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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佛教及胡语佛教文献

作者:耿世民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年05月07日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佛教传入西域(和田、焉耆、龟兹地区)和现存用古代焉耆、龟兹语、和田塞语、粟特语等胡语写成的佛教文献。

【关键词】西域  焉耆  龟兹  和田  粟特  佛教文献

【作  者】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众所周知,佛教传入古代西域(这里主要指新疆)要早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公元67世纪前),内地佛教主要受到西域各国佛教的影响。这表现在今天中国佛教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术语不是直接来自印度的梵语,而来自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各地的胡语,如佛、和尚、沙门、出家、弥勒等,。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代西域各地的佛教及古代于阗/和田塞语(Khotan-Saka)、古代焉耆-龟兹语(“吐火罗语Tokharian”)、粟特/窣利语的佛教文献作一概括的介绍。

 

一、佛教在西域(新疆)的传布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塔里木盆地的问题,我们尚无确切的材料来说明。一般地说,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应早于传入我国内地。任继愈教授认为佛教传入内地是在公元后一世纪60-70年代[1]。为此,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应在此之前,即在公元以前。根据藏文《于阗(和田)国授记》一书的记载,佛教似早在公元前186-172年间已传入和田地区。如该书说:“于阗王萨奴(Sanu)(按即瞿萨旦那,意为‘地乳’)19岁时建立李国(按即于阗国),他即位为李国第一代王时,佛涅槃已234年……建国后165年,当国王尉迟胜(Vijaya Sambhava)即位五年时,佛法在李国兴起。”[2]如按佛涅槃是在公元前490-480年之间(见任继愈上引书,第1页),那么于阗建国应在公元前256-246年之间。再除去建国后的165年和即位后的5年,即为佛教传入和田地区的时间。也就是说,佛教传入和田应在公元前186-176年之间。

和田自古以来就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著名佛教中心。汉文史籍记载,公元5世纪前许多汉族僧人曾去“西域”求经,而实际上只到达和田,在那里他们通常都能得到所要寻找的佛经(如朱士行等)。中国佛教史上一些著名的佛教大师也来自和田地区,如:实叉难陀(!ik2ananda)、疆良耶舍(Kqlaya1as)等人。此外,某些著名的佛教典籍甚至是在和田地区编撰成的,如享有盛誉的《华厳经》(Avata/saka-s[tra)。生活在4-5世纪的汉族著名佛教大师法显在去印度取经的路上,曾在和田停留数月。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庆祝佛教节日的活动,并目睹了当时和田地区佛教昌盛的情况。他在《佛国记》一书中这样写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僧众乃数万人,多大乘学……国主安堵法显等于僧伽兰(sa/ghqrqm)(寺院之意)。僧伽兰名瞿摩帝(Gomati),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其国中十四大僧伽兰,不数小者……”[3]

至于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北缘另一佛教中心——龟兹(今库车)的问题,德国汉堡大学的刘茂才教授认为早在公元前109年,佛教已传入龟兹地区[4]。他的根据是汉文《梁书》卷40中的一段记载:“(柳)之遴好古爱奇……献古器四种于东宫(按指后来的梁武帝)……其第三种,外国澡罐一口,铭云‘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龟兹国献’”。而澡罐则为佛僧用具,汉文有时译作“军持”,来自梵文kuzfika。我们知道,公元8-9世纪前,古代库车居民讲印欧语系中的一种“吐火罗语B”(吐火罗语乙种)方言(古代焉耆居民则讲“吐火罗语 A”(吐火罗语甲种)方言[5]。古代龟兹国的经济和文化也很繁荣发达。例如唐代著名高僧玄奘(602-664)在《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这样写道:屈支(按即龟兹/库车)国东西一千多里,南北六百多里。此国的大都城方圆十七、八里。土地十一种植糜子、麦子,出产粳稻、葡萄、石榴。盛产梨、沙果、桃、杏。矿产有黄金、铜、铁、铅、锡。四季气候温和,民风淳朴。所使用的文字取法于印度字母而稍加以改变。这个国家格外以管弦歌舞技艺见长,在这方面超出诸国。居民穿着锦褐,剪发,头戴巾帽。货币使用金钱、银钱和小铜钱。国王为屈支人,才智不高,缺少谋略,受权臣们的挟持。当地有一种风俗,小孩子出生以后用木版箍扎头部,以求其日后头形扁薄。境内有寺庙一百多座。僧徒有五千多人,研习小乘教一切有部。佛经教义、戒律仪轨都取法于印度,于是诵习经教律仪的人们也就都依据印度原文了。他们仍然拘泥于渐教(按指小乘教)教义,随同各种食品也吃名为“三净”的肉。但是,人人立身清白,醉心于钻研佛典,竞相以各自修行的功力比较高低。(汉文原文:“(屈支——按即龟兹/库车)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糜麦,有粳稻,出葡萄、石榴,多梨、柰、桃、杏……气序和,风俗质。文字取自印度,粗有改变。管弦伎乐,特善诸国……伽兰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习小乘教说一切有(Sarvqstivqdin)部。经教律仪,取则印度,其习读者,即本文矣。尚拘渐教,食杂三净,洁清耽翫,人以功竞)”[6]

关于焉耆的情况,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有下列描述:

“阿耆尼国的幅员东西六百多里,南北四百多里。此国的大都城方圆六、七里。(这个国家)四面有山作为屏障,道路艰险难行,因而易于防守。境内泉水溪流交织如带,水便被引出来灌溉田地。这里的土质适宜种植糜子、黍子、冬小麦以及香枣、葡萄、梨、沙果等各种果品。所用的文字取法于印度字母而稍加增减。四季气候温和,舒畅宜人。风俗淳朴,人们真挚相处。居民用粗细毛织品做衣装服饰,剪发,不束巾帻。通用的货币有金钱、银钱和小铜钱。君主是本国人,有勇但少智慧, 喜欢炫耀自夸。国家缺少纲常法纪,政令也不完备严肃。(境内)有寺庙十余座,僧徒有二千多人。他们研习的是小乘教说一切有部。此地研习的佛教教义、戒律仪轨既然完全遵循印度,所以,所有研习者也就都根据印度原文来进行潜研揣摩了。这些信徒恪守戒律仪轨,持身清洁,刻苦勤奋。然吃食却夹杂了名为“三净”的肉类,这就未免拘泥于小乘“渐教”的教义了”[7]。当地居民说古代焉耆语(即“吐火罗语”甲种方言)。

吐鲁番(古称车师、高昌)地区自古以来也是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公元840年当建国于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今柯尔克孜人的祖先)人灭亡后,一部分回鹘人(古代维吾尔人)(15部)西迁吐鲁番地区,建立了高昌王国(约850-1250年)。吐鲁番位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东西交通的要道上,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所重镇。从公元前2世纪起,该地就已是一块具有发达农业和文化的繁荣绿洲。这里最古的居民(车师人[8])也使用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A种方言。大批回鹘人的到来加速了当地的突厥化(也即维吾尔化)的进程。此外,当地还住有许多汉族人和粟特人(即所谓的胡人)。回鹘人迁入后发生了不同民族的融合过程。由于回鹘人和其它操突厥语的部族不论在人口数量上抑或在政治上都占有优势,当地原居民逐渐被突厥化,回鹘语逐渐战胜当地原居民的语言,成为该地区的通行语言。但原居民也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不论在人种、文化上抑或在语言上都给前者以很大的影响[9]。在当地原居民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放弃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而转入定居的农业和城市生活,并于公元1015世纪创造出光辉的所谓高昌回鹘文明。

大约在10-11世纪`期间,在当地原居民信仰的影响下,回鹘人逐渐舍弃原来在漠北时期信仰的摩尼教(我国历史上也称作明教)而皈依佛教并开始翻译佛教经典[10]。当佛教节日时,在寺院附近举行各种活动,如讲经,演唱佛教故事和戏剧等。这些都为近代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的壁画、写本(有些带有插图)和其它物品所证明。公元982年,宋朝使臣王延德曾访问过高昌王国。他的《使高昌记》一书是了解这一时期的基本史料之一。书中生动记述了回鹘高昌王国的情况。他这样写道:其都城高昌不降雨雪,天气十分炎热……住房多涂白粉……引天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田地,使用水车。地产五谷,但无荞麦。贵人多食马肉,其它居民则常食羊肉和禽肉。演奏音乐时多用琵巴、箜篌。出产貂皮、棉花和绣文花蕊布。俗好骑射,喜爱游赏。出游时必带乐器。当地有佛教寺院五十余所。寺内藏有大藏经等佛教著作。王延德一行在别失巴里(高昌王的夏都)谒见了回鹘王,并向王后、太子赠送了礼物,出席了宴会,观看了戏剧。第二天继续参观游览。城中多楼台卉木,居民皮肤白皙,面貌端正。当地工艺水平很高,善治金银铁器及攻玉……[11]。这里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早在10世纪左右,高昌就有戏剧演出。当地出土的一些戏剧残卷(如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弥勒会见纪剧本Maitriyasamitinqwaka》等)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此外,现存的许多佛教寺窟(如柏则克里克、吐峪沟、克孜尔、库木图拉等)和壁画以及许多古代龟兹、焉耆语和回鹘语佛教文献的出土也都证明当时佛教在该地区繁荣昌盛的情况。不仅回鹘贵族,甚至普通百姓都竞相捐资修建寺院,制作佛像、壁画或抄写经文。他们把这些看作是一种功德(回鹘文称buyan,来自梵文puzya),并能把其转让给其它有关的人[12]。所有这些都表明当地人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随同吐鲁番地区的伊斯兰化,佛教约于15世纪左右在当地消失。据16世纪的《拉史德史》(Tarih-i Rashidi)的记载,只是当东察哈台汗克孜尔和卓汗(Qizir Hoja Khan)(在位时间约为1389-1399年)对吐鲁番地区进行多次圣战后,当地回鹘人才被迫接受伊斯兰教[13]

不论汉文史料和伊斯兰史籍都证明,迟至15世纪下半期,吐鲁番人民中仍信仰佛教。如明朝(1368-1644)使臣陈诚在其《西域番国志》一书中写道:吐尔番城,信佛教……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另外,中亚穆斯林史家哈菲兹·阿卜鲁(Hafiz Abru)在其《史选》一书中也谈到当铁木尔之子沙鲁赫(Shahruh)的使节团从北京回国,经过吐鲁番时(1420年),其成员看到当地居民仍有佛教徒。

佛教传入粟特地区和我国粟特居留地的情况

粟特人的故乡在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是个长于经商的民族。史载其民族习惯,生子常抹蜜饯于其口中,置粘胶于掌心,希长大后从事商业活动,锱铢必争。由于商业的关系,他们在西从罗马东到中国的长城沿丝绸之路都有他们的居留地。在我国唐代文献中凡冠有“胡”字的人和物都与这个民族有关。对唐朝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安禄山(禄山来自粟特语rwS’n——“光明”之意)就是半个粟特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出身“康”(萨马尔罕地区)姓、“安”(布哈拉地区)的译经僧人很多,如康僧铠、康僧会等。粟特人由于早在公元8世纪,那里就已被伊斯兰教所征服,迄今该地未发现粟特语的佛教文献。只在其东部邻近我国新疆的七河(Semirechiye)一带有佛教寺院遗址发现。粟特语佛教文献主要在新疆的吐鲁番和甘肃敦煌发现,而且多译自汉文。

 

二、西域胡语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科学界不知道有西域各种胡语佛教文献的存在。一般人认为当地人民从古以来就信仰伊斯兰教。

19世纪60年代当浩罕人阿古柏(Yakupbek)建立所谓“叶提夏尔”(YetishAhr)伪政权时,英国印度殖民政府曾派出以Forsith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内有语言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二度访问喀什、莎车等地。代表团回国后曾出版有多卷本的报告书,内中就提到有古城湮没在塔克拉大沙漠中。与此同时,沙皇也派遣以哈萨克族军官乔坎·瓦里汉诺夫(Chokan Walihanov)为首的情报收集队到南疆收集军事、政治方面的情报,回国后,撰有《南六城概要》(Ocherk Alty ShAhra)一书。

之后在1890年,英国上尉包威尔(Bower)因追缉逃犯来到库车。他偶然从一居民手中买到写有婆罗米字母的桦树皮写本。之后,该写本送到印度加尔各达(Calcutta)。经过著名东方学家霍尔恩(R. Hoernle)教授的鉴定,该写本为属于公元4世纪的梵文古书。这就一下子引起轰动。与此同时,俄国驻喀什领事彼特罗夫斯基(N. F. Peterovsky)也致力于搜购和田和库车等地出土的写本及其它古物。之后,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 N. Krotkov)也在努力搜购土鲁番出土的写本和其它文物。所有他们搜购的古物,后都送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并保存在那里的亚洲博物馆。1892年法国学者杜特罗依· 德·兰(Dutreuil de Rhines)在和田巴扎尔(市集)上也买到一桦树皮写本。这一写本在欧洲引起更大的轰动。1897年在巴黎举行的东方学家大会上,法国梵文学家色纳(Senart)作了关于此本的专门报告。他确定该写本为属于公元2世纪的《法句经》(Dharmapada)(佛教诗集),文字是佉卢文(Kharosthi),语言为古代印度西北俗语(Prakrit)。在同一会议上,俄国梵文学家奥登堡(V. Oldenburg)宣布该写本的另一部分存于彼得堡。

这些偶然出土的发现品促使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组织和派遣考查队去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发掘。1898年俄国科学院派出以克来门茨(D. A. Klementz)为首的考查队去土鲁番。克来门茨考查队在高昌古城进行了发掘,获得不少古物(包括第一批出土的回鹘文献)。1900-19011906-19081913-1916英国派出以斯坦因(A. Stein)(原为匈牙利人)为首的考察队去新疆和敦煌,获得更多的古物。特别是在其第二、第三次考查期间他从敦煌取走了多达万件的各种古代语文写本(其中也包括突厥如尼文、摩尼文、回鹘文等古代维吾尔语写本)。他在土鲁番也进行了发掘工作。

俄国和英国的成果刺激德国人急忙组织和装备了考古队去土鲁番。从19021907年和从19131914年,德国先后派出以格伦威得尔(A. Grünwedel)和勒寇克(Le Coq)为首的四次考查队来新疆。前三次们主要是在土鲁番工作。第四次则在库车。在前三次考查期间,他们几乎考查发掘了土鲁番地区的所有重要的遗址,包括古城高昌以及胜金口(Sengim )、木头沟(Murtuq)、柏则克里克(Bezeklik)、土峪沟(Toyuq)等地。他们获得了大量各种古代语文的写本(勒寇克说是17种语言,24种文字)、绘画、雕塑和其它古物。他们从鲁番、库车等地石窟中切割下许多壁画,运到柏林后再重新拼装起来,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展出[14]。在古代回鹘文献(用各种文字写成)方面,以德国获得的最多。现柏林科学院土鲁番学研究中心收藏的回鹘文献编号已超过5位数。

法国政府也派出了以伯希和(P. Pelliot)为首的考古队去塔里木盆地。他们主要是在巴楚(Maralbeshi)和库车工作。在敦煌伯希和也获得了大量的汉文、藏文和回鹘文的写本。

当日本京都西本愿寺主持大谷光瑞(1996-1948)在伦敦从报纸上看到斯坦因在南疆地区考古所获成果时,引发他想了解佛教从印度经新疆传往中国和日本的愿望。于是他组织了三次考查队去塔里木盆地搜寻古物(1902-19041908-19091910-1914)。

在简述新疆考古考查的情况时,我们不应忘记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芬兰的曼涅海木(E. Mannerheim)的名字。他们在收集回鹘文等胡语写本和其它古物方面也做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1927-1935年由瑞典和中国两国组成的中瑞西北考查团,在新疆工作期间收集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古文物。参加中瑞考查队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对新疆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也发现和购得许多民族古代语文文献,如现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的回鹘文《玄奘传》就是由他携回北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从19591975年,新疆博物馆先后在土鲁番进行了13次发掘。此外,在50年代和60年代,新疆博物馆尚在尼雅、巴楚等地进行发掘工作。1959年以吴震先生为首的东疆文物队在哈密地区进行文物调查时,从当地一农民手中收集到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据说此写本出自天山一名叫铁木尔图(Temurtu)的地方。

1974年筑路工人在焉耆七个星(Chigtim)偶然发现了古代焉耆语的《弥勒会见剧记剧本》(Maitreyasamitinqwaka(44张,88),引起世界东方学家的极大关注(按此书古代焉耆语本子和回鹘文本子已分别由季羡林教授和我本人刊布——季先生分别用汉、英两种文字,回鹘文本子分别用汉文、德文刊布)。

这里我想顺便指出,由于地方居民对古代文物的价值缺乏认识,特别是出于对所谓“异教徒”东西的宗教偏见,许多珍贵的文物和写本被永远地毁掉了。例如,一些古代写本被剪做鞋样,珍贵的羊皮书因皮子质量好被用来缝制皮靴。勒寇克在其关于德国第二、第三次新疆考古工作的通俗读物《新疆地下的文化宝藏》[15]一书中这样写道:“(土鲁番)当地一农民告诉我说,5年以前(在第一次德国考古队到达前)他曾在一寺院的遗址中发现五车(现代维吾尔语为araba)写本……他因害怕这些不祥的文字……于是全部把其倒入河中。”[16]

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考古发掘和各种古代民族语言文字的发现(据德国勒科克Le Coq说有17种语言,24种文字)直接导致许多新的东方学学科的诞生,如古代焉耆-龟兹语文学(吐火罗学Tukharology)、古代和田塞语文学、古代突厥语文学等。前二者由于属于印度-欧罗巴语言学新发现的语文,近百年来一直受到有关学界的极大关注,例如,远在北极圈内的冰岛首都里克雅维克从上世纪90年代就正式出版了专门研究吐火罗语的专门刊物《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Journal of Tokhrian and Indo-european Studies)。季羡林教授曾是该刊物的编委之一。

至于对古代焉耆-龟兹语(吐火罗语)的研究,开始时由于人们不知是何种语言,暂名为第一种不知名语言(Unbekannte Sprache I/Unknown Language I)(实际上为二种有亲属关系的语言)。

1908年该两种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为德国学者Sieg, Siegling首次解读以来,已发表的论著近万种。由于她们是地球上最靠东的一支欧罗巴语言,历来受到印欧语言学家的重视。至于这支说与西欧欧罗巴语接近语言的人民是如何来到新疆塔里木盆地的,他们是否与我国古籍中的月支/月氏人有关,目前仍是一个谜,众说纷纭。西方学者一般习惯称之为吐火罗语或带引号的“吐火罗语”。至于是否与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斯坦古代吐火罗语(公元前后若干世纪使用)有关系,也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和田塞语当发现之初被称为第二种不知名语言(Unbekannte Sprache II/ Unknown Language II)。不久学者们经过研究,知道她是一种塞(Saka)语,也即古代希腊古典作家所说的斯基泰(Skythen)语,古代波斯人称之为Saka 我国称之为塞语。因这种语言的文献主要在和田发现,所以称为和田塞语,以区分于印度西北和中亚发现的其他塞语。后又发现今哈什东北部巴楚发现的一批文献的语言与和田塞语有很大的不同,故称之为巴楚塞语。根据唐代著名僧人(裴)慧琳所撰名著《一切经音义》和玄奘的叙述,今喀什(喀什噶尔Kashghar)地方的语言也应该是一种塞语。

粟特语/窣利语是新发现的第三种部知名语言(Unbekannte Sprache III/Unknowen Languge III)。后经德国大东方学家F.W. K. Mueller(据说他通晓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主要语言)研究,知道是早为中世纪穆斯林学者如BeruniHuarazmi所记载的粟特语(Soghdian),也即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窣利语(这里因方言的关系,词间辅音d/l 辅音交替,玄奘听到的是l方言)。

至于在西域佛教占重要地位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读者可参阅拙文《回鹘文佛典与<大白莲社经>残卷研究》,发表在本刊的2930期。

下面分别列举现存和田塞语、吐火罗语及粟特语的佛典:

 

三、西域胡语佛教文献

 

(一)和田塞语佛教文献

和田塞语佛教文献的研究开始于1897年。这一年德裔英国东方学家霍尔恩(Rudolf Hoernle)在《孟加拉兖州学报》(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661)上发表题作《新疆出土古代写本另外三藏品》,文中他刊布了藏品的影印本和初步的拉丁字母转写,以后德人Ernst Leumann和瑞典学者Sten Konow继续这方面的工作。在和田语研究取得最大成绩者为澳大利亚-英国学者、剑桥大学印度-伊兰学家贝雷(Harold Bailey)教授。他生前共出版9卷关于和田塞语文献研究及《和田语字典》(Dictionary of Khotanese)。我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有幸在他位于剑桥大学植物园内的住所访问了他,并蒙赠送《伊兰碑铭汇集》(Coro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若干册。其余对和田塞语研究做出贡献的尚有Emmerick Dresden, Skjaervo, Maggi, 熊本裕,等。

现存和田语的佛教文献主要有:

譬喻故事:《善财譬喻》(Sudhanqvadqna,《阿育王譬喻》(A1okqvadqna,《迦腻色伽王譬喻》(Kani2kqvadqna,《难陀譬喻》(Nandqvadqna, 《罗摩衍那》(Rqmqyaza,《佛本生赞》(Jqtakastava)。

暂巴斯塔书(Book of Zambasta),它实际上为一用和田语编写的百科全书。

其余重要经典有:

金刚经(Vajracchedikqs[tra,

心经(H3dayas[tra

大般若婆罗密多经(Mahqapraj`qpqramiqas[tra

实相般若婆罗密多经(Adhyardha1atikqpraj`qpqramitqs[tra

妙法莲花经(Saddharmapuzfar]kas[tra

文殊师利发愿经(Bhadracaryqde1anq

宝积经(Ratnak[was[tra

无量寿经(Sukhqvat]vy[has[tra

僧伽吒经(Saxghqwas[tra

贤劫经(Bhadrakalpikas[tra

药师琉璃光王经(Bhai2ajyaguruvaif[ryaprabharqjas[tra)

首楞严三昧经![raxgamasamqdhis[tra

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zabhqsasottamas[tra

右旋经Pradak2izas[tra

业辨经Karmavibhaxga

法身经Dharma1ar]ras[tra

无量寿经Aparimitqyu4s[tra

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Anantamukhanirhqradhqraz]s[tra

妙门经Sumukhas[tra

智炬陀罗尼J`qnolkadhqraz]

守护大千国土经Mahqsqhasrapranardan]

观世音陀罗尼Avalokite1varadhqraz]

不灭光陀罗尼Am3taprabhadhqraz]

此外尚存有一些密宗文献及医学、世俗文书等。

这里顺便提及Gertsenberg氏的俄文书《和田塞语Khotano-Sakskiy Yazyk》,1965pp.21-27中的“ 和田塞语佛教文献一览表”值得参考。

 

(二)古代焉耆-龟兹语佛教文献

1、古代焉耆语

1952Sieg 刊布了《吐火罗语翻译II[17]。此为1943年刊布的《吐火罗语翻译I》的继续[18]。是在作者死后由Thomas 整理出版的,内中把Nr. 56-403中的34个断片比定为7种经典,并进行了严密的逐字翻译。它们是《六牙象本生》(Saddanta-Jataka)、《哑躄贤者本生》(Mugapakha-Jataka)、《阿离念弥长者本生》(Aranemi-Jataka)、《亿耳童子本生》(Kotikarna-Jataka)、《!ibi国王本生》(Unmadayanti-Jataka)、《须大拏太子本生》(Visvantara-Jataka)。把它们逐一与各种经本比较对照,究明其异同,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其中已弄明白的相应经典如下:

六牙象本生:汉译文见《大庄严论经》No.69,《六度集经》No.28,《有部律药事卷》15

哑躄贤者本生:汉译《六度集经》No.38太子墓魄,《有部律毗奈耶》卷19

阿离念弥长者本生:《贤劫经》卷3,《悲华经》等,内容似不太一致。

亿耳童子譬喻:汉译《十颂律卷》25,《有部律皮革事》,《大庄严论经》No.18,内容最近于《十颂律》[19]

须大拏太子本生:汉译《六度集经》No.14,《太子须大拏经》,《有部律药事》卷14及《破僧事》卷16等。

关于焉耆语还有捷克学者普哈(P.Poucha)的选文出版[20],全出自Sieg,Siegling的《吐火罗语残卷I》。但对其中的一些故事提供了其他文本的译文,对理解吐语很有帮助。

上面《文选》中的IXKrause的《吐火罗语》(Tocharisch(1971)卷末都刊布了焉耆语Nr.395的原文。Krause 并加上了德文的逐字翻译和自由译文。在出版《文选》前,普氏也出版了焉耆语的词汇集[21]。关于吐语不论焉耆语抑或龟兹语都没有可以称之为字典的东西出版。1941年刊行的A.J. van Windekens 的《吐火罗语词源字典》[22]为综合以前发表的有关吐语单词及究明其语源之书,同时只限于基本词。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不如普氏的关于焉耆语的词书。早在1930年,普氏就预告了他将出版一本《吐德字典》Tocharische-Deutsches Woerterbuch[23]。后来最终出版的书是用拉丁语解释的。关于这本字典,可参看Couvreur氏的逐条评论[24]。总之,普氏的字典是对吐语A方言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欧洲学者Carling等正在编写新的甲种吐语字典(第一册已出版)。

 

2、古代龟兹语

关于龟兹语佛典刊行于Sieg, Siegling的《吐火罗语残卷,B语,第二分册》[25]。此书如上所述《吐语翻译II》一样,是在著者去世后,由Thomas刊行,为Nr.71-633断片的整理。龟兹语断片大部分存于柏林德国收集品中,一部分见于Hoernle收集品[26]及日本大谷探险队资料中[27]。内容除佛典外,尚有历史书、文学、记录、文书等。本书与其第一分册《法集要颂注释》(Udanalankara(有原文、翻译、词汇)不同,只有龟兹语原文,未发表对其内容的研究。但其中一部分已作为独立论文发表过[28]。此书提供了龟兹语的正确原文,给读者带来了方便。

关于龟兹语佛典的研究还有Couvreur刊布的对戒律方面的论文[29]。此为Hoernle收集品中H.149,X3-5H.149,339H.149 add.131五个断片的原文及其译文,并与梵本十颂律戒本进行了对比。这里研究的龟兹语资料虽已为Lévi所发表,但著者根据新的见解,重新进行了研究。同氏还发表了《SteinCh 04316aHoernle14947231诸断片》[30]一文。其中的斯坦因本和J. Filliozat刊布的Ch.00316a[31]是同类的医学内容。后者H.149.43为摩咥里制吒(Matriceta)的《一百五十赞》的龟兹语译文断片,相当于D.R. Sh. Bailey的校订本[32]中的58偈-62偈。Bailey氏(注意:不要与和田塞语专家H. Bailey想混)尚作为该《一百五十赞》刊本的附录,刊布了相当于8292偈的龟兹语断片(存于柏林的S29.3=Nr.251)。同时弄清楚了H.141.231为《涅槃经》的一部分,相当于E. Waldschmidt校订的梵文本[33]《大般涅槃经》中“事件Vorgang4547的部分。但Couvreur氏在其论文中只刊布了原文(还有Ch.00316a的译文),未与其他本作比较。还有Krause在前述《吐火罗语》一书中的末尾附有龟兹语的《阿离念弥本生》(Nr.88)的拉丁转写和德文译文。

龟兹语除有上述的佛典外,尚有许多一般的文书,这里从略[34]

过去刊布的龟兹语宗教文献全为佛典,所以人们认为龟兹语宗教文献可能只限于佛教方面的。但后来德国学者von Gabain , W.Winter刊布的《突厥语吐鲁番文献九》(Turkische Turfantexte IX)则为摩尼教内容的文献[35],令人惊讶。这表明除佛典外,吐火罗语尚有其他宗教文献。该摩尼教文献为190507年,德国第三次考古队在高昌附近发现。为与佛典同样形式的写本,编号为246250259260的断片。校订出版者整理成117行。其中1045行之间对照书写回鹘语与龟兹语。过去只知有梵文-吐火罗语对照的东西[36]。我们不知道这种回鹘语-龟兹语对照的摩尼教文献是如何产生的。但可以肯定书写年代应在高昌地区开始突厥化的68世纪之后,即在年代上要比佛典类文献晚。写本中所见的龟兹语属于东部型。总之是很珍贵的资料。

概而论之,吐火罗语佛教文献主要有[37]

本生及譬喻:Arazemi本生、@affanta本生、M[gapakha本生、S[ryodgamaprqtiharya本生、亿耳譬喻(Kowikarazqvadqna)、Unmqdayanti本生、Vi1vantara本生、Puzyavanta本生。

阿含部:Udqnavarga, Udqnalaxkara, D]rghqgama, Nidqna-sa/yukta.

阿毘昙部:Abhidharmqvatqra-prakaraza, 可能包括《阿毘达摩俱舍论》残卷。

赞诵:《一百五十赞佛颂》(!atapa`cq1atk astotra)、Udqna stotras、《佛赞》(Buddha stotras)。

律部:律部(Vinaya)及十诵律(Prqtimoksa)残卷。

大乘经:《大涅槃经》、Yoga1ataka 、《悲华经》、一件密宗残卷。

其他:《辨业经》(Karmavibhaxga)、《四生经》(Catu2pari2at-sutra, Da1ottara-s[tra, 羯摩诵(Karmavqcanq, 誓愿(Prazidhi)。

   

用古代龟兹、焉耆—高昌语写作的作家,除著名的鸠摩罗什外,尚有焉耆人圣月  (Qryacandra)、高昌人鸠摩罗佛提(Kumqrabudhi)、库车人木叉麴多(Mok2agupta)、勿提羼鱼

(Utpaitsirauw`e)等。

 

粟特语佛教文献

本生故事:

须大拏本生(Vessantara Jqtaka

大型佛教故事集《十业道譬喻花环》(Da1akarmapatha-avadqnamqlq

佛经:

入楞伽经(Laxkqvatqra-s[tra

央掘魔罗经(Axgulimql]ya-s[tra

维摩诘经(Vimala-kirti-nirdesa-sutra

头陀经(Dh[ta-s[tra

妙法莲花经(Sad-dharma-puzfar]ka-s[tra

无量寿经(Sukhqvat]vy[ha-s[tra

华严经(Avata/saka-s[tra/Gazfavy[ha-s[tra

善恶因果经(S[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僧伽吒经(Saxghqta-s[tra

金刚经(Vajracchedikq-s[tra

大乘大涅槃经(Mahqyqna-mahq-parin]rvqza-s[tra

放光般若经(Pa`cavi/satisahasrikqpraj`q-pqramitq-s[tra

药师琉璃光王如来经(Bhai2ajya-guru-vaif[rya-prabha-rqja-tathqgata-s[tra

 

禅宗方面:《究竟大悲经》(Absolute-final Great Compassion S[tra

 

伪经:谴责醉酒经(Sutra of the Condemnation of Intoxicating Drink



[1] 任继愈,1973,第2页。

[2] R.E. Emmerck,1967, p.23. 日文译文见寺本婉雅《于阗国史》大正10年, 22页。

[3] 《法显传》,1958 4-5页。

[4] Liu Mautsai, 1969,20-21页。

[5] 所谓“吐火罗语”的发现和研究是20世纪初新疆考古发现的巨大成果之一。它是印欧语在中亚最靠东的语言,所以历来受到欧美印欧语比较语言学家的重视。参见拙文《古代龟兹、焉耆语》,载耿世民《新疆文史论集》(2001,北京)及《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载同一文集。所谓kentum 是印欧语语言学使用的术语,指印欧语中“(一)百”这个数词是以k 开头抑或以 s 开头。西欧的印欧语多以 k 开头,所以属kentum 语组,而亚洲的印欧语如印度梵文、诸伊兰语、斯拉夫语等则以 s 开头,属satem语组。

[6] 《大唐西域记》,1985,卷1

[7] 汉文原文见季羡林、耿世民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

[8] 我认为古代车师人与著名的月氏人有关系。

[9] 关于塔里木盆地原居民对现代维吾尔民族形成的影响问题(即所谓的底层substratum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牵涉到关于古代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语言、人种和文化等多种学科的知识,这里不能详谈。

[10] 由于回鹘人先信仰摩尼教,之后才皈依佛教的,所以在回鹘佛教文献中一些佛教术语用的是粟特语,而不是梵语,如:梵天、帝释分别为azrua, xormuzta(来自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的 ’zrw’, xwrmwzδ , 而不是梵文的 Brahma , Indra 等。

[11] 汉文原文见《宋史》卷490《高昌传》。

[12] 关于转功德(回鹘文称buyan äwirmäk)的习俗有的学者认为是古代中亚和新疆当地的产物,而不是来自印度。

[13] 参见罗斯(Ross)的英译本The History of Moghuls of Central Asia , 1894,p. 52.

[14]可惜这些古代人民的艺术珍品一部分毁于二次大战盟军对柏林的轰炸中。

[15] 德文原文题作《 沿着在新疆的希腊足迹》(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16] 该书英译本,第58-59页。

[17] Sieg. Ue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II, APAW,1951,Nr. 1.

[18] Do.: Uebersetzungen aus dem Tocharischen,,I, ABAW,1943,Nr. 16.

[19] 关于此故事见井之口《吐火罗语Kotikarnavadana断片》,龙大论集358号。

[20] P. Poucha: Chrestomathia Tocharica,Institutiones Linguae Tocharicae,pars II,Pracha,1956.

[21] Do.: Thesauus Linguae Tocharicae,Dialecti A, pars I, Pracha 1955.

[22] Lexique Itymologique des dialects tochariens ,LOuvain,1941.

[23] Archiv Orientalisi,2,1930,p.27.

[24] Couvreur: Bemerkungen zu Pavel Pouchas Thesauus Linguae Tocharicae,Dialecti A, La Nouvelle Clio,VII-VIII,1955-1956.

[25] Sieg,Siegling:Tocharische Sprachreste, Sprach B,Heft 2, Goettingen,1953.

[26] Nr.154,318,75,161,495.

[27] Nr.204.

[28] Sieg: Die Kutschischen Karmavibhanga-Texte der Bibliotheque Nationale in Paris,KZ.65. Geschaeftliche Aufzeichnungen in Toch. B aus der Berliner Sammlung, Miscellanes Academia Berlinene,II, I,Berlin,1950.

[29] Couvreur: Kutschische Vinaya-und Pratimoksa-Fragmente aus den Sammlung Hoernle,Asiatica,Leipzig,1954.

[30] -: Die FragmenteStein Ch. 00316a u. Hoernle H149.47 u.v231,KZ,72,1955.

[31] J.Filliozat: Fragments de texts koutschens de medicine et de magi, Paris,1948,pp.56ff.

[32] D. R. Shackleton Bailey: The Satapancasatka of Matrceta,Cambridge, 1951,p.77ff.

[33] E.Waldschmidt: Das Mahaparinirvanasutra,teil 3,Berlin,1951.

[34] 关于龟兹语文书,参见井之口:《大谷探险队携回龟兹语文书断片(Nr.541)》, 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从,1958

[35] A. von Gabain,W. Winter: Turkische Turfantexte IX, ABAW,1956,Nr. 2.

[36] 如焉耆语Nr. 384-386,龟兹语Nr. 527-551.

[37] 这里只举出发表拉丁字母转写或译文的吐火罗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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