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王朝以后印度社会的政治

作者：象本 来源：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06日

一、绪  论

自孔雀王朝之后，印度社会在政治上，由于频繁的战乱而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整个社会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在宗教上，巽迦王朝的补沙密多罗自中印度起，进行了大规模的排佛运动，因此，佛教遭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和毁坏，婆罗门教便藉着这一运动而势力抬头并逐渐复兴，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不断地受到来自婆罗门教的压制及其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因此，在当时，作为佛教徒，则受到了双重的苦难，一是，当时的动荡不安的社会所带来的，另一则是婆罗门教所带来的。这一双重的苦难，从而激励了当时的佛教徒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去重新地审视佛教自身，思考佛教在当时社会的处境和作用，面对如此的灾难、死亡和痛苦，佛教到底应该怎么做？佛教的今后的出路又是在哪里呢？面对这一双重的苦难，使得当时的佛教徒对苦谛这一佛教真理，有了更深的认识，由个我的苦痛而拓展到他人及整个社会的苦痛，由悲己而悯人的这种悲悯之情，从而使得自我觉醒了的佛教徒，背负起了拔脱众生于这一苦难深重的社会的时代使命。因此，佛教徒的这一时代使命，而促使了佛教的自身，达成了对当时已远离信众且形式上已僵化了的部派佛教的反抗运动，从而使之回归到佛陀的本怀精神，并使一直隐而未显的菩萨乘的大乘思想得以彰显。这便是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因。因此，大乘佛教兴起的直接原因便是要济拔众生于这一苦难深重的社会。

当然，对于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因，前人有作过很多的的研究，如中国有印顺法师[1]、吕澂先生[2]、许地山先生[3]、李世杰先生[4]等等；日本学者有以平川彰先生[5]为代表的诸学者等等；以及西洋的一些学者等。

而本文则是要试图从大乘佛教兴起之际其当时所面对的深重的社会苦难这一方面入手，来谈大乘佛教兴起的原因。正确与否，仅供参考。

二、正  文

佛陀当初在菩提树下目睹明星，大彻大悟所体悟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不变的。但作为宣说释尊所体悟这一伟大真理的佛教，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的。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其所背负的社会使命感也是不尽相同的。因而从历史的演变来看，有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的不同。

本文则是要来探讨大乘佛教兴起之际的时代背景。大乘佛教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发扬“菩萨道”精神的佛教。一般地认为，大乘佛教开始兴起的年代，为公元前一世纪中叶。[6]那么大乘佛教是在怎样的时代和环境下兴起的呢？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兴起之际的印度社会是怎样的呢？本文仅试着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的背景，要从孔雀王朝的崩溃之后谈起。公元前184年，阿育王的重孙多车王被大将补沙密多罗所弑，自此曾盛极一时的孔雀王朝宣告灭亡。孔雀王朝灭亡后，印度又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和以往十六国时代所不同的是，这时的割据局面已扩展到南印，在北印和南印都有一批雄居一方的国家。林立的各国之间又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与此同时，西北印度的外族入侵的斗争也是从未间断过，这样则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民的苦难加深。

在佛教中，佛陀化世的本怀，是使得有情众生离苦得乐最终获得解脱。因此，四圣谛和八正道，正是为这一目的而开出。深重的社会苦难更加加深了人们对苦谛的认识，特别是佛教徒。此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佛教徒从个我的人生是苦的体悟中，扩展到了他人的身上，以及整个社会的有情众生身上。进而激起了不仅要自度而且还要度他、不仅要自利还要利他的悲悯之情。这种自度度他和自利利他的大乘的菩萨乘精神实际上是出自释尊的本怀，只是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之时，一直是隐而未显未被佛教的弟子们所重视而已。正如圣严法师所说：

佛陀以利他为要务的救济工作，已说明了大乘菩萨的精神，只是当时的弟子们觉得，罗汉与佛的解脱虽同一味，罗汉终究不及佛的伟大，佛是由菩萨而成，菩萨也仅是指未成佛前的释尊。[7]

说它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之时是隐而未显的理由有很多，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的对整个佛教的发展所作的分期，即是最好的一个明证。另外，在早期的佛教典籍中，我们发现，早期的阿含圣典中即已经具有了大乘的名目和大乘的思想了。只是未被佛教弟子们去重视罢了。如《杂阿含经》卷二十六，有：

以有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事，随顺之法故，是故有大士。[8]

又《杂阿含经》卷二十八，以八正道的修持者，名为大乘；[9]同时迦湿弥罗有部所依之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四十五：

乃至出家得阿罗汉果，或有发趣声闻独觉乘心者，或有发趣大乘者。[10]

另外在《增一阿含经》卷十九，明白地载有大乘的六度。如经云：

……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之道。佛告弥勒。若菩萨摩诃萨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罗蜜。疾成无上正真等正觉。……是谓菩萨成就此初法。具足六度。……复次。弥勒。菩萨布施之时。普及一切。不自为己使成无上正真之道。是谓成就此三法。具足六度。复次。弥勒。菩萨摩诃萨布施之时。作是思惟。诸有众生之类。菩萨最为上首。具足六度。了诸法本。”[11]

因此，虽然在佛教的早期圣典中即有了这些大乘名目和大乘思想的出现，由于外因的不足，却并未被重视，直到孔雀王朝灭亡，随着各国的兼并战争和外族的不断的入侵所带来社会苦痛的不断地加剧，这种自佛陀本怀所流出的自利利他、自度度人、普度众生的菩萨精神的大乘佛教才得以日益彰显出来。

那么，自孔雀王朝以后，印度社会的政治状况是怎样的呢？下面将分为两个方面来具体加以说明。

1、王朝的兴替及兼并战争

弑君之后的补沙密多罗，即拥兵自立，建立巽迦王朝（前185—前73年）取代孔雀王朝。巽迦王朝仍以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为都城。其所统治的区域，在《孔雀王朝以后的政治与文化的动荡》一文中写到，其“建王朝后，起初时，据有恒河流域为中心的地带，其后曾一度扩张到北印度地区。但是经过约有百年之间，逐渐为诸政治势力所压制，终以局缩于摩揭陀一块地方而告灭亡。”[12]。补沙密多罗王年青时即勇敢善战，当在公元前155年孔雀王朝之时，其即率军击败连连得势的希腊军队的入侵，终解首府华氏城之危。[13]巽迦王朝建立之后，即以正统自居，对孔雀王朝崩溃之后纷纷独立的诸王邦，进行兼并战争。如《印度通史》中写道：

不数年弗（补）沙密多罗欲称皇，乃举行马祭。先由婆罗门僧选定军马一匹，放之向东北方驰骋，随后以军马百匹，军士百人以为护卫，任最初所放之军马任意在各地行动。凡该军马通过之王邦，若自认甘为祭祀国之属邦者，则须增添兵士加入护卫队内；若不自承认为属国或该军马通过者，即发生战争。其时弗沙密多罗之军马却被希腊军队所阻，因此，战事遂即发生。当时统率军马卫队者为弗沙密多罗之孙婆须密多罗Vasumitra，勇敢善战，卒将希军击败于印度河两岸之地。

继之毗罗婆邦Viderbha之王耶柔森那Yajansena自行独立，不愿归附。其时，弗沙密多罗之子阿格尼密多罗Agnimitra为南印度总督，乃率兵攻之并其地。”[14]

因此，兼并战争时有发生。同时，这样的兼并战争，也使得巽迦王朝的“领土伸展到远至南方的纳尔马达河（即纳尔默达河）”[15]，西北“远至旁遮普的贾兰达尔和锡亚尔科特。”[16]除此之外，据史书记载，巽迦王朝亦与南方的强国案达罗王国时常发生战争。[17]

除了对外时常有战争发生之外，巽迦王朝的宫廷内部似乎也不甚稳定，如巽迦王朝的第四代主婆苏密多罗即被其属臣密多罗毗陀（Mitraveda）杀死于一剧场中。当王位传至第十代国王提婆菩蒂（Devabhuti）时，此王又被其属臣婆须提婆（Vasudeva）所杀。自此，巽迦王朝宣告灭亡，婆须提婆自立王朝名甘婆（华）王朝（前73—前28年）。

甘婆王朝在第四代国王苏斯罗门（Susraman）在位时，为南方的案达罗王国所灭。甘婆王朝前后共历四十五年。对此之四十五年，周祥光说道：

无治绩可言。其时印度小邦林立，战争频仍。[18]

因此，频繁的战争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自甘婆王朝被灭之后，中印度即为案达罗王国所兼并，并进而不断地向北拓展领土。

案达罗王国，其为案达罗族（达罗毗陀族的一支）所建立，说泰卢固（Telegu）语，其所居之地位于Godavari（今戈达瓦里河）  和Krishna（今克里希奈河）两河之间。案达罗国土之大仅次于孔雀王朝，有城镇三十座，步兵十万，战马两千匹及一百象队。其第一代王为施摩伽（在位：前220—前197年，计23年），阿育王在位时，表面上臣服于孔雀王朝，阿育王一死，即脱离孔雀王朝，成为一独立的王国。施摩伽王死后，由其弟克立须那嗣位。克立须那将其王国扩展至全部南印，并自称南印皇帝。

事实上，即使是在阿育王之时也不曾将全部南印统一，阿育王仅是在当时的羯陵伽一役即死十万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阿育王因此一役而深深地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归信佛教，实施佛化政治。因此，克立须那能将其王国扩展至全部南印并自称南印皇帝，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肯定是不会少了战争。

根据印度历史记载，早期的案达罗王朝，在其东南方，即有一支强劲的敌国——羯陵伽王国[19]，羯陵伽王国在阿育王死后即脱离孔雀王朝的控制，并在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国王卡罗毗拉领导下强大起来。据说，这位国王，对北方不仅压下了巽伽王朝的气焰，[20]同时，其对南方的征服曾达到了案达罗王朝的戈达瓦里河以南的地方。[21]因此早期的案达罗王朝，与羯陵伽王国之间是发生过战争的。可惜的是羯陵伽王国，在国王卡罗毗拉死后，即象流星一样迅速地消失了。[22]

事实上，对印度极南部的征服，也并非易事。根据印度历史记载，在文卡塔山外的印度极南部，以泰米尔语或达罗毗荼语著称的地方被分割成许多的国家，其中有三个国家最为重要，即朱罗国、潘迪亚国和鸡罗国。其中朱罗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埃拉拉国王在位时曾征服过锡兰。这就说明了它在军事实力上是十分强大的。同时，潘迪亚国是以商业和学术见长，因此，是为经济和文化的强国。所以，案达罗王朝在对这些国家的征服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有可能是进行了多次的战争之后，才对其完全征服的。这样，随着战争的次数的增加，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就会更大，对社会破坏也会更大，给人民所带来的苦痛也会越大。

在西部，案达罗王朝与西印度的塞迦族的战争时有发生，几乎可以说一直伴随着整个案达罗王朝的始终。如周祥光在《印度通史》中写道：

惟在案达罗国存在期中，时与西印度之释迦族[23]Sakas战斗，经久不息。[24]

据历史记载，案达罗王朝有一位叫瞿昙密普多罗萨多伽尼(Gautamiputra  Satakarni)的国王在位时，“曾击败释迦族及波罗婆族恢复安陀罗[25]国当日之光荣。”[26]同时，案达罗王朝在国王婆罗摩耶第二（Pulumaya Ⅱ）在位时，与塞迦族的战争更加频繁。其“曾长期与西印度之释迦族战争”，并“失却西部辖地极广”。[27]国王耶柔娜室梨（Yajansri）在位时，对外战争也是不断，其曾对外抗战达三十年之久，并终将波罗摩耶第二昔日所失去之土地从塞迦族的手中夺了回来。另外，从耶柔娜室梨所铸造铜币的图案上，并且还反映出了其曾发动过海外的殖民战争。

因此，频繁的战争，尤其是与塞迦族的战争，终于使曾盛极一时的案达罗王朝走向了衰灭之路。对此，周祥光先生在总结案达罗王朝衰亡的三条原因时，其第一条即写道：“王国时与西印度之释迦族斗争，因此，战费消耗巨大，财源枯竭，国势乃衰。”[28]我们细想一想，这战争所用的“战费”是来自哪里呢？无疑的是来自从事农、工、商的劳动百姓，也就是说，从事生产、贸易的广大的劳动者是国家财政的来源，是“战费”的源头，这里所说的“财源枯竭”，则无疑是说明了到了此时，案达罗王朝的劳动人民已经是民不聊生、困苦不堪了。以此推之，与其相对的塞迦族的民生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此，是战争使得各国的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除了林立的各王国间的相互争战之外，孔雀王朝崩溃之后的自印度西北大门成群结队而来的外族的入侵，同时也是当时的人民大众苦难加深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2、外族的入侵

（1）、希腊势力的入侵

亚历山大大帝自印度西还之际，曾把军政事务委付于留下来的臣下。亚历山大死后，由于印
度人民的反抗和希腊人内部的纷争，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大帝国疆域，不久即分裂为四：克山德
鲁（前301—前297年在位）统治下的马其顿；利西玛库斯（前306—前281在位）统治下的小亚细
亚（土耳其西半）和特拉克（保加利亚地方）；托勒密（前305——前285年在位）统治下的埃及；
塞流古（前305—前281在位）统治下的叙利亚和伊朗的地方。[29]其中，塞流古王朝拥有原亚历山
大帝国东半大部分的领土。至塞流古之孙安泰奥卡斯第二执政之时，为迪奥陀多斯（Diodotus）所
辖之大夏和亚尔萨凯斯(Arsakes)所治之安息自塞流古王朝各自宣布独立。此时也正值孔雀王朝衰败
之际，因此，致使大夏和安息两国的希腊新主有机会窥伺印度了。

①、大夏国的入侵

公元前250年间，自大夏省督迪奥陀多斯宣布独立以后，其最初的几代国王都忙于巩固其新邦地位于中央亚细亚，而无暇于其它。直至第四代国王德弥多利奥斯（Demetrois）之时，乃开始侵掠印度，占领阿富汗，建印度大夏国于西北印度的地方。

正当德弥多利奥斯侵掠印度之时，欧克拉铁提斯（Eukratides）突然叛乱，占领整个巴尔干，自称大夏之王，而且还进一步地并服了德弥多利奥斯在印度所占之地。在欧克拉铁提斯死后，北印度之地遂又为若干的希腊王侯所分割而治。

德弥多利奥斯进入印度的方式是劫掠式的[30]，所以其为当时西北印度的人民所带来的灾难是可想而知的。

在德弥多利奥斯之后，大规模并且更深入地侵入印度的是弥兰陀王，弥兰陀王是德弥多利奥斯的族人，据《印度通史》说，其“曾跨过毗斯河进入印度河之中心，而至信德（今属巴基斯坦）并吞伽地瓦Kathiawar。”并说他还“征服恒河流域”，在将要攻陷孔雀王朝的首都华氏城之时，却被大将补沙密多罗所阻。[31]因此，关于弥兰陀王帝国的版图，在《印度通史》中进一步写道：“梅娜陀（即弥兰陀）所统治之帝国版图极大，自喀布尔起，到伽地瓦止，计包括阿富汗斯坦，旁遮普印度河流域，拉迦普太那Rajaputana及东印度之一部分。首都沙伽罗[32]为学术中心，堪与华氏城媲美。”[33]由阿富汗的“喀布尔”至“东印度的一部分”，足见其帝国势力之大了。

在《那先比丘经》中，从弥兰陀王问那先比丘“人在世间作恶至百岁”和“杀一生”（人）是否也得度的问题中[34]，我们可以体会出，他是在为其先前所发动的那些侵略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和血腥性表示悔过。

弥兰陀王逝世以后，印度大夏国即分裂为二。大约至公元前50年间，印度大夏国为贵霜王朝所吞并。

②、安息国的入侵

安息国与上所说之大夏国同时建立，其君主密陀罗梯斯第一（Mithrapates Ⅰ）在位三十五年（前171—前136年），其与欧克拉铁提斯同时，侵入印度，击败德弥多利奥斯，并吞伽罗姆和印度河间的西北地区。在密陀罗梯斯第一逝世之后，安息国的各省省督纷纷宣布独立。因此，此时就安息国的形势而言，其是动荡不安的。另外，建立独立王邦的摩伽(Moga)，自称“希腊之皇”，其被称为密陀罗梯斯第二，其在位时，所采取的方针是“先巩固其在印度之基地，然后向释迦族（塞迦族）宣战，进而击之。”[35]

（2）、塞迦族的入侵

塞迦族（Sakas），简称塞族，即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塞种人，原居于中央亚细亚，大约在公元前165年左右，为月氏族所驱逐，而向西南迁移，并进而与大夏国发生战争。后来，越来越多的塞种人自中央亚细亚翻越兴都库什山接踵而至，寄居于西北印度一带，并与安息族人发生战争。因不敌安息人，塞族人便不得不或臣服于安息国，或继续向西南迁移。因此，塞迦族大概分为两派，“一派以多西罗与马陀罗为根据地，属印度北部地区；一派以奈锡克与邬阇衍为根据地，属印度西部地区。”[36]

大约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之间，印度西部地区的塞迦族，因为月氏及贵霜族的攻击，而向南部迁徙，并在南迁的过程中，占领了“马尔华Malwa，古迦拉底Gujerat，伽处Cutch，伽第瓦Kathiawar及摩诃罗须多罗Maharashtra等地”[37]。

其中以奈锡克为首府的一派塞迦族，在奈诃波那(Nahapana)执掌政权之时，便“掀起对印战争”。其所治领土“自蒲那Poona到阿及梅尔Ajmer止[38]”。

以邬阇衍为首府的另一派，在罗陀多曼掌权之时，因其人勇敢善战，“曾击败好战之姚第耶人Yaudheyas而并其旁遮普西南与信德北部之地。”[39]并且“彼又掀起战争，与南方安陀罗族格斗，占领极广土地。”关于这一点，上文在谈到案达罗王朝时已叙述到。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塞迦族在不断地迁移的过程中，其既有与月氏及贵霜族的战争，并且还有与安息国及印度土邦之间的战争，所以可以说一部塞迦族的迁移史从某一方面来说也就是一部塞迦族的对外的战争史，并且，其所从事战争的战场几乎都是在印度。另外，由于塞迦族是游牧民族出身，所以以劫掠为其主要特征的入侵方式，，给当时印度的人民多数来说带来的是血和泪。

（3）、贵霜人的征服

贵霜族（Kushans）原属居于中国敦煌与祁连山之间的游牧部落大月氏的一族。约公元前165年，大月氏族与匈奴族发生战斗，结果，匈奴杀死月氏之王，并以其头盖骨作为酒器。即《汉书·西域传》所说：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40]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41]

因此，月氏族被迫向西南迁徙，经天山北路至伊梨河流域附近，分而为二，小月氏族进入西藏而大月氏则继续向西行进。在西进的过程中，其“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42]北为王庭。”[43]

在击败大夏建立王庭之后不久，大月氏便一分而为五部翕侯。后来，贵霜部的翕侯邱就却，攻灭其余四部，而自立贵霜王国。即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

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翕侯邱就却攻灭四翕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邱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后灭天竺”[44]。

也即是说，贵霜王国建立之后，即不断地向外扩张领土。由于希腊人的节节败退南下而进入西北印度，贵霜的军队并紧随其后而追击之，这样，贵霜王朝的势力也便随之进入到了印度。其间，贵霜王朝与安息国发生战争，并夺得安息在西北印度的所在地高附[45]、濮达、罽宾以及整个犍陀罗地区。同时贵霜王国的军队又与在西北印度的塞迦族和西北印度本土诸王邦发生战斗。

至于其对西北印度本土诸王邦的侵略情况，如《后汉书》中说到：

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月氏杀其王而置将，令统其人。[46]

因此，通过不断地侵略斗争，贵霜王国终于击败于西北印度希腊、安息、塞迦族和西北印度本土诸王邦的诸势力，而进居于和完全控制了西北印度。

贵霜王国经阎膏珍至迦腻色迦王，不断对外扩张，国势日益强盛，有资料显示，在印度，其势力曾一度地达到了印度的腹地。据《世界历史词典》，其疆域“北自花剌子模，南达文迪亚山，西起咸海，东至葱岭，成为横跨中亚细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47]。

因此，贵霜王朝广阔的疆域的获得是与其对外频繁的战争分不开的。尤其在西北印度，其与大夏、安息、塞迦族及印度本土的各土邦的战斗，即可体现出这一点。

（二）、宗教信仰方面

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世之时，极力推崇佛教，而使佛教成为当时印度的国教。但到了孔雀王朝之后的巽迦王朝之时，这种情形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巽迦王朝的第一代主补沙密多罗系婆罗门种姓出身，帮助其夺取政权的国师也是婆罗门，在他们掌握政权之时，他们把孔雀王朝的灭亡，归咎于茹素行善崇信无神无诤的佛教，于是藉着政治的阴谋，他们推行了广大的排佛运动。这就是印度佛教史上有名的“中印法难”。

对于佛教在“中印法难”中，所遭受厄难的情形，在《阿育王传》、《舍利弗问经》及《大毗婆沙论》等典籍里都有所记载。

对于当时的情状，《舍利弗问经》这样记载道：

有孔雀输柯王。世弘经律。其孙名曰弗沙蜜多罗。嗣正王位顾问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灭。时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为二。犹如先王造八万四千塔。舍倾国物供养三宝。此其一也。若其不尔。便应反之。毁塔灭法。残害息心四众。此其二也。名虽好恶俱不朽也。王曰。我无威德以及先王。当建次业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鸡雀寺。寺有二石师子。哮吼动地王大惊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驱逼兵将乍行死害。督令勤与呼摄七众。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出家出家尼一切集会。问曰。坏塔好不。坏房好不。佥曰。愿皆勿坏。如不得已。坏房可耳。王大忿厉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无问少长。血流成川。坏诸寺塔八百馀所。诸清信士。举声号叫悲哭懊恼。王取囚系加其鞭罚。五百罗汉登南山获免。山谷隐险军甲不能至。故王恐不洗赏慕诸国。若得一首即偿金钱三千君徒钵叹阿罗汉。及佛所嘱累流通人。化作无量人。捉无量比丘比丘尼头。处处受金王诸库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钵叹现身入灭尽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无伤损。次烧经台。火始就然飙炎及经。弥勒菩萨以神通力。接我经律上兜率天。次至牙齿塔。塔神曰。有虫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与。今誓令护法。以女与之使至心伏。虫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压王及四兵众一时皆死。王家子孙於斯都尽。[48]

这段记载的是，补沙密多罗王在中印度华氏城排佛的情形。即补沙密多罗王希望自己在历史上，也能与阿育王一样拥有不灭的名事，但他又深知自己的威德远远地不能与阿育王相比，阿育王在世之时，曾造有八万四千塔并舍倾国的财物供养三宝而留盛名。对此，补沙密多罗便反其道而行之，以毁坏寺塔，残害在家出家的佛教的四众弟子而留盛名。于是，对于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不问长少，集体屠杀，血流成川，并毁坏寺塔八百余所，对于诸清信之士，也加以囚系和鞭罚。当时只有五百罗汉登南山而去而幸免于此难。

以上是补沙密多罗王在中印度灭佛的情况，对于其在西北印度灭佛的情况，在《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第一百二十五中也有所记载：

昔有一婆罗门王名补沙友[49]憎嫉佛法。焚烧经典。坏窣堵波破僧伽蓝害苾刍众。於迦湿弥罗国一边境中。破五百僧伽蓝况於馀处。[50]

补沙密多罗一到迦湿弥罗边境，就毁佛寺五百余所，进入境内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对于以上的这一段的记载是否属实呢？我们只要从经律的保存情况来看，便可知晓。如吕澂先生所说：

从经律的保存情况看，汉译的《僧衹律》，原是大众部一个部派的，由于典籍遭到（补沙密多罗）的破坏，以后就成为各派共同信奉的旧律了。西藏翻译的律藏最后部分不完全，据跋语说，经过弗沙（补沙密多罗）王的破坏，摩偷罗已无此律，虽多方寻找，也未找到，可见当时的破坏是很严重的。[51]

记载中，补沙密多罗王对佛教典籍破坏是如此，那么同样地于记载中的他对于寺塔的毁坏、对大量的佛弟子的残害屠杀之事，当然也是不虚的。

补沙密多罗对佛教的直接破坏，不只是仅限于中印度和迦湿弥罗，而是从中印度至迦湿弥罗这一整个区域。即如吕澂先生所说：

新王（补沙密多罗）崇奉婆罗门，大破佛教，从鸡园寺开始，经摩偷罗，直到迦湿弥罗。[52]

那么，补沙密多罗对佛教破坏的目的是什么呢？其目的即是重兴婆罗门教。因为佛教从一开始创立即有很大反婆罗门教的成分。所以，在补沙密多罗认为，只有彻底地打击和毁坏佛教才能重新振作其所信奉婆罗门之教。因此，补沙密多罗政权对佛教的破坏运动，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是一场婆罗门教对佛教的迫害运动。

继巽迦王朝之后的甘婆王朝也是信奉婆罗门教的，如《印度通史》在描写甘婆王朝时写道，惟其人民，则信婆罗门教[53]。

南方强大的案达罗王朝也是如此，如《印度佛教史》中写到：

在宗教信仰，案达罗的娑多婆诃王朝，诸王多信奉婆罗门教”[54]；

又《印度通史》写道：

该国人民都系守旧之印度教徒”，“坚信阶级及祭祀仪式。[55]

因此，原在阿育王之时盛行佛教的中印度，此时一转反而成了婆罗门教的天下，随着婆罗门教的继续向南，在南方还成了案达罗族的信仰，接着，由于与案达罗本土文化的相混合，而且还产生了湿婆派的新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当然，其间，佛教也是在发展，是在压制甚至是迫害下而求的发展。所以，这一时期，主要是婆罗门教势力抬头和复兴时期。[56]

综上，从以上的政治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自阿育王崩后，孔雀王朝的灭亡，导致了印度国土的分崩离析，各个王邦的纷纷独立。紧接着便是王朝的不断更替和频繁地相互兼并。首先是巽迦王朝替代孔雀王朝，后巽迦王朝又为甘婆王朝所代替，接着甘婆王朝又为南方的案达罗王朝所灭。在南方，除了案达罗之外，同时又有其它的一些政权存在，案达罗在兼并这些政权的同时，又不断地北上与巽迦、甘婆等以正统地位自居的中印度政权发生相互的兼并战争。另外，在巽迦和甘婆二王朝本身，尤其是巽迦王朝，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向西、南、东等方向的扩张战争之外，又要与不断地侵入到腹地自西北方而来的希腊、安息等势力相抗争。同时，在西北印度，又有希腊、安息、月氏（贵霜）、塞迦等诸势力的不断入侵及其与本土诸王邦的相互争战，以及这些外来势力它们之间在西北印度较长时间地相互角逐。在西印度，案达罗又与塞迦族长期地进行着争战。

所以，从这一整个环境来看，整个印度是战乱不断的。频繁的战争，所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

在宗教，自补沙密多罗的排佛运动开始，佛教在阿育王时代的那种极度的优越感在此时，则变成了大量的佛教徒的被杀害、囚系和大量的塔寺、典籍的被毁坏和烧毁。这些，给佛教徒所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自此之后，婆罗门教便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佛教并被其压制，实际上处于相对的弱势。[57]

所以，在佛教徒，则不仅要忍受战乱所带来的苦痛，同时还要忍受随着婆罗门教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压制和挑战。因此，此时，在佛教徒，则所受到的痛苦是双重的。这一双重的痛苦，激励了当时的佛教徒以更加严肃的态度去重新地审视佛教自身，思考佛教在当时的处境和作用，面对如此的灾难、死亡和苦痛，佛教到底应该怎么做？佛教的今后的出路又是在哪里呢？

是的，社会性的灾难、死亡和苦痛，促使了佛教徒们对苦谛这一真理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即个我是苦的，同时社会也是苦的，因此，我们不仅要救我，同时还要救世。因而对苦的更深切的认识，从而激发了佛教徒的自我的觉醒，即在自救的同时，还要普救世上同我一样正在受苦的一切众生，这种悲悯之情油然而生。这种因己苦而对天下人之苦而产生的悲悯之情，我们在最早出现的大乘经典里即可以找到，如在被公认为最早出现的大乘经典之一的《道行般若经》卷一，即说到：

菩萨如用何等故。谦苦行菩萨道。设用十方天下人故何能忍是谦苦。须菩提语舍利弗。我亦不使菩萨忍是谦苦也。行菩萨之道者。菩萨自念。我不录是谦苦行。何以故。菩萨心不当作是念言。我忍谦苦心未曾有念。是不当作是念。为用不可计阿僧只人故。欲令安隐。念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无异。常当慈念之。菩萨当作是持心。一切菩萨不见。亦不知处。如是内法外法。当作是念。当作是行。菩萨作是行不为忍谦苦。[58]

同样地，在早期出现的大乘经典之一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即发出有，“度一切苦厄”之悲切的呐喊。

是的，当今之世，天下人是苦难的，我们这些作为佛陀弟子的佛教徒们又如何能让当下正在受苦之“不可计阿僧只[59]人”拔脱苦难，令其“安隐”呢？即我们如何来“度一切苦厄”呢？作为佛教徒，我们应当“念之如父。念之如母。念之如子。念之如身无异。常当慈念之。”唯有具有如此悲悯之心，然后我们才能切实地生起度他于“苦厄”之大行。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审视当时的佛教（部派佛教），即后来所称的小乘佛教。此时的佛教，正如木村泰贤所说，即已经“失去原始佛教活泼的精神”，并且，“对于一般民心，终于不得保持紧密的接触，实是不可掩蔽的事实。”[60]因此，此时的部派佛教，已经发展到了僵化的地步，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地向前发展，并且也是越来越远离社会大众，所以，显然是不能担负起救度当时深处苦难之社会大众的这一时代使命。因此，社会和佛教的苦难及佛教自身所要担负的这种社会的使命感，而又促成了觉醒的佛教弟子们对当时已僵化了的佛教本身，进行了一场再回到佛陀的根本精神的复兴运动。使得一直以来隐而不显的菩萨乘精神的大乘思想得以显露。

因此，以悲己悯人、自度度人、自利利他为特点的佛教这种菩萨乘的精神，在此时得以表现和彰显。因而，大乘佛教是在这一时代使命下而应运兴起的。也即济拔社会苦难，救度一切的受苦受难的众生。[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