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清藏》的印刷

作者：安修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年05月07日

【内容提要】《清藏》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因其收罗宏富，取舍谨严，校核精密，行款整齐，被称为“绝代之精刻，内典之精华”。《清藏》在雕造告成以来的二百多年间，虽然官私陆续刷印不断，但其总数不过二百部。民国二十五年（1936）进行的《清藏》印刷，所印部数之多，材料技艺之精湛，分工考核之严谨，参与名流之广泛，是继乾隆四年印刷100部之后，独一无二的盛事。本文通过对此次印刷《清藏》的始末过程进行梳理，考查了不同寺庙及佛教团体的印经因缘，并对此次印刷的特点进行总结，试图探讨其在《清藏》印刷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关键词】《清藏》  范成法师  内政部  近代佛教

【作  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清雍正十一年（1773），雍正敕令重雕汉文大藏经，设藏经馆于北京贤良寺，命庄亲王允禄、和亲王弘昼总理刻藏事宜。经过两年的准备，于十三年（1735）开雕，乾隆三年（1738）十二月完成，历时三年，共雕经板79，036块。因刻有“皇图巩固，帝道遐昌”的“龙牌”，故后人将此次雕印之藏命名为《龙藏》，或称《乾隆版大藏经》、《清藏》。《清藏》的编目，是以《千字文》中自“天”到“机”724字为函，一字一函共724函，每函10册，共7240册，总计刊刻经典1670种。[①]《清藏》的雕造，不论是国家之重视，材料之精湛，规模之宏大，用资之庞巨等方面，还是藏经包揽之广博，校勘之严谨，编排之整齐方面，都非宋明诸藏可企及。有人曾评价说，“官版《清藏》为世界文化艺术中有名之作”[②]。

《清藏》刊成后，于乾隆四年首印100部，颁赐给京内外各寺庙。自乾隆二十七年至清末的150年间，又陆续刷印过32部，[③]均是少量印刷，据统计这32部分别为：乾隆二十七年（1762），印刷3部；乾隆五十四年(1789)，印刷1部；嘉庆二十四年（1819），印刷3部；道光六年（1826），印刷4部；道光十四年（1834），印刷4部；同治十年（1871），印刷1部；光绪年间（1875-1908），印刷10部；宣统三年（1911），印刷6部。此后还有三次大规模印刷：第一次在民国年间，第二、三次分别在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后两次印刷，距今时隔不久，时人尚有较深印象。而民国年间《清藏》的印刷，世人则少有谈论，也罕见学者研究。实际上此次印刷并非不足挂齿，其印刷数量、规模、质量以及流传广度，虽难以和乾隆年间雕刻经板之壮举相提并论，至少也卓然超出清末150年间的印刷，值得研究。

一、范成法师和印刷《清藏》的准备

范成法师受中国佛教会委托，于民国年间负责《清藏》的印刷，在整个印刷过程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范成俗姓李，祖籍江苏如皋，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7岁即于本乡崇善寺依止悉融法师出家，22岁于镇江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1910年入南京僧立师范学堂受教。辛亥革命后，住持如皋西方寺法席，开垦荒地，兴办慈善事业。1927年，创办皋东私立僧伽图书馆，收集各种图书十万册和报刊杂志十余种，向社会开放。从1931年至1934年，不惮艰辛，出版发行《影印宋版蹟砂藏经》，开创了中国佛教文化史上和汉传佛教藏经印刷史上的新记录[④]。

1936年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中国佛教会，在总理陵园共建佛教藏经楼，保存历代大藏经，以弘扬东方文化。除已请明藏二种、宋刻蹟砂版影印藏经一种外，为求完备，拟请印《清藏》一部。海内外人士、佛教界大德、社会名流、佛教团体、各大丛林获悉这一消息，纷纷呈请附印。范成法师受中国佛教会委托，负责请印事务。1936年6月，中国佛教会请范成法师来北平主持印刷，致函内务部，请其签核批准，6月15日，国民政府文官处致函范成法师，“希即前往内政部接洽”[⑤]，范成即赴内政部面商有关事宜后接受使命。

6月21日，中国佛教会正式委托范成法师赴北平主持印刷《清藏》事务，并由会长圆瑛法师亲自出具委托书，开列委托条件如下：

借住北平雍和宫东柏林寺，给以津贴；印刷纸张用迁安文宣牌号，在北平市大成泰定购；印刷承揽人，北平琉璃厂本立堂书铺主人刘耀庭，限期四个月完成，另立合同须呈内务部备案；向各方官厅接洽，并请代表负责；在北平装订；用布函天地盖；校勘张页请代延专员详慎办理；全藏印完后，代运至陵园；全部《清藏》经卷照实存版号承印；全部印刷纸张等费共三千二百元，其中印刷工费五百元、装订费二百五十元、纸张一千二百元、柏林寺供养一百元、布函天地盖八百元、校勘运费、办公费、旅费及杂费共三百五十元；天时人事前途莫测，非人力可能抵抗，所受损失由委托人自任，与受委托人无涉。[⑥]

以上委托条件，对整个印刷的具体细节做严格规定，有助于清楚了解印刷的概况：第一、规定印刷《清藏》的时间为四个月，从后文可知，即从1936年8月18日至1937年1月18日。地点为范成法师所借住的北平雍和宫东柏林寺。第二、范成法师作为受委托人，给以津贴，对自然原因造成的损失不负相关责任。第三、规定印刷清藏的价格为每部法币3200元，不包括领印费。第四、决定纸张用迁安文宣牌纸，印刷承揽人为北平琉璃厂本立堂书铺主人刘耀庭。

由上可见，范成法师来北平主持《清藏》印刷事务，受到了政府和佛教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内政部批准备案，足以说明政府对此次印刷《清藏》的严格要求和特别保护。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会详细周到的委托条件，突显出佛教界对此事认真负责的态度。这不仅有助于范成法师来北平筹备工作，更为整个《清藏》的印刷奠定了基础，绘好了蓝图。

6月23日下午，范成法师率弟子宗觉、守拙等人，从上海出发，乘坐平沪通车，25日上午到达北平。抵达后，范成即与柏林寺住持福振筹商相关事宜，并同赴北平古物陈列所接洽。为便于对外称呼，将所住柏林寺办事处定名为“丙子印刷《清藏》事务所”。遵照中国佛教会委托条件，与刷印商人刘耀庭订立揽单，与大成泰纸庄订立购纸合同。6月27日，范成呈函中国佛教会及内务部请批准开启经库。7月1日，丙子印刷《清藏》事务所正式宣告成立，由北平古物陈列所负责人开启经库，佛教会及社会局杨秘书等检查经库板架。

民国初年，《清藏》经板由内务部及柏林寺共同负责保管。1920年，经叶恭绰等人呈请北洋政府内政部，请求整理经板、重修经架。但当时“庋板房屋岁久失修，部款支绌，既属无可挹注，而常住清苦，又复难于张罗。”[⑦]遂于次年，由当时一些社公名流、佛教学者和僧人等共同发起组成“龙藏经板保管协会”，拟定《简章》七条，协助官厅及柏林寺常住保管《清藏》。此后，《清藏》经板由柏林寺转至北平古物陈列所管理，但因多年缺乏整理，个别经板朽坏堪虞。范成法师开启经库后，看到久被尘封的经板，痛心不己，他在向政府汇报时写道：“慨夫年久未经移动，满架尘封，庋板木架多数倾斜欲塌，门窗棱格朽坏脱落，因而鼠雀窜入，粪秽满地。”[⑧]

法宝遭受毁损，如果不把经板经架经库房宇先行整理，开工时恐有倾覆之患。范成法师在征得北平古物陈列所同意后，开始带人洗刷整理经板。首先洗刷经板经架，然后整理经库，修理并油漆门窗格扇。为了避免灰尘封架和便于光线进入，除全部装以玻璃外，还嵌以铅纱。又用二寸宽三分厚二尺长的铁板，包固仓库。每库制备简便灭火器各一具。对于100具经架中朽坏严重的，雇工人依照原架制作新的替换，稍有倾斜的经架，则给予修理。为了使经架耐久，不仅顶层加铁十字条，四角还逐层裹钉铁板。并添置四件木架，用以庋剩余的经板。另外，还在每一经库挂一大牌，制做一览表，标明经板块数、连数。每一格签以小牌，每一块经板标一小牌布笺。由于工程烦碎，写工贴工太巨，加上修补残损经板，共耗时近两个月，花费资金5224元，其中铁料800元、木工料300元、油漆费140元、洗刷费360元、玻璃铅纱洋钉100元、箋布料130元、写贴箋工费2315元、廫麻绳膘木料100元、雕佛像板49元、大小木粉牌30元、管工人员薪金500元、灭火器400元。

修理经板库架所耗资金，从18户请印者所交3200元印经费中匀出，这样不仅不会添加国家的经济负担，更不再给请印者增加压力。在具体修整经架过程中，范成法师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敢一文虚縻，甚至连竹头木屑也不肯轻易扔弃，可见法师的报国心长与弘法心切。

二、《清藏》的印刷

为了遵循中国佛教会在四个月内完成印刷的委托条件，在整理经库板架的两个月时间中，范成法师已经印出一份样张，经中国佛教会同意后，作为以后用墨色的标准。7月9日，法师致电林森：“经板整理洗毕，各事具备，专待内政部公事，乞就近催蒋部长电平钱主任，以便开印，不胜迫切。”[⑨]因为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北平古物陈列所委员会未能及时发出开印指令，7月30日，法师又致电国民政府文官处，“筹备早经就绪，专待内政部令到达开印”，“因此次印刷部数甚多，恐延至冬季刷印，诸有不便，请转呈主席，恳催部速发，俾便开印，以免工人旷置，应速着手为宜。”[⑩]。由于内政部仍然没有作出反应，8月11日，法师在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的同时，又致函北平古物陈列委员会，请求开印。果然，8月18日，古物陈列所获准开印。虽然印刷得以勉强开工，但终究是没有内政部的批准，范成法师还是心有余悸。直到22日，法师接到文官处的公函，才知道原来林森主席只同意印刷15部，至于其他增加的，林主席表示“未便再议增加”[11]。

内政部迟迟不予批准，并非无端拖延，主要原因是请印《清藏》数量、名单的变更以及领印费的免缴，导致印刷的实际情况与规章制度不符。鉴于《清藏》经板是国内唯一保留下来的佛教藏经经板，国民政府对其特别保护，对印刷《清藏》更是重视有加。为此，内政部于1935年专门制定了《释藏经典领印规则》，并于该年10月公布。值林主席请印《清藏》之际，1936年5月，又对该规则作了修正。《规则》规定：

第一  领印释藏经典依本规则办理。

第二  领印释藏经典应由领印人申述需用经典理由，并备具北平佛教会证明书呈请内政部核准。

第三  领印释藏经典经内政部核准后，应由领印人向部缴纳领印费每部五百元，存柏林寺作修理经版及印经时杂费之用，并备具适当印刷商人合同呈部核定后，由部通知柏林寺住持遵办。

第四  领印释藏经典时不得将经版运出寺外，不得损坏版片，不得偷印私卖，经版印毕上架不得凌乱次序。

第五  领印人及印刷商人若违反规定，则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罚，其偷印私卖者，并将其工料或其私卖所得之金一并充公。

第六  印刷释藏经典期间每年分为三月至四月，九月至十月两期，每届印刷经典柏林寺住持须将启库及竣工日期分别报部备查。

第七  印刷经典期内禁止闲杂人等入寺游览。

第八  释藏经典印刷完竣，由内政部派员点验经版，储存库内，并于经典装运时验封经箱，发给护照，咨请财政部转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

第九  本规则自公布之日施行。[12]

按照规则，领印人须向内政部缴纳每部500元的领印费。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极不景气，呈部备案的古德寺等14户印藏寺庙劝募凑款十分艰难，而其弘法利生的愿望又非常强烈。面对这种情况，1936年6月，中国佛教会为请求免缴领印费向内政部致函：“鉴于社会经济极形凋敝，领印释藏之寺院募集印费至为困难，按释藏领印规则第三条规定，每部应缴纳领印费500元，拟请免予呈缴。”[13]对此，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从中协调，内政部灵活融通也未严格按《释藏经典领印规则》办理。1936年6月8日，内政部部长蒋作宾致函林森主席，表示每部应缴领印费，“拟由部专案呈请核免”。[14]

请印《清藏》的数量、名称随着印刷的开展，几经变动。早在6月中旬，14户请印者的名单就已经呈内务部备案。6月30日，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李子宽提出附印1部。按照《规则》第二条，须由北平佛教会开证明书，内政部批准后才可补入原14部备案中。经过多番周折，内政部才同意将其名字列入原案中。7月30日，原备案印藏的14户中，汉口古德寺、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四川大佛寺、苏州灵岩山寺及北平广济寺5个寺庙，因经济发生困难，退出印刷。随后又有北平私立佛教图书馆唐慕汾、上海法物保存馆叶恭卓、青岛湛山寺倓虚和美国福开森，各自请印1部，一共4部加入。至此，原案中请印者名次又须更换，北平佛教会证明书等一切手续，必须再行办理。由此可见，范成7月9号、7月30号致电内政部批准开印，主要是印刷部数不定，手续没有齐备，内政部无法批准。

新增加唐慕汾等4部，因不在原备案呈交内政部的14户之内，其附印及免缴领印费的批准颇费周折，经范成法师多次致函各部，均未得到批准。8月22日，国民政府文官处表示“未便再议增加”[15]。24日，北平古物陈列所态度更加强硬，“除释范成等及李子宽，经呈准有案，给予照印外，其余新增加各户一律不得附印。”[16]然而，在开印之前，丙子印刷事务所准备的是19部的材料，现在有4部无法印刷，那么其工料损失将近万金。况且，美国福开森博士向风慕义，以我国法宝陈列美国国家图书馆，当时也是林森主席深堪嘉许的。如果说印刷过多会损坏经板，实际上每板只多印4张，一气呵成，也没有损坏的可能。鉴于上述情况，范成请李子宽帮忙，到上海与内政部部长蒋作宾面谈，经过详细的陈述事实，蒋部长通融印刷，但是领印费必须要交，推迟或者印完交都予以批准。

9月7日上午，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委员长，偕高占魁、邓哲熙、周覆安、陈继淹、潘毓桂、戈定远等政界要人莅临柏林寺，参观《清藏》印刷现场，亲览已印成经典。宋哲元见雕板近八万，极为感叹，又提出附印4部，希望范成法师帮忙承办。范成法师此前经办理叶恭卓等新增四部之时，因各项手续难得批准，备尝艰辛，但是宋哲元又一再请办，法师只得勉强代办工料，并在闲暇之余帮忙办理手续，呈请内政部。9月17日，文官处为增印《清藏》事致函法师，“请求增加之户，虽不在免费之例，亦未尝绝对不许印刷，但领印费应先缴纳。”[17]此后，法师就此事多次呈文林森主席、文官处及古物陈列所，请求免缴领印费。内政部还特派北平公干来寺参观，经范成陈报详情，一一查勘工程账目，都感到满意，并认为附印4部各户，“均与阐扬佛法，普及文化有关，与普通请印者有别”，情迹前后一致，可以援照此前办法予以平等待遇。迨至1937年1月13日，内政部致函文官处，“所请添印藏经，既系连同前经核准附印之15部一并附印，自可援案免缴。”[18]

请印部数、名称的三次变动，给原本顺利的印刷，增加了困难。国民政府各部门对于各项程序严格把关，经过范成法师的多方努力，内政部等最终还是针对不同情况积极地作出调适，使印刷如期完成。除美国福开森请印的1部，因没有及时得到美国政府准许，后来没有印刷以外，经范成法师承办，在丙子印刷事务所，一共印刷《清藏》部数为22部，圆瑛法师一部供养总理陵园藏经楼，戴季陶先生一部赠送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范成、定安、却非、钦亮、大愿、倓虚、虚云、慧开、善青、太虚、继峰、诚湘12位法师各一部，供养各自常住寺庙，分别为江苏如皋掘港西方寺僧伽图书馆、云南云楼寺、杭州灵隐寺、杭州净慈寺、浙江弥陀寺、山东青岛湛山寺、广东韶关南华寺、上海觉园法宝馆（佛教图书文物馆）、安徽乐善寺、湖南宁乡密印寺、湖南干明寺、湖南白沙茅篷，李子宽、叶恭绰、唐慕汾、宋鹤庚各请一部，分别珍藏在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上海法藏寺、北平私立佛教图书馆、湖南嘉坪佛教正信会，宋哲元先生所请4部就地各得其所。

整个《清藏》的印刷，组织慎密，流程清晰，分事务所、印刷部、装订部、做套部四个部门。事务所主要负责人为范成法师，带领13人工作。印刷部分两班，一班由本立堂刘耀庭负责，带领45人印刷，一班由文楷斋刘宾侯负责，带领50人印刷。装订部也分作两班，一班由文楷斋常瑞甫负责，带领22人装订，一班由濑润斋阁巨丰负责，带领32人装订。做套部由宗子明负责，带领52人做套。总计人数为214人。考虑到印刷及装订工人技术水平高低相差太远，为保证印刷质量，范成法师将印刷工和装订工均分为两班，采取两班共进，分工竞争的形式。印刷初期，将每个印刷工印刷的经页，进行技术上的优劣评判，并将需要改正的地方一一指出，如：

彭国恩，印五字，用墨轻重不一。改正点：刷宜周全，平均走到。

李子仙，印玄字，字迹模糊，地线不齐。改正点：刷宜通盘，去到下线，立定标准。

刘树生，印宙字，尚佳。

朱子良，印刻字，通卷黑色不均，技术甚劣。改正点：精心努力，改正错误。

李才，  印四字，地线不正，手眼欠灵。改正点：宜制定标准线。

赵茂腾，印宇字，用纸既不遵章下线，字迹太浅。改正点：遵章用纸墨。[19]

到印刷中期，各班开始进行成绩考核，分甲、乙、丙三等，分别给以奖品，以资鼓励。9月6日，本立堂和文楷斋分别对本班工人进行成绩考核，结果是本立堂评定出甲等四名，乙等六名，丙等七名。文楷斋评定出甲等四名，乙等六名，丙等六名。开展竞赛不仅活跃了工作气氛，提高了印刷效率，更重要的是印刷质量明显提高了。9月15日，本立堂和文楷斋再行对工人经行成绩考核，结果本立堂评定出甲等三名，乙等四名，丙等十二名。文楷斋评定出甲等三名，乙等五名，丙等十二名。丙等总人数分别比上次多了五名、六名。装订部也同样采取相同的办法。至于做布函的工作，工人技术虽很娴熟，但是不能做到精益求精，据范成法师弟子宗觉《印刷〈清藏〉经的片片》中记载，“一部藏经所用布料大小多少，他们算要三尺二宽布，二十八疋，我们算只用二十六定就够了”，“一再谈判，才能成就，订约工作。”[20]

从修理经库板架到印刷经藏，范成法师事无巨细，躬身力行。郭振墉曾在《湖南附印〈清藏〉四部》中赞叹范成法师道，“大愿大力为末法时代放光明”[21]。尽管这样，法师还是自谦地认为自己：“对于宏利事业，诚不免热心过度，在于薄书世故，间亦不免躍多事冒昧之嫌。”[22]

三、请印《清藏》因缘例举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佛教文物保存匪易，国子监石经亡于庚子联军，敦煌藏经、云冈佛像残于巧取豪夺者。在兵匪混战法物沦胥之际，国民主席倡印《清藏》，名刹大德自是云集影从。在此次请印《清藏》的18户中，弘法利生续佛慧命目标相同，筹款请印则情迹万殊，其中湖南密印寺、乾明寺、白沙茅棚、嘉坪佛教正信会，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以及杭州净慈寺最具代表性。其印刷款项筹集之艰难，印刷过程之曲折，充分说明了这次印刷的甚难稀有，同时也可以窥见民国时期佛教发展的状况。

（一）湖南附印《清藏》因缘

近代湖南高僧辈出，僧俗信众对佛教文化较为重视。早在1925年，明印禅师创立佛教正信会，当时省城丛林中的上林寺收藏有大藏经，但是平时藏经楼紧闭，无法阅览。明印禅师遂有印藏之念，曾与汤邵龄、宋阜南二居士商议，并联合政界人士，集资4000元，由宋居士负责赴资兴购买大宗皮纸（因资兴猺山遍产雪花树，其树皮所造之纸，不仅质料坚韧而且耐久）。然中经战乱，法缘未就，明印禅师志愿未了，抱憾圆寂。

1936年，听闻北平有印刷《清藏》之举，为完成明印禅师的心愿，汤邵龄、宋阜南、朱长松、万荀壮、杨伯糜、童淡明、郭涵斋诸居士共同发起请印藏经，分工奔赴，努力圆成此事。与其他寺庙刷印藏经不同，湖南自备纸张附印。汤邵龄居士往返于湖南与湖北之间，与转运公司交涉，负责纸张的转运起卸等；朱长松居士赴南京和北平，与有关部门商议印刷事宜；万荀壮居士负责函电上海北平接洽附印，召集在事诸人开会，讨论办法，集附印款；郭涵斋居士负责催齐一切应有的手续；杨伯糜、童淡明诸居士，或向银行贷款，或由私人变卖家产，负责附印款项。因为当时各省兵匪甫靖，经济凋敝，即使自备纸张，每部只需2040元，比原价3200元少1160元，但四部8160元的巨额一时还是很难筹齐。后经国民政府通融，免缴领印费，才得顺利印刷四部。一置沩山密印寺，一置常德德山乾明寺，一置湖南佛教正信会，一置明印禅师住持之白沙茅棚。[23]

（二）湖北汉口佛教正信会附印《清藏》因缘

武汉是近代重要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佛教文化重镇。尤其是太虚法师提倡新佛教运动以来，在创办武昌佛学院培养新式僧才的同时，还致力于佛法的弘扬，武汉佛教由此盛极一时，不少社会名流皈依了太虚法师。在太虚法师的影响下，李子宽特别重视佛教文化的弘扬，并被推举为汉口佛教正信会会长，在此期间，对范成法师负责印刷《清藏》一事，李子宽极为支持，而且还请印一部。在《北平佛教会月刊》“印刷《清藏》特刊”中，收录了54通范成法师与各部门往来函牍，其中有15封是与李子宽往来的，几近总数的1/3。其原因是李子宽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蒋作宾同为湖北应城人，既有同邑关系，范成法师在负责印刷《清藏》期间与内政部的来往函，以及遇到的诸多困难，常常得到李子宽助办。此外，汉口佛教正信会印经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也增加了李子宽与范成法师之间的函牍。

首先是增补汉口佛教正信会名额到原请印名单中。因李子宽呈请印藏经，是在内政部备案的14户请藏名单之后，所以要经范成法师根据《规则》办理证明书等一切手续。内政部同意原案中的14户免缴领印费后，李子宽增加的这一部不在其中。为争取免缴，又来往数函。到8月12日，范成法师致函李子宽称，“尊处印经一部，已将大名汇同列入前存案十四部内”[24]。至此，李子宽增加这部才允许印刷，并得以免缴领印费。其次，对于印经费用，李子宽认为印《清藏》置于汉口佛教正信会是“利吾国者利吾乡”[25]，经函蒋作宾后，蒋答应付一半经费，其余由李子宽自筹。蒋作宾的这一半经费，直接汇到丙子印刷事务所，李子宽作为中间人，又得与范成法师来往函。最后，考虑到做布天地盖在南方潮湿的气候下不易久存，李子宽又多次呈函范成法师，与其商量做木天地盖，思量成本和运费后，范成法师建议用南方樟木就地做，节省运费。

（三）杭州净慈寺附印《清藏》因缘

杭州自南宋以后一直是全国佛教的中心之一。净慈寺作为江南佛教名刹，创于吴越，号慧日永明院，宋绍兴年间始改今名，为江南五山首刹。乾隆五年改毗卢阁为藏经楼，供奉雍正十三年所钦赐的《龙藏》一部和乾隆四十年所钦赐的满汉西番蒙古合璧《龙藏》八套八十卷目录八卷，但毁于太平天国运动中。1936年，净慈寺住持钦亮正为法藏凋残而憾叹之际，浙江弥陀寺大愿和尚电告北平凑齐二十家请印《清藏》一事，为报佛恩阐扬教乘，钦亮答应附印并立即呈报备案。筹款一事由当时担任净慈寺的书记若瓢法师负责，因上一年请印宋藏由本寺护法居士李袁和圣莲居士出资，这一次不可能再向其劝募，若瓢法师只得下山劝募，时事不景，筹款困难，后得薛王、圣良等居士先后周纳，才备全印费。

法不自弘，由人故显。虽然民国时期经济苦难，但并不能停止佛法的弘扬，佛教的高僧大德及居士，为了弘法利生，不惮艰辛，在这次印刷《清藏》中，积极参与，克服种种苦难，四处劝募印经款，精神可敬。

四、民国年间印刷《清藏》的特点

民国年间范成法师主持的《清藏》印刷，所印部数之多，材料技艺之精湛，分工考核之严谨，是继乾隆四年印刷100部之后，独一无二的一次。然而，最能揭开《清藏》印刷史新篇章的，与以下三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第一，众多寺院和佛教团体集中印刷。此次印刷，不同于乾隆四年100部的官方印刷，也不同于光绪、宣统等年间的私人印刷。这次印刷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行政部、文官处等多个部门共同监督管理，海内外佛教界、社会名流、佛教团体、各大丛林各自集资附印。在开始印刷之前，先联系好准备附印的寺庙，经内政部备案后，再由丙子印刷事务所这一专门机构一次性印刷。这样一来，大大降低了成本，保证了质量，同时节省了资源，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宋哲元在《集印清刻释藏启》一文所说，“良以印多则价廉，事聚则工省。昔须五六千金始克成办者，今仅以其半数得之矣，宁非幸欤夫！”[26]

第二，新印和补印同时进行。按照《释藏经典领印规则》，印刷释藏经典期间每年分为三月至四月，九月至十月两期。为避免再分一期，造成设备难以完善，工人技术难以短期娴熟，工作参差不齐，印费成本加大等问题。对于原有已请过藏经，而卷帙或因年久残缺，或系当年漏遗者，这次在附印的同时加以补印，补印费为每卷五角。补印丛林需要精细地将缺经函字、经名、卷数、丛林名称、需补若干卷写明。为符合大小尺寸，还需将本寺经本一卷，一起电函事务所办理。据统计，此次补印寺庙和补印卷数分别为：南京古林寺141卷、青岛华严寺11卷、浙江奉化雪窦寺148卷、北平天宁寺80卷、河北涿鹿养道法会1200卷、北平法源寺8卷、南京香林寺16卷、北平怀柔广慈寺81卷、江苏宿迁极乐庵240卷、安徽九华山万年寺5卷、天津白衣庵62卷，总计共有11个寺庙补印经1992卷。

第三，海内外佛教界及社会各界高僧大德、名流政要共同参与支持。这次《清藏》的印刷，不仅受到了中国佛教界、社会名流的重视，而且还受到了海外佛教界和社会人士的关注。在印刷开幕典礼上，除北平市文化名流，还有日本高僧后腾武君、美国大使詹森君、福开森博士父子到会。美国博士福开森父子在提出附印一部《清藏》之后，还将个人所藏雍正御笔“昌明仁义”四字的匾额，恭赠丙子印刷事务所。林森、戴季陶、蒋作宾、魏怀等，作为政界要人，在整个印刷《清藏》过程中，对印经数量、手续的批准、领印费等方面进行调商，严格的管理保证了印刷的质量和进度，使《清藏》的印刷得以顺利完成。叶恭卓、李子宽等佛教名流，对这次印刷《清藏》奔前走后，鼎力相助。太虚、圆瑛、倓虚、虚云等高僧大德，对请印藏经，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不惮艰辛地四处劝募印经款。当时正在编著《蒙藏佛教史》一书的妙舟法师，也放下工作，来到印刷事务所，管理各组工作，检查印刷。

《清藏》所收经典、杂著之丰富，校勘之精湛，堪称佛教典籍中的重要代表作品。《清藏》经板，因其采用优质整块平滑梨木板，选用优良的写刻工匠，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使得这部大藏经经板成为我国至今唯一保存完好的大藏经板。民国年间《清藏》的印刷，尽管社会经济不景气，但是社会各界、高僧大德、名流政要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经各方大力的支持，积极的参与，顺利完成了二十余部的印刷，推动了佛法的弘扬，对近代佛教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印刷之前对经库经板经架的修整，是二百多年来《清藏》经板刊成后，比较彻底、扎实的一次。在印经的同时对以往刷印《清藏》的补印，基本上弥补了各处收藏《清藏》的残缺。《北平市私立佛教图书馆请印〈清藏〉记》一文，曾对民国年间《清藏》的印刷评价说，“兹者印刷流通于海内外，俾世界知文化之策源，治巴利文有所印证。醉心物质者知所返迷，神权摧者有所悟转。”[27]从整个《清藏》印刷史来看，民国这次印刷的确是继乾隆四年印刷100部之后，绝无仅有的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