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谷寺湛然与禅宗南北宗关系略论

作者：徐文明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3年05月07日

【内容提要】山谷寺湛然禅师是于天宝大历年间在舒州三祖道场潜修的禅门大德，与天台宗的湛然时代相当。禅宗湛然在天宝初期便担任山谷寺都维那，对保护三祖舍利有很大贡献，后又牵头组织南北著名禅师为三祖请谥号。围绕荼毗三祖灵骨、为三祖撰碑及请谥号等活动，南北两宗暗中展开了较量。

【关键词】湛然  三祖  山谷寺  天台宗  禅宗

【作  者】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中心研究员，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同名相混使人大伤脑筋，笔者曾在《此湛然非彼湛然》一文中指出中唐时期存在着两个湛然禅师，一属天台，一归禅宗，然而由于读书无多，证据搜集不足，绕了很大的圈子来多方论证，还是难下定论。非但如此，还妄下“禅宗的湛然不如天台宗的湛然出名，只见于独孤及的《碑铭》，不见于后世禅宗及他派史料，可能他是在山谷寺潜修的禅者”[1]的结论，今日思之，实令人汗颜。

    其实禅宗的湛然虽然确实不如天台宗的湛然出名，但也并非泛泛之辈，其名字也绝非只见于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不见于禅宗及他派史料，其实在学者熟知的禅宗史料中，就有关于禅宗湛然的明确记载。

    近日偶读《宝林传》卷八所载房琯（697—763）三祖碑文，忽见“非别驾李公，孰能权舆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钦，寺主崇英，都维那湛然，禅师道幽，孰能保护营卫”之句，不由大喜过望，原来禅宗湛然的名字早已出现在房琯所撰碑文之中，而且在天宝之初他就已经是山谷寺的都维那，为寺中三纲之一，算是地位较高的高僧了。

    那么天台宗的湛然是否有可能在天宝年间到过舒州，并担任山谷寺的都维那呢？这种可能性可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据《佛祖统记》，天台湛然天宝七年（748）始于宜兴君山净乐寺正式出家，如此天宝五年（746）天台湛然尚未正式出家，当然没有可能在大寺中任维那之职。若依《宋高僧传》，天台湛然于天宝初年登僧藉，如此他也有可能在天宝五年以前出家，然即便如此，湛然寿七十二，腊三十四，据此他受具足戒的时间当在天宝七年（748），一个未受具戒的沙弥同样没有可能任此要职。

    天台湛然固然没有可能在山谷寺任维那，那么房琯的碑文有没有可能是伪作呢？《宝林传》的可靠性一向是不被认可的，其中所收的碑文也因此受到怀疑，如法琳所撰的二祖碑文就颇受垢病，以为非法琳之作。虽然独孤及的《镜智禅师碑铭》提到房琯撰有三祖碑文，但是此碑文并未收录于《全唐文》及其他史料中，只见于《宝林传》，是不是智炬自撰或误收的伪作呢？

    《宝林传》虽然并非全然可信，但也绝非一无是处。以大胆怀疑而著称的胡适先生也认可这一碑文的可靠性，并指出其证据就是其中所述的西土传承是不同于《宝林传》二十八祖说的八代说，若非房琯实有此碑，《宝林传》是不会自造一个与自己观点不同的碑文的。

    《神会语录》中有与时任给事中的房琯的问答，据《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天宝五年擢试给事中，其与神会相遇大概就在此年。《宋高僧传》更有神会于洛阳图缋六代祖师影像，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的记载，似乎房琯是忠实的南宗的信徒。虽然此类达官贵人未必倾信一家一派，但是房琯比较倾向于南宗却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不能由此肯定房琯撰碑是受了神会的托付。碑文之中无一言提及神会，同样也没有提到北宗，大概是房琯故意回避，以免陷入两家的纠葛之中，这与后世独孤及公然为北宗争正统形成鲜明的对照，看来他在当时北宗势力连天的环境下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表现出完全站在神会一边的意思。

    从碑文本身来看，房琯撰碑不是受了南北宗哪位大师的请托，而是应一位白衣处士的要求而作。文称“缘何其言镂金石，垂之不朽？有处士樊定超，不远千里，来访三居，乃梗概其晦明存时之寄，死生自在之异，岂伊言字，能语至极”，这段话语意甚明，是说有位名叫樊定超的处士千里来访，将三祖大师的事迹等有关情况告诉房琯，才使大师之事得以镂之金石，传之后世。

    樊定超以处士之身千里而至，肯定不是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他很可能是受了山谷寺上座惠钦等人（包括湛然）的委派，借三祖灵骨阇维之事提高山谷寺的声望。樊定超此行可能还有打通与普寂大弟子（惠空、胜缘等）的关系，使之出面为三祖请谥号，借以进一步抬高北宗的地位的使命。但是这一使命显然没有完成，或许当时谁是普寂的继承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由谁出面向朝廷为三祖请谥号就不大好办；或许当时北宗诸大师自认为势力连天，没有必要以此反过来加强在禅宗中没有多大影响的山谷寺一支的地位。以当时北宗的势力与影响，若由普寂大弟子领衔，为三祖请加谥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比后来三十年后国家动荡、兵火战乱之余再来此举要容易得多。然而樊定超此行只是完成了请文人撰写碑铭的任务，并未实现为三祖请谥号的愿望。

    围绕着为三祖撰碑铭、请谥号等问题，南北两宗展开了一场激烈却又无声无息的较量。祖师的荣耀当然重要，然更重要的是谁是正统传人的问题。在房琯所撰三祖碑文的问题上，双方表面上是旗鼓相当，事实上却是南宗稍占便宜。表面看来，碑文两边都没提到，只言及道信，连弘忍的名字都没出现。但房琯事实上是受了山谷寺惠钦、湛然等人的请求而作，不提北宗为正统，显然不是他们的本意，而且房琯暗地里还加上了几句表达南宗意见的话，如云“可公将还邺，谓大师曰：‘吾师有袈裟一领，随法传予，法在汝躬，今将付汝。’”这显然将神会自菩提达摩开始“以传衣为信”的说法偷偷塞了进去，暗示北宗未得“信袈裟”，不是正统，还将神会编造的八代说写入碑文。这一说法显然是惠钦、湛然等人所不能接受的。

    据《宝林传》卷八，李常在天宝五年便向神会求教三祖的归宿问题，神会告之在舒州山谷寺，李常还心存怀疑，其年七月左迁为舒州别驾，到任三日，州中僧道来参，李常便问此州是否有山谷寺，三纲答曰实有，又问寺后是否有三祖墓，上座惠观答曰实有，其年十一月李常便主持阇维三祖灵骨，得舍利三百余粒，李常遂舍俸禄起塔供养一百粒，派人送与神会一百粒，神会于荷泽寺浴室院前起塔供养，另一百粒李常自于家供养。另外同年十二月李常设舍利斋时从西国来了一位揵那三藏，三藏所述西土传承一如《宝林传》所载，同时住在舒州禅众寺的六祖惠能的弟子智本禅师还解释了昙曜编集《付法藏传》的误失。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南宗对于三祖阇维灵骨及起塔供养同样是做了很大贡献的，而且六祖弟子也有人住锡舒州，表明南宗也意识到三祖对于争夺禅门正统的重要性。

    李常所问的“三纲”当为在州城中担任舒州僧官的“三纲”，不是山谷寺的“三纲”，下句又说上座僧名为“惠观”，与房琯碑文所说的上座“惠钦”不合，可知实非山谷寺三纲。

    由于房琯曾受到神会的影响，对南宗抱同情的态度，因此在碑文中只是说到惠钦、崇英、湛然、道幽等有“保护营卫”之功，并未明确他们的师承和宗系，那么后来于大历年间为三祖请谥号且明显倾向北宗的山谷寺湛然究竟是天宝年间的禅宗湛然还是自天台而来的湛然，似乎还不能完全确定，也不能完全排除原来的湛然已经辞世、天台湛然远来继其使命的可能。

    然细审独孤及碑文，这种可能性还是微乎其微。所谓“长老比丘释湛然，诵经于灵塔之下，与磵松俱老，痛先师名氏未经邦国焉，与禅众寺大律师澄俊，同寅叶恭，亟以为请”，天台湛然当时已经年过耳顺，也算是长老比丘，然他不可能日日诵经于三祖舍利塔（灵塔）下，而“与涧松俱老”表明这位湛然是长期生活在山涧之中，龟鹤加龄，松柏添寿，当时一枝，今已森森，无情之木尚且如此，人欲不老可乎？因此只有天宝之初便为此寺三纲的禅宗湛然才符合独孤及的描述，他才有可能日日诵经于三祖塔下，才会为三祖名号未经邦国而痛心疾首，才会为此事错过机遇而痛惜。也只有早为三纲、今成耆宿的禅宗湛然才会被尊为山谷寺的长老，即便果有其事，偶至此寺的天台湛然也不可能有此地位。而天台湛然跑到舒州住了超过三年（大历五年至七年，或更长）之久，目的是为禅宗三祖请尊号，这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经过禅宗湛然等人的努力，特别是一帮崇奉禅宗尤其是北宗的官僚如独孤及、张延赏、元载、王缙等人的大力支持，三祖的谥号及塔号终于在大历七年四月批了下来。如果说上次由于北宗普寂诸大弟子活动不力而导致在纪念三祖的运动中让南宗占了便宜，那么这次则是北宗大获全胜。表面看来，惠能也被列为传法弟子，好象还排在神秀前面，“忍公传惠能、神秀，能公退而老曹溪，其嗣无闻焉”，然惠能的弟子却全被抹杀，似乎独孤及们从来没听说过名振东都的神会，更遑论怀让行思了。这就等于说，惠能一支已经绝种了，是不是正统也就无所谓了，留下的神秀、普寂、弘正一系也就成了禅宗唯一的正传，没人和他们争了。

    参与这次活动的僧人全都属于北宗，“俱纂我禅师后七叶之遗训”，实际是说他们都是普寂的弟子。湛然代表山谷寺，澄俊代表禅众寺，他们为本地代表，惠融代表嵩山，开悟代表胜业寺，二人属于外地代表。澄俊成了禅众寺的代表，表明南宗的势力已经被完全排除出去了，即便智本禅师确实当过禅众寺的住持，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了。而开悟与惠融的到来表明这次是北宗的一次联合行动，特别是作为嵩山这一北宗大本营的代表的到来更是对这一行动的最大的支持。除了露面的普寂弟子之外，还有一个人在这次行动中可能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当时已经成为公认的普寂正传的弘正。惠融是不是弘正的特使不得而知，但他确实代表了作为北宗正传和最大的一支的声音。正是由于北宗倾尽力量促成此事，才使北宗成为这一行动的大赢家，再次确立了北宗的正统地位。

    北宗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其盛极的背后正潜藏着极大的危机。事实上，并非如独孤及所说惠能之嗣一无所闻，非但如此，由神会开创的南宗之一支已经在北宗的势力中心植根发芽，成为北宗的心腹之患。虽然神会本人终其一生也未达到取代北宗的地位的愿望，但他的后人仍然在努力实现他未尽的愿望，并且在大历年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在两宗斗争的背后，是不同派系的官僚之间的矛盾。虽然北宗势力连天，非一时所能撼，然而神会也在长期的传法过程中得到了一批有势力的官僚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人，在前则是兵部侍郎宋鼎，在后则是嗣虢王李巨。宋鼎迎请神会入洛阳，使之进入当时的政治与佛教中心，为其以后的传法奠定了基础。李巨则以宗室之重、功臣之望迎神会遗体之洛，并扶持神会的弟子慧坚（719—792），为神会的兴盛及神会最终被立为七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李巨等人的支持下，以慧坚为代表的神会系在两京重新扎根。慧坚更是入住作为弘正的根据地的东京大圣善寺，对弘正派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更为可怕的是，在一帮拥护南宗的官僚们的影响下，圣心潜移，一向崇尚北宗的皇帝也开始注意上了南宗。代宗使慧坚住西京招圣寺，“遂命造观音堂，并缋七祖遗像”[2]，又据《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大历五年，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宋高僧传》神会本传则谓“敕谥大师曰真宗，塔号般若焉”。如此神会大历五年始得“真宗”之谥号，大历七年又赐塔号为“般若”，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神会乾元元年（758）辞世，大历五年才得谥号，这中间固然有国家多故的耽误，但是比起神秀与普寂来，也算不上什么荣耀。然而可怕的是“敕赐祖堂额”，这个祖堂大概就是《慧坚碑铭》中的“观音堂”，因为始祖达摩大师被认为是观音圣人应世，故以此名之。神会曾经于洛阳树惠能真堂，并图缋西域诸祖及中土六祖图像，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大概就是指中土六代传承，这就是神会代表南宗建立的祖堂，正是神会的这些做法激怒了北宗，才会使他一再受到贬斥。然而神会此举也是对“今普寂禅师在嵩山竖碑铭，立七祖堂”[3]的反击。虽然普寂势力极大，然而他所建的“七祖堂”却未被朝廷正式承认，如今皇帝以内府之资、尚方之匠再建神会祖堂，并赐堂号，兼缋七代祖师遗像，这就等于承认神会是禅宗的正传，虽未与七祖之名，却使其有了七祖之实，后来贞元十二年（796）的钦定其为七祖，只不过是正式认定而已。

    如此在大历五年至七年时，北宗事实上已经受到了南宗尤其是神会系的致命的冲击，对此他们却不能直接反击，因为这是皇上钦定的，只好曲线救国，借题发挥，以为三祖请加谥为名重树北宗的声威，然而这么做其实也没多大效果，因为皇帝钦定的只是三祖的谥号，并无借此抬高北宗之意，独孤及之碑铭是假官船贩卖私货，虽然达到了使弘正留名后世的效果，却无令北宗起死回生的可能。这次行为只是北宗的最后一次徒劳的努力，从此以后，北宗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下坡路，连被奉为第八代的弘正都落了一个无声无息，更别说其他人了。

    不论此举对整个北宗如何，然而湛然的目的却也达到了，他本来就没有资格成为北宗的正传，北宗主流派的命运对山谷寺一时也没有直接的影响，有了三祖这棵大树，不论南北宗谁得势，都不可能否定三祖，当然也无法动摇山谷寺在整个禅宗中的地位。领衔为三祖请谥号使湛然在北宗乃至整个禅宗中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使之成为知名的禅门长老，也使山谷寺这一偏居深山的禅寺一跃成为皇上钦定的全国性的大寺，可以说是无愧于祖宗，无愧于本寺，无愧于后人，因此此举虽然对整个北宗意义不大，对湛然与山谷寺却意义重大。

    湛然生卒年已不可考，从独孤及的碑文来看，他应属于普寂弟子，虽然后世《景德传灯录》所列普寂二十四弟子中没有湛然的名字。独孤及碑文中提到普寂弟子“升堂入室者六十三人”，湛然肯定在此之数。由于后世北宗衰微，使得此六十三之名大半不存，就连唯一的“得自在慧者”弘正也未见《灯录》，湛然不得其传亦无足怪。

    湛然无著作传世，亦无机缘语句，更不知其生缘族性，然而他的名字却因领衔为三祖请得谥号一事镂乎金石，垂乎后世，使得千载之下，尚知禅门有此宗师，或其功德之报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