辙。轻以忓陈，但增悚惧。’后法雅竟以狂狷被诛。”[2]

由上可见，唐初确实是有“僧兵”，这是僧人们在为了寺院的利益上，在得到皇帝的特许的情况下而组织起来的。虽然后来由于僧人智实等人的反对，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实现，但是寺院的习武风气还是保存下来了。到了明代以后，僧兵的出现已经成为现实。《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记载：

乡兵者，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其隶军籍者曰浙兵，义乌为最，处次之，台、宁又次之，善狼筅，间以叉槊。戚继光制鸳鸯阵以破倭，及守蓟门，最有名。曰川兵、曰辽兵，崇祯时，多调之剿流贼。其不隶军籍者，所在多有。河南嵩县曰毛葫芦，习短兵，长于走山。而嵩及卢氏、灵宝、永宁并多矿兵，曰角脑，又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运石，远可及百步。闽漳、泉习镖牌，水战为最。泉州永春人善技击。正统间，郭荣六者，破沙尤贼有功。商灶盐丁以私贩为业，多劲果。成化初，河东盐徒千百辈，自备火砲、强弩、车仗，杂官军逐寇。而松江曹泾盐徒，嘉靖中逐倭至岛上，焚其舟。后倭见民家有鹾囊，辄摇手相戒。粤东杂蛮蜑，习长牌、斫刀，而新会、东莞之产强半。延绥、固原多边外土著，善骑射，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大滕峡之役，韩雍用之，以摧瑶、僮之用牌刀者。庄浪鲁家军，旧隶随驾中，洪熙初，令土指挥领之。万历间，部臣称其骁健，为敌所畏，宜鼓舞以储边用。西宁马户八百，尝自备骑械赴敌，后以款贡裁之。万历十九年，经略郑雒请复其故。

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

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湖南永顺、保靖二宣慰所部，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诸狼兵，四川酉阳、石砫秦氏、冉氏诸司，宣力最多。末年，边事急，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其利害亦恒相半云。

这段文字，说明明代有一个“乡兵”制度，乡兵平时定期训练，农忙时回去耕种，战时应征。《明史·兵志三》中说：明朝廷在“卫所之外，郡县有民壮，边郡有土兵。”僧兵也属于“乡兵”之一。少林寺的僧兵，应该属于乡兵的一个特例。如《通雅》卷二十五载，“若各地所产，当时如直隶保定、徐邳箭手，河南嵩卢渉及永宁、登丰、宜阳、灵宝等县之毛葫芦矿夫角脑，江南太仓、崇明、嘉定沙兵，四川白杆子、浙金华义乌、东阳钯牌处州坑军，杭嘉湖盐徒，湖广抢弩钩䥥、闽漳环被藤牌，江右长寕大旗，闽粤縁山赤脚。少林、伏牛、五台莲花寺，选皆系民兵之素錬籍之，即为精良者。”

《明史》提到了伏牛山有僧兵，后世的许多书都沿袭了这一说法。如《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八云：“又僧兵有少林、伏牛、五台。倭乱，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战亦多胜(《古今图书集成》言武艺胥推少林，次为伏牛，次为五台之三者，其刹数百，其僧亿万，下征调之命，蔑不取胜，诚精兵之渊薮也。)。葢明自中叶后，天下卫所之兵，几于徒有虚籍，缓急所恃，惟民兵及诸乡兵与四川、粤西、湖广三省之土兵而已。”其中少林僧兵应朝廷征召，痛击了倭寇，为国家的安定作出了贡献。又如翁家港的天员为乡兵首领，组织队伍素有纪律，大臣   前去见他时，其人“适与高僧翻阅藏经三千，而遍其书有经有论有律三才之理，靡所不载，用兵之诀，间见而杂出，非心闲气定不能从容紬绎，天员学有渊源，宜其用武，临戎而變化不窮，大與少林增光。”[3]伏牛山的僧兵排在少林之后，五台山之前，在“其刹数百，其僧亿万”的情况下，伏牛山的僧兵能被载入史册，表明了伏牛山僧人的实力。伏牛山的僧人之所以能够排在少林之后，处于第二的地位，个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伏牛地区有丰富的矿藏，为了保卫这些矿藏，伏牛山的僧人组织了僧兵的队伍。《筹海图编》卷十一说：“今之武艺天下，胥推少林，其次为伏牛。要之伏牛诸僧，亦因欲御矿盗而学于少林者耳。其次为五台。五臺之本之楊氏，世所謂楊家鎗是也。之三者，其刹数百，其僧亿万，内而盗贼，外而夷狄，朝廷下征调之命，蔑不取胜，诚精兵之渊薮也。”

其次，除了矿藏的原因之外，伏牛山的僧兵组织还与伏牛地区处在商道关隘的地理环境有重要的关系。清代工部议覆、河南巡抚雅尔图曾经巡视这一地区，之后给朝廷上报说：“南阳府属之浙川县，旧有荆紫关，在县城西北一百二十里，路通湖广山陕，且控制伏牛山，形势险仄，实为本省扼塞。”[4]《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八十二载：“谕鄂容安就近料理豫省河务，九月䟽言豫省有伏牛山，居嵩山南界，连秦椘二省，袤延八百余里，山多箐宻。臣于查阅营伍之便，自郏县汝州至伊阳县，渡汝水入伏牛山，经十八盘等处，至孙家店阅兵，复由分水岭等处至嵩县，出伏牛山，亲历查看，饬各员弁不时巡查，该管道员严加督察，再豫省各关其近秦省者陜州，有硖石关灵宝县，有函谷关阌乡县，有大谷关近楚省者淅川县，有荆子口关信阳州，有平靖关桐柏县，有犂耙口，俱通商大道，恐奸宄藏匿，现饬行保甲严斥堠。”    亲临伏牛山检查营伍，已经说明伏牛山地区的重要性，因为它是陕西、河南与湖北三省的交界，其所通达的地区，都是重要的关隘，如硖石闗、函谷闗、大谷闗、荆子口闗、平靖闗以及犂耙口等地，而这些地方由于“俱通商大道，恐奸宄藏匿”，所以他强调要“现饬行保甲严斥堠”。其所阅兵的嵩县孙家店不仅是伏牛山地区的一所重要屯兵之处，而且也是陕西与河南二省兵力汇集之所，故两省之地的兵员悉由孙家店兵总来管辖，《欣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八十六载：“卢氏县汛，属嵩县营守备，辖河南府将兼辖，请移嵩县城守偹，驻伏牛山之孙家店，移陜州营，协防灵宝县之外，委千总一陜州营马兵三歩兵二十二驻卢氏，归陜州都司兼辖其嵩县营，原设卢氏汛，把总马歩兵拨归孙家店营守备。”由兹可见，伏牛山的僧兵形成与发展是有多种原因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与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商业通道的重要性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伏牛山的僧兵排在明清两代僧兵里的第二位是必然的，以后随着矿藏的开采的减少和商道的改变，伏牛佛教的衰微，僧兵的消失也是必然的事情了。

最后，可惜的是历史上虽然记载了伏牛有僧兵，并对其担负的主要任务有所披示，但是关于僧兵的具体组织情况，以及操作的事实，乃至僧兵的领导与人物，包括活动等等，缺少这方面的资料，还要有待于今后的开发。

二、清代的伏牛山佛教的衰落与邪教兴起

伏牛山的佛教进入清代以后，现在还没有见到很具体的资料，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清代时伏牛山的佛教突然极具衰落，乃至最后不显。根据一些旁证，我们也许猜测得出来其衰落的原因。

在《清实录》里曾经记载了一些清代伏牛山的情况，由于这里是三省交界之处，也是交通要道，地形复杂，故在乾隆时期开始，朝廷对伏牛山地区一直看管很严。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朝廷：“伏牛诸山，袤延八百余里，地广人杂，最易藏奸。原设巡检四员，不足以资弹压。查山内在嵩县所属之孙家店一处，当鲁山、南召、内乡、卢氏等县之中，为商民往来要路。请将嵩县城内守备一员，即带存城之兵，移驻孙家店，另于河北镇标左右营内，抽拨把总一员，带兵二十名，驻札县城，归该守备管辖。河南府通判专司捕务，请移驻孙家店，协同守备巡查。汝州所属之杨家楼，为伊阳、汝州、交界入山总路，请将汝州州同、移驻杨家楼。陕州所属卢氏县之朱阳关，亦系要区，请将陕州州判移驻朱阳关。浙川县之荆紫关，路通湖广、山、陕，实为扼要，请抽拨南阳镇标右营守备一员，带兵四十名，驻札关口，原设之外委把总彻回，至山中岔径要路，凡六七处，请令南北两镇，量拨汛兵巡防，所需衙署营房，估计动项建造。”[5]朝廷同意了抚雅尔图的请求。

清代朝廷当时把伏牛山看作是盗匪出没藏身之处，特别是一但逃犯进入此地，就无法捉捕，为此朝廷一直对这一地区进行严格的察防，军机大臣何煟曾向朝廷禀奏：“逆犯严金龙，逃往郧阳之竹山房县等处。该地西通川陕，北界豫省，更恐窜入伏牛山。已委员于路通川陕之处，及附近随州东南一路，分往搜拏等语。严金龙一犯。罪大恶极，必须上紧擒获，早正刑诛。[6]翰林院编修吴观礼亦奏：“据称河南西南两路，频有匪徒蠢动。近闻首恶窜入伏牛数县，界连秦楚，为盗贼出没之薮，不急掩捕，恐其啸聚为患……此山绵伏牛山一带，务将首要各匪，捕净尽，毋任远扬。并着左宗棠、谭钟麟、李瀚章、潘霨各添队伍，入伏牛山……。[7]左宗棠带领的军队，是清代的精兵之一，将此此派遣到伏牛山来剿匪，可见这一地区已经成为清廷的心腹之患。为此，地方官一直要求增兵在这一地区，并且严格控制这里的安全，如“河南巡抚尹会一奏称。伏牛山界连数邑，地方辽阔，惟鲁山县之赵家村为适中之地，请设巡检一员，弓兵三十名，弹压巡防。大隗山、四川县界址交错，而禹州之白沙镇街，密县之平陌村，新郑之孙家河，均系入山要路，各处应建墩台营房，并拨马步兵丁防守。” [8]河南巡抚雅尔图亦奏称：“再查伏牛山，岔径要路甚多，所有马市坪、留山店、三川店、各议拨兵巡防。应如所请。”[9]河南巡抚鄂容安又奏：“豫省伏牛山，错杂九县之中，袤延八百余里，崎岖窄狭，行步艰难，无驻宿之地。是以员弁巡查，仅于山外大路，偶尔一到，稽查难周。臣因查验营汛，由伏牛山一路至嵩县，遍为巡查，熟看形势。若该管员弁，常能巡行，奸宄实难潜匿。现严饬文武驻防人员，并各该印官，务须一年中多次往来，留心查察。”[10]

伏牛山也是邪教（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些会党或会道门）流行的地方。这些邪教的活动，同样也引起朝廷的不安。据载“礼部会议兵部侍郎今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湖广、山东、河南等省，常有邪教之事。豫民尤愚而易诱，每有游棍僧道，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或指烧香礼斗，拜忏念经，求福免灾为词，哄动乡民，归依其教。展转纠集多人，奸宄百出。且大河以南，山谷深邃，奸徒便于藏匿。山居百姓，本有防身刀械，少壮又习悍俗，如少林寺僧徒，素以教习拳棒为名，聚集无赖。邪教之人，专意煽惑此等人入伙，与其发觉后，四出擒拏，尽寘诸法，何如豫先防察晓谕，设法潜消等语。查禁止师巫邪术，律有明条。雍正五年十一月内，钦奉诡谲者，虽无煽诱情事，递籍收管，倘邪教有据，严拏究办,务尽根株。至少林寺僧徒,向习拳棒,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亦世宗宪皇帝特谕,严禁学习拳棒。应如所奏，行令河南抚臣，转饬各该地方官，密行稽查。傥有前项邪术匪徒，诱骗无赖入伙，严拏究治。被诱之人，分别照例治罪。其游方僧道，除验明照票、踪佑、自首，蠲免治罪。兼于每月朔望，宣讲应严禁，违者究治。其深山邃谷，饬文武官，会遣兵役搜查，仍约束毋得滋扰。至现办梁朝凤案，党类尚多，或有似此邪教未发者，亦应如所奏，出示开谕，凡习教者不拘本犯首从，及家属圣谕时，地方官将律载邪教妖言各条，分晰讲解。并将雍正五年严禁学习拳棒，谕旨宣读，俾知警惕。又奏称，汝州伏牛山，界连伊阳、嵩、鲁、南召等县，山冈邃密，最易藏奸。闻抚臣已请设巡检一员，取阅山图，四面宽广，形势实属险要，必宜安设营兵。请抚臣，会同镇臣，妥议安设文武官弁，添拨兵丁。其余属境似此者，一并查勘酌议等语。查伏牛山，业经九卿议准前巡抚尹会一题奏案内，准添巡检一员，弓兵三十名，并令该管道员，各县印官、武职、按季入山巡查，并非专责巡检弹压，应将所奏，毋庸议。” [11]清代各地的会道门非常热闹，伏牛山的复杂地形和悍俗之风，成为会党集中与传播的地方。这时少林寺的“天下武术出少林”观念的影响，使许多会党都以习武为标傍，以少林武术的名义，招揽天下之人，已经成为武术界的金字招牌。伏牛山本来就是习武成风的地方，因此一些“游棍僧道” 必然会用各种巫术与行医等手段，哄动乡民入教，如段文经、徐克展等人，“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借邪教为名”，“阴图叛逆，许封官职，谋占城池，实属罪大恶极，覆载难容。”[12]又如，“山东菏泽县人王札根即王景元、同拜钜野县人路宗染为师，学习四宫四卦之教。”[13] 路宗染又在河南扶临山或伏牛山居住的朱法桑处习教。东明县习教匪犯王二大嘴家内搜出铁枪铁叉。秦國棟与秦國仕参与伊陽縣害官案，案发之后竄入伏牛山，等等。这些在朝廷的眼里都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从当地政府官员上书给朝廷的奏文里，可以看出，在伏牛山地区，匪患是非常严重的，文中所提到的所谓“游棍僧道”，里面就包含了佛教的僧人，而这些僧人虽然不出名，但是一定武艺不错，且懂一些医术，并且在当地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他们不和政府合作，所以要受到政府的打压。由是也说明了，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以修行自在和清净解脱的伏牛山佛教，到了清代以后，受到当地悍俗的民风影响，以及社会的动乱和无序，正在走向低迷，变得更加世俗，许多出家人不再到这里修行，伏牛山的佛教最终不再发生影响。

三、结  语

伏牛山佛教的盛衰与变化，始终与中国政治格局有着重要的联系。魏晋道安法师就是在中国北方发生战乱的情况下，率领僧团进入伏牛山陆浑。唐代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的西安，伏牛山的佛教在这时开始进入了第一个盛涨的时代，随着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到了五代和两宋时期，伏牛山的佛教开始消沉，历史资料阙载。元代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再度回到北方，伏牛山的佛教资料逐渐见诸于史籍，特别是到了明代，北京城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伏牛山的佛教重新发生全面的影响，超过了以往。

伏牛山佛教的变化与古来的商业贸易道路的变化有重要的联系。伏牛山绵延八百里，是连接我国陕西、河南与湖北等地的必经之路与要冲。源出嵩县西南南阳府北界山的汝水，“东流经县南之伏牛山，即天息山，又东北经伊阳县南，又东北经汝州城南，又东南经宝丰县北郏县南，又东南经襄城县西南，又东南㑹沙河。”[14]水路汝水，可以抵达汉江，再达长江。陆路，通过陕西灵宝竺地的硖石闗、函谷闗可以西到达长安与丝绸之路接壤，南上可以通过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南阳到达湖北襄阳，进入长江流域。所以伏牛山是中国历史上连结南北两地的通道之一。正是由于它的独特地理位置，不仅使它成为商业贸易的孔道，而且也成为历代驻军之地。佛教的传播总是伴随着商道而进行的。道安率领僧团选择陆浑作为避乱之地，就是看到这里可以南北奔走的缘故。唐代盛世，南北商业往来频繁，伏牛山的佛教鹊然而起，自在禅师从南方来到这里止住建寺修行。两宋南方与北方发生战争，商路不通，伏牛山的佛教不显。明代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南北两地重开商贸，伏牛山的佛教再度进入了新的鼎盛期。到了近现代，伏牛山的商业通道已经被其它的道路取代，所以其佛教也不再显赫，渐渐失去往日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