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详细考察了隋文帝的舍利信仰，以及唐代诸帝对法门寺舍利的供奉情况，突出表现了皇帝的信仰行为对国家与佛教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隋文帝　武则天　舍利信仰　法门寺

作者圣凯法师，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佛教传入中国，最早是在上层社会流传；而且，作为外来宗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保护。皇帝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当然懂得佛教特殊的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封建帝王的支持，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皇权靠拢，政教互动，共助王化。皇帝作为中央集权的权力者，他的信仰行为是国家与佛教的最好结合点，隋唐诸帝的舍利信仰，便是集中的体现。

一、隋文帝的舍利信仰

舍利信仰在隋唐时代，由于历代皇帝的提倡，民间的参与，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宗教活动。隋文帝杨坚的佛教信仰与治国理念紧密结合，在仁寿年间的四年内，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先后三次下敕兴建舍利塔于天下诸州。

依王邵《舍利感应记》记载，隋文帝未即位前，曾有沙门赠以舍利子一裹。文帝与昙迁共数，数来数去，总是数不清，所以文帝对此特别珍视，将舍利与智仙尼的预言以及隋室受命联系起来，得出“我兴由佛”的结论。[1]此事在《续高僧传·昙迁传》亦有记载。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内史令晋王诏宣读诏书道：

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寺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已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息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2]

隋文帝仿照阿育王分送舍利、造塔的故事，命三十名高僧偕同朝廷官员被派往三十州佛寺颁赐舍利，至于未有寺的各州亦须在当地各起舍利塔，限十月十五日造毕，全国于当日安放舍利入石函，各寺僧尼作七日道场，为文帝及皇室宗亲等忏悔，为舍利设斋会。而且，隋文帝下敕百姓布施，令地方官停办公务七日。这种遍及全国甚至远达交州等边远地区的分送舍利行为，由此在全国掀起一阵崇佛热潮。而且，颁赐舍利的范围并不限于中国，“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3]。

随着舍利信仰的轰动效应，地方呈报的灵验、传说长篇累牍，于是再次颁赐舍利。《广弘明集》卷十七记载，仁寿二年（602）正月二十三日，隋文帝再颁舍利于五十一州[4]，而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常务七日”，“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5]仁寿四年（604），又分建舍利塔于三十余州。《续高僧传·洪遵传》记载：“仁寿四年，下诏曰……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三十余州，一时同送。”[6]

下面，依《广弘明集》卷十七所记载仁寿元年十月起塔（简称“广一”）、仁寿二年四月起塔（简称“广二”）、《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所记载仁寿元年十月起塔（简称“集一”）、仁寿二年四月起塔（简称“集二”）的资料，同时引用《续高僧传》送舍利的高僧，列表如下（1……仁寿元年十月起塔，2……仁寿二年四月起塔，4……仁寿四年四月起塔，续……《续高僧传》）[7]：

隋文帝三度营建舍利塔，依《金石萃编》卷四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廿六所载，当时所建舍利塔铭文现存有同州、青州、邓州、信州、京兆、信州诸处所建者。于是，全国三度掀起建寺起塔的热潮，迎送使者，报告灵验，可见其崇佛的热忱与佛教事业的伟绩。

二、唐代诸帝的舍利信仰——以法门寺为中心

隋朝的舍利信仰由于隋文帝的下诏，传遍全国各地。唐朝的舍利信仰是以皇室为主，特别是以法门寺为信仰中心。法门寺塔中舍利系释迦牟尼的一节中指骨，唐人及后代文献有不同称谓，如“佛骨”、“佛指节”、“佛指骨”、“真身”、“金骨”等。佛指舍利的形制，《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一记载：“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8]1987，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现《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以咸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按旧记云：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并不彻。征诸古典，验以灵姿，贞规既叶于前闻，妙相克谐于端彩。”[9]1987年，考古专家在塔下唐代地宫中重新发现了4牧真身指骨舍利，经测定，佛指骨长40.3毫米，宽17.55-20.11毫米，腔径13.75-16.5毫米，重16.2克，与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及同出《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所记完全吻合。

法门寺佛骨舍利来源于太白二三沙门，为阿育王所颁送于全国的舍利。唐代大历十三年（778）的《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

厥有太白二三沙门，摄心住持，得囗清净。其始远也，望而囗之。其少近也，囗而信之。周流一方，磅礴囗里囗囗囗色囗囗瑞光通宵，更雄达曙，不散者久之矣。咸请奉以身命，碎于微尘，精诚克孚，指掌斯获。验其铭曰：育王所建。因以名焉。[10]

法门寺佛指舍利便是来自阿育王的分送舍利之一。

依史料的记载，西魏恭帝二年（555），曾任岐州守拓跋育重修阿育王寺，首次开启地宫供养佛骨。仁寿四年（604），右内史扶风郡牧李敏曾奏请启开地宫，修复“成实道场”。李渊为讨伐陇西薛家反军到扶风一带视察，僧普贤上表请求重建，李渊改名为“法门寺”。唐武德二年，李世民平定薛家反军，李世民至法门寺，奉诏为八十名僧人主持剃度。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德亮表奏，汇报法门寺坍塌毁坏，申请重新修葺。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11]

自此法门寺地宫形成三十年一开的规矩，而且开启了唐朝先后八位皇帝迎请舍利供养的历史。

显庆四年（659），唐高宗请智琮等人至法门寺迎请舍利，而且提出必须见“瑞相”才能开塔迎请。显庆五年（660）三月，迎佛骨入东都洛阳内道场供养。《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说：“（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囗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龙朔二年（662），唐高宗才将舍利送归法门寺。

武则天久视元年（700）七月，有胡僧奏请开启地宫瞻仰佛指舍利，因狄仁杰力谏而暂且停止。长安（704）四年，武则天派遣凤阁侍郎崔玄暐、沙门法藏、文纲等前往法门寺迎奉佛骨。《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

长安四年冬杪于内道场，因对扬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即魏册所载扶风塔是。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暐，与藏偕往法门寺迎之。时藏为大崇福寺主，遂与应大德纲律师等十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昼夜，然后启之，神辉煜爚。藏以昔尝炼指，今更隳肝，乃手擎兴愿，显示道俗。舍利于掌上腾光，洞照遐迩。……岁除日，至西京崇福寺。是日也，留守会稽王率官属及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施异供，香华鼓乐之妙，蒙聩亦可睹闻。洎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敕令王公已降，洛城近事之众，精事幡华幢盖，仍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观灯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藏捧持，普为善祷。[12]

佛指舍利先在西京崇福寺停留，后起程奉送东都洛阳，供养在东都宫中明堂。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乘机发动宫廷政变，武则天亦于当年死去。中宗李显即位，在宫中供养佛骨三年，景龙二年（708），才派沙门文纲送奉佛骨归还法门寺。景龙四年，李显旌表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题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增度僧49人。后来，考古学家在法门寺地宫前室，发现大批绣金织绵和武则天献佛的绣裙与金袈裟。而中室发现高一六四公分的白玉灵帐，其上即有铭文：“大唐景龙二年戊申二月己卯朔十五，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此次迎奉佛指舍利的活动，前后达四年，为时最长。以后迎请佛骨，一般以两三个月为主。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肃宗派遣法灯、中史宋合礼、京兆府尹崔光远到法门寺开启地宫，迎请佛骨舍利，供养于京师禁中道场。于七月一日展供，献赠甚奢，沉檀香三百两，王公大臣前来礼拜献施。此次迎佛骨的时间，为时两个月，因为战火混乱，规模不大，供养亦不丰厚。

至唐德宗时代，《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记载：“（贞元）六年（790），春，诏出岐山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13]《旧唐书·德宗纪下》载，贞元六年春二月，“岐州无忧王寺有佛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14]

在唐代历史上，迎奉佛骨与谏拒佛骨一直同时存在。韩愈的《谏佛骨表》是上书唐宪宗，极陈迎请佛骨的弊端。《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记载：元和十三年（818）十一月，“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帅僧众迎之。”十四年（819）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余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15]佛指供奉于皇宫内院期间，宪宗更是事佛至诚，日日素衣斋戒，写《七律·无题》诗一首，对佛舍利至高无上的推崇。

“会昌法难”期间，唐武宗下令法门寺地宫佛骨不许供养。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八月，整修法门寺地宫，寻找抛撤的佛指骨，安置敬供在地宫内。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派遣使臣与京都左右街大德僧数十人到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后，奉送京中安国寺、崇化寺瞻仰供养。《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记载：

十四年三月廿二日，诏供奉官李奉建功、高品彭延鲁、库家齐询敬、承旨万鲁文与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同严香火，虔请真身。时凤翔监军使王景珣，观察判官元充咸来护送。以十二月十九日自京都护送真身来本寺。……以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归安于塔下之石室。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铢而斥映，积秘宝以相鲜，皇家之厚福无涯，旷劫之良因不朽，仍令高品彭延鲁、内养冯全璋颁赐金银绢等。[16]

懿宗对这次迎请佛骨非常重视，供奉活动前后将近一年。《新唐书》卷一百八十一记载：“咸通十四春，诏迎佛骨凤翔，或言：‘昔宪宗尝为此，俄晏驾’。帝曰：‘使朕生见之，死无恨！’肠管以金银为刹，珠玉为帐，孔鹬周饰之，小者寻丈，高至倍，刻檀为檐注，陛墄涂黄金，每一刹，数百人举之。香与前后系道，缀珠瑟瑟幡盖，残彩以为幢节，费无赀限。夏四月，至长安，彩观夹路，其徒导卫。天子御安福楼迎拜，至泣下。诏赐两街僧金币，京师耆老及见元和事者，悉厚赐之。不逞小人至断臂指，流血满道。所近乡聚，皆裒土为刹，相望于途，争以金翠抆饰。传言刹悉震摇，若有光景云。京师高赀相与集大卫，作缯台缦阙，注水银为池，金玉为树木，聚桑门罗像，考鼓鸣螺继日夜，锦车绣舆，载歌舞从之。”[17]地宫内刻置《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便是记载这次舍利迎奉的经过以及供养的金银珠宝等帐目，从中可见当时的盛况。

当时，法门寺佛指舍利因皇室的供奉而名扬天下，但是唐代长安城内有四颗佛牙，分别收藏在大庄严寺、崇圣寺、荐福寺和兴福寺，这些寺院分别举办“佛牙供养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佛牙会的盛况，与信众的真诚与虔敬，进行详细的描述：

蓝田县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左街僧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药食，珍妙果花，众香备严，供养佛牙，及供养楼廓下敷设，不可胜计。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飻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发愿布施庄严佛牙会，向佛牙楼散钱如雨。[18]

同时，圆仁亦记载唐代五台山有辟支佛牙和顶骨。

所以，舍利供养法会不仅佛教界的盛会，而且全社会参与，促进社会民众对佛教的认同。