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里塘版甘珠尔经述略

作者：王尧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年03月06日

作者王尧，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丽江——里塘版甘珠尔经只闻其名，国内向无记述，也无从了解其版式、刊刻年代等事项，令人悬记。1982年，日本东京国际佛学研究所出版了丽江——里塘版甘珠尔目录影印本，并由日裔法笈藏学家今枝由郎（Yoshiro Imaeda）做一简略说明。书寄我手后，一直想把有关的材料集中向读者介绍，并希望能访求这一刻本的踪迹，从而把藏文刻本的藏经系列完善起来。

一、佛教的传入与经典的翻译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Lamaism）^[1]，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当地固有的宗教——苯教（Bon）相结合的产物。佛教的思想体系和西藏苯教的崇拜、信仰杂揉；藏人用佛教的哲学道理去统驭苯教的仪轨，用苯教的方术神祠去附丽佛教的观念^[2]，由是，佛、苯二教由斗争转为融合，绵延后世、蔚成风气。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持久的，也有起伏曲折。

相传在松赞干布（？—650）时期，创造了文字，就着手翻译了《宝箧经》和《百拜忏悔》^[3]。又传说在赤隶祖赞（704—754）时期翻译了《百业经》和《金光明最胜王经》^[4]。到了赤松德赞（755—797）在位时，真正有了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那是与度人出家，修建寺庙同时开展的 ^[5]。单说译经一椿樁见于记载的就有以下几件大事：迎请翻译大师来蕃，领导译经的任务；派遣青年学者前往印度、泥婆罗和汉地唐朝学习，培养藏人中的骨干；建立译场，健全组织，严格制度。以后又经过赤德松赞（798—815在位）赤祖德赞热巴巾（815—836在位）先后三代人的努力，佛教得以发展、传播，在藏区扎下了根，而译经的事业就有了相当的规模。编制译经目录一事可以作为证明：当时译经的活动就在王宫之内三个殿堂之中，所译经文也就贮存在殿堂之内。为了避免翻译上的重复，同时也有意推行翻译上的规范化，就把收藏在殿堂内已译经文编成三个目录，《秦浦目录》、《庞塘目录》和《登迦目录》。前两种目录已惜在流传过程中佚失，（布顿大师在编写藏文大藏经目录时还能见到。说明佚失是在十三世纪以后的事。）^[6]只有《登迦目录》一种巍然独存，收入丹珠尔目录中。据日本芳村修基氏研究^[7],此目录成于公元824年（甲辰）。所收经论约六、七百种，共分三十七门。（详见拙文《吐蕃佛教述略》，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3期。）

以上六、七百种古译经论可以说明翻译的经典面相当的广，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由于翻译工作的需要还曾辑存了两种（或者更多）佛教词语对照手册。一种名之为《翻译名义大集》^[8]，共收词语九千五百六十五条，分二百八十三个门类，规模之大，词语之广，在当时是第一流的藏梵对照词汇总集。另一种是在敦煌藏文写本中出现的藏汉对照的《瑜伽师地论·菩萨地》，也有千余条之巨。^[9]佛经的翻译工作就是这样扎扎实实地在进行。看来，当时似乎有一个计划，在某一时期要把全部翻译的经论结集。但是，激荡的政治风云，遽变的社会关系，宗教界的纷争，政权的崩溃，打乱了原来的计划。因而，可以说，尽管在吐蕃翻译了大量经典，但并未出现“藏文大藏经”。

二、藏文大藏经的结集与版本

    所谓藏文大藏经，指藏文佛教经论的总集，分为两个部分：甘珠尔（Bkav-vgyur）和丹珠尔（Bstan-vgyur），甘珠尔可译为佛语部，就是释迦牟尼本人的语录译文；丹珠尔可译为论疏部，就是佛弟子及后世菩萨们对释迦牟尼的教义所作的论述及注疏的译文。原来，最早称呼甘珠尔和丹珠尔叫做Bkav-vgyur-ro-cog和Bstan-vgyur- ro-cog，意思是“一切经的译文”和“一切论的译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用“一切”一词代表总集，与汉土的称呼佛经总集为“一切经”相同；第二，都是译文，不收藏人自己的著述。后来，简化为今名。：Bkav-vgyur和Bstan-vgyur。

    最早的结集，公认是菊登日热（Bcom-Ldan-rig-ral）及其弟子卫巴洛赛（Dbus-Pa-blo-gsal）和秦甲木央（Mchims-Vjam-dbyangs）在一起，把上面提到的吐蕃时期所译经论三大目录收集在一处，进行校对、比勘，并把那以后所译的新译本，特别是众多的密教经典——即所谓“怛特罗”收录起来，编成了第一部“甘珠尔”。那都是属萨迦派藏书，存于那塘大寺。后人常把它误会为刻本其实只是一种精校的抄本。布顿大师利用那塘寺及萨迦等处藏书进行过校阅，在他的书中编写了第一部甘、丹珠尔目录。那末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究竟收录了多少经籍：

依德格版为例，全书共四千五百六十九个编号（内甘珠尔一千一百零八个编号，丹珠尔三千四百六十一个编号）。其分类为：甘珠尔：

（1）律部（Vdul-ba）（2）般若（Shes-phyin）（3）华严（Phal-chen）（4）宝积（Dkon-brtsegs）（5）经部（mdo-sde）（6）密典  甲、十万怛特罗（Rgyud-Vbum）乙、古怛特罗（Rnying-rgyud）丙、时轮经疏（Dus-vkhor-vgrel-bshad）丁、陀罗尼（Gzungs-vdus）

丹珠尔：

（7）礼赞（Bstod-tshogs）（8）怛特罗（Rgyud）（9）般若（Shes-phyin）（10）中观（Dbu-ma）（11）经疏（mdo-vgrel）（12）唯识（Sems-tsam）（13）阿毗达磨（mngon-pa）（14）律（Vdul-ba）（15）本生（Skyesrabs）（16）书翰（Spring-yig）（17）因明（Tshad-ma）（18）声明（Sgra-mdo）（19）医方明（Gso-rigpa）（20）工巧明（Bzo-rig-pa）（21）修身（Thun-mong）（22）杂（Sna-tshogs）（23）阿底夏小部集（jo –bo-chos-chung）（24）目录（dkar-chag）

    这样巨大规模的丛书，除了佛教的经论（包括义理、仪轨、静修、咒语等）之外，还有天文、历法、医药、工艺、逻辑等多种学科的论著，它对于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举世公认的事。无怪乎藏文大藏经出现以后，传抄之风顿起，地方豪酋挟势助长，延请饱学高僧，缮抄大藏以为功德，藉此可坐收护教奉法之美名。其中，以蔡巴衮噶多吉（Tshal-pa-kun-dgav-rdo-rje）（其专著《红史》1346成书）最为有名，重金礼聘当时权威学者布顿大师主持校审甘珠尔，成为定本，后世奉为“蔡巴甘珠尔”。由于这一部甘珠尔的权威性受到普遍的推崇，当公元1410年，大明永乐皇帝要为他刚刚逝去的妃子徐氏追求冥福，就不惜“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下界一切生灵，均沾无穷之福。”此前就邀请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 1384—1415）赴南京“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同时，请他担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刻本总纂。他所依据的底本恰恰也就是蔡巴甘珠尔，^[10]这是第一次甘珠尔的刻本。不是木刻而是铜版。^[11]公元1605年又在北京刊刻第二个刻本，时为大明万历皇帝在位第三十三年，故称万历本甘珠尔。它以永乐本为底本，当然也就是蔡巴甘珠尔一系。在藏区正式第一次雕板雕版的算是本文所介绍的丽江—里塘版了。那是在大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也是根据蔡巴甘珠尔的写本来刻版的。由此可见蔡巴甘珠尔如何受到人们的重视。接着又有卓尼版、那塘版、德格版，（清代）北京新版，拉萨版，以及宣统年间出现的库伦版^[12]青海拉嘉版^[13]等，可以把这些版本排成系列，列表如下：

三、       丽江—里塘版甘珠尔

1、 名称之由来

（公元1623年），大明天启三年，在云南省丽江府刊刻成版一部藏文甘珠尔藏经。由于藏人称呼丽江地区叫做Vjang-sa-dam，所以又按元代的记载写法译作“章·三晱”。那完全是按照藏语的音译。所以这一版就称为丽江（章·三晱）版甘珠尔。到了公元1698年，即清康熙三十七年时，准噶尔蒙古的头目噶尔丹兵败窜逃、穷蹙自杀后的第二年，和硕特蒙古南下的军事领袖达尔杰博硕克图汗（固始汗的裔孙）兵临云南，在丽江见到这一套甘珠尔经版，认为是可居的奇货，应掌握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于是下令搬迁，用骡马驮运，送到里塘大喇嘛寺存放。当然，用的口实是丽江土知府追随噶玛派活佛，属于佛教异端，而里塘大寺—强巴林属于格鲁（黄帽）派，举起“尊崇黄教”的大旗，就把丽江（章·三晱）版的甘珠尔经版北迁。从此，这一部甘珠尔就名之为里塘版了。

2、刊刻出资主持人木增

谈到丽江—里塘版的甘珠尔经，不能不提到主持这一刻本的施主丽江府土司木增。

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字生白。按纳西族本名为阿宅阿寺，系丽江土知府第十八代土司木青（阿胜阿宅）的独生子。生于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父猝死，袭位，是为第十九代土司，时年仅十一岁。遵循成例向朝廷申报，由朝廷授封，于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少年，便被委以“屏翰西陲，扶绥一方”的重任。值得称道的事是当时朝廷在东北一线与女真建州的军事对抗异常吃紧，木增两次助饷输捐，受到朝廷的表彰，在木增的近千首诗作中^[14]，就有反映。如《输饷喜感新命》中云：

每爱潜夫论，其如东事何？

主忧臣与辱，师众饷尤多。

愚贡点涓滴，君恩旷海波。

狼烟着扫清，木石葆天和。

诗味平常，但反映了木增与朝廷“休戚与共，君忧臣辱”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曲折地表现出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向心倾向。就是这位木生白先生，颇慕风雅，与汉族文士结交，“课农桑、兴学校、屯田贡赋、经理有条，习文讲武。”^[15]在后来的评论中有人说“有明一代（木氏）世守十余辈，惟习山（木公）振始音于前，生白（木增）绍家风于后”^[16]看来他的文化修养到了相当水平。还可以从他另外一首讴歌家乡自然风光的诗中来观察。《登文笔峰》：

雪山千层插碧霄。笔峰高峙共岩峣，

锋如玉笋蓝毫锐，砚是银湖墨浪潮，

独立风尘随品藻，凭虚星斗贯参寥，

巨灵欲为开文献，著作重光亘代标。

诗中把丽江的壮美山川，雄浑景色写得十分生动。丽江城西南的文笔峰正是隔着丽江平川与玉龙山遥遥相望，山下珊碧湖，清波荡漾，与入云雪峰相对成趣。诗中既表现了艺术技巧又体现了对乡土的热爱和依恋之忱。这也是可贵的感情。徐霞客，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在云南曾与木增交游，在《山中逸趣序》中说到木增：“公无事则诗书礼乐，有事则戎马行间……公世著风雅，交满天下，征文者、投诗者、购书者、以神交定盟者嘤鸣相和，声气往来，共中原之旗鼓。”^[17]

就在他广交文士饱受汉文化熏陶的同时，他还接受了禅悦思想。佛教的色空观念已深深地印入他的心灵深处。明天启四年（1624年）三十七岁的木增正值壮年有为，却悄然隐退，传位于其子木懿（阿诗阿春），自己在玉龙山南侧的芝山上修建了别墅“解脱林”，搬将进去，以求清净，坐静谈禅，真是想寻求“解脱”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在天启三年，即退隐的前一年，刻刊藏文甘珠尔经了^[18]。请看，在“三藏圣教序”中说：

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幕给孤宝积之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叨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忧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持，深痛无常，晓夜惕虑……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筴，缮录翻刻。

其目的还是很明确的：“以此功德，回向实际，庄严菩提，上报四重之恩。下拔九幽之苦，饮铜啖铁，悉孕莲池，戴角披毛，俱生极乐，仰祝皇帝万岁，太平千秋，物阜民安，河清海晏，无辶允不悦、无远不来。次期祖爵绵永，家国利亨，卜世卜年，同玉岳之悠久，世子世孙，等金江之继续。五方宁谧，百姓康和。”看来，他想追求一个安静、幽谧的世界。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明王朝已经气息奄奄，日薄西山，满州满洲女真部的崛起，以及满洲旗兵气焰日盛，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自杀，满洲大军入关，南京成立了福王为首的抗战政府、乃至隆武、永历的流亡，一系列的动乱，呈现目前，而木增以退位之身，仍心系朝廷，一直表现出可贵的忠贞和难得的气节。从明王朝给予的封授职衔上可以看出他与明王朝的关系：

万历二十二年（1622）封为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

万历二十五年（2625）封为太中大夫兼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

崇祯四年（1631）封为广西布政使司助

理布政使，通奉大夫。

崇祯十年（1637）升四川布政使。崇祯十七年（1644），也就是皇帝上吊的那一年，还封他为太仆寺正卿。

弘光元年（1645）赠彩缎、盘龙织锦。

隆武元年（1646）封为太常寺正卿。

真正是位列九卿，恩宠无比。做到了与明王朝共始终。

木增本人就在接受南明唐王监国封授的当年，以太常寺正卿的荣誉职衔逝世，时在1646年的八月初一。从他一生事迹来看，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①    深受儒家的理教思想影响，在天启七年为其母请旌表建立贞节牌坊。

②    以一边鄙地方土司广交汉族文士，并擅于诗文，以诗自娱。

③    笃信佛法，并急流勇退，归隐林下，与明王朝共始终，很象像当时汉族文人遗民逃禅避世。

3、校审主持人六世噶玛巴红帽系活佛曲吉旺秋

丽江—里塘甘珠尔刊刻时，由土知府木增延聘第六世噶玛巴红帽系活佛曲吉旺秋（Karma-Zhwa-dmar-pa，Chos-kyl-dbang-phyug，1584—1635）前来主持编纂、校订事务。兹将噶玛派与丽江木土司的关系、噶玛派与藏文甘珠尔的渊源略加介绍：

   噶玛派是西藏佛教中噶举派下的一个支派下面又分黑帽、红帽两支。黑帽系由都松钦巴（Dus-gsum-mkhyen-pa1110-1193）为开派祖师，在康区类乌齐（Ri-bo-che）地方的噶玛村建寺传法，寺名噶玛丹萨寺。从此，这一流派被称为噶玛派。他在世时，于1187年又在拉萨西北郊，堆龙楚浦地方建立楚浦寺，并以此为主寺。他死后即产生转世活佛，藏区的转世活佛制度实由他开始。二世名为噶玛拔希，（Kama-pagshi1204-1282）投托蒙元王廷，与拖雷王系最早发生关系，据《萨迦世系史》等书记载，此人曾与八思巴喇嘛在忽必烈座前争宠。因其曾附宗王阿里不哥，有参加叛乱之嫌而失宠。三世让迥多吉（Rang-byumg rdr-rje1284-1339）应元文宗之诏赴北京，死于北京，生前曾抄写过藏文甘珠尔、丹珠尔全藏，藏于桑耶寺。四世乳必多吉（Rol-pavi-rdo-rje1340-1383）亦应元顺帝之诏赴北京，传授秘戏教法，名声不好。但在康区及甘青一带大大地发展了噶玛教派。

上面说到的五世得银协巴（De-bzhin-gshcgs-pa1384-1415）,此人与明王朝永乐皇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1406年（永乐四年）邀应到南京，传法布教，受封为“大宝法王”，全称是：“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差不多把美好的字眼都用上了。为什么皇帝那么尊崇他呢？究其原因，明王朝把兵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对付北方蒙古族。希望西方的藏族地区能有个安静的后方。树立噶玛派活佛的威信，起一个带头作用。（此后，又有萨迦派受封大乘法王和格鲁派封大慈法王，以及地方领袖受封阐化、阐教、护教、辅教、赞善等五个世俗的王爵，共称明封八王）用“众封多建”的政策来稳定藏区的社会。此外，得银协巴曾把蔡巴甘珠尔写本推荐给永乐，并在南京雕版，成为第一部藏文刻本传世。这个功劳也是了不起的，此后，一直到了噶玛黑帽派九世旺秋多吉（Dbang-phy-ug-rdo-rje,1556-1602）与丽江木氏的联系得以加强，并曾住过丽江一段时间。现今噶玛黑帽十六世日必多吉（Rig-pavi-rod-rje,1924-1982）圆寂于锡金。

而红帽系噶玛派由第一世扎巴僧格（Grag-pa-seng-ge1283-1349）开派。在拉萨西北羊八井地方建寺，以此为主寺。他们也与黑帽系一样，争取与朝廷建立关系，并把精力放在争取信徒，扩大影响方面，所以经常在外周游。也受到皇帝的封赏。第六世曲吉旺秋在世之时，正是西藏本部噶玛派与格鲁派竞争十力激烈之秋。丽江木土司的辖境，既有纳西族，也有藏族，都信奉噶玛一派的喇嘛教。在政治斗争中，木土司自然地站到噶玛派一边。在这部甘珠尔经的藏文序文中说：“应章.三炎土王噶玛米庞才旺索南饶登（大概是木土司的藏名）之邀，迎请甘珠尔经雕版供养，广利众生，噶玛活佛曲吉旺秋莲台座下，佛光普照，成应因缘，时在阳木虎年也。”看来，这个题记的藏文在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就已写好了的。

这位噶玛红帽系活佛与黑帽系得银协巴一样，推荐的写本也是蔡巴甘珠尔。蔡巴甘珠尔实际上成为永乐版、万历版和丽江——里塘版的祖本。

我们通过丽江——里塘版的目录大概可以了解到藏文大藏经结集、雕版、流通的情况，这对于研究藏族文化史、印刷术史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