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江南寺院逃禅现象管窥

作者：妙智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2年04月12日

                  

 

内容提要：明末遗民逃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独特现象，对佛教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甲行日注》这本日记的解读与分析，找出逃禅现象产生的原因，其与江南佛教发展的内在联系，还有和江南遗民的逃禅与滇黔一带遗民逃禅的不同。

关键词：叶绍袁  《甲行日注》  逃禅  遗民

作者妙智，中国佛学院2001级佛教史研究生。

 

一、 前言

 

“逃禅”，原为“逃出佛戒，免受束缚”之意，如杜甫《饮中八仙歌》：“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1] ，是“逃而出”的意思，如“逃墨”和“逃杨”。但是，后来“逃禅”的“逃”却转为“逃而入”的意思，如明朝宏智禅师《广录》卷第八为朱熙载致仕而归作诗曰：

 

勇退归来适旧游，家林禾黍一成秋；

黄芦雪照沙头屋，明月波浮江口舟。

耕道谁从夫子后，逃禅今与老僧俦；

柴桑试问陶彭泽，风味真醇相肖不。[2]

 

所以，现在一般多以“逃避世事，皈依佛法”、“学佛”为“逃禅”。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次改朝换代，都会促使社会各方面产生深刻的变革。佛教寺院虽然超出世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明王朝与满清朝交替的过程中，寺院受到的影响尤其深刻。这个时期，有一些人，因为逃避世事，遁入佛门，于是，寺院里就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僧人，人们管这些人叫“遗民之逃禅”，如陈垣先生所着的《明季滇黔佛教考》[3]，对云南、贵州两省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遗民逃禅现象做了详尽的论述。这虽然说的是滇黔一带，但这种士大夫逃禅的现象，在全国的很多地方都存在。江南是中国的繁庶之地，也是佛教的兴盛之所，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这里的寺院也出现了一些逃禅者。叶绍袁就是这些逃禅者中的一位，他所着的日记《甲行日注》[4]对自己这段生活做了详尽的描述，非常有代表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江南地区逃禅现象之一斑，了解此现象产生的原因、存在的形式、对江南佛教的影响，以及与滇、黔一带逃禅现象有什么不同。本文将根据《甲行日注》这部日记，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加以探讨。

   

二、时代背景

 

明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军节节败退。山海关外，满清军队虎视眈眈，屡屡入侵内地。明王朝岌岌可危。公元1644年，甲申，崇祯十七年，同时也是满清王朝的顺治元年，在这一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大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明王朝走向覆灭。同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起义军兵败如山倒，清兵长驱直入，江南一带风声鹤唳。

北京失陷后，福王在南京即皇帝位，这个新成立的南明小朝庭，在大军压境的危难时刻，却是奸宦弄权，争名夺利，贪图享乐，统帅之间不思抗敌，反而互相攻杀。广大有志之士报国无门，感到非常失望。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军破扬州，五月下南京，六月入杭州，江南沦陷。于是，满清迫不及待地推行剃发改服政策，对此三令五申，在六月份这一个月里，就三次发布上谕：

 

六月·····丙辰，谕南中文武军民剃发，不从者治以军法。是月，始谕直省限旬日剃发如律令。······丙寅，申剃发之令。[5]

 

规定：凡清军所到之处，限十日之内，尽行去前半部头发，后半部依满族习俗，削发垂辫，废弃明朝衣冠。实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残酷政策，违抗者治以军法。对于坚决抵抗的人，则进行屠杀，清军在占领江南过程中，有几次“屠城”，十分残暴，简直是灭绝人性。

    具有悠久历史的汉民族，人们牢记“盖此身发，四大五常。恭惟鞠养，岂敢毁伤”的古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男人们都很珍视自己的头发，因为这是美和生命力旺盛的象征。如有人头发稀疏或秃发，则遭人耻笑，怎能轻易剃去半边头发、留一条长长的辫子呢？在历史上，中原地区多次被异族统治，但这些异族一般还是尊重汉地的风俗习惯，没有把本民族的服饰习惯，强加给汉人。他们在这方面反而向汉地的习惯靠拢。而满清却要在衣冠、头发上采取一刀切的政策，把是否剃发留辫，看成是否承认满清统治的标准。一纸薙发令，被汉人视为奇耻大辱。许多人宁死也不剃发，结果惨遭屠戮。如果蓄发，就被认为是造反，是死罪。在整个清朝都是如此。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一月丁卯，故明宗室朱议潀以蓄发论死。得旨免死入旗，给与妻室房地。”[6]吴三桂降清后，本来已经剃发留辫，但当他起兵反清的时候，就正式宣布蓄发去辫，并且以“恢复明朝衣冠”号召民众和他一起反清。可见，剃发与否具有重大象征意义。有意思的是，历史是不会按某些人一厢情愿发展的。满清虽然在形式上改变了汉人，却在内在的精神的文化上被汉人彻底同化了，清朝覆灭时，满人虽然仍是“胡服”，但已不谙“射骑“了。而汉人呢？民国初年，许多人被剪掉辫子后痛哭流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祖先，为了不留辫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清朝以剃发开始，以剪辫子结束，汉人对剃发留辫这件事，二百多年间的前后不同的态度，很值得深思。           

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一些不想做满清的顺民的有志之士，就愤而出家，他们的生活是什幺样的呢？《甲行日注》就是他们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甲行日注》作者简介

 

《甲行日注》的作者叶绍袁（1589年—1648年），是明末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字仲韶，别号天寥，江苏吴江（即今江苏南部太湖尾闾吴淞江）人。天启四年（1624年）进士，历任南京市武学教授、国子助教、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等官。在政治上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擅权误国，因以不耐吏事为理由，辞官隐居。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妻沈宜修（字宛君）长于文笔，三个女儿昭齐（纨纨）、蕙绸（小纨）、琼章（小鸾）也写的一手好诗，五个儿子世佺（云期）、世侗（开期）、世倌（星期）、世[亻*垂]（弓期）、世儋（安期）都富于文思才情，一门之中，相互唱和，这样的家庭，在当日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们的唱和之作，后来辑为《午梦堂集》十卷，在吴中传为佳话。同时代的徐匡秋（字瀑悬）曾用联语赞叹说：“人俱有集，未闻妇德之相谐；子即多才，宁见女宗之并秀。”另外，还写了一首五律为之喝彩：“风雅为家教，和平被一时。词坛俱小子，文阵得雄师。门内人人集，闺中个个诗。郑公还有婢，出语解人颐。”（卷五）这样的赞叹，叶绍袁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家庭中，总是弥漫着一种令人陶醉的“风雅”氛围。

甲申之变后，清兵南下，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动，却彻底改变了叶绍袁清贫而快乐的生活。次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出家为僧，法名木拂。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出家以后的生活，因为八月二十五日这天是甲辰日，取《楚辞》“甲之朝吾以行”一句的意思，所以，他将自己写的这部日记命名为《甲行日注》。所谓“注”，就是注记，即记录的意思。“日注”即“日记”，这部日记共八卷。在出家后的第三年，即1648年，作者在空山荒刹中贫病而死，享年六十岁。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读他这部“出家日记”，不但看到了他出家后的生活实录，也看到了一位明末遗民坚贞不屈的心路历程。

 

四、逃禅生涯

 

1、决计出家

叶绍袁在甲申之变后，也象很多士大夫一样盼望着明朝余部能誓师北伐，报仇雪恨，恢复中原。退而求其次，若能扼守长江天险，保持东晋、南宋的偏安局面也可以使江左之民免遭异族的统治。可是，作者看不到一点中兴的气象，弘光小朝廷占据的江南却是“镇帅交攻，苍灵涂炭，奸臣窃柄，权贿熏天。”[7]他感到很失望。乙酉年（1645年），正月朔旦，叶绍袁自己占卜了一次，觉得明朝大势已去。五月九日，清军占领南京，弘光帝被俘。六月四日，清军占领了作者的家乡吴江。

这时，叶绍袁有几条路可以走，第一是主动向满清屈膝投降，做个失节的叛臣。凭着他的才学和名望，可以在新朝廷里做更大的官，明朝有不少的文臣武将归降满清以后，都得到了重用，如洪承畴、吴三桂等，他们都比叶绍袁位高权重，而且都得到明朝的重用，但在关键时刻都投降了。而叶绍袁只是一个辞官归隐者，也可以说已被明朝所弃用，要是归降应该说有更多的理由，但他是一位忠贞之士，这种形为是他所不耻的，并且深恶痛绝。第二是薙发垂辫，隐居乡里，做个顺民。薙发，是满清一刀切的政策，容不得商量。薙发，就表示屈服了。这是叶绍袁不能做的。既使薙发了，想隐居乡里，不出来做官，也是不容易做到。做为关东的满清部落，之所以能迅速占领中原，是和明朝归顺者的帮助分不开的。所以，清王朝在建国之初，即开“博学宏词”科，录用那些有才能、有名望的前朝士大夫。这些软硬兼施的招抚政策，使很多人走上和新朝廷合作的道路。象叶绍袁这样的人，一定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从南宋以后，尤其是明朝，就没什幺隐士了，也不允许隐士的存在。如果有人隐居乡里或深山，不出仕朝廷、不为国出力，就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所以，即便躲在家里，也不会得到安宁，甚至有可能被人致于死地。第三舍生取义，固守家园，做最后的抵抗。清军南下时，有一些人宁死也不离家，有的自杀、有的被杀。还有人参加义军，反抗清军。叶绍袁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读书人是无力反抗的，也不想坐在家中等死，所以只好选择第四条道路。第四就是离家出逃。既使东躲西藏，不剃发也是不行的，一旦被清军发现，就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原先也想闭门不出，侥幸过活，但形势已经不让他有丝毫的迟疑，很多人因为不服从清兵的命令，已被诛杀好几家了。一些士大赶紧剃发留辫，取悦敌人。

 

余时酬应初息，杜门为幸，而二十一日，翕訾之徒，煸虏南下，二师皆溃。虏势大张，益骄愤吾邑，甚有不如其令者，引颈而比屋戮也，士大夫遂推[纟*介]以媚焉。[8]

 

而且，清军下令，逃走不投降的，将登记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叶绍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选择出家为僧这条道路。他在日记中写道：“臣子分固当死；世受国家恩，当死；读圣贤书，又当死。”[9]在此君死臣辱的时候，他也想到自己应该“杀身成仁”，但他想到的不只是以死报君王，也想自己怎幺才能活下去，既不降清，又不剃发改服， “虽然，死亦难言之，姑从其易者，续骆丞楼观沧海句耳。” [10]这意思就是出家为僧。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著名诗人。他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称帝。所作的一篇《讨武檄文》犀利无比，震惊朝野。兵败失踪，据传出家为僧。《本事诗·征异》载：

 

“武则天时，宋之问贬黜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点长明灯，问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问曰：‘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遂顺其思路，续道：‘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冻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桥。’迟明日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11]

 

他“见贤思齐”，还想到了南朝齐梁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的刘勰：“同刘彦和慧地之称。”[12]因为刘勰早年一直住在佛寺，跟随高僧僧佑，做他的助手，一边学习佛法、一边协助僧佑整理佛教经录，自己也撰写了传世之作《文心雕龙》，晚年也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彦和是他出家前的字。

    另外，叶绍袁从建文帝那里更找到了出家为僧的理由：“御匣朝开，郊坛夜集，固我让皇帝君臣家法也。”[13]这说的是建文帝朱允炆。在燕王朱棣攻破北京城后，打开了朱元璋事先留给他的匣子，里面是僧服和度牒。于是他连夜剃度，改换僧装，从地道内逃出京城，流浪各地，后不知所踪。朱棣派秘探到处查访建文帝，但了无踪迹，成为他的心头之患。朱棣甚至派太监郑和率领舰队七下西洋，满世界找这位“让皇帝”，直到这位明成祖去逝，也毫无结果。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迷团。其实，明朝的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是先出家为僧，后从军还俗，参加了红巾军，才一步步打下江山，当皇帝的。而他的子孙们走的则是和他相反的道路，由显赫的位置上，让人驱逐下来，被迫做了和尚，然后，去逃亡、去游方。也许，叶绍袁这时还不知道，清军南下后，加紧对明宗室遗民和王孙的追捕，成为清初四大画僧的八大山人朱耷、苦瓜和尚石涛都是明朝宗室子弟，在国破家亡之后，也出家为僧，隐姓埋名，借以保全自己。八大山人后来又当了道士，最后又还俗了，一生尤为曲折。据传南明弘光帝，在兵败后也出家了。陈垣先生还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就这个问题的正误专门做了论证[14]。臣子们在生命攸关的时候，选择出家为僧的道路，自是理所当然。确实，不知怎幺的，在冥冥之中，明王朝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就连明朝的死对头、逼崇祯皇帝自缢的“闯王”李自成，后来在九宫山兵败失踪，据传也出家为僧，名为“奉天玉和尚”。可见，纷纷杂杂的尘世不能解决他们的恩恩怨怨，佛门是这些人的共同归宿。叶绍袁也和这些人一样，在危难之际，不约而同地想到出家为僧，这样起码可维护自己表面的尊严，借寺庙庵堂来保护自己的人格与生命不受损害。因此，他“决计游方外以遁，时八月二十四日也”[15]。他的外甥有这种愿望，他的姐姐对儿子说的一番话，就代表了人们的一些想法：

  

尔非名宰辅子孙乎？若去一丝为虏，即日在我前，我死目亦不瞑。汝若全去发为僧，天涯海角，我心亦安[16]。

 

就是宁可抛弃全部家产，剃掉全部头发，出家为僧，也不能剃掉半边头发留条辫子，投降做满清的臣民。

 

2、祝发为僧

乙酉（1645年）八月二十五日，叶绍袁辞别家庙。与四个儿子世佺（云期）、世侗（开期）、世倌（星期）、世[亻*垂]（弓期）一起来到了圆通庵，而三个小孙子藏在别处，庵主达元留下他们一家。二十六日，叶绍袁把祖先的画像、家谱、诰敕、《午梦堂集》及其它著作交给达元，收藏在庵里，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家园。二十七日，家人到圆通庵里向他拜别，嘱咐家事，让家里的妇女也寄居在西方尼庵中。他对家说：“如果明朝能中兴，我们就能再见面，否则，我们就永远告别了。”于是，他们痛哭告别，冒雨来到栖真寺的简庵，当晚，叶绍袁就在这里削发出家，成了一名乱世逃禅者。这一年，叶绍袁57岁。此时，他哀叹道：“既此后，或有黄冠故乡之思，但恐彭泽田园，门非五柳，辽东归鹤，华表无依耳。”又想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幸运的是父子能够相聚在一起，远离战火，但求不愧天地，不辱没父母，不辜负明朝的二祖列宗，虽然不能以死相报，这样做也能稍微尽下自己的心意吧！

    明朝建国以后，太祖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整顿和管理佛教的政策，佛教的面貌和以前大不相同。将佛教寺院分成禅、讲、教三种；制定了一些新的仪规；建立僧录司制度；多次颁布《榜册》，规范僧侣的各种活动[17]。佛教思想也发生很大变化，儒、释、道三教融合成为主流，不管僧俗修行都以禅净合一为主。同时，佛教深入民间，与人们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各地都有念佛会、放生会，提倡素食等实践活动。江南地区是明代佛教的中心，寺院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寺、庵、堂、阁星罗棋布，环境幽雅，一般都比较僻静，是人们隐藏的好场所。另外，满清在未入关之前就信仰佛教，僧人不干涉政治，与世无争，清军入关后，一般也不骚扰寺院。所以，佛寺就成了乱世中的净土，叶绍袁就在这些寺院中躲避起来。

 

3、颠沛流离

根据《甲行日注》，整理出叶绍袁生命最后三年漂泊路线图：

 

家[18]——圆通庵[19]（1645年八月二十五日）——栖真寺简庵——经堂庵[20]（九月初二）——泸头镇卫村（九月初三）——石门漾永庵[21]（九月初四）——一华庵（九月初五）——安庐刘家桥华桐坞（九月十二日）——新庵（十月十七日）——月明庵（十一月初一）——烟石居（十一月十三日）——临平吉祥寺[22]（十二月初二）——普明庵（十二月初八）——简庵（1646年正月十三日）——大珠（四月十七日）——长白荡[23]（四月十八日）——简村[24]（四月十八日）——百福（四月十八日）—长岭—荐福寺——青芝山（四月二十七）——真珠坞（五月初一）——吴山寺[25]（七月初一）——指西庵（七月十八日）——奉慈庵（七月二十二日）——一字庵（九月初一）——奉慈庵（九月十五日）——木渎风庐[27]（十月初三）——岐龙山（十月初六）——邓尉山[28]圣恩寺（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初二观受戒）——顾笋洲亭（1647年正月初八）——石壁庵（正月二十三日）——茶山（正月二十六日）——铜井山岭——妙高峰[29]（吴县西南）——圆照庵（二月初八）——光福寺[30]（三月十二日）——圌山[31]（三月二十日）——圣恩寺（三月二十五日）——和丰庵（四月初四）——茗香庵（四月初九）——紫霞庵（四月十四日）——芳坞秀蓉堂（四月十五日）——一云庵（四月二十三日）——枫桥重卿楼（四月二十六日）——平望通济庵[32]（吴江县南五月初五）——武水智证庵（五月初八）——梅溪庵（五月十五日）——兴善寺（六月十八日）——接待寺（八月初十）——宝生庵（八月初十日）——耘庐（在云间[33]与武水之间1648年正月十一日直到八月二十日）

他的活动范围在太湖东北部一带，而且离家不远，在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北部，真是故土难离呀！我们看到这三年中（1645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到164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叶绍袁是居无定所，一路上看到的是清军烧杀，盗贼的掠夺，江南富庶之地，化作满目疮痍。他的家产已被清军没收，清军规定：凡是逃避不归顺的，家产一律充公。几个好友由于和义军有联系，也被清军抓去杀头。亲朋好友一个个故去，一些人前两天还在一起喝茶聊天，转眼就接到厄耗。有殉难者，也有因病去逝的。他的书童张辰、小儿子安期，就是在逃难中先后病死在山里，叶绍袁受到这样的打击，非常震惊和悲痛，不能自已。因为，这些人平时都是养尊处优的，哪里受过这样的惊吓，受过这样的苦。更使他难过的是，虽然刚亡国不久，但城里的富豪去争相宴请清军，伶人乐伎，山珍海味，非常奢侈。男女竟相模仿满人的服饰打扮，穿小袖衣，用兽皮装饰浑身上下。而且歌舞戏剧、画船箫歌，日无虚夕。这种现象使叶绍袁痛心疾首，为自己、也为逝去的明王朝感到悲哀。

 

4、志同道合者

乱世之中，也有坚贞之士。在寺庵中，叶绍袁也遇到了一些与他一样落发为僧的志同道合者。从《甲行日注》中，我们看到“急来抱佛脚”的逃禅者，还真不少。首先，是他的四个儿子世佺（云期）、世侗（开期）、世倌（星期）、世[亻*垂]（弓期）在栖真寺和他一起削发出家，成了行脚僧。好友沈治佐还为此事专门作了祝发词。他的外甥严祗敬，也是在栖真寺落发出家的，后来一直追随左右。还有：

 

陈起岩同许明长来，开国勋卫世胄也。芄支时，曾受知吾邑周忠毅公，今秋当明经选矣。以虏故，为僧，居黄林庵 [34]。

张庆常来，方弱冠，亦僧服[35]。

周鲁望（名东侯）、吴子方（名肃）、王延平（名建）皆为僧，士之贫而节者也。何不识之，以愧世之宝贵胡服者[36]。

任金吾亦僧服 [37]。

徐仪仲（少司空念扬孙，亦僧服）[38]。

访薛谐孟于真珠坞，在圆通庵为僧，风仪朴厚，古道君子也[39]

晤陆履常（孝廉）于善庆庵，为僧[40]。

吴茂申来云：奉命赋《皇华行》，及括苍为乱兵罄掠，不能竣简书，遂僧服归，不入家，径至山中[41]。

    沉若一来，僧服[42]。

武进乡试同年周不挟嗣子公严，亦僧服同谐孟在[43]。

徐庆宇招余，同陆明湖（履常封翁）小饮。陆年七十矣，亦僧服，品格高雅，博综古今，谙练有识，谈言不倦，云曾见《建文实录》，载出亡事甚明，《致身录》是赝书[44]。

庵主大山，光禄卿孙公潇湘子也。早年信佛，师事天童，乙酉国变，遂去发，以故墅为新蓝[45]。

冯茂远亦僧服久矣[46]。

同年李子木，僧服，同元长上人来[47]。

赵缔之亦僧服来，不值[48]。

 

甚至还有出家为尼的节妇，如：

 

夏彝仲女，为侯雍瞻子元洵妇，元洵早死，今为尼云。精进妙慧，不减空室道人（宋龙图学士范旭女）[49]。

   

共二十四人，叶绍袁活动的范围并不大，就遇到这幺的逃禅者。正象陈寅恪所作说：“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气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50]

   

    5、人们的资助和称赞

这些逃禅者，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赞许和尊重。叶绍袁离家前，就比较清苦，又带了四个儿子等，在各处漂泊花费更大，寺院一般只提供住的地方，其它还要自理，所以，生活更加窘迫。因此，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慷慨解囊资助他们：银两、米、肉、鱼、酒等生活必需品。馈赠者有缙绅、好友，也有素不相识店伙计，每一笔，他都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在日记里。不过，在寓居寺庵的困顿生活中，叶绍袁接受馈赠也有原则，仍然能保持自己的气节，不改初衷，既使挨饿也不在乎。

在武水智证庵：

 

庵有邻人，昔曾识余者，属致一牍于王敬锡，当以一百二十金为寿。余曰：“饿死事小，夷齐亦非异人耳。岂可通姓名于失节之叛臣哉！”托以方外，故辞之[51]。

 

一些诗人就写诗称赞他：

 

拖迹何须问旧庐，长安几载属丘墟；

金鱼姑换逃禅酒，石鱼时钧探蕨裾。

岂借广陵辞吏部，正令长乐快中书；

凭君贸得方瞳在，共见河山映太虚[52]。

 

又一首：

 

桃源何路可重迷，对水看山即故栖；

诗酒自同窗卧北，功名不藉塞筹西。

五湖烟月留琴履，四海风尘念鼓鼙；

领略逃禅堪去俗，言文身隐寄招提[53]。

 

这些“出家人”，以“逃禅”为骄傲和自豪，互相以此为题作诗唱和。叶绍袁更是一个诗痴，不但白天做诗，晚上梦里也在做诗；不但自己做，还梦见别人做诗。他日记的最后一篇（164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写的就是夜里梦到，还没出嫁就去世的小女儿琼章，呈给他的一首《浣溪沙》。他在这以后不久，就去世了。

 

五、逃禅者与佛教的关系简析

 

1，逃禅者的“信仰”

我们知道这些昔日的缙绅士大夫，并不是因为信仰而出家，只不过是因为逃难才出家，认为在此危难时刻，只有在佛门里才能找到屁护。他们身出家，心并没有出家，只是“儒心释像”，“亦僧服”而已。甚至，他们的“身”也没有出家，有妻有子。叶绍袁和他的儿子们虽然落发出家，穿起了僧装，但是，过的仍然是俗家的日子。他们每到一处寺庵，借住在单独的房闲，并不和寺里的僧人住在一起。不参加寺里宗教活动，不礼佛、不诵经、不坐禅、不受戒，《甲行日注》中没有一字提到他们参与了这些活动，他们并没和寺院融为一体。逃禅者们完全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在看寺庙。他们和僧人的交往，也只限于吃吃斋饭，对对诗，互相称赞而已，没有一句修行的话。在整部日记中，没有赞叹佛法的话，也看不到叶绍袁和其它逃禅者出家后的“法名”，也许他们不想、也不屑以僧人的形象流传后世。

     如果说佛教思想对他有些影响的话，那就是他学会了“放生”，日记中多次记载他把友人赠送给他的活鱼、活虾放掉的事。他不但自己放生，还几次组织亲属在月望的日子里一起放生，有时连睡梦中还对人说：只是放生好。也许，这时他想到了自己，自己现在不就跟这些受难的鱼儿一样吗？随时随地有生命之忧，通过放生，他能得到慰籍和希望，祈祷自己能够鱼儿一样早日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给自己增福增寿。另外，在日记中，他的诗越往后，激昂的情绪渐少=禅味越浓。他的最后一句诗，是在梦中吟出来的：悠然午磬谈经罢，无数檐花落定中。

   这些逃禅者，并不受僧人戒律的约束，每日里吃肉喝酒，吟诗作对，互相酬和。每至一地，都要观山看景，他们依旧是诗酒唱和，无一日不忧国、忧君、忧民，希望早日驱逐蛮夷，恢复过去的生活。这些逃禅者不论从表面行为，还是从骨子里看，仍然是标准儒家的仕大夫，并不因为他们穿起“僧服”，而有所改变。

 

2、寺僧与逃禅者

从日记中，我们看到，寺里僧人对这些逃禅者，是以客相待的，并没有把他们当成自己之中的一分子，这也是不可能的。叶绍袁接触的僧人都是上人、住持、庵主等，这些人对逃禅者都非常客气。逃禅者自矜身份，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通的僧众。

虽然时局很动荡，但是寺院的传戒活动仍正常进行，在圣恩寺的一次传戒法会上，共有一百多人受戒。逃禅者在一旁观礼。寺院中的和尚，文化素质也很高。也和这些逃禅者，时相唱和。江南寺院中，僧人在寺里，是素食的。但是，寺院中是有酒的，僧人是可以饮的。既使到了近代，一些素菜馆，也是供应顾客酒水的。这就是中国素食的特色吧！而南传佛教国家则认为酒是大忌，而食净肉则被允许，二者之间有很大不同。

里的僧人对这些逃禅者，是同情和宽容的，作者对此也是相当感激的。寺僧知道不能轻视这些逃禅者，包括叶绍袁在内，这些逃禅者都是当地的缙绅。在社会上是都有一定的势力，万一有一天这些人重掌权柄，所以，寺院也是不敢开罪他们的。再者，这些人的境遇，确实让人同情。老和尚告诫寺里的僧人：“不要轻视这些避世客。”但是，时间长了，主人也厌烦。在安庐时，开始还有相邻的寺庵请叶绍袁吃斋饭，但由于战乱，亲友没有钱米寄来，过一段时间，他就被很客气地请下山了，也可能因为逃禅者每日饮食鱼肉，叫人不能忍受。

   

    3、逃禅者对江南佛教的影响

我们知道，明朝并没有复兴，满清在全国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这些逃禅的遗民，越来越失望，直至绝望。新兴的满清王朝，对这些逃禅者从开始就是严重关注的，密切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只要他们还没有公开反清复明，就不能对他们赶尽杀绝；对他们这种消极抵抗的逃禅，还是可以容忍的。

直到清康熙五年（1666年），才允许明宗室及隐居的遗民返回家园。但是，很多逃禅的遗民为了不屈服满清，不向统治者妥协，许多人就一直住在寺院里，直至最后死去。很多人都是家破人亡，家园毁于战乱，或被清军罚没充公，想回家也无家可归了。再说社会上已经没有他们的地位了，回来的话，由于不能始终如一，定会被人耻笑。如“四僧”中的八大山人、石涛都曾弃僧还俗，娶妻生子。可是，八大山人在还俗问题上，犹豫不决，先弃佛入道，直到约59岁，才还俗，回到自己的故乡；石涛还俗是约在52岁左右；弘仁年轻时参加过抗清活动，1645年，如武夷山依古航禅师落发为僧，后来朋友劝他还俗，他默许了，但犹豫不决，54岁圆寂，以僧人身份终老林下；髠残使明亡以前自愿出家德，没有还俗[54]。他们为什幺表现得这样进退维谷呢？他们也是担心不能重新融入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众口烁金，积毁销骨呀！所以，很多人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寺庙里。

    随着时间的延长，由于这些逃禅的士大夫都很有文化，素质很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和威望，人们也很推崇他们，逐渐作了寺院得执事，乃至住持，取得了僧团的领导权。但他们并不是为信佛而出家，的文人积习是难改的，他们“以寺为家”，喝酒吃肉，每日里诗文唱和。并且与原来的妻儿，也没有断绝关系，他们仍然过着僧俗不分的生活。这些逃禅者的行为，对江南佛教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寺院的僧人对他们是同情而容忍，后来可能就有僧人效仿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民众更认为他们是为忠君报国，愤世嫉俗而出家，对他们的一些似僧非僧的行为，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清代、近现代的江南佛教。这里的部分僧人生活世俗化的程度，比较严重。如鲁迅的纪实作品《我的第一个师父》描写的绍兴长庆寺的住持龙祖和尚，这位“龙师父”娶了亲，生了儿子三岁坐堂，仍然当和尚。现在龙师父的孙子董海标70岁了，并且有了外孙，仍然住在长庆寺的后殿中[55]。还有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对“明海”所在寺庙里的僧人世俗化的生活都有生动的描述。这两部作品描写的对象，都是江南地区的寺院。这里的寺院宗教活动以经忏为主，部分僧人有妻室，住在寺外。追其根源，这和逃禅者对佛教的负面影响有一定关系。虽然明代佛教的整体趋势是逐渐衰落的，但是，因为在明初政府制定了比较严明的佛教政策，所以，明代僧人是不敢蓄妻的，也是不敢吃肉的，违犯者受重罚。经过清朝一代，演化成这样，因此，这一地区僧人的生活世俗化现象，究其原因是和这些逃禅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4、江南逃禅者与滇黔逃禅者比较

陈垣指出：“禅悦，明季士夫风气也，不独滇黔。”[56]又说 ：“人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57]同为忧患之际，可是，我们比较江南逃禅者与滇黔逃禅者，发现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从《明季滇黔佛教考》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这里的遗民逃却是高僧辈出，他们建造寺院，迎请和印刷藏经，拓植山林，勤奋修学，促进了当地佛教的繁荣，也为地方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甲行日注》,虽然篇幅较小，但却是叶绍袁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真实。这其中的二十多个逃禅者，却没有一个真心修行办道的，整天吟风赏月，饮酒作诗，是他们唯一要务，他们只是穿着僧服的儒生而已。

从佛法来讲，叶绍袁等逃禅者，看不破、放不下世事，又对佛法生不起真切的信仰，因此，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等于入宝山空手而归，结局当然是不幸的。

 

六、结语

 

历史上，每次朝代更替，都有遗民，从伯夷、叔齐到王国维，有的隐居不仕，有的以死明志，表现各种各样。但是，象明代的遗民那样，有那么多剃发出家逃禅的，在历代却是没有的。这些遗民与僧人相互影响，使江南地区的佛教文化、风俗习惯区别于其它地域，这种影响从明末直至近代。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风俗人情多种多样的多民族国家。佛教也是这样，在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的佛教就不同，南方重理，玄风大畅；北方重行，推崇禅修。江南佛教在明末以后，与其它汉传佛教有所不同，这里的僧人世俗化比较严重，通过对《甲行日注》分析阅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末遗民在寺院的逃禅生活，促进了江南僧人的宗教生活向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加速了这一进程。不过，这些遗民士大夫进入各个寺院，成为一名僧人以后，由于，这些逃禅者都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也提高了江南佛教的整体文化水平，也促进了这一地区儒、释、道三教的进一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